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进入新世纪，得益于高新技术的武装，大众传媒的功能愈来愈强大，影响愈来愈深远，传媒研究也开始在思考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从比新闻、比政治更广泛的文化视角透视传媒，以充分揭示传媒的文化渊源，张扬传媒的文化个性。青年学者张福平的新著《文化传媒》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深刻诠释了传媒与文化的关系，研究了大众传媒作为政权的“喉舌”与作为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双重功能，并将传媒制品的品格优劣归根于传媒人品格之高下，呼吁传媒人应置身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从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上把握其本质、消化其精髓、吸收其营养，以便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从而对文化负责、对社会复命。
［关键词］《文化传媒》；传媒研究；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人类进入新世纪已经5个年头了。今天，从繁华喧嚣的大都会，到偏僻寂静的小山村，人们都切身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信息”的热浪，呼吸到了“信息”的空气。而这一切的发生和成为现实并出现在我们中间，只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当一场已经酝酿很久、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并即将猛烈迸发的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前，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松田米津、京特·弗里德里希和亚当·沙夫、科塔莱克等，在他们分别撰写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动向》《世界面临挑战》《信息社会》《微电子学与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等著作中，为人类预测了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描绘了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其中，尤为惊人的是，这批被统称为未来学家的学者，其实是分属于新闻记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但他们在其前瞻未来的著作中，却都一致地认为：作为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和影响，无所不在的新技术和无孔不入的新传媒，将会像“连通器”一样把世界各国和人类社会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跨越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社会。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无所不在的新技术”自不必说，其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已是目不暇接；至于“无孔不入的新传媒”，更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事实上已将十几年前人类幻想中的“信息高速公路”铺到了世界每一个有“收信人”的角落。今天，当人们谈论“世界一体化”、谈论“地球村”的时候，“技术”的无所不在和“传媒”的无孔不入，早已不再是一种预言而成为一种常态了。区区2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新技术和新传媒的集中体现和共同代表，信息技术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类的传播行为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正是缘于传播的沟通，才形成了社会。传播的内容因传播目的的不同而迥异，但若抽去内容，仅从其形式考察，则所传播的都是信息；换言之，所谓传播，即信息的分配、交换和扩散，而信息借以存储、转换和扩散的载体或媒介，就是传媒。有史以来，人类借以沟通的传媒在不断变化中日益进步，其进步的总方向是：传播手段愈来愈发达，传播工具愈来愈先进，传播效率愈来愈高效，传播内容愈来愈丰富。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传播与沟通的需要，一门以传媒为研究对象、以提高传播效率和质量为宗旨的新学科——传播学，于20世纪30年代初现端倪，并于二战以后羽毛渐丰，到20世纪末已成为学科之林中的“显学”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鉴于得到高新技术的武装，大众传媒的功能愈来愈强大，影响愈来愈深远，传媒研究也开始在思考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从比新闻、比政治更广泛的文化视角透视传媒，以充分揭示传媒的文化渊源，张扬传媒的文化特性。在国内传媒界，张福平同志是少数从事传媒文化研究的一位青年学者。近年来，她关于此类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先后见诸多家刊物，并有数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收录，引起了业内关注；其新著《文化传媒》，更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06年第2期刘西琳：言近旨远 曲径通幽《文化传媒》深刻地诠释了传媒与文化的关系。在该书的作者看来，这种关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解读：首先，传媒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业，传媒是文化的设计师，它通过塑造文化产品，引导文化消费，参与规定当代文化的走向，并把自己的印记深深地打在文化的积累上。其次，文化的品位和格调与传媒的品位和格调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传媒的品位和格调取决于文化的渗透，并表现为其解读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个时代的文化，其品位与格调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传媒的引领和导向，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再次，传媒的传播活动从终极目的讲，在于传播文化精神，其中的文化，既包括人文文化，也包括科学文化，两种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虽有不同，但在根源和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传播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投影，传媒的一项使命就是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整合。
《文化传媒》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揭示于传媒界，对于传媒界反省自身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大众传媒作为政权的“喉舌”和作为社会的公共空间，本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但在实践中，其公共空间职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则还是一片空白。社会发展对于大众传媒之公共空间职能的迫切需求与其在实践和理论上滞后的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日渐凸显出来，需要面对和解决。张福平同志关注这一现象并坚持进行研究。在《文化传媒》一书中，作者在界定“公共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大众传媒一身二任的双重职能；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成为联系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的桥梁与纽带”，从而“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求更广泛的力量支持，促进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和对政治的认同”，“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认同需求及政治参与的需求”；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可以使人们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培养人们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责任，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强调“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和渴求有意义的生活，而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鉴于其拥有的优势和功能，可成为充分展示人性并赋予人的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一个理想舞台”。作者深知，公共空间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众传媒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问题在于它不同于公共空间的其他部分，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这样一来，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就被提升起来了。总之，作者呼吁重视和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其理由之充分，其思维之缜密，在《文化传媒》中俯拾皆是。
《文化传媒》高度重视书、报、刊、音像、网络等表现为出版物的传媒制品的品位和格调，并将其品格之优劣归根于传媒人品格之高下，可谓一语破的，入木三分。《文化传媒》作者的下述判断精彩纷呈，相信能够赢得广大读者的共识：就传媒人、传媒制品、传媒制品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唯有科学，才能引导人们走向科学；唯有正确，才能引导人们走向正确；唯有高尚，才能引导人们走向高尚。只有高品位、高格调的传播者，才能为社会提供高品位、高格调的文化产品，从而才能培养出高品位、高格调的文化消费者”。作者在这里所揭示出来的“传媒人的品格——传媒制品的品格——传媒制品的消费者的品格”，是一个清楚显现三者之间影响与被影响、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品格链”，而其源头就是传媒人。毕竟，尽人皆知：一样的米可以做出两样的饭。
说到传媒品格，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传媒制品（一切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牌”问题。不容置疑，注重并精心营造出版物品牌的传媒人，大多为传媒界的精英，读者乃至社会称誉他们为“出版家”；与此同时，称那些唯利是图、不顾出版物质量的传媒人为“出版商”。一褒一贬，爱憎立见。凡产品皆有品牌高下、品质优劣的分野。“品牌”是什么？它是产品制造者信用和道德的持续投入和长期积蓄，它需要用一生来建设和维护，偶有疏忽，就会在瞬间毁掉。近读《美国怎样开发新产品》，书中，世界著名鞋类品牌“耐尔”的大老板德文斯意味深长地说：“品牌在美国企业主的心里就像一件中国宋代的瓷器，而企业主则永远是一个抱着这件瓷器走路的人。”细想一下，出版物的品牌又何尝不是一件需要精心呵护的“瓷器”呢？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传媒人的品格。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道德是人的自我立法。”可见，传媒人品格的提升，除了“文化自觉”，别无他途。惟其如此，《文化传媒》用了不少的篇幅论述传媒人应有何种品格，以及这种品格如何养成。书中，作者对传媒人的品格要求进行了梳理，择其要者，宏观地勾勒了传媒人应具备的品位和格调：事业认知能力——职业认同感；政治鉴别能力——社会责任感；文化解读能力——旨趣与情调；价值判断能力——辨别与取向。应当承认，就传媒人的品格而言，上述四方面是最根本的，传媒人的其他素质无不从属于这四个方面。所以，这一概括是准确的、有见地的，它将“德、才、学、识”都包括进去了。
传媒人的品格主要取决于其见识。在“德、才、学、识”中，“识”是集大成者，“德”的高下、“才”的大小、“学”的优劣，最终体现于“识”，即一个人的见识。“识”从何来，一般地说，它来自“德、才、学”；直接地看，它来自“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戏作《知识解》：“有知有识，无知无识；识必先知，知而后识；识从知来，是谓知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曾经出现的传媒人、传媒制品、传媒制品消费者品位同步下滑的现象，固然与商品经济带来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等副作用有关，但许多传媒制品的粗制滥造，也令人震惊地折射出某些传媒人“知”的贫乏和“识”的低下。试想，源头无水，何来滔滔江河？传媒品格一旦沉沦，短期内很难恢复。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人无信不立”；西方伦理学视诚信为伦理之根本，认为人一旦失去诚信便失去了一切。著名西方伦理学家西斯洛有一段话把“信”字说透了：“人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事，是被信任；人最痛苦的事，是失去信任；人最难办到的事，是重获信任。”那些一度失去受众信任的传媒要想重获信任，固然要从多方面做出艰苦努力，但提升传媒人的品格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一切产品，包括传媒制品，其质量无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其制造者的素质乃至民族素质。《文化传媒》的作者在书中借《知识解》呼吁传媒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以使自己能“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德建名立，形端表正”。这对于传媒建设，不啻为治本之策。
《文化传媒》以“文化”串起传媒的方方面面，托起全书，赋予传媒以“灵魂”，从而把作为特殊文化人——“文化守门人”的传媒人自身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格调问题突现在公众面前。中国的传媒人如何营造自己的“文化”才能适应新世纪传媒事业的需要呢？《文化传媒》给出的一个“解”是：“传媒人理想的文化站位是置身于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这六种文化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
我们很清楚，一般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同时拥有这六种文化，但历史和现实又都告诉我们，许多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多种文化的兼蓄、并存优势并做到了融会贯通，即学贯中西、识通古今。强调传媒人应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是传媒事业和职业的要求。须知，所有的传播活动，本质上都是不同内容的文化传播，传媒人常年乃至毕生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以文化为生，与文化为伍，将解读、优化、传播、普及和引领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业，如其文化品位仅仅停留在一般非文化人的水平，安能对文化负责、对社会复命？
所谓置身于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并非要传媒人同时成为六种文化方面的专家，只是要求传媒人能从“立交桥”上放眼文化大世界，拓展文化大视野，对六种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文化个性和文化共同性上把握其本质、消化其精髓、吸收其营养”。人们常常对文化作世俗的、肤浅的理解，其认识与文化的内涵相去甚远。文化学大师所揭示的文化，其含义泛指“人类社会一切非自然的创造物”、“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其形式“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显然，大众传媒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含义和文化背景下从事传播活动的，故传媒人对文化的解读能力，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其传播能力的第一要素。本书取名《文化传媒》，言简意赅，画龙点睛，仅此已可见作者用意之深和用心之苦。
［关键词］《文化传媒》；传媒研究；大众传媒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人类进入新世纪已经5个年头了。今天，从繁华喧嚣的大都会，到偏僻寂静的小山村，人们都切身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信息”的热浪，呼吸到了“信息”的空气。而这一切的发生和成为现实并出现在我们中间，只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当一场已经酝酿很久、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并即将猛烈迸发的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前，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松田米津、京特·弗里德里希和亚当·沙夫、科塔莱克等，在他们分别撰写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动向》《世界面临挑战》《信息社会》《微电子学与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等著作中，为人类预测了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描绘了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其中，尤为惊人的是，这批被统称为未来学家的学者，其实是分属于新闻记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但他们在其前瞻未来的著作中，却都一致地认为：作为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和影响，无所不在的新技术和无孔不入的新传媒，将会像“连通器”一样把世界各国和人类社会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而跨越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社会。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无所不在的新技术”自不必说，其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已是目不暇接；至于“无孔不入的新传媒”，更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事实上已将十几年前人类幻想中的“信息高速公路”铺到了世界每一个有“收信人”的角落。今天，当人们谈论“世界一体化”、谈论“地球村”的时候，“技术”的无所不在和“传媒”的无孔不入，早已不再是一种预言而成为一种常态了。区区2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新技术和新传媒的集中体现和共同代表，信息技术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人类的传播行为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正是缘于传播的沟通，才形成了社会。传播的内容因传播目的的不同而迥异，但若抽去内容，仅从其形式考察，则所传播的都是信息；换言之，所谓传播，即信息的分配、交换和扩散，而信息借以存储、转换和扩散的载体或媒介，就是传媒。有史以来，人类借以沟通的传媒在不断变化中日益进步，其进步的总方向是：传播手段愈来愈发达，传播工具愈来愈先进，传播效率愈来愈高效，传播内容愈来愈丰富。适应现代社会对于传播与沟通的需要，一门以传媒为研究对象、以提高传播效率和质量为宗旨的新学科——传播学，于20世纪30年代初现端倪，并于二战以后羽毛渐丰，到20世纪末已成为学科之林中的“显学”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鉴于得到高新技术的武装，大众传媒的功能愈来愈强大，影响愈来愈深远，传媒研究也开始在思考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从比新闻、比政治更广泛的文化视角透视传媒，以充分揭示传媒的文化渊源，张扬传媒的文化特性。在国内传媒界，张福平同志是少数从事传媒文化研究的一位青年学者。近年来，她关于此类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先后见诸多家刊物，并有数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收录，引起了业内关注；其新著《文化传媒》，更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06年第2期刘西琳：言近旨远 曲径通幽《文化传媒》深刻地诠释了传媒与文化的关系。在该书的作者看来，这种关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解读：首先，传媒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业，传媒是文化的设计师，它通过塑造文化产品，引导文化消费，参与规定当代文化的走向，并把自己的印记深深地打在文化的积累上。其次，文化的品位和格调与传媒的品位和格调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传媒的品位和格调取决于文化的渗透，并表现为其解读和驾驭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个时代的文化，其品位与格调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传媒的引领和导向，有什么样的传媒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再次，传媒的传播活动从终极目的讲，在于传播文化精神，其中的文化，既包括人文文化，也包括科学文化，两种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虽有不同，但在根源和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传播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投影，传媒的一项使命就是促进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整合。
《文化传媒》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揭示于传媒界，对于传媒界反省自身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大众传媒作为政权的“喉舌”和作为社会的公共空间，本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但在实践中，其公共空间职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至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则还是一片空白。社会发展对于大众传媒之公共空间职能的迫切需求与其在实践和理论上滞后的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日渐凸显出来，需要面对和解决。张福平同志关注这一现象并坚持进行研究。在《文化传媒》一书中，作者在界定“公共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大众传媒一身二任的双重职能；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成为联系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的桥梁与纽带”，从而“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求更广泛的力量支持，促进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和对政治的认同”，“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认同需求及政治参与的需求”；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可以使人们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培养人们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责任，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强调“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和渴求有意义的生活，而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鉴于其拥有的优势和功能，可成为充分展示人性并赋予人的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一个理想舞台”。作者深知，公共空间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大众传媒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问题在于它不同于公共空间的其他部分，这是因为“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这样一来，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就被提升起来了。总之，作者呼吁重视和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其理由之充分，其思维之缜密，在《文化传媒》中俯拾皆是。
《文化传媒》高度重视书、报、刊、音像、网络等表现为出版物的传媒制品的品位和格调，并将其品格之优劣归根于传媒人品格之高下，可谓一语破的，入木三分。《文化传媒》作者的下述判断精彩纷呈，相信能够赢得广大读者的共识：就传媒人、传媒制品、传媒制品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唯有科学，才能引导人们走向科学；唯有正确，才能引导人们走向正确；唯有高尚，才能引导人们走向高尚。只有高品位、高格调的传播者，才能为社会提供高品位、高格调的文化产品，从而才能培养出高品位、高格调的文化消费者”。作者在这里所揭示出来的“传媒人的品格——传媒制品的品格——传媒制品的消费者的品格”，是一个清楚显现三者之间影响与被影响、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品格链”，而其源头就是传媒人。毕竟，尽人皆知：一样的米可以做出两样的饭。
说到传媒品格，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传媒制品（一切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牌”问题。不容置疑，注重并精心营造出版物品牌的传媒人，大多为传媒界的精英，读者乃至社会称誉他们为“出版家”；与此同时，称那些唯利是图、不顾出版物质量的传媒人为“出版商”。一褒一贬，爱憎立见。凡产品皆有品牌高下、品质优劣的分野。“品牌”是什么？它是产品制造者信用和道德的持续投入和长期积蓄，它需要用一生来建设和维护，偶有疏忽，就会在瞬间毁掉。近读《美国怎样开发新产品》，书中，世界著名鞋类品牌“耐尔”的大老板德文斯意味深长地说：“品牌在美国企业主的心里就像一件中国宋代的瓷器，而企业主则永远是一个抱着这件瓷器走路的人。”细想一下，出版物的品牌又何尝不是一件需要精心呵护的“瓷器”呢？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传媒人的品格。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道德是人的自我立法。”可见，传媒人品格的提升，除了“文化自觉”，别无他途。惟其如此，《文化传媒》用了不少的篇幅论述传媒人应有何种品格，以及这种品格如何养成。书中，作者对传媒人的品格要求进行了梳理，择其要者，宏观地勾勒了传媒人应具备的品位和格调：事业认知能力——职业认同感；政治鉴别能力——社会责任感；文化解读能力——旨趣与情调；价值判断能力——辨别与取向。应当承认，就传媒人的品格而言，上述四方面是最根本的，传媒人的其他素质无不从属于这四个方面。所以，这一概括是准确的、有见地的，它将“德、才、学、识”都包括进去了。
传媒人的品格主要取决于其见识。在“德、才、学、识”中，“识”是集大成者，“德”的高下、“才”的大小、“学”的优劣，最终体现于“识”，即一个人的见识。“识”从何来，一般地说，它来自“德、才、学”；直接地看，它来自“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戏作《知识解》：“有知有识，无知无识；识必先知，知而后识；识从知来，是谓知识。”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曾经出现的传媒人、传媒制品、传媒制品消费者品位同步下滑的现象，固然与商品经济带来的唯利是图、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等副作用有关，但许多传媒制品的粗制滥造，也令人震惊地折射出某些传媒人“知”的贫乏和“识”的低下。试想，源头无水，何来滔滔江河？传媒品格一旦沉沦，短期内很难恢复。中国传统道德强调“人无信不立”；西方伦理学视诚信为伦理之根本，认为人一旦失去诚信便失去了一切。著名西方伦理学家西斯洛有一段话把“信”字说透了：“人最值得高兴和骄傲的事，是被信任；人最痛苦的事，是失去信任；人最难办到的事，是重获信任。”那些一度失去受众信任的传媒要想重获信任，固然要从多方面做出艰苦努力，但提升传媒人的品格无疑是首当其冲的。一切产品，包括传媒制品，其质量无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其制造者的素质乃至民族素质。《文化传媒》的作者在书中借《知识解》呼吁传媒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以使自己能“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德建名立，形端表正”。这对于传媒建设，不啻为治本之策。
《文化传媒》以“文化”串起传媒的方方面面，托起全书，赋予传媒以“灵魂”，从而把作为特殊文化人——“文化守门人”的传媒人自身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格调问题突现在公众面前。中国的传媒人如何营造自己的“文化”才能适应新世纪传媒事业的需要呢？《文化传媒》给出的一个“解”是：“传媒人理想的文化站位是置身于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这六种文化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
我们很清楚，一般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同时拥有这六种文化，但历史和现实又都告诉我们，许多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其基本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多种文化的兼蓄、并存优势并做到了融会贯通，即学贯中西、识通古今。强调传媒人应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是传媒事业和职业的要求。须知，所有的传播活动，本质上都是不同内容的文化传播，传媒人常年乃至毕生游走于各种文化之间，以文化为生，与文化为伍，将解读、优化、传播、普及和引领文化作为安身立命之业，如其文化品位仅仅停留在一般非文化人的水平，安能对文化负责、对社会复命？
所谓置身于六种文化的“立交桥”上，并非要传媒人同时成为六种文化方面的专家，只是要求传媒人能从“立交桥”上放眼文化大世界，拓展文化大视野，对六种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文化个性和文化共同性上把握其本质、消化其精髓、吸收其营养”。人们常常对文化作世俗的、肤浅的理解，其认识与文化的内涵相去甚远。文化学大师所揭示的文化，其含义泛指“人类社会一切非自然的创造物”、“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其形式“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显然，大众传媒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含义和文化背景下从事传播活动的，故传媒人对文化的解读能力，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其传播能力的第一要素。本书取名《文化传媒》，言简意赅，画龙点睛，仅此已可见作者用意之深和用心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