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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1959年4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在60岁以上政协老委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亲自倡导开展起来的。当年7月，全国政协就组建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政协最早设立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文史征编也因此成为政协无可替代且独具特色的一项基础工作。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全国上下征编的文史资料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卓有成效地发挥了“鉴古知来、服务当今、利在千秋”的作用。
江西抚州文史工作者秉持“光照临川之笔”，也在文史天地中撰就辉煌的篇章：市县（区）政协文史工作者征集史料超过3000万字，仅市政协文史委今年就征编出版了4期《抚州文史》、名人专辑《饶漱石》，以及1套5册“人文抚州”众书，征编出版了超过150万字的丰富史料，留下了历史的记忆。这些史料面向社会大众，在挖掘展示资源、传承临川文化、宣传展示抚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如何在实干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式，彰显特色，与时俱进，做好文史征编工作，是每一位文史工作者必须潜心研究的课题。文史工作者积极响应省委提出的“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十六字方针，让史料征编开创新局面，必须要有“借风起航”的规划、“借水浇田”的措施、“借力使力”的技巧和“借题发挥”的理念。
一、借文蕴深厚之势，扬优成势，确定文史工作目标
抚州素有“文化之邦、才子之乡”的美誉，历史悠久，文蕴昌隆，培育出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临川文化。这里地方文脉昌隆：仅宋元明清四代，文科进士超过2400人，占全省同期四分之一强。新中国成立至今，培养了30多万大学生，300多位少年大学生。这里历代名贤辈出：历史上的王安石、曾巩、李觏、陆象山、晏殊、晏几道、汤显祖……无不引领一代风骚。还有军事全才揭子喧、医林圣手陈自明、禁烟名臣黄爵滋、佛学大师欧阳渐、文韬武略李井泉、物理泰斗饶毓泰……都是星光璀璨，照耀四方。这里文化遗存丰厚：先辈们的文献著作、诗文谱谍浩如烟海，众多古代建筑精美绝伦，人文景观备受瞩目，不仅传承了南丰傩舞、宜黄古腔、广昌孟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孕育了“洞天福地”麻姑山、秀出东南大觉山、“天然佛地”龙凤岩，及诸多名载党史军史的红色革命故地、苏区战场旧址……
先辈们留下的这些厚重的人文瑰宝，无疑是文史工作取之不尽的资源，用之不竭的宝藏。“借风起航”，将文蕴深厚优势转化为文史崛起的助力，致力开发利用、发扬光大，达到传承文化、促进发展的目的，是文史工作的努力方向。
我们在总结历届文史工作基础上，积极走访、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士的意见，汇集众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深入讨论，反复磋商，形成共识。本着将征编重点放在临川文化上，把努力方向瞄准人文抚州的宗旨，将文史工作之树根植于地方文化沃土，制定了本届政协（2011年—2016年）文史工作规划，提出“双二十”工作目标。在5年内，《抚州文史》期刊出刊20期，文史资料专辑争取出版20部（10本文化专辑、10本名人专著），统一装帧设计，汇编形成“抚州文化丛书”“抚州名人丛书”系列，着力打造“人文抚州”专辑史料品牌。在具体工作中，按照广征博采、突出特色的原则，深入发掘、广泛征编、逐次出版相关文史资料。通过科学规划、悉心浇灌，这些历史人文优势已逐步转化为文史工作的累累硕果：在3年不到的时间，《抚州文史》期刊出刊11期；“抚州文化丛书”已经出版《岁月留痕》，《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白玉蟾诗词选注》行将付印；“抚州名人丛书”已经出版《肖涤非》《罗英》等专著，《邓从豪》《吴与弼》也即将出版。之后，许多县（区）政协纷纷效仿我们的规划制定相关的指导性文件。依托地方文化优势，助推文史工作发展的态势在全市初步形成。
二、借专家学者之智，集思广益，提高文史资料质量
要将文史资料打造成既有专业性又有可读性的史料精品，一直是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最终目标。但史料征编全局谋划不足、专业知识深度掌控不够、文史资料征编质量徘徊不前一直困扰我们多年。新一届政协成立后，文史委致力伸长短腿，采取“借水浇田”的措施，一是虚心请教、积极走访、谋其智慧，二是广纳群贤、聘为顾问、用其所长，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充实了编审力量。我们通过以文交友、以刊结缘的形式，与社会文化人士和专家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在征求本人意愿后，从中先后物色、聘请了12名熟悉市情、热心文史、学有所长、熟悉编辑流程的老领导、老同志和专家学者为市政协文史顾问，后又选聘6人为文史馆顾问，为我们建言献策、谋篇布局，并按照他们从事行业和学识的不同，分别担任执行主编，充实编审队伍。例如，请研究文化的周世泉老教授担纲《文化世家》征編，既把住了史实关，达到专业的需求，又迎合了读者口味，富有可读性，有效提高了史料质量。
二是得到了智力保障。通过开展座谈讨论、专辑会审、主题采风等活动，就办刊流程、栏目设置、组稿编审、封面设计、装帧印刷等乃至重要史料文稿的撰写等问题都问计于他们，得到无私的帮助。比如，为严把《饶漱石》政治关，先后召开4次专题会审，形成统一写作手法、改变展示角度的共识，将70万字的手稿删繁就简，形成35万字的定稿，捧出一本高质量的反映真实饶漱石的史料。
三是挖掘了重要史料。我们努力发动、积极引导这些专家学者在出谋划策的同时，围绕征编规划，亲自撰写、提供相关史料。例如，已故文史顾问、文化名人傅林辉为《抚州文史》期刊撰写了《晚清教育家李瑞清小传》《李穆堂小传》等重稿。万斌生、罗伽禄等分别撰写的《千载文昌》《北宋名儒李觏》书稿以文史专辑形式出版，均以史料价值高、社会效益显著，而得到社会各界人士一致认可。
三、借社会各界之力，夯实基础，开展史料征集工作
按照史料规划“双二十”工作目标，抚州每年要征编出版的史料逾百万字。本委虽在领导重视下，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但人手仍显不足。于是，我们注重“借力使力”，组建队伍，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大家办文史的氛围。 一是“安营扎塞”。三届政协换届伊始，我们就在不断探索更加有效发动社会力量办文史的途径，在综合考察外地经验后，我们感到为社会力量参与文史构建工作平台，营造一个“家”势在必行。为此，本委积极争取领导重视，做好申报工作，于去年6月，在抚州成立了全省首个注册登记的市政协文史馆。面向抚州和各县（区），先后两次调整、选拔、补充，大张旗鼓地聘请了60名有知识、善思辨、热心文史、熟悉情况、写作能力强的社会各界人士为文史馆员。采取“拟题找人”“因人拟题”等多种方式，下达撰稿任务，做到政治上肯定、稿酬上从优，工作上协助，有效激发其写作热情。这种“安营扎塞”、壮大队伍的做法，达到改善年龄结构，充实征编力量，拓宽征稿渠道的效果。
二是“找米下锅”。一方面，按照专辑课题规划和《抚州文史》征编内容，密切联系文化、史志部门和相关单位，发动他们积极为我们提供专业稿件。例如，市党史办组织力量为《政权建设》专刊撰写了近3万字的史料。另一方面，搞“定点投篮”，就是按照征编要求，筛选好史料线索，有针对性地邀请熟悉情况的知名人士撰写重稿大稿。例如，约请李林荣撰写《江右名郡 上下文昌》等。
三是“借鸡生蛋”。结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工程的实施，发掘相关史料，从而坐上“顺风车”，拿出新成果。例如，我市在实施“苏区振兴计划”、重建水毁设施的时候，我们及时与相关牵头单位沟通，着手征编“红色苏区”“抚州水利”专刊，这种锦上添花举措，得到市党史办、水利局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召开征编会、组织人手写史料，还出资增加印数，广泛赠阅，既扩大了文史工作的知名度，又彰显了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
四、借课题协作之机，整合资源，合力打造史料精品
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同时，我们弘扬联手协作的优良传统，注重创新形式，整合资源、“借题发挥”，努力寻求与各县区政协、相关单位、文化名人的合作机会，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尽其所能、用其所长，协力打造文史精品。
一是与县区政协合作。本着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原则，商定合作方式，在成书标准、发行方式、撰稿编审和出版经费等方面达成协议，分清主次，明确分工，各自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打造史料精品专著最佳效果。例如，集南城、资溪、黎川3县之力，共同合作征编《北宋名儒李觏》一书。因人手、经费充裕，请专家装帧设计，在南昌包装印刷，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其成书精美、品味高雅、史料翔实，倍受省内外研究李觏的专家推崇。
二是与相关单位联手。改变以前单打独斗、闭门造车的征编方式，实行资源互通、成果共享的模式，做到各尽所长、各展所长。在抚州市委、市政府顺应民意，作出重建拟岘台决定后，我们结合工程实施，与拟岘台工程指挥部达成协作意愿，为《抚州文史》期刊共同征编“拟岘台专辑”，得到指挥部上下和市文化策划公司积极参与、倾力配合。他们不仅主动策划，参与征编，还投入资金，提供史料。该期刊对拟岘台相关史料发掘的深入性、整理的全面性、考证的翔实性、编排的科学性，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尤值得称道的是，与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征编的《岁月留痕——抚州一百古村行摄》，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得到省政协的肯定，评为优秀文史资料。
三是與文化名人协作。我们注重跟踪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前规划介入，征求合作意愿，要求他们按照文史资料写作体例，注重“三亲”、客观展示。在具体操作上，我们不仅提供资料、联系采访、提供便利，还给予稿酬、提供出版经费。对份量不足以成书，但史料价值高、可读性强的非专题史料，我们以《抚州文史》为载体，以专刊形式出版。例如，张山东同志专辑《品读抚州》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就是变通形式的成果。对份量厚重、内容丰富的史料，就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行，如《饶漱石》《邓从豪》等史料专著就是这种合作形式的结晶。
“文以载道，史以存鉴”是文史工作独特的作用，发掘历史、传承文化是我辈神圣的职责。面对新形势的挑战，要有迎接新机遇的豪气，文史工作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只要我们携起手来，扬优成势，就能让临川文化再展千年英华，让文史工作谱就万世文章。○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江西抚州文史工作者秉持“光照临川之笔”，也在文史天地中撰就辉煌的篇章：市县（区）政协文史工作者征集史料超过3000万字，仅市政协文史委今年就征编出版了4期《抚州文史》、名人专辑《饶漱石》，以及1套5册“人文抚州”众书，征编出版了超过150万字的丰富史料，留下了历史的记忆。这些史料面向社会大众，在挖掘展示资源、传承临川文化、宣传展示抚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如何在实干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形式，彰显特色，与时俱进，做好文史征编工作，是每一位文史工作者必须潜心研究的课题。文史工作者积极响应省委提出的“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十六字方针，让史料征编开创新局面，必须要有“借风起航”的规划、“借水浇田”的措施、“借力使力”的技巧和“借题发挥”的理念。
一、借文蕴深厚之势，扬优成势，确定文史工作目标
抚州素有“文化之邦、才子之乡”的美誉，历史悠久，文蕴昌隆，培育出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临川文化。这里地方文脉昌隆：仅宋元明清四代，文科进士超过2400人，占全省同期四分之一强。新中国成立至今，培养了30多万大学生，300多位少年大学生。这里历代名贤辈出：历史上的王安石、曾巩、李觏、陆象山、晏殊、晏几道、汤显祖……无不引领一代风骚。还有军事全才揭子喧、医林圣手陈自明、禁烟名臣黄爵滋、佛学大师欧阳渐、文韬武略李井泉、物理泰斗饶毓泰……都是星光璀璨，照耀四方。这里文化遗存丰厚：先辈们的文献著作、诗文谱谍浩如烟海，众多古代建筑精美绝伦，人文景观备受瞩目，不仅传承了南丰傩舞、宜黄古腔、广昌孟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孕育了“洞天福地”麻姑山、秀出东南大觉山、“天然佛地”龙凤岩，及诸多名载党史军史的红色革命故地、苏区战场旧址……
先辈们留下的这些厚重的人文瑰宝，无疑是文史工作取之不尽的资源，用之不竭的宝藏。“借风起航”，将文蕴深厚优势转化为文史崛起的助力，致力开发利用、发扬光大，达到传承文化、促进发展的目的，是文史工作的努力方向。
我们在总结历届文史工作基础上，积极走访、广泛征求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士的意见，汇集众智，并多次召开座谈会，深入讨论，反复磋商，形成共识。本着将征编重点放在临川文化上，把努力方向瞄准人文抚州的宗旨，将文史工作之树根植于地方文化沃土，制定了本届政协（2011年—2016年）文史工作规划，提出“双二十”工作目标。在5年内，《抚州文史》期刊出刊20期，文史资料专辑争取出版20部（10本文化专辑、10本名人专著），统一装帧设计，汇编形成“抚州文化丛书”“抚州名人丛书”系列，着力打造“人文抚州”专辑史料品牌。在具体工作中，按照广征博采、突出特色的原则，深入发掘、广泛征编、逐次出版相关文史资料。通过科学规划、悉心浇灌，这些历史人文优势已逐步转化为文史工作的累累硕果：在3年不到的时间，《抚州文史》期刊出刊11期；“抚州文化丛书”已经出版《岁月留痕》，《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白玉蟾诗词选注》行将付印；“抚州名人丛书”已经出版《肖涤非》《罗英》等专著，《邓从豪》《吴与弼》也即将出版。之后，许多县（区）政协纷纷效仿我们的规划制定相关的指导性文件。依托地方文化优势，助推文史工作发展的态势在全市初步形成。
二、借专家学者之智，集思广益，提高文史资料质量
要将文史资料打造成既有专业性又有可读性的史料精品，一直是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最终目标。但史料征编全局谋划不足、专业知识深度掌控不够、文史资料征编质量徘徊不前一直困扰我们多年。新一届政协成立后，文史委致力伸长短腿，采取“借水浇田”的措施，一是虚心请教、积极走访、谋其智慧，二是广纳群贤、聘为顾问、用其所长，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充实了编审力量。我们通过以文交友、以刊结缘的形式，与社会文化人士和专家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在征求本人意愿后，从中先后物色、聘请了12名熟悉市情、热心文史、学有所长、熟悉编辑流程的老领导、老同志和专家学者为市政协文史顾问，后又选聘6人为文史馆顾问，为我们建言献策、谋篇布局，并按照他们从事行业和学识的不同，分别担任执行主编，充实编审队伍。例如，请研究文化的周世泉老教授担纲《文化世家》征編，既把住了史实关，达到专业的需求，又迎合了读者口味，富有可读性，有效提高了史料质量。
二是得到了智力保障。通过开展座谈讨论、专辑会审、主题采风等活动，就办刊流程、栏目设置、组稿编审、封面设计、装帧印刷等乃至重要史料文稿的撰写等问题都问计于他们，得到无私的帮助。比如，为严把《饶漱石》政治关，先后召开4次专题会审，形成统一写作手法、改变展示角度的共识，将70万字的手稿删繁就简，形成35万字的定稿，捧出一本高质量的反映真实饶漱石的史料。
三是挖掘了重要史料。我们努力发动、积极引导这些专家学者在出谋划策的同时，围绕征编规划，亲自撰写、提供相关史料。例如，已故文史顾问、文化名人傅林辉为《抚州文史》期刊撰写了《晚清教育家李瑞清小传》《李穆堂小传》等重稿。万斌生、罗伽禄等分别撰写的《千载文昌》《北宋名儒李觏》书稿以文史专辑形式出版，均以史料价值高、社会效益显著，而得到社会各界人士一致认可。
三、借社会各界之力，夯实基础，开展史料征集工作
按照史料规划“双二十”工作目标，抚州每年要征编出版的史料逾百万字。本委虽在领导重视下，增加了一个工作人员，但人手仍显不足。于是，我们注重“借力使力”，组建队伍，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大家办文史的氛围。 一是“安营扎塞”。三届政协换届伊始，我们就在不断探索更加有效发动社会力量办文史的途径，在综合考察外地经验后，我们感到为社会力量参与文史构建工作平台，营造一个“家”势在必行。为此，本委积极争取领导重视，做好申报工作，于去年6月，在抚州成立了全省首个注册登记的市政协文史馆。面向抚州和各县（区），先后两次调整、选拔、补充，大张旗鼓地聘请了60名有知识、善思辨、热心文史、熟悉情况、写作能力强的社会各界人士为文史馆员。采取“拟题找人”“因人拟题”等多种方式，下达撰稿任务，做到政治上肯定、稿酬上从优，工作上协助，有效激发其写作热情。这种“安营扎塞”、壮大队伍的做法，达到改善年龄结构，充实征编力量，拓宽征稿渠道的效果。
二是“找米下锅”。一方面，按照专辑课题规划和《抚州文史》征编内容，密切联系文化、史志部门和相关单位，发动他们积极为我们提供专业稿件。例如，市党史办组织力量为《政权建设》专刊撰写了近3万字的史料。另一方面，搞“定点投篮”，就是按照征编要求，筛选好史料线索，有针对性地邀请熟悉情况的知名人士撰写重稿大稿。例如，约请李林荣撰写《江右名郡 上下文昌》等。
三是“借鸡生蛋”。结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工程的实施，发掘相关史料，从而坐上“顺风车”，拿出新成果。例如，我市在实施“苏区振兴计划”、重建水毁设施的时候，我们及时与相关牵头单位沟通，着手征编“红色苏区”“抚州水利”专刊，这种锦上添花举措，得到市党史办、水利局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召开征编会、组织人手写史料，还出资增加印数，广泛赠阅，既扩大了文史工作的知名度，又彰显了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
四、借课题协作之机，整合资源，合力打造史料精品
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同时，我们弘扬联手协作的优良传统，注重创新形式，整合资源、“借题发挥”，努力寻求与各县区政协、相关单位、文化名人的合作机会，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尽其所能、用其所长，协力打造文史精品。
一是与县区政协合作。本着共同投资、共同受益的原则，商定合作方式，在成书标准、发行方式、撰稿编审和出版经费等方面达成协议，分清主次，明确分工，各自以最小的投入达到打造史料精品专著最佳效果。例如，集南城、资溪、黎川3县之力，共同合作征编《北宋名儒李觏》一书。因人手、经费充裕，请专家装帧设计，在南昌包装印刷，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其成书精美、品味高雅、史料翔实，倍受省内外研究李觏的专家推崇。
二是与相关单位联手。改变以前单打独斗、闭门造车的征编方式，实行资源互通、成果共享的模式，做到各尽所长、各展所长。在抚州市委、市政府顺应民意，作出重建拟岘台决定后，我们结合工程实施，与拟岘台工程指挥部达成协作意愿，为《抚州文史》期刊共同征编“拟岘台专辑”，得到指挥部上下和市文化策划公司积极参与、倾力配合。他们不仅主动策划，参与征编，还投入资金，提供史料。该期刊对拟岘台相关史料发掘的深入性、整理的全面性、考证的翔实性、编排的科学性，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尤值得称道的是，与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征编的《岁月留痕——抚州一百古村行摄》，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得到省政协的肯定，评为优秀文史资料。
三是與文化名人协作。我们注重跟踪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前规划介入，征求合作意愿，要求他们按照文史资料写作体例，注重“三亲”、客观展示。在具体操作上，我们不仅提供资料、联系采访、提供便利，还给予稿酬、提供出版经费。对份量不足以成书，但史料价值高、可读性强的非专题史料，我们以《抚州文史》为载体，以专刊形式出版。例如，张山东同志专辑《品读抚州》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就是变通形式的成果。对份量厚重、内容丰富的史料，就以专著形式出版发行，如《饶漱石》《邓从豪》等史料专著就是这种合作形式的结晶。
“文以载道，史以存鉴”是文史工作独特的作用，发掘历史、传承文化是我辈神圣的职责。面对新形势的挑战，要有迎接新机遇的豪气，文史工作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只要我们携起手来，扬优成势，就能让临川文化再展千年英华，让文史工作谱就万世文章。○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