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笔者认真看完了44集《寻路》。该电视剧与以往写毛泽东的剧本有很大的不同，抓住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写出了许多革命志士与毛泽东一起奋斗的艰苦历程。还把该剧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与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进行鲜明对比，对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有很大作用，也很有说服力。该剧作者用3个月的时间能写成这样，说明作者平时在史料的积累方面有一定的功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剧作者在写到博古时，对博古及博古中央的了解，笔者认为还停留在60多年或10年之前的水平，在史料和观点的把握上有些偏颇。电视剧结尾说让一个24岁的博古担任中央负责人，他解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丢失中央苏区，导致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些论断早已被史学界研究成果所否定。
中央苏区丧失的责任不能全部算到博古头上
这里我只想提供一些资料：
有些人认为，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下或影响下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如有毛泽东领导也必然取胜。这只是主观猜测。事实是国民党政府对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与前四次完全不同。请看建党90周年《北京晚报》江山专栏刊登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文《革命暂时进入萧瑟之秋》。这篇文章是作者用10年时间多方收集资料，换了4部电脑，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专著的精华，文章不长，但是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它概要论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与前四次历史背景的不同：前四次蒋介石政府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内部军阀混战；第五次“围剿”时，在外与日本订立了《塘沽协定》，内部军阀混战几近平定，国民党方面可全力以赴，倾全国之力，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为此，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围剿”红军，其中50万用于“围剿”中央苏区。他还亲自指挥，用两个月时间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把准备“围剿”红军主力的7500多名军官全部训练一遍。国民党10个将军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作战方案，并请德国军事顾问协助制订计划，决定实施碉堡封锁公路的持久战堡垒战，即行军所至皆建立堡垒，依靠稠密的堡垒体系构成火力网，星罗密布，互相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可阻止红军通过。同时，对苏区严密封锁，严控苏区紧缺物资食盐、药品等进入，开展持久战、消耗战，还向7个国家借钱购买武器用于“围剿”战争，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苏区。在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失败是必然的，转移是明智之举。作者认为：“在苏区这样狭小的地区依靠极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几倾全力志在必得的进攻下，竟能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足以令人赞叹的。”
全面论述请看黄道炫著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中第三章——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国内外有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了自己的判断。
早在1933年7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谈到第五次反“围剿”遇到种种困难时说：“这些困难说明许多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我认为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前言部分第20页，该书编者认为：“在南京军事机器与她对立的力量具有决定性和多倍优势的情况下，即使与十九路军密切配合作战也只能延缓和他的失败结局……”
在《西行漫记》第348页，斯诺说过一段话：“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成为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借口……但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能顺利突围……”“不可逾越”几个字，也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
邓小平也曾谈到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所用的奸计：“那时不管是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上与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的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刘伯承在中央苏区共产党机关报《斗争》第24期，对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第一段对第五次“围剿”的不同以往的特点详细的陈列……
从上述这些人士分析判断中可看出，第五次反“围剿”双方力量对比是敌方占“决定性的数倍优势”，对红军来说，是“不论哪个天才来指挥都是不可逾越的”。
正如黄道炫所言：“中共与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然而到了30年代中期……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控制逐步加强。中共可利用的地方明显弱化，当国民党大军压境，全力以赴，志在必得时，成长中的中共最好的命运只能是顺利摆脱，韬光养晦，以便东山再起。”
对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我国有些党史研究者与曲意迎合者不研究史实，却以想象、推测为依据把失败的原因竟有意无意地全部放到博古头上。
博古及其中央在上海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对博古被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名并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作者表现出轻蔑态度。看来作者对这段历史很不清楚。在此有必要做些简介。1931年初，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投敌，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共产党员被捕、遭枪杀，周恩来与王明在上海已无法立足，蒋介石重金悬赏抓共产党人。博古也是赏捉的对象，此时他被推为党的总负责，是临危受命。当时也有年龄大的，有工人出身的，如卢福坦，时年46岁，工人出身，还是政治局常委，他本人也想进一步提升，但未如愿，而批准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为党的总负责。有人又说是因博古与王明、米夫的私人关系，博古在《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对此已作了澄清（见《秦邦宪文集》）。博古之所以被中共和共产国际看中，自有他的某些过人之处，只要了解他在国内与在苏联求学时的表现，就可略知一二。在国内，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在苏州工专上学，是苏州学联负责人，他先后组织本校及苏州、无锡学生开声讨大会并组织游行，支援上海工人。他当时身患肺病，带病登台讲演，因过于激动，曾口吐鲜血，使同学深受感动。当有人劝他休息时，他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他以身许国。同年，18岁的他被推选为《无锡评论》主编。该报是无锡知识分子办的进步报纸。在他主编的一年中，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评论，矛头直指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而对劳动人民，比如小学教师、人力车夫等人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他协编的《血淚潮》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政府割地赔款，喊出了“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口号，成为无锡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工专毕业后，他考上上海大学，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是我党与国民党左派合办的学校，被誉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博古在该校直接聆听革命先驱恽代英、瞿秋白等人的讲学，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在学习期间，他还被派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并调查农村情况。后被推荐赴苏学习。 他19岁赴苏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学习勤奋刻苦，学习第一年，就接待中国赴苏参加世界劳工大会代表团，并在团里当翻译；学习第二年，因成绩优秀被推选到中国问题研究班学习并兼职在夜校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博学多才、温文尔雅而为人称道。
从苏联回国后，他担任工会小报编辑、共青团宣传委员，后因前团中央书记温欲成贪污被革职，博古才被选为团中央的书记。在此期间，因工作突出，曾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可能正是以上经历，他被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看中，而要他这个才24岁的年轻人，任党的负责人。
剧作者对博古中央上台后所做的工作只字未提，相反加了许多罪名。关于博古中央在此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可参阅《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评述》和《博古（秦邦宪）传》。在此我只简要介绍几点。
战斗在白色恐怖中心的上海。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此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向全国人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要求日军立即撤退驻华的一切军队，并提出组织各界群众尤其是日本工厂工人进行反日的罢工、示威、游行。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兴起。
博古刚接任，接苏区来电，要求派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志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当时有3个人可选：项英工人出身，受过斯大林接见；张国焘，建党元老之一；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博古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认为朱毛是红军的旗帜，且共产国际要求他团结毛。
反对要毛泽东离开红军。参见《党史文苑》2011年第九期头版标题《李德是怎样到中央苏区去并独揽军权的》第五部分“博古反毛泽东吗？回答正好相反”。该部分举了8个事例说明博古心中的两条底线：一是朱毛是红军的旗帜；二是共产国际曾要求他团结毛，故他不反毛。其中第二个事例就是讲博古反对毛离开红军。
巧妙地揭破敌人“伍豪事件”的阴谋。1932年2月16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申报》分别发表启事说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此时周已赴苏区，这显然是敌人的阴谋，博古和陈云等领导同志在上海，但他们不能出面，只能设法用重金请澳大利亚一个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涵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
博古中央在上海一年多时间，更多的工作是上情下达，下情上送，因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共产国际有6大规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下属支部必须接受上级领导，贯彻上级的各项指示。当时在上海共产国际有三个方面对博古中央进行指导：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东方书记处，二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指导，三是通过上海远东局进行指导。他们有的指示指导是正确的，有的因不了解中国实际是错误的。正确的如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建议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一切措施同毛泽东搞好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错误的如鼓吹实行进攻路线。1932年王明在《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同样存在革命形势……
博古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接受，忠实地贯彻，凡接到上述领导指示后，博古与洛甫商量后，就由洛甫写文章进行贯彻。
关于1931年博古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做了哪些工作，限于篇幅就不再展开了。
上述回答了3个问题：中央苏区丢失的原因；博古是否排挤毛离开军队；白区的损失是否是博古造成的。
笔者认为，在《寻路》一剧中，如果剧作者能认真阅读博古文集，参阅博古传记，对中央苏区和长征的历史更深一些研究，对于中央苏区这段历史，对于客观评判博古这样的历史人物，可能会更加实事求是些，该剧将会更加完美。○
责任编辑 马永义
中央苏区丧失的责任不能全部算到博古头上
这里我只想提供一些资料：
有些人认为，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下或影响下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如有毛泽东领导也必然取胜。这只是主观猜测。事实是国民党政府对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与前四次完全不同。请看建党90周年《北京晚报》江山专栏刊登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文《革命暂时进入萧瑟之秋》。这篇文章是作者用10年时间多方收集资料，换了4部电脑，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专著的精华，文章不长，但是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它概要论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与前四次历史背景的不同：前四次蒋介石政府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内部军阀混战；第五次“围剿”时，在外与日本订立了《塘沽协定》，内部军阀混战几近平定，国民党方面可全力以赴，倾全国之力，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为此，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围剿”红军，其中50万用于“围剿”中央苏区。他还亲自指挥，用两个月时间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把准备“围剿”红军主力的7500多名军官全部训练一遍。国民党10个将军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作战方案，并请德国军事顾问协助制订计划，决定实施碉堡封锁公路的持久战堡垒战，即行军所至皆建立堡垒，依靠稠密的堡垒体系构成火力网，星罗密布，互相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可阻止红军通过。同时，对苏区严密封锁，严控苏区紧缺物资食盐、药品等进入，开展持久战、消耗战，还向7个国家借钱购买武器用于“围剿”战争，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苏区。在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失败是必然的，转移是明智之举。作者认为：“在苏区这样狭小的地区依靠极有限的人力、物质资源，在国民党几倾全力志在必得的进攻下，竟能坚持一年之久，最后又从容撤退，本身也足以令人赞叹的。”
全面论述请看黄道炫著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中第三章——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全力以赴。
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国内外有不少有识之士早就提出了自己的判断。
早在1933年7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谈到第五次反“围剿”遇到种种困难时说：“这些困难说明许多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但我认为近期我们摆脱中央苏区所处困境的希望不大……”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前言部分第20页，该书编者认为：“在南京军事机器与她对立的力量具有决定性和多倍优势的情况下，即使与十九路军密切配合作战也只能延缓和他的失败结局……”
在《西行漫记》第348页，斯诺说过一段话：“应该为李德说句公道话，他成为共产党为自己吃了大亏进行辩解的一个借口……但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能顺利突围……”“不可逾越”几个字，也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
邓小平也曾谈到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所用的奸计：“那时不管是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上与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的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刘伯承在中央苏区共产党机关报《斗争》第24期，对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第一段对第五次“围剿”的不同以往的特点详细的陈列……
从上述这些人士分析判断中可看出，第五次反“围剿”双方力量对比是敌方占“决定性的数倍优势”，对红军来说，是“不论哪个天才来指挥都是不可逾越的”。
正如黄道炫所言：“中共与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然而到了30年代中期……随着地方实力派挑战的相继被击退，南京中央自身不断强化，对全国控制逐步加强。中共可利用的地方明显弱化，当国民党大军压境，全力以赴，志在必得时，成长中的中共最好的命运只能是顺利摆脱，韬光养晦，以便东山再起。”
对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我国有些党史研究者与曲意迎合者不研究史实，却以想象、推测为依据把失败的原因竟有意无意地全部放到博古头上。
博古及其中央在上海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对博古被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名并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作者表现出轻蔑态度。看来作者对这段历史很不清楚。在此有必要做些简介。1931年初，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投敌，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共产党员被捕、遭枪杀，周恩来与王明在上海已无法立足，蒋介石重金悬赏抓共产党人。博古也是赏捉的对象，此时他被推为党的总负责，是临危受命。当时也有年龄大的，有工人出身的，如卢福坦，时年46岁，工人出身，还是政治局常委，他本人也想进一步提升，但未如愿，而批准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4岁的博古为党的总负责。有人又说是因博古与王明、米夫的私人关系，博古在《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对此已作了澄清（见《秦邦宪文集》）。博古之所以被中共和共产国际看中，自有他的某些过人之处，只要了解他在国内与在苏联求学时的表现，就可略知一二。在国内，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在苏州工专上学，是苏州学联负责人，他先后组织本校及苏州、无锡学生开声讨大会并组织游行，支援上海工人。他当时身患肺病，带病登台讲演，因过于激动，曾口吐鲜血，使同学深受感动。当有人劝他休息时，他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他以身许国。同年，18岁的他被推选为《无锡评论》主编。该报是无锡知识分子办的进步报纸。在他主编的一年中，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评论，矛头直指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而对劳动人民，比如小学教师、人力车夫等人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他协编的《血淚潮》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政府割地赔款，喊出了“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口号，成为无锡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工专毕业后，他考上上海大学，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是我党与国民党左派合办的学校，被誉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博古在该校直接聆听革命先驱恽代英、瞿秋白等人的讲学，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在学习期间，他还被派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并调查农村情况。后被推荐赴苏学习。 他19岁赴苏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学习勤奋刻苦，学习第一年，就接待中国赴苏参加世界劳工大会代表团，并在团里当翻译；学习第二年，因成绩优秀被推选到中国问题研究班学习并兼职在夜校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博学多才、温文尔雅而为人称道。
从苏联回国后，他担任工会小报编辑、共青团宣传委员，后因前团中央书记温欲成贪污被革职，博古才被选为团中央的书记。在此期间，因工作突出，曾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可能正是以上经历，他被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看中，而要他这个才24岁的年轻人，任党的负责人。
剧作者对博古中央上台后所做的工作只字未提，相反加了许多罪名。关于博古中央在此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可参阅《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评述》和《博古（秦邦宪）传》。在此我只简要介绍几点。
战斗在白色恐怖中心的上海。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此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向全国人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要求日军立即撤退驻华的一切军队，并提出组织各界群众尤其是日本工厂工人进行反日的罢工、示威、游行。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兴起。
博古刚接任，接苏区来电，要求派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志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当时有3个人可选：项英工人出身，受过斯大林接见；张国焘，建党元老之一；另外一个是毛泽东。博古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认为朱毛是红军的旗帜，且共产国际要求他团结毛。
反对要毛泽东离开红军。参见《党史文苑》2011年第九期头版标题《李德是怎样到中央苏区去并独揽军权的》第五部分“博古反毛泽东吗？回答正好相反”。该部分举了8个事例说明博古心中的两条底线：一是朱毛是红军的旗帜；二是共产国际曾要求他团结毛，故他不反毛。其中第二个事例就是讲博古反对毛离开红军。
巧妙地揭破敌人“伍豪事件”的阴谋。1932年2月16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申报》分别发表启事说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此时周已赴苏区，这显然是敌人的阴谋，博古和陈云等领导同志在上海，但他们不能出面，只能设法用重金请澳大利亚一个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涵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
博古中央在上海一年多时间，更多的工作是上情下达，下情上送，因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共产国际有6大规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下属支部必须接受上级领导，贯彻上级的各项指示。当时在上海共产国际有三个方面对博古中央进行指导：一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东方书记处，二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指导，三是通过上海远东局进行指导。他们有的指示指导是正确的，有的因不了解中国实际是错误的。正确的如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建议中共中央领导人采取一切措施同毛泽东搞好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错误的如鼓吹实行进攻路线。1932年王明在《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同样存在革命形势……
博古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接受，忠实地贯彻，凡接到上述领导指示后，博古与洛甫商量后，就由洛甫写文章进行贯彻。
关于1931年博古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做了哪些工作，限于篇幅就不再展开了。
上述回答了3个问题：中央苏区丢失的原因；博古是否排挤毛离开军队；白区的损失是否是博古造成的。
笔者认为，在《寻路》一剧中，如果剧作者能认真阅读博古文集，参阅博古传记，对中央苏区和长征的历史更深一些研究，对于中央苏区这段历史，对于客观评判博古这样的历史人物，可能会更加实事求是些，该剧将会更加完美。○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