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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黎族与黎族习惯法
（一）黎族概况
黎族是海南岛的原著民族，是古代百越的一支。人口数一百二十多万，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其历史主要靠其他民族记述。黎族内部按与汉族交流的密切程度可分为生黎和熟黎，依方言与民俗习惯，又可将海南地区的黎族分为哈、祀、润、赛、美孚五种方言区。
海南岛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区，其孤悬海外，对外交流少，造成了黎族封闭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海南岛解放之前，黎族在生产工具上，主要为竹器、木器和陶器，鲜有铁器;在经济形态上，长期处于自给自足、耕牛纺线的简单农业经济;在对外交流的形式上，既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自己的货币，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黎族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二）黎族习惯法概况
黎族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故没有成文的制定法。但黎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村、峒为组织基础，以原始的自然信仰与图腾崇拜为理论依据，以“合亩”制度为主要形式，带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约定俗成的民间不成文社会规范，涵盖婚姻、财产、刑罚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的具体行为和思想信念进行双重调整，这一系列社会规范统称为黎族习惯法，是历史中黎族社会运行的主要依据。
二、本次调查的目的和主要结论
（一）调查目的
本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是在黎族习惯法的大范畴下，单纯关注现今黎族犯罪成因与服刑改造两个方面，寻找黎族习惯法对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力范围，笼统地说，是要找出黎族在犯罪成因与服刑改造方面与汉族有什么不同，以此来确定黎族还遗留的特性，提炼其中的习惯法观念加以甄别，进一步达到保护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引导黎族传统习惯法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二）主要结论
要引导和吸纳黎族传统习惯法文化，前提是这一文化的特性还存在，确定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是本次调查的直接目的，但遗憾的是，仅就我们的调查结果而言，在乐东监狱这一范围内，至少在犯罪成因与服刑改造这两个方面，黎族习惯法的影响因素几乎可以排除。
我们询问在犯罪成因方面黎族罪犯是否有自己的民族特性，熟读案卷卷宗监狱管理人员爽快的否定了。据他们描述，服刑的黎族人犯罪的主要成因是家境贫困，地域偏远，受教育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犯罪类型也以暴力犯罪为主，多为激情犯罪。这与我国内陆偏远地区犯罪状况基本一致，并没有体现出民族特色，也许在导致黎族经济困难的原因上有一些民族因素，但这已经不是犯罪的直接原因，与黎族习惯法也几乎没有关系。
在服刑改造方面，黎族罪犯也并没有显现出任何民族意识，据狱警反映，黎族没有抱团现象，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禁忌，衣食住行与其他服刑罪犯完全一致，未提出特殊要求，而且情绪平稳、思想单纯，与其他汉族罪犯并没有明显隔阂，尽管黎族有事被蔑称为“黎仔”，还有相当一部分语言不通。这一现象也许与监狱的严格统一监管有关，但调查结果所体现的黎族文化几尽消亡的现实是不可否认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位了解当地黎族生活状态的政法干警描述，黎族重男轻女非常严重，这令我们感到惊奇，据我们了解，黎族尽管长期物质贫乏，但有着男女平等的传统，而且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女性甚至在有些场合拥有特殊的“高等”地位。重男轻女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经济落差和汉族文化的渲染所致，黎族文化消减衰退可见一斑。
三、黎族文化弱势地位的成因分析
根据以上结论不难看出，黎族文化相对汉族文化，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整个文化有进一步弱化衰亡的趋势，更妄论其中的习惯法。现今的黎族文化已经形成了自我封闭的恶性循环，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黎族文化本身过于原始，且缺乏刚性
尽管黎族相对汉族，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但还停留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极其原始的阶段，还以图腾崇拜、神明裁判和禁忌为主要表现形式。如果按照人类社会共性的文化层级划分，黎族的信仰与非洲原始宗教、印第安人的信仰处于同一阶段，归于前阶级社会，其信仰没有系统的叙事、没有体系化的概念群、内部没有严密的了逻辑结构，甚至没有成形的文字去传播它。只是一种模糊抽象的意向，基于内心恐惧对未知世界的简单解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所以能在外界的反复冲击下生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出一套严密的故事，对有关自己的一切排除其他解释。狱警反映，乐东监狱中黎族罪犯向往“住高楼、坐电梯”，和平的融入现代文明后，黎族传统文化会被瞬间肢解，土崩瓦解之势很明显。
黎族文化也缺乏硬性的文化禁忌，如回民不吃猪肉、佛教徒严格的教规、特定场合的固定服饰等。能显著将自己与外界相区分，并激化自我认同，黎族文化本来就原始又弱势，衣食住行又与汉族等同，被同化只是时间问题。
（二）黎族群体不能很好的融入现代社会
调查显示，黎族罪犯中相当一部分不会说中文，服刑犯犯罪多因经济穷迫，且全部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其家人绝大多数没有稳定收入，对出狱后也没有明确规划，部分表示要回黎村。说明这部分黎族群体谋生艰难。反观回族，印有“清真”字样的食品俯仰皆是，牛肉拉面、羊肉泡馍俨然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符号，说明当今环境下的黎族并未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条件，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了解当地黎族情况的狱警调侃道，他们不会计划自己的开销，一味挥霍。这是一则很危险的信息，说明黎族不但文化被边缘化，连群体也被边缘化，长此不息，民族多样性的消减还算好的结果，若触底反弹，激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三）黎族社群较为封闭
一定程度的封闭有利于保持民族特性，但过分的封闭会形成死循环，黎族社群依属此例。黎族与外界隔绝的原因有主动的因素，但更多是被迫的，外在表现是许多黎族服刑犯语言不通，这说明他们以前与外界几乎没有交流，据当地人介绍，百姓依黎族的分布把居住区划分为内区和外区，地域的界限已经形成，由于黎族经济困难又重男轻女，更减少了汉黎通婚的可能，以往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本身趋于瓦解，与外界的隔绝，造成了黎族大量未婚无业游民，成为犯罪的潜在人群。
结 语
仅我个人感觉，随着汉黎交往不断加深，在整体上，黎族文化的消亡已是不可逆的自然趋势，单纯为维护文化多样性强行保留黎族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意义，当务之急是解决黎族群体的生计问题，民族特色可以作为发展其产业的一个手段，积极引导黎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若文化不可挽救，至少不能让黎族群体成为社会负担。再者，加速整理黎族文化素材，是后人研究黎族习惯法更能有据可循。
【注 释】
① 參见彭传林：《黎族“刑事”习惯法研究》，海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4月
② 参见韩立收：《黎族传统法文化中的“鬼判”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 参见叶英萍：《黎族习惯法研究：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的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10月。
【参考文献】
[1] 王志凯、郑若晨：《黎族习惯法中的惩罚机制研究》，载《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 叶英萍：《黎族习惯法研究：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的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10月。
[3] 彭传林：《黎族“刑事”习惯法研究》，海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4月
[4] 韩立收：《黎族传统法文化中的“鬼判”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焰辉，男，在读研究生，海南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法律史学研究。
（一）黎族概况
黎族是海南岛的原著民族，是古代百越的一支。人口数一百二十多万，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其历史主要靠其他民族记述。黎族内部按与汉族交流的密切程度可分为生黎和熟黎，依方言与民俗习惯，又可将海南地区的黎族分为哈、祀、润、赛、美孚五种方言区。
海南岛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区，其孤悬海外，对外交流少，造成了黎族封闭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海南岛解放之前，黎族在生产工具上，主要为竹器、木器和陶器，鲜有铁器;在经济形态上，长期处于自给自足、耕牛纺线的简单农业经济;在对外交流的形式上，既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自己的货币，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黎族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二）黎族习惯法概况
黎族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故没有成文的制定法。但黎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以家庭、村、峒为组织基础，以原始的自然信仰与图腾崇拜为理论依据，以“合亩”制度为主要形式，带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约定俗成的民间不成文社会规范，涵盖婚姻、财产、刑罚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的具体行为和思想信念进行双重调整，这一系列社会规范统称为黎族习惯法，是历史中黎族社会运行的主要依据。
二、本次调查的目的和主要结论
（一）调查目的
本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是在黎族习惯法的大范畴下，单纯关注现今黎族犯罪成因与服刑改造两个方面，寻找黎族习惯法对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力范围，笼统地说，是要找出黎族在犯罪成因与服刑改造方面与汉族有什么不同，以此来确定黎族还遗留的特性，提炼其中的习惯法观念加以甄别，进一步达到保护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引导黎族传统习惯法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二）主要结论
要引导和吸纳黎族传统习惯法文化，前提是这一文化的特性还存在，确定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是本次调查的直接目的，但遗憾的是，仅就我们的调查结果而言，在乐东监狱这一范围内，至少在犯罪成因与服刑改造这两个方面，黎族习惯法的影响因素几乎可以排除。
我们询问在犯罪成因方面黎族罪犯是否有自己的民族特性，熟读案卷卷宗监狱管理人员爽快的否定了。据他们描述，服刑的黎族人犯罪的主要成因是家境贫困，地域偏远，受教育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犯罪类型也以暴力犯罪为主，多为激情犯罪。这与我国内陆偏远地区犯罪状况基本一致，并没有体现出民族特色，也许在导致黎族经济困难的原因上有一些民族因素，但这已经不是犯罪的直接原因，与黎族习惯法也几乎没有关系。
在服刑改造方面，黎族罪犯也并没有显现出任何民族意识，据狱警反映，黎族没有抱团现象，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禁忌，衣食住行与其他服刑罪犯完全一致，未提出特殊要求，而且情绪平稳、思想单纯，与其他汉族罪犯并没有明显隔阂，尽管黎族有事被蔑称为“黎仔”，还有相当一部分语言不通。这一现象也许与监狱的严格统一监管有关，但调查结果所体现的黎族文化几尽消亡的现实是不可否认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一位了解当地黎族生活状态的政法干警描述，黎族重男轻女非常严重，这令我们感到惊奇，据我们了解，黎族尽管长期物质贫乏，但有着男女平等的传统，而且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女性甚至在有些场合拥有特殊的“高等”地位。重男轻女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经济落差和汉族文化的渲染所致，黎族文化消减衰退可见一斑。
三、黎族文化弱势地位的成因分析
根据以上结论不难看出，黎族文化相对汉族文化，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整个文化有进一步弱化衰亡的趋势，更妄论其中的习惯法。现今的黎族文化已经形成了自我封闭的恶性循环，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为以下三点：
（一）黎族文化本身过于原始，且缺乏刚性
尽管黎族相对汉族，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但还停留在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极其原始的阶段，还以图腾崇拜、神明裁判和禁忌为主要表现形式。如果按照人类社会共性的文化层级划分，黎族的信仰与非洲原始宗教、印第安人的信仰处于同一阶段，归于前阶级社会，其信仰没有系统的叙事、没有体系化的概念群、内部没有严密的了逻辑结构，甚至没有成形的文字去传播它。只是一种模糊抽象的意向，基于内心恐惧对未知世界的简单解释。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所以能在外界的反复冲击下生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出一套严密的故事，对有关自己的一切排除其他解释。狱警反映，乐东监狱中黎族罪犯向往“住高楼、坐电梯”，和平的融入现代文明后，黎族传统文化会被瞬间肢解，土崩瓦解之势很明显。
黎族文化也缺乏硬性的文化禁忌，如回民不吃猪肉、佛教徒严格的教规、特定场合的固定服饰等。能显著将自己与外界相区分，并激化自我认同，黎族文化本来就原始又弱势，衣食住行又与汉族等同，被同化只是时间问题。
（二）黎族群体不能很好的融入现代社会
调查显示，黎族罪犯中相当一部分不会说中文，服刑犯犯罪多因经济穷迫，且全部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其家人绝大多数没有稳定收入，对出狱后也没有明确规划，部分表示要回黎村。说明这部分黎族群体谋生艰难。反观回族，印有“清真”字样的食品俯仰皆是，牛肉拉面、羊肉泡馍俨然成为西北地区的文化符号，说明当今环境下的黎族并未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条件，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了解当地黎族情况的狱警调侃道，他们不会计划自己的开销，一味挥霍。这是一则很危险的信息，说明黎族不但文化被边缘化，连群体也被边缘化，长此不息，民族多样性的消减还算好的结果，若触底反弹，激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所造成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三）黎族社群较为封闭
一定程度的封闭有利于保持民族特性，但过分的封闭会形成死循环，黎族社群依属此例。黎族与外界隔绝的原因有主动的因素，但更多是被迫的，外在表现是许多黎族服刑犯语言不通，这说明他们以前与外界几乎没有交流，据当地人介绍，百姓依黎族的分布把居住区划分为内区和外区，地域的界限已经形成，由于黎族经济困难又重男轻女，更减少了汉黎通婚的可能，以往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本身趋于瓦解，与外界的隔绝，造成了黎族大量未婚无业游民，成为犯罪的潜在人群。
结 语
仅我个人感觉，随着汉黎交往不断加深，在整体上，黎族文化的消亡已是不可逆的自然趋势，单纯为维护文化多样性强行保留黎族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意义，当务之急是解决黎族群体的生计问题，民族特色可以作为发展其产业的一个手段，积极引导黎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若文化不可挽救，至少不能让黎族群体成为社会负担。再者，加速整理黎族文化素材，是后人研究黎族习惯法更能有据可循。
【注 释】
① 參见彭传林：《黎族“刑事”习惯法研究》，海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4月
② 参见韩立收：《黎族传统法文化中的“鬼判”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 参见叶英萍：《黎族习惯法研究：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的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10月。
【参考文献】
[1] 王志凯、郑若晨：《黎族习惯法中的惩罚机制研究》，载《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 叶英萍：《黎族习惯法研究：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的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10月。
[3] 彭传林：《黎族“刑事”习惯法研究》，海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4月
[4] 韩立收：《黎族传统法文化中的“鬼判”探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焰辉，男，在读研究生，海南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法律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