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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也斯被证实患上癌症，友人和学生得知都很替他担心。也斯接受治疗期间，病情一度好转，虽然时有反复，不过这三年间，也斯仍旧在岭南大学中文系上课，教授写作，指导论文，筹办研讨会，也继续写作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和创作，更出版不少新书，包括散文集《人间滋味》（2011）、诗集《普罗旺斯的汉诗》（2012）、论文集《香港文学与电影》（合编，2011）、《香港文学的承传与转化》（合编，2011）、《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合编，2010）等。2012年底，也斯病情再度反复，多次进出医院，他对探望的友人说，心中仍有写作计划。
2013年1月5日周六，在上午平静的阳光、家人及几位朋友、学生的陪伴中，也斯在沙田仁安医院安详地辞世，享年63。同日上午，我的电脑仍收到由也斯署名、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发出的“香港文学与文化：一九五〇年代与今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信，周日晚再收到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发出的新闻稿，标题为“也斯告别人间滋味”，提到也斯临别遗愿是“寄望香港文学能得到本地以至世界的广泛关注，香港文学多年来处于边缘地位，其实本地有很多优秀作家受到忽略……”
也斯毕生从事创作，他本身是早慧的作家，1968—1969年间已在《香港时报》副刊上撰写散文专栏，当时他只有20岁，就读于香港浸会学院英文系，1970年大学毕业，再于刘以鬯主编的《快报》副刊上撰写“我之试写室”专栏，1972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也斯的创作包括散文、新诗和小说，他也翻译许多外国文学，70年代在台湾的《文学季刊》、《大学杂志》和《幼狮文艺》、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和《文林》等刊物上发表大量作品和翻译。
60、70年代，台湾与香港文坛交流颇为密切，也斯亦参与其中，1968—1969年为《文学季刊》编辑“美国地下文学”及“当代拉丁美洲小说”等专辑，后来结集为《美国地下文学选》及《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二书，皆由台北环宇出版。也斯的两本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及《神话午餐》分别由幼狮文艺及洪范书店出版。1975年他与友人在香港创办《四季》，创刊号发表了陈映真的小说《累累》（署名陈南村）和黄春明的小说《把瓶子升上去》。1979年，台北的民众日报社出版也斯的小说集《养龙人师门》及与郑树森（郑臻）合编的《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
在创作上，也斯70年代的重要诗作收錄在1978年出版的《雷声与蝉鸣》，其中最受瞩目部分，相信是“香港”系列中的九首诗作，实践他以淡笔、生活化语言书写香港的诗观。从“香港”系列的《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寒夜，电车厂》到《拆建中的摩·街》等诗，最可感的是作者的观察态度：注目于朴实以至褴褛的香港街巷，关注人们消颓、失落的生活，描述荒地、旧轮胎、泥泞路、从工厂涌出的人潮，正视都市的限制，狠心地揭穿幻象，却又投以微茫寄望。他拒绝歌颂，也拒绝二元对立式的批判，他的失望总带忧患，诗语言的效果不来自押韵，而是淡笔倾泻出景物自身无以名状的情感。
许多学者论说香港70年代的乡土意识时，都从电视、电影或粤语流行曲开始，也斯70年代的作品，其实也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多元性和表现上的不同可能。如果将西西和也斯两位差不多同时期的作家比较，二人都在70年代吸收了拉美文学的魔幻写实手法，作品内容同具现代感的乡土关怀，不同的是，西西每以肥土镇、浮城喻示香港，《我城》亦以“肥沙咀”、“地上铁”等借代现实地名，其所缔造的寓言效果，与也斯在《剪纸》、《象》等作品里透过细密描写真实社区强调的地方特质，建构情感想象，可说各异其趣，却仍有若干共同之处，二人由虚喻实，或由实化虚，标示两种方向的文学乡土性。
90年代，也斯的重要作品是小说集《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和诗集《游离的诗》。《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是也斯写了十年，破却叙事框框的抒情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则熔铸后现代文学技巧，对80、90年代的文化现象有时幽默地嘲弄，有时尖锐地批评。《游离的诗》从“游离”的角度反思种种简化的历史态度，在表面“游离”的语言以外，对文化差异引发的误解、观念的简化和扭曲特别敏锐。正如也斯自己所说，他不是要写史诗式的戏剧性传奇，而是“在倾侧的时代自己探索标准、在混乱里凝聚某些特质”，抗衡大叙事，提出结合个人情感经历与文化批判的、来回细密的思考，总在二元对立中寻求第三种可能，或可称为一种也斯式的态度，写就90年代香港文学中不易消化的声音。
2012年7月举办的香港书展特邀也斯为该届书展的“年度作家”，在文艺廊特设的“人文对话”展区展出也斯各个时期的作品，可说是他一生成就的展示。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年，他仍坚持创作，出版诗集《普罗旺斯的汉诗》，修订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同时在岭南大学中文系授课，他最后担任的课是2012年9月与另一位老师合教的“现代文学批评”，至 11月底因入院治疗，未及讲课，却将最后一课教学内容，连同给学生的勉励说话，写成致学生的信，由助教打印在课堂上派发，寄语学生勿忘课堂知识，他日运用所学，贡献文学和文化界。
我有幸作为也斯的学生，从1997年入读岭南大学中文系首届硕士班至2004年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两年至2006年，都一直跟随老师。九年中，也斯一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明灯。同时他不但是一位杰出作家和学者，亦对教育充满热诚，是深受学生敬重、爱戴的教育家，我对老师离世深感哀伤。他临终遗愿，希望香港文学重新得到重视，是超越个人名誉得失的忧患之言，他最后所关怀的不是个人或“界别”的问题，而是我们共同关怀的、香港文化素质的前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哀伤，而是奋进。
2013年1月5日周六，在上午平静的阳光、家人及几位朋友、学生的陪伴中，也斯在沙田仁安医院安详地辞世，享年63。同日上午，我的电脑仍收到由也斯署名、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发出的“香港文学与文化：一九五〇年代与今天”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信，周日晚再收到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发出的新闻稿，标题为“也斯告别人间滋味”，提到也斯临别遗愿是“寄望香港文学能得到本地以至世界的广泛关注，香港文学多年来处于边缘地位，其实本地有很多优秀作家受到忽略……”
也斯毕生从事创作，他本身是早慧的作家，1968—1969年间已在《香港时报》副刊上撰写散文专栏，当时他只有20岁，就读于香港浸会学院英文系，1970年大学毕业，再于刘以鬯主编的《快报》副刊上撰写“我之试写室”专栏，1972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也斯的创作包括散文、新诗和小说，他也翻译许多外国文学，70年代在台湾的《文学季刊》、《大学杂志》和《幼狮文艺》、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和《文林》等刊物上发表大量作品和翻译。
60、70年代，台湾与香港文坛交流颇为密切，也斯亦参与其中，1968—1969年为《文学季刊》编辑“美国地下文学”及“当代拉丁美洲小说”等专辑，后来结集为《美国地下文学选》及《当代拉丁美洲小说选》二书，皆由台北环宇出版。也斯的两本散文集《灰鸽早晨的话》及《神话午餐》分别由幼狮文艺及洪范书店出版。1975年他与友人在香港创办《四季》，创刊号发表了陈映真的小说《累累》（署名陈南村）和黄春明的小说《把瓶子升上去》。1979年，台北的民众日报社出版也斯的小说集《养龙人师门》及与郑树森（郑臻）合编的《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
在创作上，也斯70年代的重要诗作收錄在1978年出版的《雷声与蝉鸣》，其中最受瞩目部分，相信是“香港”系列中的九首诗作，实践他以淡笔、生活化语言书写香港的诗观。从“香港”系列的《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寒夜，电车厂》到《拆建中的摩·街》等诗，最可感的是作者的观察态度：注目于朴实以至褴褛的香港街巷，关注人们消颓、失落的生活，描述荒地、旧轮胎、泥泞路、从工厂涌出的人潮，正视都市的限制，狠心地揭穿幻象，却又投以微茫寄望。他拒绝歌颂，也拒绝二元对立式的批判，他的失望总带忧患，诗语言的效果不来自押韵，而是淡笔倾泻出景物自身无以名状的情感。
许多学者论说香港70年代的乡土意识时，都从电视、电影或粤语流行曲开始，也斯70年代的作品，其实也揭示了乡土意识的多元性和表现上的不同可能。如果将西西和也斯两位差不多同时期的作家比较，二人都在70年代吸收了拉美文学的魔幻写实手法，作品内容同具现代感的乡土关怀，不同的是，西西每以肥土镇、浮城喻示香港，《我城》亦以“肥沙咀”、“地上铁”等借代现实地名，其所缔造的寓言效果，与也斯在《剪纸》、《象》等作品里透过细密描写真实社区强调的地方特质，建构情感想象，可说各异其趣，却仍有若干共同之处，二人由虚喻实，或由实化虚，标示两种方向的文学乡土性。
90年代，也斯的重要作品是小说集《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和诗集《游离的诗》。《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是也斯写了十年，破却叙事框框的抒情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则熔铸后现代文学技巧，对80、90年代的文化现象有时幽默地嘲弄，有时尖锐地批评。《游离的诗》从“游离”的角度反思种种简化的历史态度，在表面“游离”的语言以外，对文化差异引发的误解、观念的简化和扭曲特别敏锐。正如也斯自己所说，他不是要写史诗式的戏剧性传奇，而是“在倾侧的时代自己探索标准、在混乱里凝聚某些特质”，抗衡大叙事，提出结合个人情感经历与文化批判的、来回细密的思考，总在二元对立中寻求第三种可能，或可称为一种也斯式的态度，写就90年代香港文学中不易消化的声音。
2012年7月举办的香港书展特邀也斯为该届书展的“年度作家”，在文艺廊特设的“人文对话”展区展出也斯各个时期的作品，可说是他一生成就的展示。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年，他仍坚持创作，出版诗集《普罗旺斯的汉诗》，修订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同时在岭南大学中文系授课，他最后担任的课是2012年9月与另一位老师合教的“现代文学批评”，至 11月底因入院治疗，未及讲课，却将最后一课教学内容，连同给学生的勉励说话，写成致学生的信，由助教打印在课堂上派发，寄语学生勿忘课堂知识，他日运用所学，贡献文学和文化界。
我有幸作为也斯的学生，从1997年入读岭南大学中文系首届硕士班至2004年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两年至2006年，都一直跟随老师。九年中，也斯一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明灯。同时他不但是一位杰出作家和学者，亦对教育充满热诚，是深受学生敬重、爱戴的教育家，我对老师离世深感哀伤。他临终遗愿，希望香港文学重新得到重视，是超越个人名誉得失的忧患之言，他最后所关怀的不是个人或“界别”的问题，而是我们共同关怀的、香港文化素质的前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不是哀伤，而是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