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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中意两国建交40周年，也是意大利中国文化年。而今年也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这位出身于意大利马尔凯是区的马切拉塔的神父以其包容和博大的胸怀，将西方的科技与艺术带到中国，又将中国的悠久文化传到西方。为了纪念这位中欧文化交流的先贤，400年后的今天一坎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在他的归宿之地展开。中圆文物交流中心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合作举办了《利蚂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纪念展，由中意双方达选了134件(组)具有代表性的精美展品。拄斐尔、提香的大师佳作，建筑、典籍、科技方面的展品，屋现了文艺复兴思潮后16、17世纪欧洲的新风尚，中国文人韦画，文房用品、佛教造像等则反映了利玛窦在华期间的时代风貌。比展于3月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之后于4月～7月到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展出。
利玛窦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行者。他以无所畏惧的勇敢，乘风破浪，跋涉万里，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就了他人生的传奇。跟随他的足迹，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他的非凡人生和他那个时代的精彩吧!
按照历史课本的描述，利玛窦是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意大利传教士，也是明朝末年“西学东渐”之风的开创人。当我们更多地看到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一面时，也许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位传奇人物的其他非凡之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这种理念不仅由徐霞客执著地加以实践，竟然还能在与徐霞客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洋人利玛窦身上体现出来。1578年至1601年，利玛窦怀着无所畏惧的精神，远涉重洋从欧洲来到澳门，又蜿蜒曲折从澳门走向北京。他克服困难，纵横万里，终于成功抵达目的地，在那个时代恐怕没有几人能做出如此壮举。而他在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亦成为其方便有效的旅途通行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玛窦不愧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海陆两栖旅行家。
2010年适逢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为了追忆这位博学、勇敢的旅行家，首都博物馆于2月初隆重推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览，以他的人生足迹为线索，展示了利玛窦在故乡或东土所见、所闻、所学、所传的精髓。
循着达·伽马的航线远行
自1577年到1582年，利玛窦用5年时间令人惊叹地完成了穿越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远航。尽管半个多世纪前欧洲已经轰轰烈烈迈向大航海时代，但穿越浩渺汪洋的活动仍然是极度危险且异常艰苦的，从事者必须随时做好葬身鱼腹的思想准备。漫长枯燥的海上之旅还需要强大技术支持。所幸，利玛窦是新航路开辟运动和文艺复兴期间欧洲科技革新的受益者。如果没有葡萄牙人达·伽马探索出通往印度的航道，如果没有一件件精密科学仪器的指引，他恐怕很难到达远东。
早于利玛窦300年前，另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先是途经中东地区，而后顺着丝绸之路抵达元朝上都。马可·波罗的这条陆地旅行线已经被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商人们实践了上千年，应该算是比较成熟，并有很多经验可循，但利玛窦为什么没有从陆路前往中国，而是选择了险象环生的海路呢?因为当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两河流域已经被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不再像以往那么顺畅。为了绕开封锁，西班牙决心从海上寻找办法，资助哥伦布冒险远航，并意外发现了美洲。利玛窦展览中有一幅由威尼斯画派领军人物提香创作的油画，描绘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7～1598年)全身盛装的形象。画中的国王目光炯炯，流露出自信与沉稳。他曾经统治过意大利部分土地，积极支持天主教传播，并且为人类“海洋时代”的繁荣做出贡献。尽管西班牙领先一步，但真正打通前往东方航线的是崇尚竞争的葡萄牙人。1497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绕道好望角，最终抵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他给梦想到远东历险的欧洲人，包括利玛窦在内，创设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除了达·伽马，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利玛窦成功进行远洋航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展览中陈列的一对13世纪制造于西班牙的星盘，是古代航海者用来确定行星位置的，这说明欧洲人很早的时候就喜欢为航海事业花费脑筋。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成绩斐然，推动了技术革新，匠师制造出更多精密巧妙的仪器，指导水手们始终保持正确的航线。
海浪滚滚，波涛汹涌，展厅里有个不断发出轰鸣声音的昏暗通道象征了利玛窦充满艰辛的漫漫旅程。1577年5月18日，25岁的利玛窦和另外两位神职人员一起离开罗马，乘坐小船前往热那亚，在那里登上驶去西班牙南部港市卡塔赫纳的船。接着，他们乘坐骡子和马车穿越整个西班牙，来到大西洋之滨。第二年，利玛窦同其余13名来自意大利、葡萄牙和佛莱芒的耶稣会士在里斯本会合，准备正式出发。在祈祷声、钟鸣声和礼炮声中，他们乘坐的圣路易号帆船缓缓离港，首先驶向非洲大陆最南端，继而在好望角折向北，经莫桑比克海域直奔果阿——葡萄牙人在南亚次大陆经营的殖民基地。在印度休整四年后，利玛窦再次启航。这回，他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抵达了澳门。
和几乎所有海上旅行家一样，利玛窦绝不曾侥幸地逃过风暴和疾病的困扰，但这个年轻人凭借顽强毅力度过了重重危难。北大西洋上一次强风骤雨差点把利玛窦乘坐的四桅船吹到巴西海岸。在好望角，利玛窦体验了当年达·伽马感受到的惊涛骇浪制造的恐怖。东非莫桑比克附近的海面上，大风暴再次疯狂颠簸起帆船，它整整咆哮了一夜，令人惊心动魄。回想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利玛窦多年后曾感慨：人们的生存状态好比“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作为一名用心的旅行者，利玛窦在旅途中有意识地观察学习，并对所见所闻做了一些记录，将其应用到后来的传教活动中，成为新知识的创立者和传播者。我们都熟知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随船考察调研的事迹，其实三个多世纪前利玛窦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只不过没有达尔文做得那么全面、那么系统。在离几内亚湾不远的地方，利玛窦看到了飞鱼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他在1602年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如此描写到：“这片海里有一种会飞的鱼，但跳不高。它们掠过海面，可以飞350米之远；但它们却成为另一种名为‘青花’的鱼的战利品。……当地人通常放一条白色的带子在海面上作为鱼钩，等待飞鱼过来咬。百分之百飞鱼都会来。这种鱼煎过之后，味道很好。”利玛窦还把他在锡兰海岸看到的奇观重现在世界地图中：“这片海域出产美丽的宝石。岸边的居民会游到海里寻找宝石。”此外，利玛窦对好望角海岸和南半球星座都做了详细观察，并做了大量记录。
在古老的东方帝国探路
1582年春，利玛窦到达已被上千名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至此，他的海上旅程圆满结束，但后面等待他的是更为困难更加麻烦的陆地之行。利玛窦在澳门遇见了三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意大利老乡罗明坚神父。这几个春秋里，罗明坚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都以失败告终。深受倭寇之害的明朝政府一改永乐时期开放的对外交往态度，保守地实 行闭关锁国政策。假如西洋传教士未经许可就到大明帝国境内擅自活动，一旦被抓就会被处以极刑。利玛窦与罗明坚携手面对危险，多次随葡萄牙商队前往广州，诚恳拜会一些重要官员，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赴内地旅行的合法资格。通过这第一道难关后，有着职业旅行家素养的利玛窦也许开始意识到：如果说万里海洋之旅是与自然拼杀，那么中国陆路之旅则是与文化斗争。利玛窦的终极目的地是北京紫禁城，要想成功进入那红墙，他还有太多的准备活动需要做。
语言障碍是利玛窦亟需克服的困难，人在旅途中若是无法沟通便会寸步难行。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中国人明白西方语言，更没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语辞典。所以，利玛窦必须入乡随俗，硬着头皮去跟中国人学习那笔画复杂、语句晦涩的古代汉语。就像现在的小学生自作聪明地用汉语标注英语发音一样，利玛窦也无奈地用拉丁字母标注中文发音，但他的这个“笨方法”没准儿就是今天拉丁化汉语拼音的由来。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就这样读懂了汉语，并掌握了使用笔墨纸砚的技巧，澳门也因此成为中西方语言比较学和翻译学的第一个实验室。
1583年9月，利玛窦和旅伴罗明坚从澳门出发北上，在两广总督驻地肇庆安顿下来。当地知府王泮遵循儒家思想的教导对他们礼遇有加，还批准他们在肇庆崇禧塔旁边修建了住所，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幢欧式建筑。有了安定的住所后，二人开始静下心来将西方的基督教书籍翻译成汉语，同时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和葡萄牙语对照字典。利玛窦还为王泮绘制了第一幅用汉语标注的《舆地山海全图》。这一方面是为了继续研习汉语，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两位旅行者在低调地投石问路。他们谨言慎行，生活俭朴，尽量不招惹麻烦。然而麻烦仍旧不请自来，新上任的制台大人对他们的欧式房屋很感兴趣，打算占为己有。利玛窦被逼无奈，只好接受很少的银两作为补偿，放弃肇庆，移居韶州。
合格的旅行家必须能忍受因旅伴离去而独自前行的痛苦和孤独。1588年，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利玛窦失去了一个睿智的旅伴，只好鼓起勇气独自摸索。接着，因韶州城内疟疾肆虐，跟随利玛窦游历的另两个同伴——艾美达和裴德立神父两年内相继病故。
作为一名肩负特殊使命的旅行者，利玛窦有时还要忍受与信仰相悖的心灵之苦。在肇庆的时候，人们错误地认为声称来自天竺的利玛窦与和尚一样是佛祖的信徒，就要求他剃光头、穿僧袍。虽然表面上看，某些佛教仪式与天主教仪式非常相似，但二者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利玛窦无异于被迫加入了“异端”行列，内心必然充满极度自责。他认为佛教的“偶像崇拜”是个大敌，并在自己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指出：“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坚决驳斥，不仅要用理性，也要借用他们先人的权威，因为这样的说法显然与先贤们的教导迥然不同。”
尽管被迫为僧的经历让利玛窦相当不愉快，但这位聪明的旅行家迅速从愤懑里得到启发：若想顺利前进，必须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利玛窦发现佛教虽然很盛行，可真正在明朝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其实还是孔孟学说，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都严格遵循儒家教条，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他开始钻研四书五经，并脱下灰色僧袍，换上紫色绢袍，头戴儒士纱帽，出门乘坐轿子，俨然一副颇受尊敬的文人形象。
从澳门到韶州，他逐步探清中国的路子，给后面更关键的行程做好了铺垫。
向遥远的天子之城进发
利玛窦穿着儒衫从韶州来到南昌。此时，经过无数离奇遭遇的洗礼，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了。肇庆制台的蛮横、韶州强盗的拦截、知府王泮的友善……使利玛窦总结出在明朝境内旅行的一个重要攻略：结交士人，扬名立万，以此寻求官员的保护。他发现在这个文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东方国度，效忠于皇帝的官僚统治阶层拥有超级权力，甚至能决定天下草民的生死命运。他“伪装”的儒士身份是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的前提，他学富五车的才华能够使之轻松博得高级官员的好感。只有在得到众多贵人的帮助后，利玛窦才敢于向遥远的天子之城进发。
驻守南昌的江西巡抚陆万垓是利玛窦来华后结识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高官，他帮了利玛窦很多忙。另一位将利玛窦视为上宾的高官——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曾于1598年把这位意大利旅客轻而易举地带到北京。可惜当时正值援朝抗倭之战，京城上下对洋人极其戒备，利玛窦只好顺着大运河返回南京。
利玛窦在南京建造了来中国后的第四处寓所，教授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并为能以使者的身份觐见万历皇帝做积极准备。凭借自己掌握的“奇技淫巧”，以及儒雅的谈吐举止，他继续扩大交际圈子，拥有越来越多的高官朋友和名士知己。这个圈子里至少有国子监祭酒郭明龙、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南京吏部主事吴左海、贵州巡抚郭青螺、南京御史李汝祯、工部主事刘斗墟、南京翰林杨景淳、户部尚书张孟男、名医王肯堂和哲学家李贽等。当然，利玛窦还在这座城市认识了最重要的朋友徐光启。他们显赫的地位足以保证利玛窦安然无恙，并且使之衣食无忧。
明军终于在朝鲜击退了丰臣秀吉，大获全胜。利玛窦认为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600年再度启程赴京。他结交高官的攻略相当奏效，一路上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次年1月24日，利玛窦看到了高耸的北京城墙，那座遥远的天子之城已从梦想变为现实。而这个过程花费了他足足24个光阴。
利玛窦如愿以偿地获准步入紫禁城，离传说的中国皇帝已是近在咫尺。宫中大方的青花瓷和奢侈的金饰品似乎让他感受到了笼罩身边的皇家气息。然而，数十年间连自己大臣都不肯见的神宗皇帝怎会为了一个番邦小人露出龙颜?念及利玛窦“万里来朝”的忠心，朱翊钧仅仅通过太监接受了他的礼物，包括一幅《圣母画像》和一幅《圣母、圣子和小圣约翰》。当然，万历皇帝丝毫没有受到文艺复兴成果的感染，他对这两幅油画也许连看都没看。尽管如此，利玛窦绝对不是失败者。至少，他的博学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得到明朝士人发自内心的崇敬；至少，他圆满完成了经海路和陆路从欧洲到亚洲的艰难旅程，展现了一位职业旅行家应有的无畏精神。
这位旅行家以大半生时间游荡漂泊，终于在北京结束了这种生活状态，把生命的最后十年交给了这里。他不仅给中国带来可以直接应用的科学仪器，还翻译并原创了很多载有科学原理和哲学知识的书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和他的中国朋友撰写了许多重要作品。1602年，他和李之藻刻印了二人合绘的六轴《坤舆万国全图》。同年，在冯应京的催促之下，利玛窦出版《天主实义》。1607年，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并与李之藻合译了克拉维乌斯的《浑盖通宪图说》……
1610年，利玛窦溘然长逝，埋葬于北京阜成门外由万历皇帝钦赐的滕公栅栏墓地中，永远沉睡在他青春年少时就曾梦想到达的天子之城。他书写了人类旅行史上颇为传奇的一页，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随机应变的智慧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壮举，从而客观上最早把欧洲文艺复兴成果带到东方，促进了16世纪中西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的文融。
之后于4月～7月到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展出。
利玛窦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行者。他以无所畏惧的勇敢，乘风破浪，跋涉万里，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就了他人生的传奇。跟随他的足迹，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他的非凡人生和他那个时代的精彩吧!
按照历史课本的描述，利玛窦是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意大利传教士，也是明朝末年“西学东渐”之风的开创人。当我们更多地看到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一面时，也许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位传奇人物的其他非凡之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这种理念不仅由徐霞客执著地加以实践，竟然还能在与徐霞客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洋人利玛窦身上体现出来。1578年至1601年，利玛窦怀着无所畏惧的精神，远涉重洋从欧洲来到澳门，又蜿蜒曲折从澳门走向北京。他克服困难，纵横万里，终于成功抵达目的地，在那个时代恐怕没有几人能做出如此壮举。而他在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能力亦成为其方便有效的旅途通行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玛窦不愧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海陆两栖旅行家。
2010年适逢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为了追忆这位博学、勇敢的旅行家，首都博物馆于2月初隆重推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览，以他的人生足迹为线索，展示了利玛窦在故乡或东土所见、所闻、所学、所传的精髓。
循着达·伽马的航线远行
自1577年到1582年，利玛窦用5年时间令人惊叹地完成了穿越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的远航。尽管半个多世纪前欧洲已经轰轰烈烈迈向大航海时代，但穿越浩渺汪洋的活动仍然是极度危险且异常艰苦的，从事者必须随时做好葬身鱼腹的思想准备。漫长枯燥的海上之旅还需要强大技术支持。所幸，利玛窦是新航路开辟运动和文艺复兴期间欧洲科技革新的受益者。如果没有葡萄牙人达·伽马探索出通往印度的航道，如果没有一件件精密科学仪器的指引，他恐怕很难到达远东。
早于利玛窦300年前，另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先是途经中东地区，而后顺着丝绸之路抵达元朝上都。马可·波罗的这条陆地旅行线已经被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商人们实践了上千年，应该算是比较成熟，并有很多经验可循，但利玛窦为什么没有从陆路前往中国，而是选择了险象环生的海路呢?因为当时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两河流域已经被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欧洲通往东方的陆路不再像以往那么顺畅。为了绕开封锁，西班牙决心从海上寻找办法，资助哥伦布冒险远航，并意外发现了美洲。利玛窦展览中有一幅由威尼斯画派领军人物提香创作的油画，描绘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27～1598年)全身盛装的形象。画中的国王目光炯炯，流露出自信与沉稳。他曾经统治过意大利部分土地，积极支持天主教传播，并且为人类“海洋时代”的繁荣做出贡献。尽管西班牙领先一步，但真正打通前往东方航线的是崇尚竞争的葡萄牙人。1497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绕道好望角，最终抵达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他给梦想到远东历险的欧洲人，包括利玛窦在内，创设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除了达·伽马，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利玛窦成功进行远洋航行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展览中陈列的一对13世纪制造于西班牙的星盘，是古代航海者用来确定行星位置的，这说明欧洲人很早的时候就喜欢为航海事业花费脑筋。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发现成绩斐然，推动了技术革新，匠师制造出更多精密巧妙的仪器，指导水手们始终保持正确的航线。
海浪滚滚，波涛汹涌，展厅里有个不断发出轰鸣声音的昏暗通道象征了利玛窦充满艰辛的漫漫旅程。1577年5月18日，25岁的利玛窦和另外两位神职人员一起离开罗马，乘坐小船前往热那亚，在那里登上驶去西班牙南部港市卡塔赫纳的船。接着，他们乘坐骡子和马车穿越整个西班牙，来到大西洋之滨。第二年，利玛窦同其余13名来自意大利、葡萄牙和佛莱芒的耶稣会士在里斯本会合，准备正式出发。在祈祷声、钟鸣声和礼炮声中，他们乘坐的圣路易号帆船缓缓离港，首先驶向非洲大陆最南端，继而在好望角折向北，经莫桑比克海域直奔果阿——葡萄牙人在南亚次大陆经营的殖民基地。在印度休整四年后，利玛窦再次启航。这回，他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抵达了澳门。
和几乎所有海上旅行家一样，利玛窦绝不曾侥幸地逃过风暴和疾病的困扰，但这个年轻人凭借顽强毅力度过了重重危难。北大西洋上一次强风骤雨差点把利玛窦乘坐的四桅船吹到巴西海岸。在好望角，利玛窦体验了当年达·伽马感受到的惊涛骇浪制造的恐怖。东非莫桑比克附近的海面上，大风暴再次疯狂颠簸起帆船，它整整咆哮了一夜，令人惊心动魄。回想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利玛窦多年后曾感慨：人们的生存状态好比“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大海，所有人只能在茫茫大海的巨浪中求生”。
作为一名用心的旅行者，利玛窦在旅途中有意识地观察学习，并对所见所闻做了一些记录，将其应用到后来的传教活动中，成为新知识的创立者和传播者。我们都熟知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随船考察调研的事迹，其实三个多世纪前利玛窦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探索，只不过没有达尔文做得那么全面、那么系统。在离几内亚湾不远的地方，利玛窦看到了飞鱼这一激动人心的景象，他在1602年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如此描写到：“这片海里有一种会飞的鱼，但跳不高。它们掠过海面，可以飞350米之远；但它们却成为另一种名为‘青花’的鱼的战利品。……当地人通常放一条白色的带子在海面上作为鱼钩，等待飞鱼过来咬。百分之百飞鱼都会来。这种鱼煎过之后，味道很好。”利玛窦还把他在锡兰海岸看到的奇观重现在世界地图中：“这片海域出产美丽的宝石。岸边的居民会游到海里寻找宝石。”此外，利玛窦对好望角海岸和南半球星座都做了详细观察，并做了大量记录。
在古老的东方帝国探路
1582年春，利玛窦到达已被上千名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至此，他的海上旅程圆满结束，但后面等待他的是更为困难更加麻烦的陆地之行。利玛窦在澳门遇见了三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意大利老乡罗明坚神父。这几个春秋里，罗明坚多次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都以失败告终。深受倭寇之害的明朝政府一改永乐时期开放的对外交往态度，保守地实 行闭关锁国政策。假如西洋传教士未经许可就到大明帝国境内擅自活动，一旦被抓就会被处以极刑。利玛窦与罗明坚携手面对危险，多次随葡萄牙商队前往广州，诚恳拜会一些重要官员，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赴内地旅行的合法资格。通过这第一道难关后，有着职业旅行家素养的利玛窦也许开始意识到：如果说万里海洋之旅是与自然拼杀，那么中国陆路之旅则是与文化斗争。利玛窦的终极目的地是北京紫禁城，要想成功进入那红墙，他还有太多的准备活动需要做。
语言障碍是利玛窦亟需克服的困难，人在旅途中若是无法沟通便会寸步难行。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中国人明白西方语言，更没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语辞典。所以，利玛窦必须入乡随俗，硬着头皮去跟中国人学习那笔画复杂、语句晦涩的古代汉语。就像现在的小学生自作聪明地用汉语标注英语发音一样，利玛窦也无奈地用拉丁字母标注中文发音，但他的这个“笨方法”没准儿就是今天拉丁化汉语拼音的由来。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就这样读懂了汉语，并掌握了使用笔墨纸砚的技巧，澳门也因此成为中西方语言比较学和翻译学的第一个实验室。
1583年9月，利玛窦和旅伴罗明坚从澳门出发北上，在两广总督驻地肇庆安顿下来。当地知府王泮遵循儒家思想的教导对他们礼遇有加，还批准他们在肇庆崇禧塔旁边修建了住所，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幢欧式建筑。有了安定的住所后，二人开始静下心来将西方的基督教书籍翻译成汉语，同时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和葡萄牙语对照字典。利玛窦还为王泮绘制了第一幅用汉语标注的《舆地山海全图》。这一方面是为了继续研习汉语，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两位旅行者在低调地投石问路。他们谨言慎行，生活俭朴，尽量不招惹麻烦。然而麻烦仍旧不请自来，新上任的制台大人对他们的欧式房屋很感兴趣，打算占为己有。利玛窦被逼无奈，只好接受很少的银两作为补偿，放弃肇庆，移居韶州。
合格的旅行家必须能忍受因旅伴离去而独自前行的痛苦和孤独。1588年，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利玛窦失去了一个睿智的旅伴，只好鼓起勇气独自摸索。接着，因韶州城内疟疾肆虐，跟随利玛窦游历的另两个同伴——艾美达和裴德立神父两年内相继病故。
作为一名肩负特殊使命的旅行者，利玛窦有时还要忍受与信仰相悖的心灵之苦。在肇庆的时候，人们错误地认为声称来自天竺的利玛窦与和尚一样是佛祖的信徒，就要求他剃光头、穿僧袍。虽然表面上看，某些佛教仪式与天主教仪式非常相似，但二者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利玛窦无异于被迫加入了“异端”行列，内心必然充满极度自责。他认为佛教的“偶像崇拜”是个大敌，并在自己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指出：“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坚决驳斥，不仅要用理性，也要借用他们先人的权威，因为这样的说法显然与先贤们的教导迥然不同。”
尽管被迫为僧的经历让利玛窦相当不愉快，但这位聪明的旅行家迅速从愤懑里得到启发：若想顺利前进，必须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利玛窦发现佛教虽然很盛行，可真正在明朝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其实还是孔孟学说，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都严格遵循儒家教条，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他开始钻研四书五经，并脱下灰色僧袍，换上紫色绢袍，头戴儒士纱帽，出门乘坐轿子，俨然一副颇受尊敬的文人形象。
从澳门到韶州，他逐步探清中国的路子，给后面更关键的行程做好了铺垫。
向遥远的天子之城进发
利玛窦穿着儒衫从韶州来到南昌。此时，经过无数离奇遭遇的洗礼，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了。肇庆制台的蛮横、韶州强盗的拦截、知府王泮的友善……使利玛窦总结出在明朝境内旅行的一个重要攻略：结交士人，扬名立万，以此寻求官员的保护。他发现在这个文明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东方国度，效忠于皇帝的官僚统治阶层拥有超级权力，甚至能决定天下草民的生死命运。他“伪装”的儒士身份是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的前提，他学富五车的才华能够使之轻松博得高级官员的好感。只有在得到众多贵人的帮助后，利玛窦才敢于向遥远的天子之城进发。
驻守南昌的江西巡抚陆万垓是利玛窦来华后结识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高官，他帮了利玛窦很多忙。另一位将利玛窦视为上宾的高官——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曾于1598年把这位意大利旅客轻而易举地带到北京。可惜当时正值援朝抗倭之战，京城上下对洋人极其戒备，利玛窦只好顺着大运河返回南京。
利玛窦在南京建造了来中国后的第四处寓所，教授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并为能以使者的身份觐见万历皇帝做积极准备。凭借自己掌握的“奇技淫巧”，以及儒雅的谈吐举止，他继续扩大交际圈子，拥有越来越多的高官朋友和名士知己。这个圈子里至少有国子监祭酒郭明龙、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南京吏部主事吴左海、贵州巡抚郭青螺、南京御史李汝祯、工部主事刘斗墟、南京翰林杨景淳、户部尚书张孟男、名医王肯堂和哲学家李贽等。当然，利玛窦还在这座城市认识了最重要的朋友徐光启。他们显赫的地位足以保证利玛窦安然无恙，并且使之衣食无忧。
明军终于在朝鲜击退了丰臣秀吉，大获全胜。利玛窦认为北上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600年再度启程赴京。他结交高官的攻略相当奏效，一路上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次年1月24日，利玛窦看到了高耸的北京城墙，那座遥远的天子之城已从梦想变为现实。而这个过程花费了他足足24个光阴。
利玛窦如愿以偿地获准步入紫禁城，离传说的中国皇帝已是近在咫尺。宫中大方的青花瓷和奢侈的金饰品似乎让他感受到了笼罩身边的皇家气息。然而，数十年间连自己大臣都不肯见的神宗皇帝怎会为了一个番邦小人露出龙颜?念及利玛窦“万里来朝”的忠心，朱翊钧仅仅通过太监接受了他的礼物，包括一幅《圣母画像》和一幅《圣母、圣子和小圣约翰》。当然，万历皇帝丝毫没有受到文艺复兴成果的感染，他对这两幅油画也许连看都没看。尽管如此，利玛窦绝对不是失败者。至少，他的博学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得到明朝士人发自内心的崇敬；至少，他圆满完成了经海路和陆路从欧洲到亚洲的艰难旅程，展现了一位职业旅行家应有的无畏精神。
这位旅行家以大半生时间游荡漂泊，终于在北京结束了这种生活状态，把生命的最后十年交给了这里。他不仅给中国带来可以直接应用的科学仪器，还翻译并原创了很多载有科学原理和哲学知识的书籍。在北京期间，利玛窦和他的中国朋友撰写了许多重要作品。1602年，他和李之藻刻印了二人合绘的六轴《坤舆万国全图》。同年，在冯应京的催促之下，利玛窦出版《天主实义》。1607年，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并与李之藻合译了克拉维乌斯的《浑盖通宪图说》……
1610年，利玛窦溘然长逝，埋葬于北京阜成门外由万历皇帝钦赐的滕公栅栏墓地中，永远沉睡在他青春年少时就曾梦想到达的天子之城。他书写了人类旅行史上颇为传奇的一页，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随机应变的智慧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壮举，从而客观上最早把欧洲文艺复兴成果带到东方，促进了16世纪中西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的文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