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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后来也沿用到了书画理论中。风骨是我国古代文论业已存在的范畴。风骨指作品具有充沛感人的思想情感内容和精纯委婉的语言所表现出的一种劲健清峻、刚健有力的艺术风格。
建安风骨，就是指建安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悲凉之情，慷慨之气及简朴刚健之语。战争的多灾多难并没有使建安文人消沉、隐退，而是使他们认识到改变严酷现实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因而他们的文章之中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们满怀理想，积极入世，表现出了凌然的正气。喷薄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忠心报国之情，重重地撞击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感染，昂扬奋进，热血沸腾。他们的诗句的语言简朴、准确，刚劲如天上奔雷，振聋发聩，充满着一种令人心折的力量美，令人号啕的悲凉之情，让人燃烧的慷慨之气和朴质刚健的语言。三者合力，使建安文学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学中充满力量，挺直了脊梁，积蓄起一腔雄心壮志。
建安诗人众多，除我们所熟知的三曹七子外，尚有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丁仪兄弟等著名文士。但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惟三曹七子影响面较大。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曹氏父子均能诗善文。而七子在归附曹氏以前，早己创作了一些为人所称道的作品，如王桨的《登楼赋》，刘祯的《赠从弟》，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徐干也是“言则成章，操翰成文”，“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可见诸子均以文才扬名天下。
南朝与建安相距不远，建安作家作品在南朝社会中流传得相当广泛。检《宋书》、《南齐书》、《南史》可知，南朝社会中，建安作家知名度最高的应属曹植与王粟，人好以此二人喻文才敏锐之士，与作家的知名度相关，曹王二人的作品在南朝的传播面也是最大的。曹植的《七哀》、《洛神赋》、《白马篇》，王粟的《登楼赋》、《七哀》多为南朝诗人所模拟或称道，“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聚《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衡而骋力。”，“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集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啃然伤心肝。”，曹植的《洛神赋》在南朝更是有众多拟作，如谢灵运的《江妃赋》，沈约的《丽人赋》、《伤美人赋》，江淹的《丽色赋》、《水上神女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特定环境中被特定人群所接受，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新变，产生新的因素。比如，建安诗歌中所描摹的男女之情，较少单纯的情感描摹，而多隐含着某种寓意，可作多种解读。但在南朝，诗歌内涵却被单一化、狭隘化，往往仅限于男女之情。如曹植的《七哀诗》，就有明显的借男女之情述君臣之义的内涵，但汤惠休的拟诗极力渲染的却是怨妇感叹青春流逝的绮丽情思;再如徐干的《室思》，本有六章，而刘骏诸人专取“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进行模拟，干脆题为《自君之出矣》。后来的齐梁诗人王融、虞羲、范云依然是仿“自君之出矣”来作。这其中固然不能排除对原作艺术性的欣赏，但其审美趣味亦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拟作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使后来者忽略了原作本身的意义而纷纷以此为模板仿作。
南朝时期的模拟诗作在语言风格上已不再如建安诗歌那样醇厚高古，而是吸取了建安诗歌中的轻巧明朗，并转而为纤弱柔靡，向着柔媚的方向走去。实际上，徐干的《室思》之所以在这个阶段受到热切的关注，引来众多诗人拟作，正是因为《室思》所描写的男女相思之情恰好符合南朝人绮靡的口味。曹丕的《燕歌行》也大致如此，但受关注的程度不及前者。曹操诗风古直悲凉，与南朝诗坛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故而不甚流行。其余如阮璃、陈琳以书记著称，诗赋则无所称道。
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像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于是就有了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御风而立独自悲凉的慷慨激昂，如果陈诗是对建安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那么李白则把蓬莱文章的浪漫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游仙诗、远游诗追求非现实的理想境界。从个人风格来看，陈子昂的慷慨幽郁，王维的清微闲雅，李白的飘逸奔放，高适的浑厚浩茫，岑参的奇峭挺拔，王昌龄的健捷悲壮，杜甫的沉郁顿挫等等，都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特点结合包容了盛唐时代特征，合成了一种丰富、浑厚、气象远大、充满活力的基调。使我们看到了盛唐社会的各个侧面，也感受到盛唐社会的时代精神。当然，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雄浑之美的，是盛唐诗人也同建安诗人一样，在诗中高扬着一种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发出的深沉而巨大的感叹，首先爆射出渴望建功立业的耀眼火花，引起了历代有志之士的强烈共鸣。李白更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再盼望“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杜甫理想更高，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建安诗人和盛唐诗人都抒写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其风格显有不同。前者是坚韧不拔，壮心不已，奋斗不息。后者是意气风发，豪迈洒脱，乐观自信。盛唐诗人抒写自己的雄心壮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都写了边塞诗或表示要从军边塞，杀敌靖边，保卫国家的和平和安宁。在这些诗中充满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虽然描写了边关的荒凉艰苦，但却洋溢着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为了报效国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就连王维这样并不以政治抱负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不愿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所以边塞诗成了盛唐诗歌的一个突出部分，名篇佳句，层见迭出。这些诗表现出强劲的力量，但看来又似乎无所用力，浑成自然，不怒张，不填塞，不板滞，真做到了“积健为雄”。可以看出唐诗繁盛颇受益于建安文学，以陈子昂、李白、杜甫为例，陈子昂发掘了建安文学别于且高于六朝文学的价值，将其提升到革除文弊与重振文风的重要地位，使之得到广泛认可与传播，成为影响盛唐文学发展的主流力量。李白、杜甫皆欣赏建安、取法建安，承传其精神气脉：李白弃建安之绮丽而取其风骨，执着于理想，出语天真，故清新俊逸;杜甫感其辗转飘荡，扎根于现实，叙事抒情，丰满道劲，故沉郁顿挫。殷璠编选时人诗作，以风骨为重要品评标准，深化了建安之于盛唐诗人的重要性，其评论很有代表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中的文学部分更是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漫长的历史，积攒了沉淀文化的底蕴，正如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所给予盛唐气象的养料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博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给了文学一个广阔无垠的舞台。
建安风骨，就是指建安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悲凉之情，慷慨之气及简朴刚健之语。战争的多灾多难并没有使建安文人消沉、隐退，而是使他们认识到改变严酷现实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因而他们的文章之中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们满怀理想，积极入世，表现出了凌然的正气。喷薄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忠心报国之情，重重地撞击着读者的心灵，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感染，昂扬奋进，热血沸腾。他们的诗句的语言简朴、准确，刚劲如天上奔雷，振聋发聩，充满着一种令人心折的力量美，令人号啕的悲凉之情，让人燃烧的慷慨之气和朴质刚健的语言。三者合力，使建安文学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学中充满力量，挺直了脊梁，积蓄起一腔雄心壮志。
建安诗人众多，除我们所熟知的三曹七子外，尚有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丁仪兄弟等著名文士。但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惟三曹七子影响面较大。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曹氏父子均能诗善文。而七子在归附曹氏以前，早己创作了一些为人所称道的作品，如王桨的《登楼赋》，刘祯的《赠从弟》，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徐干也是“言则成章，操翰成文”，“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可见诸子均以文才扬名天下。
南朝与建安相距不远，建安作家作品在南朝社会中流传得相当广泛。检《宋书》、《南齐书》、《南史》可知，南朝社会中，建安作家知名度最高的应属曹植与王粟，人好以此二人喻文才敏锐之士，与作家的知名度相关，曹王二人的作品在南朝的传播面也是最大的。曹植的《七哀》、《洛神赋》、《白马篇》，王粟的《登楼赋》、《七哀》多为南朝诗人所模拟或称道，“华每闲居讽咏，常诵王聚《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衡而骋力。”，“于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悦，乃命群僚诵诗，晦咏王集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啃然伤心肝。”，曹植的《洛神赋》在南朝更是有众多拟作，如谢灵运的《江妃赋》，沈约的《丽人赋》、《伤美人赋》，江淹的《丽色赋》、《水上神女赋》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特定环境中被特定人群所接受，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新变，产生新的因素。比如，建安诗歌中所描摹的男女之情，较少单纯的情感描摹，而多隐含着某种寓意，可作多种解读。但在南朝，诗歌内涵却被单一化、狭隘化，往往仅限于男女之情。如曹植的《七哀诗》，就有明显的借男女之情述君臣之义的内涵，但汤惠休的拟诗极力渲染的却是怨妇感叹青春流逝的绮丽情思;再如徐干的《室思》，本有六章，而刘骏诸人专取“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进行模拟，干脆题为《自君之出矣》。后来的齐梁诗人王融、虞羲、范云依然是仿“自君之出矣”来作。这其中固然不能排除对原作艺术性的欣赏，但其审美趣味亦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拟作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使后来者忽略了原作本身的意义而纷纷以此为模板仿作。
南朝时期的模拟诗作在语言风格上已不再如建安诗歌那样醇厚高古，而是吸取了建安诗歌中的轻巧明朗，并转而为纤弱柔靡，向着柔媚的方向走去。实际上，徐干的《室思》之所以在这个阶段受到热切的关注，引来众多诗人拟作，正是因为《室思》所描写的男女相思之情恰好符合南朝人绮靡的口味。曹丕的《燕歌行》也大致如此，但受关注的程度不及前者。曹操诗风古直悲凉，与南朝诗坛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故而不甚流行。其余如阮璃、陈琳以书记著称，诗赋则无所称道。
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像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于是就有了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御风而立独自悲凉的慷慨激昂，如果陈诗是对建安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那么李白则把蓬莱文章的浪漫主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游仙诗、远游诗追求非现实的理想境界。从个人风格来看，陈子昂的慷慨幽郁，王维的清微闲雅，李白的飘逸奔放，高适的浑厚浩茫，岑参的奇峭挺拔，王昌龄的健捷悲壮，杜甫的沉郁顿挫等等，都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特点结合包容了盛唐时代特征，合成了一种丰富、浑厚、气象远大、充满活力的基调。使我们看到了盛唐社会的各个侧面，也感受到盛唐社会的时代精神。当然，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雄浑之美的，是盛唐诗人也同建安诗人一样，在诗中高扬着一种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发出的深沉而巨大的感叹，首先爆射出渴望建功立业的耀眼火花，引起了历代有志之士的强烈共鸣。李白更是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再盼望“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杜甫理想更高，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建安诗人和盛唐诗人都抒写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其风格显有不同。前者是坚韧不拔，壮心不已，奋斗不息。后者是意气风发，豪迈洒脱，乐观自信。盛唐诗人抒写自己的雄心壮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都写了边塞诗或表示要从军边塞，杀敌靖边，保卫国家的和平和安宁。在这些诗中充满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他们虽然描写了边关的荒凉艰苦，但却洋溢着英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为了报效国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就连王维这样并不以政治抱负称于世的诗人，也都表示出从军报国的热情，不愿像汉儒那样皓首穷经：“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所以边塞诗成了盛唐诗歌的一个突出部分，名篇佳句，层见迭出。这些诗表现出强劲的力量，但看来又似乎无所用力，浑成自然，不怒张，不填塞，不板滞，真做到了“积健为雄”。可以看出唐诗繁盛颇受益于建安文学，以陈子昂、李白、杜甫为例，陈子昂发掘了建安文学别于且高于六朝文学的价值，将其提升到革除文弊与重振文风的重要地位，使之得到广泛认可与传播，成为影响盛唐文学发展的主流力量。李白、杜甫皆欣赏建安、取法建安，承传其精神气脉：李白弃建安之绮丽而取其风骨，执着于理想，出语天真，故清新俊逸;杜甫感其辗转飘荡，扎根于现实，叙事抒情，丰满道劲，故沉郁顿挫。殷璠编选时人诗作，以风骨为重要品评标准，深化了建安之于盛唐诗人的重要性，其评论很有代表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中的文学部分更是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漫长的历史，积攒了沉淀文化的底蕴，正如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所给予盛唐气象的养料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博大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给了文学一个广阔无垠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