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东西太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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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问世以来,爱画者都希望能一睹真容。此画到明末流传到宜兴吴洪裕手里,吴某对此画爱若性命,临死前起了歹心,非要亲眼看着把画烧了殉葬不可。吴的子侄从火盆里把已经烧断成两截的画偷了出来,小的一截就是《剩山图》,大的那截如今还在台湾。
  唐太宗也爱书画,野史上,他先是指使人施计策,从和尚手里偷来了《兰亭序》——这个段子叫“太宗智取兰亭序”,意思是没有通过豪夺把文物收归“国有”,就算风雅了;临到他快“崩”了时,又下诏要搂着字帖往棺材里一躺,绝了后人观赏的念想。这位千年一帝性格中的流氓成分,倒不在玄武门之变,而是在这两件小事上。李隆基爱听一位歌手唱歌,却没有选入教坊,因为如此一来,民间就听不到了,仅从艺术品德修养上,就比他的先祖高出许多,不愧是梨园行的祖师爷。
  艺术杰作的诞生概率,往往连作者本人都不能控制。迷恋并不能成为非分地占有甚至毁损的借口。老舍在抗战时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恋》,讲一个人舍不得所藏的字画被日本人没收,而不得已同意做了汉奸,末一句话说:“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上面说的那位吴某人和唐太宗,比这汉奸还要差点儿,是“恋什么,就让什么陪着一块儿死”,和躺在病床上琢磨让老婆为自己守节的男人差不多。
  迷恋什么艺术或器物,同时又能做到洒脱地拿得起、放得下,心里要有个绚丽丰富的世界,不需要死把着几件珍宝来证实自己的价值。沈从文当作家时,爱收集和研究古物,随手购得,随手就送人,没有“价值”的概念。这点消遣也救了他,郭沫若贴了大字报迫使他无法写作之后,就只好靠研究文物和服装史活着。名士张伯驹,曾用四万大洋买下了《平复帖》,为了不使國宝流落海外,又卖掉自家的大宅院换回《游春图》。1955年,他一举将八件国宝全部捐了出来。在博物馆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那些文物下,有一行小字标注着捐赠者的姓名,需知他们中的多数确实是出于自愿,因为他们有一个比珍宝更丰富的心灵世界。
  而他们的命运如何呢?黄永玉记道:在莫斯科餐厅偶遇张伯驹,坐在一张狭小的桌前,小心地把汤舔光,用一块毛巾把面包黄油包裹起来,带回去给夫人潘素。彼时,张伯驹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插队返京。他虽然早已宠辱不惊,但是与他相关的许多事情都在那些年月里灰飞烟灭了。
  美好的东西都太脆弱,或者说,丑陋的东西都太顽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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