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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唐时期是外交模式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逐渐形成包含会盟、互市、和亲、朝贡一体的外交制度，对现当代外交具有借鉴意义。故本文拟从外交制度、发展特点两方面进行对比，对汉唐两代外交模式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朝贡制度;外交模式; 汉唐
一、汉唐外交制度
会盟制度，即古代诸侯之间的集会、订盟。会盟制度萌芽于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秦汉时期，会盟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降低。东汉末，会盟作为诸侯增加自身实力与影响的手段，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成为处理唐蕃、西北民族及南诏等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如821年的长庆会盟，以“和叶社稷如一统” 为目的，对缓和民族矛盾、解决边防问题、减少战争、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互市是中央王朝与外国或异族之间贸易的通称，由汉朝的贾谊提出，利用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 的心理，通过贸易交流，使得匈奴在互通有无中受到汉族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影响，缓和边境的紧张状态。汉文帝时出现由政府主办的互市制度，并逐渐推广到与各国的交往中。到了唐代，海上贸易也不断发展，设互市监、市舶使的监督互市的机构与官职，专职管理路上、海上贸易，由政府控制，限制贸易物品。
严格意义的和亲产生于汉，唐朝尤盛。汉朝初建无力为战，而匈奴势力强盛，和亲便成为安边的重要手段，目的即“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 ，西汉政府主动要求和亲，如汉初刘邦与冒顿单于的和亲，西汉政府获得边境暂时的安定得以发展，匈奴则可得到作为陪嫁的城池、土地与关市。汉武帝时期，西汉日益强大而匈奴衰落，故转变为匈奴主动向西汉提出和亲。唐代和亲的目的更加复杂多样，以安抚边疆为目的;或为瓦解少数民族政权;或为操控对方等。唐前期的和亲积极主动，以唐太宗时期为例，执政期间共七次和亲;至唐中后期国家日益衰败，和亲次数虽多但难以实现政治目的。
朝贡是臣服者将财富以各种形式给予中原王朝，以表示顺从或结盟意愿。汉朝在继承西周分封宗法制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朝贡体系，且伴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与中央权力的集中，将其扩展到国外，手段主要是朝贡贸易、宣扬教化、以夷制夷，有时会选择战争。藩属国主要履行朝觐、献贡、纳质义务;朝觐时需单于或其派遣使节入朝献礼;献贡即藩属国把礼物进献给王朝统治者。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时，汉朝则赏赐其“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纳质即纳受人质，人质则通常分为大首领亲子或贵族子弟，是继承先秦时代各少数民族为建立联盟，以示诚意的做法。汉朝将之纳入朝贡制度，凭此成为确立两国从属关系的证明。
于汉唐王朝，朝贡制度具有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于藩属国，赏赐带给他们巨大的财富。此外，朝贡制度产生了其后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华夷观念，即为保持中原地区稳定，而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在边远地带，以减小发生动乱所带来的损伤，为后代王朝继承。
二、汉唐外交发展特点对比
一、主导关系的变化
在汉、唐帝国时期，虽然两者均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但外交主导关系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汉初，匈奴势力强于汉朝，“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 到武帝时，两者互相征伐。关系转变发生在甘露三年，南匈奴“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此后，为匈奴称臣，汉廷“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 。汉帝国建立的朝贡体系从汉初与匈奴并存，转变为汉朝独尊于天下。此时汉朝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相对松弛，表现为少数民族与汉帝国多次互相讨伐，朝贡关系极不稳定。
唐朝继承了这一朝贡体系，建立了运作精良的制度。公元619年，高句丽首先遣使来唐，自此以后，“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且唐朝在地域上跨越亚欧大陆和东西洋，在原则上能做到了“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 。唐朝对外交往的世界主义胸怀与其在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相辅相成。
二、外交事务规范化
隨着中原王朝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外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汉唐统治者对于外交更为重视，中外交流更为丰富、频繁，外交事务更加规范化。
两汉时期，皇帝决策与公卿百官决策为主的两级决策体制基本成为定制，发展到了唐代，御前决策小型化、常务化，宰相决策成为一个独立的决策层次，审议封驳被纳入决策体系，决策制约机制愈发成熟，御前决策、宰相决策与百官决策为主的三级决策体制正式形成。
在外交实践的探索与发展中，制度日益成熟，范围不断扩大，朝贡制度逐渐占据了对外关系的核心地位。会盟、和亲、互市等相对独立的外交模式，以朝贡关系为前提，逐渐模糊界限，成为了朝贡制度下互为补充的外交手段。例如公元821年的唐蕃长庆会盟，是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和亲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缓和边境局势、促进经济增长的外交实践。
自两汉始，“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弛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朝贡，“名为朝贡，实为交易也” 。到了唐代，互市已经是朝贡使的职责之一，朝贡制度的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得到了更为规范的体现。
三、外交机构职能分工更加明确，关涉机构数量增加。
汉唐两代主管部门为尚书主客曹和大鸿胪，汉初创立，虽有分工却不明确，官署间的侵权、重合等现象多有发生，唐代双方执掌更为明确，即主客司主管外交政务，鸿胪寺主管外交事务。同时，汉代关涉机构数量较少，职能具有模糊性，唐代则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关涉部门所辖范围很广，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九寺、五监之下均有相关部门参与外交事务。如唐代四夷使者来朝，所携国书由中书侍郎接受，核查物品和数量后再经由相关部门验收，完成验收和定价之后，经中枢决策批准后才能举行朝贡典礼。可见唐代政务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特点，关涉机构数量增多，各自的职能也更为明确。
汉唐时期逐渐确立了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集会盟、和亲与互市等为一体的外交模式。这一外交模式，在实际对外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变，最后趋于成熟完善，是古代东方独自形成、自成体系的古典外交制度，也为后世的外交制度提供了模板与借鉴。汉唐时期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历史，给现当代的外交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参考文献：
[1]《唐蕃会盟碑》碑文。
[2][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8，《汉纪十》，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版。
[3]《册府元龟》卷978。
[4][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4《势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页。
[5][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896页。
[6][汉]班固撰：《汉书》卷48《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896页。
[7][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99，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1835页。
[8]《新唐书》卷46，《百官一》。
[9]范晔，《后汉书》，第29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0年。
[10]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七，第1121页，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
关键词：朝贡制度;外交模式; 汉唐
一、汉唐外交制度
会盟制度，即古代诸侯之间的集会、订盟。会盟制度萌芽于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秦汉时期，会盟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降低。东汉末，会盟作为诸侯增加自身实力与影响的手段，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成为处理唐蕃、西北民族及南诏等关系的重要外交手段，如821年的长庆会盟，以“和叶社稷如一统” 为目的，对缓和民族矛盾、解决边防问题、减少战争、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互市是中央王朝与外国或异族之间贸易的通称，由汉朝的贾谊提出，利用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 的心理，通过贸易交流，使得匈奴在互通有无中受到汉族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影响，缓和边境的紧张状态。汉文帝时出现由政府主办的互市制度，并逐渐推广到与各国的交往中。到了唐代，海上贸易也不断发展，设互市监、市舶使的监督互市的机构与官职，专职管理路上、海上贸易，由政府控制，限制贸易物品。
严格意义的和亲产生于汉，唐朝尤盛。汉朝初建无力为战，而匈奴势力强盛，和亲便成为安边的重要手段，目的即“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 ，西汉政府主动要求和亲，如汉初刘邦与冒顿单于的和亲，西汉政府获得边境暂时的安定得以发展，匈奴则可得到作为陪嫁的城池、土地与关市。汉武帝时期，西汉日益强大而匈奴衰落，故转变为匈奴主动向西汉提出和亲。唐代和亲的目的更加复杂多样，以安抚边疆为目的;或为瓦解少数民族政权;或为操控对方等。唐前期的和亲积极主动，以唐太宗时期为例，执政期间共七次和亲;至唐中后期国家日益衰败，和亲次数虽多但难以实现政治目的。
朝贡是臣服者将财富以各种形式给予中原王朝，以表示顺从或结盟意愿。汉朝在继承西周分封宗法制的基础上，逐渐确立了朝贡体系，且伴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与中央权力的集中，将其扩展到国外，手段主要是朝贡贸易、宣扬教化、以夷制夷，有时会选择战争。藩属国主要履行朝觐、献贡、纳质义务;朝觐时需单于或其派遣使节入朝献礼;献贡即藩属国把礼物进献给王朝统治者。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朝觐时，汉朝则赏赐其“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纳质即纳受人质，人质则通常分为大首领亲子或贵族子弟，是继承先秦时代各少数民族为建立联盟，以示诚意的做法。汉朝将之纳入朝贡制度，凭此成为确立两国从属关系的证明。
于汉唐王朝，朝贡制度具有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于藩属国，赏赐带给他们巨大的财富。此外，朝贡制度产生了其后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华夷观念，即为保持中原地区稳定，而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在边远地带，以减小发生动乱所带来的损伤，为后代王朝继承。
二、汉唐外交发展特点对比
一、主导关系的变化
在汉、唐帝国时期，虽然两者均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但外交主导关系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汉初，匈奴势力强于汉朝，“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无已也。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 到武帝时，两者互相征伐。关系转变发生在甘露三年，南匈奴“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 此后，为匈奴称臣，汉廷“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 。汉帝国建立的朝贡体系从汉初与匈奴并存，转变为汉朝独尊于天下。此时汉朝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控制相对松弛，表现为少数民族与汉帝国多次互相讨伐，朝贡关系极不稳定。
唐朝继承了这一朝贡体系，建立了运作精良的制度。公元619年，高句丽首先遣使来唐，自此以后，“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 。且唐朝在地域上跨越亚欧大陆和东西洋，在原则上能做到了“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 。唐朝对外交往的世界主义胸怀与其在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相辅相成。
二、外交事务规范化
隨着中原王朝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外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汉唐统治者对于外交更为重视，中外交流更为丰富、频繁，外交事务更加规范化。
两汉时期，皇帝决策与公卿百官决策为主的两级决策体制基本成为定制，发展到了唐代，御前决策小型化、常务化，宰相决策成为一个独立的决策层次，审议封驳被纳入决策体系，决策制约机制愈发成熟，御前决策、宰相决策与百官决策为主的三级决策体制正式形成。
在外交实践的探索与发展中，制度日益成熟，范围不断扩大，朝贡制度逐渐占据了对外关系的核心地位。会盟、和亲、互市等相对独立的外交模式，以朝贡关系为前提，逐渐模糊界限，成为了朝贡制度下互为补充的外交手段。例如公元821年的唐蕃长庆会盟，是在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和亲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缓和边境局势、促进经济增长的外交实践。
自两汉始，“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弛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朝贡，“名为朝贡，实为交易也” 。到了唐代，互市已经是朝贡使的职责之一，朝贡制度的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得到了更为规范的体现。
三、外交机构职能分工更加明确，关涉机构数量增加。
汉唐两代主管部门为尚书主客曹和大鸿胪，汉初创立，虽有分工却不明确，官署间的侵权、重合等现象多有发生，唐代双方执掌更为明确，即主客司主管外交政务，鸿胪寺主管外交事务。同时，汉代关涉机构数量较少，职能具有模糊性，唐代则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关涉部门所辖范围很广，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九寺、五监之下均有相关部门参与外交事务。如唐代四夷使者来朝，所携国书由中书侍郎接受，核查物品和数量后再经由相关部门验收，完成验收和定价之后，经中枢决策批准后才能举行朝贡典礼。可见唐代政务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特点，关涉机构数量增多，各自的职能也更为明确。
汉唐时期逐渐确立了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集会盟、和亲与互市等为一体的外交模式。这一外交模式，在实际对外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变，最后趋于成熟完善，是古代东方独自形成、自成体系的古典外交制度，也为后世的外交制度提供了模板与借鉴。汉唐时期在具体外交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历史，给现当代的外交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
参考文献：
[1]《唐蕃会盟碑》碑文。
[2][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8，《汉纪十》，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版。
[3]《册府元龟》卷978。
[4][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4《势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页。
[5][汉]班固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896页。
[6][汉]班固撰：《汉书》卷48《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3896页。
[7][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99，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版，第1835页。
[8]《新唐书》卷46，《百官一》。
[9]范晔，《后汉书》，第29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0年。
[10]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七，第1121页，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