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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上坟，是家乡的传统。一大早，我和儿子就驱车去了城东的公墓祭拜父亲。
父亲离开我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想当年，我作为长子将父亲的墓地选在城里的公墓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父亲不想在山里。父亲十八岁招工去金华建筑公司工作，三年后，爷爷病重，三封信催父亲回家，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岗位，回家担当起长子如父的重任。二是因为父亲在老家的山村受尽了冤屈和苦难，这冤屈和苦难还是当村书记的堂伯给我们造成的，让父亲杯杯浊酒难消愁。三是方便都在城里工作的三姐弟和下一代亲人可以常去祭拜他，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常思并践行父亲为人处世的道理。
上午十点，是老家的村书记早在年前就通知我到村里参加乡贤会的时间。四五十里的路，原来靠双脚走路是“三夜没有两夜酣”的困境，如今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时间还早，我就拿了预先准备的祭祀品先去了奶奶的墓地。
村口的晒谷场上停着几辆车，看到几个陌生的，但明显带着新春佳节快乐气息的面容，想必是来拜年走亲的。整个村子显得寂静无比，穿过村子时，就遇到堂婶，问了声：“婶婶，新年好！”又问：“在山里过年的？”堂婶应了声说：“城里过年的，今天早上进来的。”我说：“去山上看看奶奶。”
村子尽头就是我的老家，我先到家中取了一把柴刀，儿子不解，带这刀干什么？我说，到山上你就知道了。出了门，就是羊肠山道，蜿蜒崎岖，但闻山泉流水声，满目青山，不见一个人影。一路上坡，梯田一层层，但都荒芜着，看不到一点生机，越往里走，梯田里越是杂草丛生，有的田里柴株都拳头般粗了。靠山一侧，横七竖八地倒着一根根毛竹，一定是年前的两天雪给压的。这时，带来的柴刀可发挥作用了，我将拦着路的难以跨越和弯腰过的毛竹砍断，儿子在一边帮着拉。
来到坟前，压上纸钱，取出打火机点上，父子俩慢慢地烧着。透过火光，我一边看着有些虚晃的墓碑和墓碑上的文字，一边回忆有关奶奶的片段，奶奶一生生了八个子女，一家十口人的一日三餐、十口人的衣裤、亲朋好友的生老病死等打点，还有猪草，等等，都是奶奶的担当……
纸钱烧得差不多时，我点着了香火，很旺的一片，连吹了三口才灭，遂朝奶奶墓碑拜了三拜，心里替父母、老婆、儿子给奶奶拜年许愿了，然后挪步，朝葬在奶奶身边的三叔墓碑也是三拜，插上三炷香。我这个三叔，听父亲说，刚生下来时，因为身体原因差点被爷爷扔了，是奶奶不顾爷爷的反对硬是养育了起来，三叔终身没娶，陪奶奶到92岁。安葬奶奶后不久，三叔就病倒了，好心的四叔接他到城里的医院，算是享了几天的“福”。听四叔说，奶奶有先见之明，死前特意交代四叔，在她身边留个位置，她要三叔去陪她……想着这些往事，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不远处是堂二叔永河的坟墓，我也拜了三拜，插上香。这个堂叔英年早逝，完全是因为被人告发陷害所致，劳改回来后抑郁成疾、借酒消愁，不久离开了人世，而事情仅仅是堂二叔常犯牙疼，听人说罂粟壳镇牙痛，就在房前种了几棵罂粟……
我将余下的香全部插在奶奶坟前，清了清坟前的杂草和枯枝败叶。环顾四周，感觉山永远是这座山，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一样，不一样的是我的心绪，每次来都不一样，随着年岁的增加，越老越甚。
祭拜奶奶时，意外遇上一家三兄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去上坟。这三兄弟是我的堂兄弟，和我是同一个太公门下的。太公有三個儿子，都是我的爷爷，民国时这三个爷爷齐心协力，不仅有些蛮力气，还爱打抱不平，在远近山村是出名的，我们村虽小，但因为有这三个爷爷，外村人都不敢欺负。解放战争时，三个爷爷被抓了壮丁，逃回来后又被抓了，大爷爷被国民党兵拳打脚踢、灌辣椒水，吃尽了苦头，但在他的努力下，两个小爷爷硬是逃出了魔爪。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小爷爷算是彻底自由了，但大爷爷却永远没有了音讯。
这个大爷爷就是这三兄弟的亲爷爷，我的亲爷爷是最小的爷爷。上世纪70年代初，在爷爷的努力下，三兄弟的父亲、爷爷的侄儿、我的堂伯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堂伯就让从金华建筑公司回来的父亲当了村会计。
1975年的春天，一个村电工，趁我家没人，偷了父亲放在抽屉里的二百多元公款。第二天一早，父亲发现后当即报告同住一个天井的担任支部书记的堂伯，没想到冤案就此开始。
当天下午，公社来人，母亲被无缘无故抓去，一去就是一年多。父亲里里外外，既为母亲奔跑，又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那段岁月，曾经上餐不接下餐；曾经靠山吃山的农家却难为无柴之炊；曾经我放学路上被人拦住打，破旧的书包常常被人塞进泥土、石块……
“文革”结束后，真相大白，冤案平反，但母亲及一家人经历的困厄和精神上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母亲至今留下心脏病……
后来我才知道，村书记的堂伯和偷钱的电工达成了协议：村电工答应将两个女儿嫁给村书记的两个儿子。
若干年后，大儿子离婚了，二儿子的女人也和他分手了。小儿子则离家百余里到隔壁县做了上门女婿，几年后也离了婚。就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有三个儿子的村书记一家，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村电工一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女儿离婚后至今没有嫁出去，二女儿也没有找上一个婆家，小儿子四十几岁了还是孑然一身……可以说，成为村里最落魄的一家。
我和弟弟先后考上中专，分配工作并先后到城里成家立业。我们都心有灵犀似的，回避着过去的一切，几乎都不愿去揭开那封尘已久的伤痕；我们都摒弃前嫌，先后帮过他们三兄弟一些忙，毕竟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门下的。
今天，当我看到兄弟仨一起上坟的情景，着实让我惊喜。俗话说：自家不和别人欺，想想从太公的三个儿子、到大伯的三个儿子，如果有一天，他们仨或者他们的子孙过上了富裕小康的生活，我想太公、爷爷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责任编辑：蒋建伟
父亲离开我已有十七个年头了，想当年，我作为长子将父亲的墓地选在城里的公墓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父亲不想在山里。父亲十八岁招工去金华建筑公司工作，三年后，爷爷病重，三封信催父亲回家，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岗位，回家担当起长子如父的重任。二是因为父亲在老家的山村受尽了冤屈和苦难，这冤屈和苦难还是当村书记的堂伯给我们造成的，让父亲杯杯浊酒难消愁。三是方便都在城里工作的三姐弟和下一代亲人可以常去祭拜他，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常思并践行父亲为人处世的道理。
上午十点，是老家的村书记早在年前就通知我到村里参加乡贤会的时间。四五十里的路，原来靠双脚走路是“三夜没有两夜酣”的困境，如今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时间还早，我就拿了预先准备的祭祀品先去了奶奶的墓地。
村口的晒谷场上停着几辆车，看到几个陌生的，但明显带着新春佳节快乐气息的面容，想必是来拜年走亲的。整个村子显得寂静无比，穿过村子时，就遇到堂婶，问了声：“婶婶，新年好！”又问：“在山里过年的？”堂婶应了声说：“城里过年的，今天早上进来的。”我说：“去山上看看奶奶。”
村子尽头就是我的老家，我先到家中取了一把柴刀，儿子不解，带这刀干什么？我说，到山上你就知道了。出了门，就是羊肠山道，蜿蜒崎岖，但闻山泉流水声，满目青山，不见一个人影。一路上坡，梯田一层层，但都荒芜着，看不到一点生机，越往里走，梯田里越是杂草丛生，有的田里柴株都拳头般粗了。靠山一侧，横七竖八地倒着一根根毛竹，一定是年前的两天雪给压的。这时，带来的柴刀可发挥作用了，我将拦着路的难以跨越和弯腰过的毛竹砍断，儿子在一边帮着拉。
来到坟前，压上纸钱，取出打火机点上，父子俩慢慢地烧着。透过火光，我一边看着有些虚晃的墓碑和墓碑上的文字，一边回忆有关奶奶的片段，奶奶一生生了八个子女，一家十口人的一日三餐、十口人的衣裤、亲朋好友的生老病死等打点，还有猪草，等等，都是奶奶的担当……
纸钱烧得差不多时，我点着了香火，很旺的一片，连吹了三口才灭，遂朝奶奶墓碑拜了三拜，心里替父母、老婆、儿子给奶奶拜年许愿了，然后挪步，朝葬在奶奶身边的三叔墓碑也是三拜，插上三炷香。我这个三叔，听父亲说，刚生下来时，因为身体原因差点被爷爷扔了，是奶奶不顾爷爷的反对硬是养育了起来，三叔终身没娶，陪奶奶到92岁。安葬奶奶后不久，三叔就病倒了，好心的四叔接他到城里的医院，算是享了几天的“福”。听四叔说，奶奶有先见之明，死前特意交代四叔，在她身边留个位置，她要三叔去陪她……想着这些往事，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不远处是堂二叔永河的坟墓，我也拜了三拜，插上香。这个堂叔英年早逝，完全是因为被人告发陷害所致，劳改回来后抑郁成疾、借酒消愁，不久离开了人世，而事情仅仅是堂二叔常犯牙疼，听人说罂粟壳镇牙痛，就在房前种了几棵罂粟……
我将余下的香全部插在奶奶坟前，清了清坟前的杂草和枯枝败叶。环顾四周，感觉山永远是这座山，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一样，不一样的是我的心绪，每次来都不一样，随着年岁的增加，越老越甚。
祭拜奶奶时，意外遇上一家三兄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去上坟。这三兄弟是我的堂兄弟，和我是同一个太公门下的。太公有三個儿子，都是我的爷爷，民国时这三个爷爷齐心协力，不仅有些蛮力气，还爱打抱不平，在远近山村是出名的，我们村虽小，但因为有这三个爷爷，外村人都不敢欺负。解放战争时，三个爷爷被抓了壮丁，逃回来后又被抓了，大爷爷被国民党兵拳打脚踢、灌辣椒水，吃尽了苦头，但在他的努力下，两个小爷爷硬是逃出了魔爪。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小爷爷算是彻底自由了，但大爷爷却永远没有了音讯。
这个大爷爷就是这三兄弟的亲爷爷，我的亲爷爷是最小的爷爷。上世纪70年代初，在爷爷的努力下，三兄弟的父亲、爷爷的侄儿、我的堂伯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堂伯就让从金华建筑公司回来的父亲当了村会计。
1975年的春天，一个村电工，趁我家没人，偷了父亲放在抽屉里的二百多元公款。第二天一早，父亲发现后当即报告同住一个天井的担任支部书记的堂伯，没想到冤案就此开始。
当天下午，公社来人，母亲被无缘无故抓去，一去就是一年多。父亲里里外外，既为母亲奔跑，又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那段岁月，曾经上餐不接下餐；曾经靠山吃山的农家却难为无柴之炊；曾经我放学路上被人拦住打，破旧的书包常常被人塞进泥土、石块……
“文革”结束后，真相大白，冤案平反，但母亲及一家人经历的困厄和精神上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愈合，母亲至今留下心脏病……
后来我才知道，村书记的堂伯和偷钱的电工达成了协议：村电工答应将两个女儿嫁给村书记的两个儿子。
若干年后，大儿子离婚了，二儿子的女人也和他分手了。小儿子则离家百余里到隔壁县做了上门女婿，几年后也离了婚。就这样，曾经红极一时的有三个儿子的村书记一家，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村电工一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女儿离婚后至今没有嫁出去，二女儿也没有找上一个婆家，小儿子四十几岁了还是孑然一身……可以说，成为村里最落魄的一家。
我和弟弟先后考上中专，分配工作并先后到城里成家立业。我们都心有灵犀似的，回避着过去的一切，几乎都不愿去揭开那封尘已久的伤痕；我们都摒弃前嫌，先后帮过他们三兄弟一些忙，毕竟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门下的。
今天，当我看到兄弟仨一起上坟的情景，着实让我惊喜。俗话说：自家不和别人欺，想想从太公的三个儿子、到大伯的三个儿子，如果有一天，他们仨或者他们的子孙过上了富裕小康的生活，我想太公、爷爷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