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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二姨父打电话说，他的女儿结婚，让我去喝喜酒。这才想起，表妹星的年纪已是29岁了。
星是幸运的。当年考上大学时，她的哥哥又逢要成家，二姨妈说家中已拿不出钱供她读书，星来到母亲家哭诉，说自己非读书不可。母亲狠狠地责备了二姨妈一顿，说：“姑娘考上了大学你不让她读，光顾着自个儿子。”母亲的话，话糙理不糙，二姨妈最终还是让星去读了大学。母亲五姊妹中就她一人有工作，她上边的姐姐和下边的两个妹妹及弟弟都在农村。早些年，大家日子都过得拮据，母亲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帮衬着他们，但凡大事，母亲说的话是有些分量的。
农村的女人不容易，要收拾庄稼地、饲养禽畜，那些鸡零狗碎之事还真花不少心思，还得应付打理村上各种应酬，还有一家人上上下下，吃喝拉撒的照顾。盘算每月下来家中的钱款是否有结余。她们深知自个丈夫挣钱辛苦，对丈夫也是百般体贴。看见自己的儿女长大了，都希望孩子们能有一桩好婚姻，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媳妇。
星大学毕业先后去过几个城市找工作，目前在浙江一家医院总算稳定了下来。和星相比，花的命运却没有这么幸运，几经坎坷。
花是大姨妈的女儿，家中排行第五，下边还有两个妹妹。她的年纪与我接近。因母亲生了我们兄弟三人，家中没有姑娘，母亲早年想把花过继给自己，大姨妈也有此意，家里孩子多，难养活。当时，奶奶一听此事，一百个不同意。奶奶是个传统女性，她也生了父亲姊妹七人，吃尽了苦头，把他们一一拉扯大。母亲是个讲孝道的人，顺从了奶奶的话，也只好在花每逢寒暑假把她接到身边照顾。花和母亲的感情就是在那时有的，我对表妹花也是从那时才熟悉的，并且有了兄妹情。
花的皮肤很白皙，一笑起来，嘴角就显现两个酒窝儿。她的左脸颊有一个黑色的胎痣，小时候不明显，人大了，胎痣已有小拇指大小，这也成为了她容貌上的缺憾。她会用长发遮掩住那块让她不愉快的黑痣。日子久了，她总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撩一下左边的长发，又即刻放下，毕竟头发会遮住左眼，影响视觉。母亲在夏天时，给花买花裙；在冬天时，给花买新袄，让我心生妒忌，埋怨母亲不疼亲生的。花早晚要嫁人，当姨的只能做这些，吃哪门子醋？母亲的话总是有道理，无以反驳。
花在考卫校那年，几分之差与理想失之交臂。花想复读一年，大姨妈没有同意。想想也是：两个哥哥尚未成家，两个妹妹又小，说来说去还是日子太苦。本以为花会“安分守己”，也就在这一年，花与同村的女孩去了大家认为遍地是黄金的广州。这一别，我只见过花三次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花和一个小伙子来到母亲家。花穿着一般，与母亲说着家乡的话，说她已成家。花说话时，仍旧习惯地撩起左脸颊长发，随即放下。原本白皙的脸庞少了血气，我总觉得她的话里有所掩饰。后来，母亲告诉我，小伙子是福建乡下人，和花在广州同一电子厂工作，好上了，怀了孩子。母亲的话让我愕然，花才二十出头，就这样草率结婚，会幸福吗？唉，人各有命，随天意吧！母亲虽叹怨，心里却祈福花可以幸福。
中途的好几年里，花杳无音信。每次向母亲打听花的消息，母亲都没有好口气地说，瞎打听啥呀，真拿花当亲妹子。我了解母亲的秉性，她心疼外甥女，肯定有什么苦衷，花一定遭遇了什么事。
又过了七八年，花再次来到母亲家。这次看上去，精神好许多。花是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进的屋。小男孩留着一个时髦的“西瓜头”发型，与花对话讲的是粤语，听不明白两人说些什么。花的吐字中，家乡话讲得有些生硬。临行前，母亲让我送花母子俩上火车，在候车室里，我没有和花说话，时间，让大家彼此都有些生分。直到火车进站，我才从嘴里生硬地蹦出几个字：花，保重！花的眼瞳扑闪着，一下子就落了泪。表哥，你也保重。花一手牵着小男孩，一手拖着行李箱过安检站。刚过安检站时，花忽然止步回头冲我笑，微微点头，示意恭敬，又顺势撩了一下左脸颊的长发，我这才惊奇地发现，那块难看的小拇指大小的黑色胎痣已不见踪影。
回家后，心情不知为何竟徒增惆怅。本想询问母亲，打探花的事情，转念之下又担心母亲拿话挤对我，最主要的是，不想让花身上发生的事，又让母亲伤心。细心的母亲从我一进门不悦的脸上早已看出缘由。华儿呀，天下的父母哪有不心疼自个孩子的呀！母亲最终把花的事情和盘托出。早在七八年里，花回过家。她与那个福建男人离了婚，生下的女儿判给了男方。花在娘家调理了数月，什么事都没干，在家乡的庄稼地行走、摇橹于家乡的湖泊里、穿梭在家乡的山林里。她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是留下来，一辈子待在农村，还是继续闯，自己再头破血流？花还是决定走了，像她十六岁那年离开村庄那样，一如既往。花没去广州，去了深圳。广州的伤痛，花忘不了，至少可以离开。花之所以没去母亲家探望，在她心里，早已把我的母亲当成她的母亲。她想让母亲看到她幸福了，她才会如期归来。那个小男孩是花和第二个男人生的。这个男人我没见过，听母亲说是香港的普通人家。他在深圳工作时，认识花的。发生的事是大姨妈告诉母亲的，两个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许久，笑了许久。
花三十岁那年去了母亲家。这是我与她的最后一次相见。她已不太会说家乡话，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郁的粤语。花回家是办理户口迁移的，准备把自己的户口迁至香港。几个月下来，终于把此事办理完。
十几年过去，我再也未见过花。母亲说花过得很好，考取药剂师职称，在香港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这也总算圆了当年花想当护士的梦想。母亲还说，花在上次办理户口时改了名，过去的那朵花已不复存在，叫倩。正如当年花做手术祛除了脸上那块难看的胎痣；正如花的第一次婚姻是否现在的丈夫知道那样，伤痛之处，归隐于心，彼此幸福快乐就好！
那些所谓的繁华，是每个人在遭受创伤磨难之后，心灵得以完全修复，找到一方栖息之地，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
責任编辑：黄艳秋
星是幸运的。当年考上大学时，她的哥哥又逢要成家，二姨妈说家中已拿不出钱供她读书，星来到母亲家哭诉，说自己非读书不可。母亲狠狠地责备了二姨妈一顿，说：“姑娘考上了大学你不让她读，光顾着自个儿子。”母亲的话，话糙理不糙，二姨妈最终还是让星去读了大学。母亲五姊妹中就她一人有工作，她上边的姐姐和下边的两个妹妹及弟弟都在农村。早些年，大家日子都过得拮据，母亲总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帮衬着他们，但凡大事，母亲说的话是有些分量的。
农村的女人不容易，要收拾庄稼地、饲养禽畜，那些鸡零狗碎之事还真花不少心思，还得应付打理村上各种应酬，还有一家人上上下下，吃喝拉撒的照顾。盘算每月下来家中的钱款是否有结余。她们深知自个丈夫挣钱辛苦，对丈夫也是百般体贴。看见自己的儿女长大了，都希望孩子们能有一桩好婚姻，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媳妇。
星大学毕业先后去过几个城市找工作，目前在浙江一家医院总算稳定了下来。和星相比，花的命运却没有这么幸运，几经坎坷。
花是大姨妈的女儿，家中排行第五，下边还有两个妹妹。她的年纪与我接近。因母亲生了我们兄弟三人，家中没有姑娘，母亲早年想把花过继给自己，大姨妈也有此意，家里孩子多，难养活。当时，奶奶一听此事，一百个不同意。奶奶是个传统女性，她也生了父亲姊妹七人，吃尽了苦头，把他们一一拉扯大。母亲是个讲孝道的人，顺从了奶奶的话，也只好在花每逢寒暑假把她接到身边照顾。花和母亲的感情就是在那时有的，我对表妹花也是从那时才熟悉的，并且有了兄妹情。
花的皮肤很白皙，一笑起来，嘴角就显现两个酒窝儿。她的左脸颊有一个黑色的胎痣，小时候不明显，人大了，胎痣已有小拇指大小，这也成为了她容貌上的缺憾。她会用长发遮掩住那块让她不愉快的黑痣。日子久了，她总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撩一下左边的长发，又即刻放下，毕竟头发会遮住左眼，影响视觉。母亲在夏天时，给花买花裙；在冬天时，给花买新袄，让我心生妒忌，埋怨母亲不疼亲生的。花早晚要嫁人，当姨的只能做这些，吃哪门子醋？母亲的话总是有道理，无以反驳。
花在考卫校那年，几分之差与理想失之交臂。花想复读一年，大姨妈没有同意。想想也是：两个哥哥尚未成家，两个妹妹又小，说来说去还是日子太苦。本以为花会“安分守己”，也就在这一年，花与同村的女孩去了大家认为遍地是黄金的广州。这一别，我只见过花三次面。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花和一个小伙子来到母亲家。花穿着一般，与母亲说着家乡的话，说她已成家。花说话时，仍旧习惯地撩起左脸颊长发，随即放下。原本白皙的脸庞少了血气，我总觉得她的话里有所掩饰。后来，母亲告诉我，小伙子是福建乡下人，和花在广州同一电子厂工作，好上了，怀了孩子。母亲的话让我愕然，花才二十出头，就这样草率结婚，会幸福吗？唉，人各有命，随天意吧！母亲虽叹怨，心里却祈福花可以幸福。
中途的好几年里，花杳无音信。每次向母亲打听花的消息，母亲都没有好口气地说，瞎打听啥呀，真拿花当亲妹子。我了解母亲的秉性，她心疼外甥女，肯定有什么苦衷，花一定遭遇了什么事。
又过了七八年，花再次来到母亲家。这次看上去，精神好许多。花是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进的屋。小男孩留着一个时髦的“西瓜头”发型，与花对话讲的是粤语，听不明白两人说些什么。花的吐字中，家乡话讲得有些生硬。临行前，母亲让我送花母子俩上火车，在候车室里，我没有和花说话，时间，让大家彼此都有些生分。直到火车进站，我才从嘴里生硬地蹦出几个字：花，保重！花的眼瞳扑闪着，一下子就落了泪。表哥，你也保重。花一手牵着小男孩，一手拖着行李箱过安检站。刚过安检站时，花忽然止步回头冲我笑，微微点头，示意恭敬，又顺势撩了一下左脸颊的长发，我这才惊奇地发现，那块难看的小拇指大小的黑色胎痣已不见踪影。
回家后，心情不知为何竟徒增惆怅。本想询问母亲，打探花的事情，转念之下又担心母亲拿话挤对我，最主要的是，不想让花身上发生的事，又让母亲伤心。细心的母亲从我一进门不悦的脸上早已看出缘由。华儿呀，天下的父母哪有不心疼自个孩子的呀！母亲最终把花的事情和盘托出。早在七八年里，花回过家。她与那个福建男人离了婚，生下的女儿判给了男方。花在娘家调理了数月，什么事都没干，在家乡的庄稼地行走、摇橹于家乡的湖泊里、穿梭在家乡的山林里。她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是留下来，一辈子待在农村，还是继续闯，自己再头破血流？花还是决定走了，像她十六岁那年离开村庄那样，一如既往。花没去广州，去了深圳。广州的伤痛，花忘不了，至少可以离开。花之所以没去母亲家探望，在她心里，早已把我的母亲当成她的母亲。她想让母亲看到她幸福了，她才会如期归来。那个小男孩是花和第二个男人生的。这个男人我没见过，听母亲说是香港的普通人家。他在深圳工作时，认识花的。发生的事是大姨妈告诉母亲的，两个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许久，笑了许久。
花三十岁那年去了母亲家。这是我与她的最后一次相见。她已不太会说家乡话，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郁的粤语。花回家是办理户口迁移的，准备把自己的户口迁至香港。几个月下来，终于把此事办理完。
十几年过去，我再也未见过花。母亲说花过得很好，考取药剂师职称，在香港一家医药公司工作。这也总算圆了当年花想当护士的梦想。母亲还说，花在上次办理户口时改了名，过去的那朵花已不复存在，叫倩。正如当年花做手术祛除了脸上那块难看的胎痣；正如花的第一次婚姻是否现在的丈夫知道那样，伤痛之处，归隐于心，彼此幸福快乐就好！
那些所谓的繁华，是每个人在遭受创伤磨难之后，心灵得以完全修复，找到一方栖息之地，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
責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