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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知识分子，永远给人一种文质彬彬、书香隽永的感觉。然而，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面，竟然有亲手杀过日军的人物。估计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不过，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中真实存在。比如，中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汪德熙。
汪德熙何许人也？他是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资深院士。在抗战中，对他咬牙切齿的还不是普通的日军，是日军中的精英，负责谍报和侦破工作的宪兵部队。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8年，时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他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叶企孙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就此成为八路军兵工事业的重要科研力量，缔造了敌后根据地的兵工传奇。
没有枪没有炮怎么办？ 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的艰难是今天电视剧中难以反映的。比如，八路军的子弹从哪儿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可能吗？缴获，通常只有在歼灭战中才会比较多，打日军的歼灭战太不容易——就算是歼灭战，日军也不可能痛痛快快缴枪缴子弹。况且，日军出门和八路打仗也不能背着子弹箱，给伪军补给更是控制严格，因此八路军的缴获是十分有限的。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真正起作用的是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到1939年，仅晋察冀根据地便有兵工厂7座。到1941年，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已经达到了年产步枪3300支的规模，大大缓解了敌后抗战的装备问题。
兵工是要依靠科技的，这方面，敌后抗战得到了大量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北平负责清华大学校产的叶企孙便是其中典型，他曾想方设法为八路军发去大量经费，以至于战后盘点，发现叶企孙把本来准备建清华成府小学的经费全部交到了八路那边打日军。他对于抗战更重要的贡献是组织大量教授、学生前往根据地协助兵工事业的发展。冀中的地雷那么厉害，叶企孙等是有很大贡献的。
汪德熙去冀中是瞒着家里人的，自称到天津清华大学分校去教书（叶企孙真的每个月给他家寄讲课费，所以家人一直没有怀疑），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化装成了传教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是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和汪德熙同行的也是一名后来的科学院资深院士，这便是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助教的葛庭燧。这位葛老先生的经历更加传奇，在冀中鼓捣地雷炸药之后于1941年去了美国，后来参加了一个神秘的工程——曼哈顿工程。这次，葛庭燧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一个比地雷更响的大家伙。两枚原子弹被投在广岛和长崎，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过程。
汪、葛两位的旅途有惊无险，他们受到了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欢迎。汪德熙本人后来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肥田粉”论文 汪德熙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日军硬是拿他们没办法。同样是从清华来到冀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一机部重型矿山局副局长的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给在北平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查，然而，次次都会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术论文而已。日军过了很久才发现，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德熙他们来了以后，日军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这种“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粮食也是鬼子的，肥田粉价格不菲，老百姓也很难负担。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八路买去了。
八路要肥田粉干吗？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不是。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发现日造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已经大大改变，是提炼不出炸药来的，但日军当时没这配方。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有大量杂质，这个提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一方面与汪德熙等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由来了。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一字炸药与抗日，局外之人实在不容易看明白。
从“扒路军”到“炸路军” 他们在冀中还为解决八路军子弹问题提供了方案，其中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智慧。以根据地的工业水平，自制子弹十分困难，解决子弹问题主要依靠复装，即利用发射过的子弹壳重新制造子弹。弹壳可以从战场上捡，火药可以自己造，麻烦的是弹头和底火没有地方去捡。专家们给出的方案是派出人员到敌占区去收购铜板和明器。估计就算日本特高课的人员截获了八路军的物资，把这些东西摆在那儿告诉日本人是李向阳买的，他都得对你晃脑袋。
铜板，这东西正是八路军复装子弹弹头的原料。八路军兵工厂采用冲压的方式来制造弹头，原料就是铜板，用冲床对准铜板中心冲压一下，正好形成一个弹头状的漏斗，在里面灌上铅就可以与日本三菱兵工厂的产品媲美了。所以，一个铜板就是一发子弹。要是配上“我们都是神枪手，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歌词，那一个日本兵也许仅值一个铜板…… 至于明器，其中包含的水银正好用来制造子弹的底火。
可敬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工厂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些成员还亲自走上战场。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带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实验了新式炸药。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这也是冀中部队第一次对日军铁道实施爆破攻击。
攻击的过程充满戏剧性。为了保障首战告捷，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以保证至少有一组成功。在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德熙负责，以北那一组由另一名出自清华大学的助教负责。参加过这次袭击的老八路朱智海开玩笑地说这一仗之后，八路军从“扒路军”转向了“炸路军”。
汪德熙负责的南线爆破组一切顺利。汪德熙在八路军人员的观摩下亲自指挥埋好炸药，自己一根一根接好引爆电路，然后隐蔽到铁路侧面的埋伏地点，在日军军火列车到达时启动引爆器，炸药包顺利起爆，炸断铁路，并造成日军列车出轨。在此之前，汪德熙还冷静地放过了一辆日军装甲巡道车——要炸，就炸个大家伙。
北线爆破组则出了一点问题。那位助教很认真地绘制了电路连接图，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确认大家都听明白了，便到一旁休息，把“简单”的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埋炸药一切顺利，等工兵接好线路，这位慢悠悠地来检查，惊讶地发现线路全接反了！原来，那个负责接线的工兵竟是个色盲，分不清电线的颜色。急切间，这名助教只好要大家隐蔽，自己重新来接。这时，日军的列车已经驶来，探照灯甚至直接照在了这位助教的身上，好在日军的铁路此前从未挨过炸，没有八路军在埋炸药的概念，所以并未弄清他在干什么就没有开枪。线路终于赶在日军列车到达前接好，爆炸也悬乎地成功了。
汪德熙亲自引爆的炸药包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毙伤押车日军十余名，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第一例！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汪德熙何许人也？他是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资深院士。在抗战中，对他咬牙切齿的还不是普通的日军，是日军中的精英，负责谍报和侦破工作的宪兵部队。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8年，时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他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叶企孙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他们就此成为八路军兵工事业的重要科研力量，缔造了敌后根据地的兵工传奇。
没有枪没有炮怎么办？ 抗日战争中敌后根据地的艰难是今天电视剧中难以反映的。比如，八路军的子弹从哪儿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可能吗？缴获，通常只有在歼灭战中才会比较多，打日军的歼灭战太不容易——就算是歼灭战，日军也不可能痛痛快快缴枪缴子弹。况且，日军出门和八路打仗也不能背着子弹箱，给伪军补给更是控制严格，因此八路军的缴获是十分有限的。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真正起作用的是八路军自己的兵工厂。到1939年，仅晋察冀根据地便有兵工厂7座。到1941年，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已经达到了年产步枪3300支的规模，大大缓解了敌后抗战的装备问题。
兵工是要依靠科技的，这方面，敌后抗战得到了大量爱国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北平负责清华大学校产的叶企孙便是其中典型，他曾想方设法为八路军发去大量经费，以至于战后盘点，发现叶企孙把本来准备建清华成府小学的经费全部交到了八路那边打日军。他对于抗战更重要的贡献是组织大量教授、学生前往根据地协助兵工事业的发展。冀中的地雷那么厉害，叶企孙等是有很大贡献的。
汪德熙去冀中是瞒着家里人的，自称到天津清华大学分校去教书（叶企孙真的每个月给他家寄讲课费，所以家人一直没有怀疑），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化装成了传教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是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和汪德熙同行的也是一名后来的科学院资深院士，这便是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助教的葛庭燧。这位葛老先生的经历更加传奇，在冀中鼓捣地雷炸药之后于1941年去了美国，后来参加了一个神秘的工程——曼哈顿工程。这次，葛庭燧和他的同事们制造了一个比地雷更响的大家伙。两枚原子弹被投在广岛和长崎，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过程。
汪、葛两位的旅途有惊无险，他们受到了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欢迎。汪德熙本人后来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肥田粉”论文 汪德熙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日军硬是拿他们没办法。同样是从清华来到冀中、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一机部重型矿山局副局长的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给在北平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查，然而，次次都会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术论文而已。日军过了很久才发现，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德熙他们来了以后，日军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这种“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粮食也是鬼子的，肥田粉价格不菲，老百姓也很难负担。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八路买去了。
八路要肥田粉干吗？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不是。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发现日造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已经大大改变，是提炼不出炸药来的，但日军当时没这配方。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有大量杂质，这个提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一方面与汪德熙等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由来了。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一字炸药与抗日，局外之人实在不容易看明白。
从“扒路军”到“炸路军” 他们在冀中还为解决八路军子弹问题提供了方案，其中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智慧。以根据地的工业水平，自制子弹十分困难，解决子弹问题主要依靠复装，即利用发射过的子弹壳重新制造子弹。弹壳可以从战场上捡，火药可以自己造，麻烦的是弹头和底火没有地方去捡。专家们给出的方案是派出人员到敌占区去收购铜板和明器。估计就算日本特高课的人员截获了八路军的物资，把这些东西摆在那儿告诉日本人是李向阳买的，他都得对你晃脑袋。
铜板，这东西正是八路军复装子弹弹头的原料。八路军兵工厂采用冲压的方式来制造弹头，原料就是铜板，用冲床对准铜板中心冲压一下，正好形成一个弹头状的漏斗，在里面灌上铅就可以与日本三菱兵工厂的产品媲美了。所以，一个铜板就是一发子弹。要是配上“我们都是神枪手，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歌词，那一个日本兵也许仅值一个铜板…… 至于明器，其中包含的水银正好用来制造子弹的底火。
可敬的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工厂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些成员还亲自走上战场。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带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实验了新式炸药。他们的目标是日军控制的铁道线。这也是冀中部队第一次对日军铁道实施爆破攻击。
攻击的过程充满戏剧性。为了保障首战告捷，八路军这次攻击在保定南北同时展开，各有一个爆破组实施攻击，以保证至少有一组成功。在保定以南这一组由汪德熙负责，以北那一组由另一名出自清华大学的助教负责。参加过这次袭击的老八路朱智海开玩笑地说这一仗之后，八路军从“扒路军”转向了“炸路军”。
汪德熙负责的南线爆破组一切顺利。汪德熙在八路军人员的观摩下亲自指挥埋好炸药，自己一根一根接好引爆电路，然后隐蔽到铁路侧面的埋伏地点，在日军军火列车到达时启动引爆器，炸药包顺利起爆，炸断铁路，并造成日军列车出轨。在此之前，汪德熙还冷静地放过了一辆日军装甲巡道车——要炸，就炸个大家伙。
北线爆破组则出了一点问题。那位助教很认真地绘制了电路连接图，对一同出击的人员仔细讲述设置方法，确认大家都听明白了，便到一旁休息，把“简单”的接线和埋炸药工作交给了工兵。埋炸药一切顺利，等工兵接好线路，这位慢悠悠地来检查，惊讶地发现线路全接反了！原来，那个负责接线的工兵竟是个色盲，分不清电线的颜色。急切间，这名助教只好要大家隐蔽，自己重新来接。这时，日军的列车已经驶来，探照灯甚至直接照在了这位助教的身上，好在日军的铁路此前从未挨过炸，没有八路军在埋炸药的概念，所以并未弄清他在干什么就没有开枪。线路终于赶在日军列车到达前接好，爆炸也悬乎地成功了。
汪德熙亲自引爆的炸药包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毙伤押车日军十余名，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第一例！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