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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城隍庙大门外，炮火纷飞，无数英勇的中国战士在抵抗日本侵略军，血染山河。
城隍庙大门内，一位伟大的法国神父正带领30万中国难民，与敌人斗智、与死亡斗勇，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抗战”。
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阵阵哀嚎从狭窄的街巷传来。惊恐之中，14岁的李凤香飞快跳下床，随家人连夜出逃。
“爸爸以最快的速度，拼尽全力把我和弟弟妹妹塞进黄包车，我们一路狂奔，驶向相对安全的法租界。可没想到，难民如潮，租界平时开放的铁门关闭了，我们走投无路！”李凤香回忆。
绝望中，李凤香的家人听说“城隍庙那边可能有个难民区”。为了一线希望，全家奔向那个南市老城厢。数十年后，偶然间，李凤香从电视上得知，她所避难的地方原来叫“南市安全区”，而“安全区”的创建者竟是一位法国神父——饶家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想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建起一个绝对安全的“诺亚方舟”，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眼看着身边的难民一个个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神父饶家驹还是决定挑战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当年《申报》报道，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多国语言的饶家驹是天生的演说家。1937年11月4日，他首先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华界的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意。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安全区进行攻击，日本陆军、海军也勉强同意。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其位置为上海南市老城厢北部。从地图上看，安全区宛如“一轮半月”：南以方浜路（今城隍庙大门口附近）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
日军百般侵扰“安全区” 尽管是“安全区”，尽管有铁丝网，但日本始终觊觎着南市。
一天，刘复田与奶奶和哥哥从外面返回‘安全区’，几个大铁门都锁了，只有新北门还开着，三人赶紧朝那边跑去。“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提起日本人，80多岁的老人至今难忘儿时的惊恐。“即便在‘安全区’，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边，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算起来，我家在安仁街已经居住了一个世纪。”
“小时候，安仁街非常宁静，邻里走动很频繁。然而，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锁起来。他们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射击。”余阿姣说。
南市安全区成立后，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由日军封锁。每逢黑夜，沉寂、恐怖与死亡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就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夜里根本不敢开灯。”
淞沪会战爆发时，王晓梅只有7岁，日军占领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进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区”。
“当时，日军在方浜路设立了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哗地冲过来，朝他额头开枪，幸亏子弹打飞到墙上，捡回一条命。”王晓梅说。
让王晓梅、李凤香等人最为惊恐的是，日军时常会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
面对日军的出尔反尔，饶神父与难民们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在与日军交涉中，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幸运的是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载入《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 很多人都曾听说“中国辛德勒”约翰·拉贝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同样挽救过很多中国人生命、却一直默默无闻的法国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其实是约翰·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等地，并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让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条款。而这也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苏智良说。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苏智良说，最新搜集到的史料证实，上海在二战时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这座“慈善之城”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而且，由饶家驹创建的“南市安全区”还从日军枪口下至少拯救并养活了30万中国难民，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成功救助难民的经典案例。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热爱中国，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在华最后的岁月里，‘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苏智良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城隍庙大门内，一位伟大的法国神父正带领30万中国难民，与敌人斗智、与死亡斗勇，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抗战”。
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东洋人来了！东洋人来了！”
193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阵阵哀嚎从狭窄的街巷传来。惊恐之中，14岁的李凤香飞快跳下床，随家人连夜出逃。
“爸爸以最快的速度，拼尽全力把我和弟弟妹妹塞进黄包车，我们一路狂奔，驶向相对安全的法租界。可没想到，难民如潮，租界平时开放的铁门关闭了，我们走投无路！”李凤香回忆。
绝望中，李凤香的家人听说“城隍庙那边可能有个难民区”。为了一线希望，全家奔向那个南市老城厢。数十年后，偶然间，李凤香从电视上得知，她所避难的地方原来叫“南市安全区”，而“安全区”的创建者竟是一位法国神父——饶家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要想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建起一个绝对安全的“诺亚方舟”，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眼看着身边的难民一个个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神父饶家驹还是决定挑战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当年《申报》报道，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多国语言的饶家驹是天生的演说家。1937年11月4日，他首先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华界的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意。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安全区进行攻击，日本陆军、海军也勉强同意。
1937年11月9日，“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其位置为上海南市老城厢北部。从地图上看，安全区宛如“一轮半月”：南以方浜路（今城隍庙大门口附近）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
日军百般侵扰“安全区” 尽管是“安全区”，尽管有铁丝网，但日本始终觊觎着南市。
一天，刘复田与奶奶和哥哥从外面返回‘安全区’，几个大铁门都锁了，只有新北门还开着，三人赶紧朝那边跑去。“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提起日本人，80多岁的老人至今难忘儿时的惊恐。“即便在‘安全区’，日本人撞死人或打死人，都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安仁街，曾是南市安全区的一部分。2米多宽的小马路边，都是百余年的老房子。余阿姣自小就生活在这里，“算起来，我家在安仁街已经居住了一个世纪。”
“小时候，安仁街非常宁静，邻里走动很频繁。然而，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住的地方被封锁起来。他们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把守，只要一有人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射击。”余阿姣说。
南市安全区成立后，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由日军封锁。每逢黑夜，沉寂、恐怖与死亡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就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碎。”“躲在房间里的人们，夜里根本不敢开灯。”
淞沪会战爆发时，王晓梅只有7岁，日军占领了方浜路的南面，她和姐姐、妹妹便逃进了北面的“南市安全区”。
“当时，日军在方浜路设立了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向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就哗地冲过来，朝他额头开枪，幸亏子弹打飞到墙上，捡回一条命。”王晓梅说。
让王晓梅、李凤香等人最为惊恐的是，日军时常会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
面对日军的出尔反尔，饶神父与难民们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在与日军交涉中，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幸运的是举枪的日本兵没有扣动扳机。”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
载入《日内瓦公约》的“上海模式” 很多人都曾听说“中国辛德勒”约翰·拉贝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同样挽救过很多中国人生命、却一直默默无闻的法国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其实是约翰·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的安全区模式后来被推广至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等地，并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让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的条款。而这也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苏智良说。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苏智良说，最新搜集到的史料证实，上海在二战时期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最出色的城市。这座“慈善之城”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而且，由饶家驹创建的“南市安全区”还从日军枪口下至少拯救并养活了30万中国难民，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成功救助难民的经典案例。
“饶家驹的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教与党派；他热爱中国，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在华最后的岁月里，‘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苏智良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