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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生于1952年农历的四月二十九日，逝于2020年农历的九月二十八日（公历11月13日），享年68岁5个月。如果我不记录母亲的生日，将来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她所有的身份档案死亡证明，写的都是8月15日——这是20世纪80年代人口普查时，村里干部随意填报的。于是文书档案里的母亲，永远是8月15日出生;只有我知道，这是假的。然而谁会关心并且较真一个平凡的普通的甚至卑微的农妇的生辰呢？
何况这个平凡的普通的甚至卑微的农妇出生时，正是她的家族多事之秋。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像极了洪水中的蝼蚁。我的外祖母和小舅舅，惨死于外界的逼迫和亲人的冷漠，而我尚在童年的母亲，被迫流浪于寿张县城周边，乞讨为生。她饥寒交迫，两次濒临死亡。第一次在昏迷中被一户人家捡去，喂了两顿粥，渐渐苏醒。后来母亲多次提到恩人的姓氏，可惜我终于没有记住，只知道这位恩人也是家徒四壁，虽然救活母亲，却无力收养。母亲活过来后，只能继续流浪。她第二次饿倒在寿张街头，幸遇一位中年妇女，不但救了母亲的命，还收留母亲做干女儿。这位中年妇女就成了我的姥姥。
姥姥夫家姓武，家住寿张城北的武堂村。姥爷和三个舅舅，因在家乡没有生计，背井离乡，去了千里外的垦利县，在黄河入海口大片的盐碱地上，艰苦地拓荒。经过几年努力，垦出一小片地，暂时立住了脚跟，就派大舅舅来接姥姥去团聚。姥姥想此一去也许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就让大舅舅千方百计，找到我母亲的亲生父亲，还有她两个同父异母的已成年的哥哥，要为母亲的去留作个交代。我的亲外祖父姓侯，他接待了我武家大舅舅，问有什么事？我武家大舅舅说，你们家的姑娘，被我们收养已经两年了，现在我们即将搬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们还要她，我就把她送回来;如果你们不想要她，我们就把她带走了。我不知道侯家外祖父当时的真实想法，毕竟是亲生女儿，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而母亲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更难考证他们当时的心情。时节凶险，世道艰难，也许他们都是不得已，总之我侯家外祖父说，我们不要了，你们带走吧！不知母亲听了大舅舅转述这句话，当时她是怎样的感受？是离别亲人的心酸，还是脱离藩篱的畅快？二十多年后，母亲重回故乡，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姥爷姥姥深明大义，劝母亲和侯家外祖父重相认，毕竟是亲生，骨断筋相连，不道归来意，泪眼释前嫌。至于那些个如烟往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
父亲母亲1960年代末在垦利县结婚，1970年生了我哥哥，1973年前后又生了一位哥哥、5岁夭折，1979年生了我。1981年，父亲母亲回原籍阳谷县。虽然是故乡故土，但毕竟离开数十年，风物人情，都不是旧日光景。感谢村里人本能的善良和怜悯，帮我们在老宅里挤出一个缝隙，加盖了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小房子，让我们四口之家从此有了遮风避雨处。但是村里人潜意识里抹不去的欺生，形成一种天然而微妙的隔阂，如看不见的幕布横亘在他们和父亲母亲之间。母亲长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童年，养成了她察言观色的习惯、敏感多疑的性格以及非常强烈的自尊，而这些品格有时反而加剧了我们与村里人的这种隔阂。农村是熟人社会，互相的信任是维系各种关系的基石;但是母亲因自小经历过一种近似江湖的环境，让她有一种对谁都不信任、对谁都预先设防的心理。我们家在村里一度弱势，和她在家里长期而绝对的强势，从此越来越明显。而父亲在母亲的长期压制下，越来越唯唯诺诺，从小到大，我从未见他主动和母亲发生争执，只看见他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母亲恶狠狠地咒骂而不敢还口。
母亲不识字，这当然是因为她童年的环境，容不得她有机会读书。后来我们试图教她学知识学文化，她就说，我一个老太婆，学那个干什么！可是我发现她也曾努力地、艰难地偷偷自学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比着葫芦画瓢一样“画字”）。她认识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而且假如你给她充足的时间，她还能慢慢地写下来，比如我就见过她写我的手机号码，手法幼稚，笔顺颠倒，力透纸背。她还试图临写“冀”字，但是不知为何，总把下面的“共”写成“也”。她虽然不识字，但她对孩子的教育成长很上心。后来我到北大念书，读了研究生，她很满意，盡管她不懂北大的分量，也不懂研究生和大学生有什么区别。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进了一个机关，她经常问我，你这个厂子赚钱多不多？在她的心目中，所有人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比如她;一类是工人，比如我。我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工人，这让她感到很欣慰，而且因此越来越自信。再后来，我有段时间贪慕虚名，试图结交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每次回老家忙于来往应酬因而减少了陪伴她和父亲的时间，她不但不怪，反而以此为骄傲，她在村里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尊荣。
当然，在母亲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2004年春，我毕业前夕，遇到各种现实和心理的压力，精神上一度忧死伤生，打电话给她，忍不住哽咽。她就非常担心，以为我会一时想不开，临高楼而寻短见。她和父亲商量无果，又连夜找舅舅讨问对策。后来舅舅批评我，不该在电话上哭，惹母亲担心，几成疾病。但是，母亲也有她的固执和硬心肠。哥哥从小爱好文艺，尤喜绘画，颇有天赋，中学时他报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母亲听说，认为不务正业，不顾哥哥面子，跑去培训班上跟老师理论，硬把学费要了回来。哥哥刚刚结婚生子，她就坚持分家，并且不顾哥哥嫂子新立门户的艰难，力逼他们归还此前借的2000元钱。2008年我儿子即将出生，急需她帮着照料家务，三回五回打电话请她来北京，她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惹了好几回不愉快。当然，也许她真有她的难处，但是她又不说，只让你费力猜，猜不到她就撂脸生气。
最后母亲还是来了北京，从照顾孕中的妻子开始，断断续续，直到儿子上了二年级，才总算安心地长久地待下来。2015年秋天，我在车公庄附近租了一间极狭小极破旧而且非常肮脏的一居室，一家四口挤在一起住。白天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她一个人在家里，归置被褥，擦拭厨卫，尽可能让这房子看起来像个家。每周末她还要带孩子回昌平，坐地铁转来转去，长途跋涉，从不叫苦叫累。后来我转租了长椿街的一处小三居，搬家时正值盛夏，她跟着我们收拾家当，背着大包裹来回走，汗流浃背，也从无怨言。搬到长椿街后，母亲闲得无聊，又不敢和楼下小广场那些讲北京话的老太太搭腔，一时寂寞难耐。有一天，她说她遇到一个老乡，这个老乡在对面大厦里当保洁员，每个月有两三千块的工资，言外之意，颇为羡慕。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干那个干啥？再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帮我们照顾好孩子，不要胡思乱想。她当然也能分清个主次顺序，只是闲得久了，不免想找个事端。 次年夏天，她就发现了一个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赚钱的门道，就是捡瓶子卖废品。我觉得实在不体面，不让她捡。她说楼上那个每月好几千退休金的老太太，人家也在捡，谁跟钱过不去？她感觉我们不乐意，就瞒着我们偷偷去捡，我们知道了，也只好随她去。她尝到乐趣，渐渐地乐此不疲，渐渐地不顾我们的反对，渐渐地竟然把捡瓶子当主业，不顾骄阳似火，一天到晚不停歇地跑来跑去。夏天过去，瓶子少了，她就捡纸箱和破铜烂铁，终至于接送孩子的路上，也要拿一个大蛇皮袋，一路翻看垃圾桶，毫不顾忌我儿子还在一旁等她。周末我们全家出去吃饭，一顿饭无论花二百三百，她都要下意识地换算成瓶子的个数和纸箱的斤数。有一回我们开车带她去西单吃火锅，十字路口等红灯，她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大纸箱，马上决定不去吃饭，下车提着纸箱就走了，剩下我和妻子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她下葬的第二天，我和父亲闲聊，父亲说，前两年你母亲在北京捡废品，每年能挣四五千块钱。我听了不胜唏嘘，无言以对。
母亲每次回老家，总会带很多吃的东西来北京，把一个大号的旅行袋撑开来，几乎要胀破肚皮。这些东西，无外是地瓜、蔬菜、花生、玉米糁，冬天还会带大玻璃瓶装的自制酱菜。我每次去火车站接，都要为这重重的包裹犯愁，因为我腰椎间盘突出，提不了重物。所以我每次都告诫她、批评她，让她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北京什么东西买不着，还稀罕你千里迢迢往这儿带？再说我提一回包裹就腰疼一次，孰重孰轻你也不掂量掂量！”有一回我说重了，她动了怒，说不用你管，我自己提回家。我说怎么不用我管？我一个大小伙子站在旁边，让一个老太太提那么大一个包，人家不笑话？可是她的固执劲儿上来，坚决甩开我的手，自己拎起包，迤里歪斜，气喘吁吁，上地铁下地铁，转汽车过马路，一会儿双手拎一会儿单肩扛，走得比我還快。我跟在身后，看她不足一米五的瘦小身材，花白着头发，为了让包裹离地而不得不斜身曲肱，心里五味杂陈。也不知这样大这样重一个包裹，她是如何拎上的火车？须知县城火车站的站台，总比火车门低一米半，乘客需要提着行李，小心翼翼踩着舷梯爬上去。
转眼我儿子10岁，能自己上下学了，母亲就提出要回老家。一则是她在京这几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父亲。父亲比母亲大6岁，虽没有大病，但高血压高血脂，身体一直瘦弱。而且父亲不太会做饭，生活上过得很凑合。二则是我儿子大了，知道面子尊严，每回跟着奶奶上下学，奶奶总要捡废品，捡多了还让他帮着拿，同学面前，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也不想让奶奶再跟着。于是母亲就回了老家，此后除了偶尔来待上个三五天，基本上没再来常住。谁想到她回去还不到两年，就忽然去世了呢！
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一早我接到侄儿的电话，才知道母亲忽然晕倒，正在医院抢救。原来是她早起看暖壶里还有昨晚剩的热水，想倒掉可惜，就要用来洗头。结果洗完头，忽然人就瘫在地上，话都说不出来了。赶紧送县城医院，做脑CT，发现是脑出血，还好出血量不大，只有10毫升，听从医生建议，住院保守治疗。我听了六神无主，一上午努力使自己冷静，找各种关于脑出血的信息，想要不要转到更专业的医院来治疗。即使不来北京，是不是也要去省城的脑科医院？后来问了各路专家，都说10毫升的出血量不大，到哪里都是保守治疗，不如就在当地，家属陪护方便。只好如此。
当天下午，我请假回老家，半夜赶到医院，母亲正睡着，面色平静，状态还好。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做了脑CT，显示没有新增出血，且她的意识、语言、动作，都在向好恢复;她的主治医生，信誓旦旦向我保证没有问题。村里很多人听说母亲住院，都来看望，母亲躺在床上，跟来人聊天，礼节上没有丝毫差错，我觉得很欣慰、很放心，想单位上还有一堆事，周日下午我得回北京。那两天我在床前，喂她吃一点饭，尝一点水果，喝一点水，没事儿帮她揉揉腿脚，帮她翻身，找各种话题陪着她聊天。她的精神很好。我说，您身体恢复得还可以，我后天还得上班，明天下午就得回去了，下周末再来看您吧。母亲非常理解，她说，你赶紧回去，工作忙不好请假，下周末也不用来了，反正有你哥在。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和母亲这样亲密放松地聊天，上次这样的聊天大约已经是上大学之前了，那时我还是个少年，和父亲母亲还有共同语言。自从长大成人，整个心思整个感情，慢慢地都变得硬如磐石，对父亲母亲的身体生活，很少过问，也懒得过问。即使母亲在北京的这几年，我也很少和她说话，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饭桌上聊的内容，大多也是我和妻子的工作，或者孩子的成长学习，而这些，母亲都插不上嘴。母亲每次回老家，我到火车站送她，有时到得早，我们就在候车室呆坐，一两个小时也无话可说，只看周围旅客一家一家地围坐聊天，奇怪他们为何那么亲密。有两次我甚至因为工作忙，把她送到候车室，不等检票上车，就匆匆忙忙走了，也不知她大字不识，在陌生的环境里会不会有一丝恐惧。还有一次，我送错了站，买的是北京站的票，却带着母亲到了北京西站。幸亏进站口的工作人员发现，但此时距离发车也只有一个小时了。着急忙慌地往北京站转，一时间又打不上车，只好来回换乘地铁。北京的地铁换乘，需走很长的路，母亲走不快，我心急如焚气急败坏，不停地回头催促她。她涨红了脸，并不觉得是我的错误在先，反而为自己年迈行动不便而羞愧。回想以往种种，我觉得自己真是毫无道理、无可饶恕了。
这几天母亲在病床上和我说话，经常自责，说因为自己不慎，如今躺在床上，拖累了儿孙。说她经常和父亲商量，如将来老迈，病卧在床，要靠谁来伺候呢？说着，眼角里流出泪来，言语之间，颇有乞怜哀告之意。我感到很震惊，想母亲一向刚强自立果敢爽直，很少见她流露这样的无助，看来她对将来的凄凉晚景，已经有所预期。其实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也是反复琢磨反复考量，以至于夜不能寐。我想假如父母真的有一天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让我们长期守在床前照顾也不现实，可能还是得请护工。可是母亲说，如今哪怕你出3000元的工资，也没人愿意伺候不能动的老人，都嫌脏。我宽慰她说，这不用着急，3000不行咱就出5000，还能把你们俩撂下不成？这个钱归我来出。她讨得我一句承诺，似乎放了心。但看我言语闪烁并不能斩钉截铁，这个放心中，就埋藏了不少忐忑的成分。后来哥哥说，母亲心思太重，情绪不稳，爱操心、爱生气、爱激动，加重了她后来的病情。也许正是这种对未知将来的担忧，反复萦绕在她的心头，因此最终拖垮了她的身体。有时我残忍地想，人应该像动物学习，老了残了，自己找个隐蔽的角落安然等死，以示自然规律之不疏失——或许反而更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未可知。像母亲这样来回掂量、时时纠结，枉自担惊受怕落下心病。抑或母亲真的是死于心病？
何况这个平凡的普通的甚至卑微的农妇出生时，正是她的家族多事之秋。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像极了洪水中的蝼蚁。我的外祖母和小舅舅，惨死于外界的逼迫和亲人的冷漠，而我尚在童年的母亲，被迫流浪于寿张县城周边，乞讨为生。她饥寒交迫，两次濒临死亡。第一次在昏迷中被一户人家捡去，喂了两顿粥，渐渐苏醒。后来母亲多次提到恩人的姓氏，可惜我终于没有记住，只知道这位恩人也是家徒四壁，虽然救活母亲，却无力收养。母亲活过来后，只能继续流浪。她第二次饿倒在寿张街头，幸遇一位中年妇女，不但救了母亲的命，还收留母亲做干女儿。这位中年妇女就成了我的姥姥。
姥姥夫家姓武，家住寿张城北的武堂村。姥爷和三个舅舅，因在家乡没有生计，背井离乡，去了千里外的垦利县，在黄河入海口大片的盐碱地上，艰苦地拓荒。经过几年努力，垦出一小片地，暂时立住了脚跟，就派大舅舅来接姥姥去团聚。姥姥想此一去也许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就让大舅舅千方百计，找到我母亲的亲生父亲，还有她两个同父异母的已成年的哥哥，要为母亲的去留作个交代。我的亲外祖父姓侯，他接待了我武家大舅舅，问有什么事？我武家大舅舅说，你们家的姑娘，被我们收养已经两年了，现在我们即将搬家到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们还要她，我就把她送回来;如果你们不想要她，我们就把她带走了。我不知道侯家外祖父当时的真实想法，毕竟是亲生女儿，难道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而母亲那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更难考证他们当时的心情。时节凶险，世道艰难，也许他们都是不得已，总之我侯家外祖父说，我们不要了，你们带走吧！不知母亲听了大舅舅转述这句话，当时她是怎样的感受？是离别亲人的心酸，还是脱离藩篱的畅快？二十多年后，母亲重回故乡，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姥爷姥姥深明大义，劝母亲和侯家外祖父重相认，毕竟是亲生，骨断筋相连，不道归来意，泪眼释前嫌。至于那些个如烟往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
父亲母亲1960年代末在垦利县结婚，1970年生了我哥哥，1973年前后又生了一位哥哥、5岁夭折，1979年生了我。1981年，父亲母亲回原籍阳谷县。虽然是故乡故土，但毕竟离开数十年，风物人情，都不是旧日光景。感谢村里人本能的善良和怜悯，帮我们在老宅里挤出一个缝隙，加盖了一间只有十平米的小房子，让我们四口之家从此有了遮风避雨处。但是村里人潜意识里抹不去的欺生，形成一种天然而微妙的隔阂，如看不见的幕布横亘在他们和父亲母亲之间。母亲长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童年，养成了她察言观色的习惯、敏感多疑的性格以及非常强烈的自尊，而这些品格有时反而加剧了我们与村里人的这种隔阂。农村是熟人社会，互相的信任是维系各种关系的基石;但是母亲因自小经历过一种近似江湖的环境，让她有一种对谁都不信任、对谁都预先设防的心理。我们家在村里一度弱势，和她在家里长期而绝对的强势，从此越来越明显。而父亲在母亲的长期压制下，越来越唯唯诺诺，从小到大，我从未见他主动和母亲发生争执，只看见他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母亲恶狠狠地咒骂而不敢还口。
母亲不识字，这当然是因为她童年的环境，容不得她有机会读书。后来我们试图教她学知识学文化，她就说，我一个老太婆，学那个干什么！可是我发现她也曾努力地、艰难地偷偷自学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比着葫芦画瓢一样“画字”）。她认识0到9这十个阿拉伯数字，而且假如你给她充足的时间，她还能慢慢地写下来，比如我就见过她写我的手机号码，手法幼稚，笔顺颠倒，力透纸背。她还试图临写“冀”字，但是不知为何，总把下面的“共”写成“也”。她虽然不识字，但她对孩子的教育成长很上心。后来我到北大念书，读了研究生，她很满意，盡管她不懂北大的分量，也不懂研究生和大学生有什么区别。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进了一个机关，她经常问我，你这个厂子赚钱多不多？在她的心目中，所有人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比如她;一类是工人，比如我。我从一个农民成长为一个工人，这让她感到很欣慰，而且因此越来越自信。再后来，我有段时间贪慕虚名，试图结交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每次回老家忙于来往应酬因而减少了陪伴她和父亲的时间，她不但不怪，反而以此为骄傲，她在村里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尊荣。
当然，在母亲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2004年春，我毕业前夕，遇到各种现实和心理的压力，精神上一度忧死伤生，打电话给她，忍不住哽咽。她就非常担心，以为我会一时想不开，临高楼而寻短见。她和父亲商量无果，又连夜找舅舅讨问对策。后来舅舅批评我，不该在电话上哭，惹母亲担心，几成疾病。但是，母亲也有她的固执和硬心肠。哥哥从小爱好文艺，尤喜绘画，颇有天赋，中学时他报了一个美术培训班，母亲听说，认为不务正业，不顾哥哥面子，跑去培训班上跟老师理论，硬把学费要了回来。哥哥刚刚结婚生子，她就坚持分家，并且不顾哥哥嫂子新立门户的艰难，力逼他们归还此前借的2000元钱。2008年我儿子即将出生，急需她帮着照料家务，三回五回打电话请她来北京，她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惹了好几回不愉快。当然，也许她真有她的难处，但是她又不说，只让你费力猜，猜不到她就撂脸生气。
最后母亲还是来了北京，从照顾孕中的妻子开始，断断续续，直到儿子上了二年级，才总算安心地长久地待下来。2015年秋天，我在车公庄附近租了一间极狭小极破旧而且非常肮脏的一居室，一家四口挤在一起住。白天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她一个人在家里，归置被褥，擦拭厨卫，尽可能让这房子看起来像个家。每周末她还要带孩子回昌平，坐地铁转来转去，长途跋涉，从不叫苦叫累。后来我转租了长椿街的一处小三居，搬家时正值盛夏，她跟着我们收拾家当，背着大包裹来回走，汗流浃背，也从无怨言。搬到长椿街后，母亲闲得无聊，又不敢和楼下小广场那些讲北京话的老太太搭腔，一时寂寞难耐。有一天，她说她遇到一个老乡，这个老乡在对面大厦里当保洁员，每个月有两三千块的工资，言外之意，颇为羡慕。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干那个干啥？再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帮我们照顾好孩子，不要胡思乱想。她当然也能分清个主次顺序，只是闲得久了，不免想找个事端。 次年夏天，她就发现了一个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赚钱的门道，就是捡瓶子卖废品。我觉得实在不体面，不让她捡。她说楼上那个每月好几千退休金的老太太，人家也在捡，谁跟钱过不去？她感觉我们不乐意，就瞒着我们偷偷去捡，我们知道了，也只好随她去。她尝到乐趣，渐渐地乐此不疲，渐渐地不顾我们的反对，渐渐地竟然把捡瓶子当主业，不顾骄阳似火，一天到晚不停歇地跑来跑去。夏天过去，瓶子少了，她就捡纸箱和破铜烂铁，终至于接送孩子的路上，也要拿一个大蛇皮袋，一路翻看垃圾桶，毫不顾忌我儿子还在一旁等她。周末我们全家出去吃饭，一顿饭无论花二百三百，她都要下意识地换算成瓶子的个数和纸箱的斤数。有一回我们开车带她去西单吃火锅，十字路口等红灯，她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大纸箱，马上决定不去吃饭，下车提着纸箱就走了，剩下我和妻子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她下葬的第二天，我和父亲闲聊，父亲说，前两年你母亲在北京捡废品，每年能挣四五千块钱。我听了不胜唏嘘，无言以对。
母亲每次回老家，总会带很多吃的东西来北京，把一个大号的旅行袋撑开来，几乎要胀破肚皮。这些东西，无外是地瓜、蔬菜、花生、玉米糁，冬天还会带大玻璃瓶装的自制酱菜。我每次去火车站接，都要为这重重的包裹犯愁，因为我腰椎间盘突出，提不了重物。所以我每次都告诫她、批评她，让她不要带东西、不要带东西，“北京什么东西买不着，还稀罕你千里迢迢往这儿带？再说我提一回包裹就腰疼一次，孰重孰轻你也不掂量掂量！”有一回我说重了，她动了怒，说不用你管，我自己提回家。我说怎么不用我管？我一个大小伙子站在旁边，让一个老太太提那么大一个包，人家不笑话？可是她的固执劲儿上来，坚决甩开我的手，自己拎起包，迤里歪斜，气喘吁吁，上地铁下地铁，转汽车过马路，一会儿双手拎一会儿单肩扛，走得比我還快。我跟在身后，看她不足一米五的瘦小身材，花白着头发，为了让包裹离地而不得不斜身曲肱，心里五味杂陈。也不知这样大这样重一个包裹，她是如何拎上的火车？须知县城火车站的站台，总比火车门低一米半，乘客需要提着行李，小心翼翼踩着舷梯爬上去。
转眼我儿子10岁，能自己上下学了，母亲就提出要回老家。一则是她在京这几年，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父亲。父亲比母亲大6岁，虽没有大病，但高血压高血脂，身体一直瘦弱。而且父亲不太会做饭，生活上过得很凑合。二则是我儿子大了，知道面子尊严，每回跟着奶奶上下学，奶奶总要捡废品，捡多了还让他帮着拿，同学面前，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也不想让奶奶再跟着。于是母亲就回了老家，此后除了偶尔来待上个三五天，基本上没再来常住。谁想到她回去还不到两年，就忽然去世了呢！
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一早我接到侄儿的电话，才知道母亲忽然晕倒，正在医院抢救。原来是她早起看暖壶里还有昨晚剩的热水，想倒掉可惜，就要用来洗头。结果洗完头，忽然人就瘫在地上，话都说不出来了。赶紧送县城医院，做脑CT，发现是脑出血，还好出血量不大，只有10毫升，听从医生建议，住院保守治疗。我听了六神无主，一上午努力使自己冷静，找各种关于脑出血的信息，想要不要转到更专业的医院来治疗。即使不来北京，是不是也要去省城的脑科医院？后来问了各路专家，都说10毫升的出血量不大，到哪里都是保守治疗，不如就在当地，家属陪护方便。只好如此。
当天下午，我请假回老家，半夜赶到医院，母亲正睡着，面色平静，状态还好。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做了脑CT，显示没有新增出血，且她的意识、语言、动作，都在向好恢复;她的主治医生，信誓旦旦向我保证没有问题。村里很多人听说母亲住院，都来看望，母亲躺在床上，跟来人聊天，礼节上没有丝毫差错，我觉得很欣慰、很放心，想单位上还有一堆事，周日下午我得回北京。那两天我在床前，喂她吃一点饭，尝一点水果，喝一点水，没事儿帮她揉揉腿脚，帮她翻身，找各种话题陪着她聊天。她的精神很好。我说，您身体恢复得还可以，我后天还得上班，明天下午就得回去了，下周末再来看您吧。母亲非常理解，她说，你赶紧回去，工作忙不好请假，下周末也不用来了，反正有你哥在。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和母亲这样亲密放松地聊天，上次这样的聊天大约已经是上大学之前了，那时我还是个少年，和父亲母亲还有共同语言。自从长大成人，整个心思整个感情，慢慢地都变得硬如磐石，对父亲母亲的身体生活，很少过问，也懒得过问。即使母亲在北京的这几年，我也很少和她说话，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饭桌上聊的内容，大多也是我和妻子的工作，或者孩子的成长学习，而这些，母亲都插不上嘴。母亲每次回老家，我到火车站送她，有时到得早，我们就在候车室呆坐，一两个小时也无话可说，只看周围旅客一家一家地围坐聊天，奇怪他们为何那么亲密。有两次我甚至因为工作忙，把她送到候车室，不等检票上车，就匆匆忙忙走了，也不知她大字不识，在陌生的环境里会不会有一丝恐惧。还有一次，我送错了站，买的是北京站的票，却带着母亲到了北京西站。幸亏进站口的工作人员发现，但此时距离发车也只有一个小时了。着急忙慌地往北京站转，一时间又打不上车，只好来回换乘地铁。北京的地铁换乘，需走很长的路，母亲走不快，我心急如焚气急败坏，不停地回头催促她。她涨红了脸，并不觉得是我的错误在先，反而为自己年迈行动不便而羞愧。回想以往种种，我觉得自己真是毫无道理、无可饶恕了。
这几天母亲在病床上和我说话，经常自责，说因为自己不慎，如今躺在床上，拖累了儿孙。说她经常和父亲商量，如将来老迈，病卧在床，要靠谁来伺候呢？说着，眼角里流出泪来，言语之间，颇有乞怜哀告之意。我感到很震惊，想母亲一向刚强自立果敢爽直，很少见她流露这样的无助，看来她对将来的凄凉晚景，已经有所预期。其实这个问题，这几天我也是反复琢磨反复考量，以至于夜不能寐。我想假如父母真的有一天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让我们长期守在床前照顾也不现实，可能还是得请护工。可是母亲说，如今哪怕你出3000元的工资，也没人愿意伺候不能动的老人，都嫌脏。我宽慰她说，这不用着急，3000不行咱就出5000，还能把你们俩撂下不成？这个钱归我来出。她讨得我一句承诺，似乎放了心。但看我言语闪烁并不能斩钉截铁，这个放心中，就埋藏了不少忐忑的成分。后来哥哥说，母亲心思太重，情绪不稳，爱操心、爱生气、爱激动，加重了她后来的病情。也许正是这种对未知将来的担忧，反复萦绕在她的心头，因此最终拖垮了她的身体。有时我残忍地想，人应该像动物学习，老了残了，自己找个隐蔽的角落安然等死，以示自然规律之不疏失——或许反而更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未可知。像母亲这样来回掂量、时时纠结，枉自担惊受怕落下心病。抑或母亲真的是死于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