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X”的时代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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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两个机缘,讨论“互联网+X”的时代历史特征。昨天,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学博士班的一整天专业选修课上,我讲了两个小时以“互联网+X”为代表的技术经济的时代特征,作为第一节课;今天,游敏先生与我打了两个小时电话,讨论《3%》一书中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历史特征。巧合的是都是在谈周易与互联网的相通之处,合在一起,正好对“互联网+X”进行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透视,与大家分享心得。
  一、“互联网+X”:技术经济的时代特征
  博士班的课上,我首先提出一个怪命题,认为技术经济是有时代特征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其技术经济范式有不同时代特征。如农业技术与小生产的结合,工业技术与大生产的结合,信息技术与大规模定制(大生产+小生产的结合),会形成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互联网+X”,可以理解为“技术+经济”,是在互联网这个特定时代下组合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
  我分技术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来讲解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互联网技术范式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在复杂性上,以variety(多样性)为外在特征;技术经济范式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在复杂性经济上,以variety(品种)为单位计量复杂性经济不经济,例如多样性、差异化到底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智慧的本质就是复杂性与成本呈反比。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我给博士们讲解了“0、1”计算的思想源头。首先是周易。我介绍了微积分创立者莱布尼茨在论文《论中国伏羲二进位制级数》中对周易0、1编码的再发现,以及周易原理对于莱布尼茨发明世界上第一台0、1编码计算器(第二代帕斯卡尔计算器)的决定性影响。接着通过年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 的理论,解析了大数据的核心概念variety,及它与莱布尼茨思想的内在联系。
  我的结论是,信息革命的当代特征(以variety形式表现的复杂性,以及使之在经济上能为可能的智慧化)实际上具有比我们想像的远得多的历史伏笔。我认为周易之所以在500年前被莱布尼茨看中作为计算机的原理,在于周易的核心就是用极简的“象”(0和1)处理复杂性(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复杂性(变易)中利用智慧求得生存和发展(生生之德)。今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思路,仍然在围着这个元问题转。
  如何将互联网的时代特征,整合进“互联网+X”体系呢?这需要对+号的两边,即互联网和X(各行各业)的经济实质,有一个富于穿透力的解释。看出“互联网+X”到底是什么与什么相加。
  我引述杨小凯对斯密的一个解释对此加以说明。在《经济学原理》中,杨小凯说“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两个方面” 。我查过斯密的原文,发现这是杨小凯在斯密原意上的引伸,但很有道理。杨小凯说:“当分工随交易效率上升而发展时,不同专业的种类数n上升,……不同专家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这也从另一方面增进了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另外,n也是买卖n种贸易品的市场个数,它的增加也会增加市场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按:n指品种,即variety)
  其实,“互联网+X”可以直解为这里的“多样化+专业化”。对应产业发展,专业化对应产业化,指各行各业的产业发展;多样化对应服务化,代表互联网推动X向多样性、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业态发展。多样化对应品种,专业化对应规模。“互联网+X”带来的转型,要求处理好批量和品种的配置关系,实现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转变。使X的工业化时代特征与互联网的多样性的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
  二、“互联网+X”:技术经济的历史特征
  今天一大早,游敏老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讨论《3%》,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研究“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新常态的书。游老说的角度正好反过来:他认为“互联网+”经济反映的是周易的历史特征;周易反而具有未来时代特征。
  我不讳言《3%》就是谈中庸之道的。书里开宗明义就讲要“形成经济学的中庸价值观”。不过游老认为,“中”的思想,早于儒家,是周易的核心。他认为《3%》可以解读为用周易在改写西方经济学,形成中国的经济学。这本书的核心概念“自然率”就是“中”。我吃了一惊,不过一想也在情理之中。构思这本书时,确实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没想到周易这么深),但确实提出要“超越东西方对峙”,说过“包括东西方在内的整个经济世界,一直存在着物质与文化之间的价值冲突。本书试图调和这种冲突,将价值观建立在物质与文化之间的中点上”。
  


  《3%》中的微观经济学数学模型,核心就是把variety(品种、多样性)作为经济学范式,引入均衡框架。我在博士班上也讲了这个模型,大意是,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框架是数量-价格均衡,对应简单性系统;网络经济学新增了一个品种-价格均衡,对应复杂性系统。Variety就是代表复杂性的品种轴。两个均衡平面,通过数量-品种底平面相联,互联网的长尾曲线就处在这个底平面上,是简单性均衡与复杂性均衡之间的等均衡线。“互联网+”的秘密就在其中。我向博士们介绍,我作为《互联网周刊》主编观察互联网近20年,互联网战场上胜利回来的战士(只有3%),就是踩在这条钢丝绳上,“在持久的摇摇欲坠中保持平衡”,活着走回来的。没有发现这条活路的,都掉下悬崖成了“革命先烈”。
  我发现按游老的周易思想,完全可以解释得通。如果把西方数量-价格均衡比喻为阳(同质性),“互联网+”代表的品种-价格均衡则是阴(异质性)。阴阳(异质与同质)是围绕“中”而相互转化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异质性(经济学同质性假定),而周易和互联网都看到了还有异质性(世界的丰富多彩性即variety)这另一面。
  品种-价格均衡实质上是一种反均衡,因为据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包括克鲁格曼)的研究,品种(variety)值每增一分,就会拉扯均衡价格偏离一分,偏离的值固定等于AC(平均成本)-MC(边际成本)。对应到经验上,大数据中的variety(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每前进一分,就会拉扯均衡体系,向个性化、多样化的不确定性方向偏离一分。按西方经济学,均衡价格P=AC高于P=MC的部分,也就是通过个性化、定制(如3D打印)赚的钱,只能短期稳定,如果市场可自由进入,长期是不可能稳定的,只有P=MC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从周易的角度看,这个P=AC属于在控制与失控之间的平衡(“在持久的摇摇欲坠中保持平衡”)。这可以很好解释为什么“互联网+”最终会走向结构优化,走向高附加值的新业态,而不会得鲍莫尔所说的“成本病”。
  “互联网+”与周易的最大共同语言,就在于对variety的拥抱与欢迎上。生命演化靠的就是variety(如生物多样性)。三生万物,这个万物也是variety。计算机与周易最大的本事,就是有了二(0和1),可以轻松搞定万物多样性(中国称智慧,印度称为佛,西方称为爱智慧)。我向博士们介绍海尔“以变制变”,就是组织以低成本的复杂性,对付市场需求的复杂性。符合Allen(2001)提出的“足够多样性原理”(the Law of Excess Diversity),即应对变化的方案,一定要多于变化。智慧的用途就是,要使系统有足够多的复杂性应变能力,成本不仅不能高,还需要越来越低。越复杂成本越低,就叫Smart(灵);越复杂成本越高,是迟钝。
  游老给我另一个惊喜,是他对三的解释。在二和万物之间有一个三(三生万物)。他说就是《3%》中特别强调的流动性(如货币、信息、信任)。三就是中介之“中”,是对立的二元得以相互转化的桥梁。而太极阴阳中的S线,就代表转化的速度和速率。书中常提的V=1(V指货币流通速度),就是指速率不变。而V>1则代表速率可变,例如通过调节利率,改变流动性的快慢。S中的弯度就代表速度的快慢。游老还进一步解释,书中提到的流动性陷阱(利率为0后不能再进一步下调),就是速度为0,失去了中和,中和的反面是崩溃。一开始排除矛盾(无视资本过剩),最后都掉进矛盾(经济危机)。真想不到中国的周易中,竟有如此奇妙的机理。
  《3%》本质上讲的就是一个三生万物的故事。通过均衡体系上的“三”(品种-数量-价格三个维度)将互联网(品种-价格)与X(数量-价格)很好地“+”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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