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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现实，目前看并未对粮食生产带来明显的冲击，为揭示其中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长江沿线6省468户水稻种植户数据，检验劳动力质量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考察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水稻种植存在劳动力质量约束，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滑显著抑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提升，能显著调节务农劳动力质量下滑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其中社会化服务的直接作用和调节效应比土地流转更明显。进一步研究显示，务农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和调节效应因农户分化而呈现出明显差异。缓解当前小农户劳动力质量约束，比较现实的路径是促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建设与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2-0088-11
收稿日期：2020-10-13
作者简介：田红宇（1986-），男，湖北恩施人，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农林经济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政策、粮食安全;付玮琼（1980-），本文通讯作者，女，内蒙古包头人，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农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BJY104;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08230348。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土地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制度决定我国农业发展将长期以小农生产模式为主，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劳动力是农户粮食生产中最依赖的投入要素。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尤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制度藩篱的破除，在城乡劳动价格比较差异的“推力”和工商业快速发展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的“拉力”双重作用下，代表“高质量”劳动力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户务农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出现明显下滑。现实的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似乎还未对我国粮食生产带来实质性冲击，甚至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產取得了历史性的连年增产丰收的景象。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农户粮食生产中是否存在劳动力质量的刚性约束？以水稻种植来说，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是否会抑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似乎与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现实不符，是否意味着其他因素会对这种抑制效应具有弱化甚至反向调节的作用？
事实上，伴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非农转移，农业生产劳动力要素开始由“过密化”向“空心化”、“老龄化”和“女性化”转化[1]，“谁来种地”问题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一系列旨在缓解农业生产劳动力质量约束的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备受关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提上日程，尤其是“质量兴农战略”推进，如何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也是“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题中之意。本文基于小农生产模式研究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在这一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
对于农村劳动力质量变化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不利于粮食生产。持此类观点的研究主要是从体力、健康和劳动强度等生理层面以及人力资本存量层面出发，认为老年、女性劳动力在务农的劳动投工量上不如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且在农业技术、新型经营方式采纳等也存在明显不足。例如DeBrauwetal[2]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户均农业生产投工量正在快速下降，由1991年的户均3500工时下降到2009年的1400工时。另一种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理性”农户在最大化家庭效用目标下，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引致的务农劳动力结构变化反而会显著提升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持此类观点的研究主要从多元化就业来分散农业风险、非农收入回流缓解农业资本约束视角出发[3]。王则宇等[4]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有利于化肥的集约使用，显著提升了化肥的使用效率进而有利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改进。另外，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当前农户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不存在影响，或者是这种影响起码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5]。黄季焜和靳少泽[6]基于农户代际间的五年就业预期调查指出，虽然农户务农劳动力比例呈不断下降变化且有老龄化的趋势，但是总体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未迎来“拐点”，农户劳动力结构变化不会直接冲击农业技术效率进而激化“谁来种地”担忧，而且他们还预测到2020年我国仍然有2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女性化的趋势必然迎来扭转。
理论上来说，由于农业生产中投入要素间存在替代关系，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是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客观结果[7]。也即是说，农户劳动力质量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必然要受到投入要素是否可以有效代替等互动关系的制约。所以，仅仅从劳动力要素单一视角去讨论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这可能是有关研究存在明显争议的主要原因。部分研究开始从投入要素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其在农业生产绩效上的作用。田红宇和祝志勇[8]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会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化而不同，而且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对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会随着粮食生产效率水平不同呈非线性变动。另外，也有研究证实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会受到农机跨区作业、农业外包服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实现条件的制约[9]。然而，鲜有研究把务农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及其互动关系与粮食生产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仇童伟和罗必良[10]首次分析了劳动力非农转移、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发现针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负面影响，社会化服务比土地流转的替代作用更明显。但是，他们也未将三者的互动关系深入到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效率层面。 已有研究还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之处。（1）用粮食产量或单一要素产出率表征粮食生产效率，不仅无法反映粮食生产过程而且与当前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的粮食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符。（2）鲜有把劳动力质量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社会化服务生产方式纳入到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同一分析框架中，可能会因忽视要素间替代作用、生产方式进步等的互动关系对粮食生产真实影响导致研究结论偏误。（3）多数研究以全国或省级数据为样本，缺乏农户行为决策的微观作用机制，更不能反映出农户异质性带来的作用差异，而部分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忽略了由于变量间客观存在的双向影响而导致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468户入户调查数据，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结合水稻生产投入和产出数据并采用随机前沿技术测算其技术效率，并充分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考察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分析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能产生的直接作用和间接调节效应，进一步基于农户分层分化现实分析这些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农户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以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大量非农就业岗位急需填补的客观结果。在分散、细碎的以农户家庭为主的小农生产模式中，劳动力是农户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种植中最为依赖的投入要素，农户劳动力质量变化必然会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与此同时，农户会通过重新配置投入要素结构、调整经营规模或转变生产方式以应对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那么，有必要厘清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如何影响农户种粮技术效率？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会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传导至农户种粮技术效率上？
（一）务农劳动力质量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劳动力非农转移是21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农村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且影响最深远的变革，其中劳动力非农转移又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11]，农户留守务农劳动力质量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可否认，这一变革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工商业发展以及农户增收致富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该变化带给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冲击。一方面，粮食种植的小农生产模式并未根本扭转，劳动力依旧是农户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一旦农户务农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最低劳动力需求阀值，抛荒、撂荒或者粗放经营就会成为常态，事实上有研究已经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几乎不存在、“过密化”问题已经被“空心化”问题取代[1]。另一方面，老龄、女性劳动力在体力、健康和劳动强度等生理层面无法和青壮年劳动力相比，务农劳动力的质量下降问题会直接影响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工量和精耕细作水平[12]，更为重要的是老龄、女性劳动力在人力资本质量上更无法与青壮年劳动力相提并论，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可能会对农业新技术推广、农机使用和新型生产方式采纳造成较大阻碍[13]。由此，农户务农劳动力结构变化引致的质量下降会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冲击。
然而，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对农户粮食生产也不尽然全是负面冲击。老龄劳动力在粮食种植中具有明显的经验优势[14]，有利于水稻种植投入要素的集约使用和成本节约;而且老龄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相比于青壮年劳动力对粮食生产会更加专注，由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业产出所以他们会倾注更多精力在粮食种植中，以至于他们可能会投入更多数量的投工量来进行精细化耕作[15]。另外，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本就是家庭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从农户主体来看本就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市场行为，农户收入结构多元化和非农收入回流可以为缓解农业风险、补强农业投资短板提供来源。总体来看，在当前水稻小农生产为主现实下，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带给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负向冲击要明显大于促进作用，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户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为表征的质量下降不利于农户改进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二）土地流转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
始于改革开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但以公平为原则、土地质量等级和距离远近为抓手的土地分配方式也滋生和固化了土地细碎化问题[16]，成为导致规模经济缺失、成本高企、生产方式落后等一系列制约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诱因[17]。而土地流转或是土地调整等重新配置土地资源有利于破解因土地细碎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利于促进农户提升技术效率。以规模化、专业化和新技术采用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传统、落后粮食生产方式的替代：一方面社会化服务通过把经营规模小、分散而独立的小农户粮食生产纳入到分工经济中，充分发挥各个参与主体在不同粮食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能够缓解因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不足、投入要素使用效率偏低问题;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以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组织、涉农服务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为主，这些主体本身就代表着农业技术进步、专业化、信息化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相比于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可能更加明显作用强度更大[18]。
不仅如此，农户劳动力质量变化、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之间本来就存在互动关系[10]，而且这种互动关系也会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必然会冲击到农户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必然引致农户家庭重新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同时农户也可能会选择调整农业经营规模或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来应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束。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完善促使土地流转更加顺畅，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愈发健全促使供给能力和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供给链条延长，也会给农户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规模、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更多选择。也即是说，青壮年劳动力非农转移导致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而制约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农户的这一劳动力质量刚性约束。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模型（2）和（4）显示，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与务农劳动力质量的交乘项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证明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可以调节劳动力质量下降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效应。也即是说，在非农就业的各种制度藩篱逐渐被打破、城镇化不断加速背景下，在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利益诉求下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农户青壮年劳动力“离农”是必然趋势，留守务农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必然变化导致粮食生产劳动力质量下降，随着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发育壮大、社会化服务供给不断完善，这为农户在劳动力质量下降后稳定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一结论与水稻生产现实相符，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后，水稻总产量和单产等均未出现明显下滑，反而从2004年开始我国水稻生产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攀升。
一个值得指出的发现是，通过对比模型（1）、（2）和模型（3）、（4）可以看出，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比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对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抑制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更大，这也与当前土地流转增速日微、社会化服务供应链和市场容量快速提升的趋势相吻合，前文假设2、3均得到证实。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05-2016年全国土地流转率由45%提升至351%，其中2005-2013年土地流转年均增速高达2433%，而2014-2016年快速下降至745%，土地流转势头经历“拐点”后快速放缓。理论上，土地流转能够缓解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但其潜力是有限的，仅依靠“人动”来带动“地动”实现规模化经营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逻辑过于简单化了，农业生产投入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复杂。随着土地确权的全面铺开和农户土地承包期限的不断延长，土地的最后社会保障功能会得到强化，农户转出土地的“价值幻觉”会进一步凸显并不断抬升流转价格，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削弱。反观社会化服务缓解劳动力刚性约束所受到的限制性约束要少得多，因为是农业生产“纵向专业分工”所内生出来的市场化需求，只要社会化服务的供需市场容量达到均衡，就可以使其成为促进农业技术效率的重要力量。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实证结果可能会因指标选择不当、样本异质性等影响估计结果可信度，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用变换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值测算方法和农户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
1因变量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不同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具体用非参数型的数据包络分析（DEA）重新测算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代替前文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的效率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用不同的效率测算方法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并不存在系统性偏差，劳动力质量下降显著抑制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且二者能反向调节劳动力质量下降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说明前文结果是稳健的。
2根据农户水稻经营规模不同分样本估计稳健性检验。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把户均水稻播种面积大于2公顷（30亩）作为规模化大农户，其他为小农户，本文样本农户中大农户91户占比约194%，小农户377户占比806%。结果表明，总体上两组样本回归结果与前文不存在系统偏差，说明前文结果是可信的。值得指出的是，分组回归也呈现了异质性农户的差异：首先，劳动力质量下降显著制约小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而在大农户组这一抑制效应不太显著且作用强度远远小于小农户组，这主要是因为大农户和小农户水稻生产方式已发生明显分异，小农户延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投入的“小农”水稻种植模式，而大农户业已转变为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水稻种植模式，大农户面临劳动力的刚性约束明显小于小农户，这一点在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的作用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其次，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中大农户明显大于小农户，这也为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要重点向家庭农场、合作社、专业种植大户倾斜提供了依据。最后，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调节劳动力质量下降制约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作用上，大农户组作用力度更大也更显著，而小农户组社会化服务的调节作用甚至不显著。这些结论充分说明，提升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要以农户的投入要素结构以及生产方式为基础，切忌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五、进一步研究：细分农户的差异特征
上文研究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水稻种植对于不同农户生计是同等重要的，也即农户对水稻种植的依赖性是同质的。事实上随着市场机制不断成熟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尤其是户籍制度藩篱松动，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农户兼业化现象不断涌现且兼业化程度多样化，农户分层和分化不断加深。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会不会因农户分化而有不同表现，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是否会出现不同作用路径？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农户分层来检验前文研究结论因农户分化可能出现的差异。具体是根据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把农户分成三个兼业化程度不同的子样本，进而分样本进行估计。借鉴主流文献做法，把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80%及以上、20%-80%、小于20%的农户分别划归为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①。本文调查农户中，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分别为139户、267户、62户，占样本份额分别为30%、57%、13%，这与当前全国层面农户兼业化情况比较接近。不同类型农户的关键指标对比统计如图1所示，不难发现各核心变量在不同农户中差別明显，变量间的互动关系是否出现异化有待检验。
图1不同类型农户对比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分类农户均值所得）
表5结果显示，不同层级农户中，务农劳动力质量对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纯农户和非农户的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对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均不明显，也即是说这两类农户水稻种植中劳动力质量约束不突出。虽然其结果一致但是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却完全不同，纯农户由于其生存来源严重依赖农业生产，所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时主要以保证水稻生产为主，其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很少，即使存在非农务工也主要是在水稻种植农闲期间进行“候鸟”式就业，所以其劳动力质量较高基本不会对水稻生产产生约束;对于非农户来说，水稻种植所获得的收益对于家庭整体效用影响不大，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以长期非农就业为主，留守农村的主要是丧失城市就业能力的老人和有养老、抚育下一代责任的女性，水稻种植规模少，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以至不会对其水稻生产效率产生制约。然而，兼业户的劳动力质量下降会明显抑制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同样地，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及其调节作用在不同层级农户中也存在明显差异。纯农户和非农户土地流转能显著提升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其对劳动力质量抑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非常显著，但作用强度纯农户明显大于非农户;反观土地流转在兼业户中的影响均不太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兼业户主要以耕作自有承包地为主，较少参与土地流转，而纯农户为了降低成本、集约化使用投入要素，往往是土地租入的主力，非农户为了最大化非农收入，往往是土地流出的一方以尽可能解除土地对劳动力非农化流动的阻碍。社会化服务在三类农户中均能有效提升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且社会化服务也能显著的调节劳动力约束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制约，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作用强度上，社会化服务的作用和其调节效应根据农户农业收入比重的由高到低依次呈“梯级”递减，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化服务是以市场容量为前提，也即农户经营规模越大采用社会化服务的成本越低、作用效率越大，当然随着“一村一品”、“联耕联种”这些鼓励政策的推广，单个农户种植作物规模对社会化服务的制约正在逐渐缓解。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非农就业机会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户水稻种植方式、投入要素结构以及投入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均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影响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逻辑，并探讨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在这一逻辑关系可能起到的作用。其次，基于长江流域沿线6省468户稻农入户调查数据，在充分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基础上，采用IV-Tobit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研究发现：（1）农户老龄、女性劳动力比重增加导致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显著抑制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在小农生产模式未得到根本转变现实“农情”下，稻农水稻种植依旧面临着较突出的劳动力刚性约束。（2）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升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有益于农户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纳入到专业化的“分工经济”中促进水稻种植采用新技术、集约使用投入要素。（3）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能有效缓解农户劳动力质量下降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且社会化服务作用强度更大，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能有效减轻水稻生产中的劳动力质量刚性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行为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和互动间接影响因农户分化而表现出明显差异。
“质量兴农战略”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不断提升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正是题中之意。上述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含义：（1）积极引导青壮年劳动力回流农业缓解小农户劳动力质量约束。（2）加快正规性土地流转市场和平台建設，引导非农户和劳动力质量低且生产效率低的兼业户把土地有序流向纯农户、专业户，并由基层提供流转契约保证。（3）加大力度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机构，不断延长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链条，扩大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端市场容量。
注释：
①学界通常把兼业户根据农业收入比重20%-50%、50%-80%进一步细分为非农兼业户、农业兼业户，本文初次也是采取四类农户分类，模型估计中非农兼业户和农业兼业户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所以最终采取三类农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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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QualityofRuralLaborForceand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
TIANHong-yu1，FUWei-qiong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Yichang443002，
China;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izhouUniversity，Huizhou516007，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factthatalargenumberofyoungandmiddle-agedrurallaborforcehavelosthasnotbroughtobviousimpactongrainproduction.Inordertorevealthemechanismofthesefactors，basedonthedataof468ricegrowersinsixprovincesalongtheYangtzeRiver，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laborqualityon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ndexaminestheregulatoryroleoflandtransferandagriculturalsocialservices.Theresultsshowthat：therearelaborqualityconstraintsinriceplanting，andthedeclineoffarmers′laborqualitysignificantlyinhibits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landtransferandpurchaseofsocialservicesareconducivetotheimprovementof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ndcansignificantlyadjustthenegativeimpactofthedeclineofagriculturallaborqualityon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mongwhichthedirectandregulatoryeffectsofsocialservicesaremoreobviousthanlandtransfer.Furtherstudiesshowthattheeffectsofthequalityofagriculturallaborforce，landtransferandagriculturalsocialservicesonthe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resignificantlydifferentduetothedifferentiationoffarmers.Toalleviatethequalityconstraintsofsmallfarmers′laborforce，themorerealisticpathistopromotethetransferofagriculturallandandfurtherbuildandimprovethesocializedservicesystem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Keywords：riceproductiontechnologyefficiency;laboragingandfeminization;landtransfer;agriculturalsocialservices
（責任编辑：李江）
关键词：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2-0088-11
收稿日期：2020-10-13
作者简介：田红宇（1986-），男，湖北恩施人，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农林经济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政策、粮食安全;付玮琼（1980-），本文通讯作者，女，内蒙古包头人，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农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BJY104;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808230348。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土地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制度决定我国农业发展将长期以小农生产模式为主，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劳动力是农户粮食生产中最依赖的投入要素。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尤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制度藩篱的破除，在城乡劳动价格比较差异的“推力”和工商业快速发展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的“拉力”双重作用下，代表“高质量”劳动力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户务农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出现明显下滑。现实的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似乎还未对我国粮食生产带来实质性冲击，甚至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產取得了历史性的连年增产丰收的景象。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农户粮食生产中是否存在劳动力质量的刚性约束？以水稻种植来说，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是否会抑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似乎与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现实不符，是否意味着其他因素会对这种抑制效应具有弱化甚至反向调节的作用？
事实上，伴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非农转移，农业生产劳动力要素开始由“过密化”向“空心化”、“老龄化”和“女性化”转化[1]，“谁来种地”问题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一系列旨在缓解农业生产劳动力质量约束的政策相继出台，其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备受关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提上日程，尤其是“质量兴农战略”推进，如何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关键，也是“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题中之意。本文基于小农生产模式研究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在这一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
对于农村劳动力质量变化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不利于粮食生产。持此类观点的研究主要是从体力、健康和劳动强度等生理层面以及人力资本存量层面出发，认为老年、女性劳动力在务农的劳动投工量上不如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且在农业技术、新型经营方式采纳等也存在明显不足。例如DeBrauwetal[2]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户均农业生产投工量正在快速下降，由1991年的户均3500工时下降到2009年的1400工时。另一种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理性”农户在最大化家庭效用目标下，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引致的务农劳动力结构变化反而会显著提升农户农业生产效率。持此类观点的研究主要从多元化就业来分散农业风险、非农收入回流缓解农业资本约束视角出发[3]。王则宇等[4]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有利于化肥的集约使用，显著提升了化肥的使用效率进而有利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改进。另外，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当前农户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不存在影响，或者是这种影响起码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5]。黄季焜和靳少泽[6]基于农户代际间的五年就业预期调查指出，虽然农户务农劳动力比例呈不断下降变化且有老龄化的趋势，但是总体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未迎来“拐点”，农户劳动力结构变化不会直接冲击农业技术效率进而激化“谁来种地”担忧，而且他们还预测到2020年我国仍然有2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女性化的趋势必然迎来扭转。
理论上来说，由于农业生产中投入要素间存在替代关系，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是家庭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客观结果[7]。也即是说，农户劳动力质量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必然要受到投入要素是否可以有效代替等互动关系的制约。所以，仅仅从劳动力要素单一视角去讨论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这可能是有关研究存在明显争议的主要原因。部分研究开始从投入要素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其在农业生产绩效上的作用。田红宇和祝志勇[8]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影响会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变化而不同，而且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对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会随着粮食生产效率水平不同呈非线性变动。另外，也有研究证实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会受到农机跨区作业、农业外包服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实现条件的制约[9]。然而，鲜有研究把务农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及其互动关系与粮食生产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仇童伟和罗必良[10]首次分析了劳动力非农转移、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发现针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负面影响，社会化服务比土地流转的替代作用更明显。但是，他们也未将三者的互动关系深入到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效率层面。 已有研究还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之处。（1）用粮食产量或单一要素产出率表征粮食生产效率，不仅无法反映粮食生产过程而且与当前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的粮食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符。（2）鲜有把劳动力质量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社会化服务生产方式纳入到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同一分析框架中，可能会因忽视要素间替代作用、生产方式进步等的互动关系对粮食生产真实影响导致研究结论偏误。（3）多数研究以全国或省级数据为样本，缺乏农户行为决策的微观作用机制，更不能反映出农户异质性带来的作用差异，而部分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忽略了由于变量间客观存在的双向影响而导致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468户入户调查数据，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结合水稻生产投入和产出数据并采用随机前沿技术测算其技术效率，并充分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考察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分析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能产生的直接作用和间接调节效应，进一步基于农户分层分化现实分析这些影响可能存在的差异。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农户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以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大量非农就业岗位急需填补的客观结果。在分散、细碎的以农户家庭为主的小农生产模式中，劳动力是农户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种植中最为依赖的投入要素，农户劳动力质量变化必然会影响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与此同时，农户会通过重新配置投入要素结构、调整经营规模或转变生产方式以应对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那么，有必要厘清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如何影响农户种粮技术效率？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又会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传导至农户种粮技术效率上？
（一）务农劳动力质量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劳动力非农转移是21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农村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且影响最深远的变革，其中劳动力非农转移又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11]，农户留守务农劳动力质量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可否认，这一变革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工商业发展以及农户增收致富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该变化带给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冲击。一方面，粮食种植的小农生产模式并未根本扭转，劳动力依旧是农户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一旦农户务农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最低劳动力需求阀值，抛荒、撂荒或者粗放经营就会成为常态，事实上有研究已经指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几乎不存在、“过密化”问题已经被“空心化”问题取代[1]。另一方面，老龄、女性劳动力在体力、健康和劳动强度等生理层面无法和青壮年劳动力相比，务农劳动力的质量下降问题会直接影响粮食种植的劳动投工量和精耕细作水平[12]，更为重要的是老龄、女性劳动力在人力资本质量上更无法与青壮年劳动力相提并论，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可能会对农业新技术推广、农机使用和新型生产方式采纳造成较大阻碍[13]。由此，农户务农劳动力结构变化引致的质量下降会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冲击。
然而，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对农户粮食生产也不尽然全是负面冲击。老龄劳动力在粮食种植中具有明显的经验优势[14]，有利于水稻种植投入要素的集约使用和成本节约;而且老龄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相比于青壮年劳动力对粮食生产会更加专注，由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农业产出所以他们会倾注更多精力在粮食种植中，以至于他们可能会投入更多数量的投工量来进行精细化耕作[15]。另外，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本就是家庭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结果，从农户主体来看本就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市场行为，农户收入结构多元化和非农收入回流可以为缓解农业风险、补强农业投资短板提供来源。总体来看，在当前水稻小农生产为主现实下，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带给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负向冲击要明显大于促进作用，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户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为表征的质量下降不利于农户改进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二）土地流转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直接影响和调节作用
始于改革开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但以公平为原则、土地质量等级和距离远近为抓手的土地分配方式也滋生和固化了土地细碎化问题[16]，成为导致规模经济缺失、成本高企、生产方式落后等一系列制约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诱因[17]。而土地流转或是土地调整等重新配置土地资源有利于破解因土地细碎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利于促进农户提升技术效率。以规模化、专业化和新技术采用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传统、落后粮食生产方式的替代：一方面社会化服务通过把经营规模小、分散而独立的小农户粮食生产纳入到分工经济中，充分发挥各个参与主体在不同粮食生产环节上的比较优势，能够缓解因土地细碎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不足、投入要素使用效率偏低问题;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以专业大户、农业合作组织、涉农服务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为主，这些主体本身就代表着农业技术进步、专业化、信息化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相比于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可能更加明显作用强度更大[18]。
不仅如此，农户劳动力质量变化、土地流转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之间本来就存在互动关系[10]，而且这种互动关系也会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必然会冲击到农户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给，必然引致农户家庭重新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同时农户也可能会选择调整农业经营规模或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来应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束。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完善促使土地流转更加顺畅，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愈发健全促使供给能力和规模不断扩大以及供给链条延长，也会给农户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规模、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更多选择。也即是说，青壮年劳动力非农转移导致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而制约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可以有效缓解农户的这一劳动力质量刚性约束。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模型（2）和（4）显示，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与务农劳动力质量的交乘项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证明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可以调节劳动力质量下降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效应。也即是说，在非农就业的各种制度藩篱逐渐被打破、城镇化不断加速背景下，在家庭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利益诉求下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农户青壮年劳动力“离农”是必然趋势，留守务农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必然变化导致粮食生产劳动力质量下降，随着土地流转市场不断发育壮大、社会化服务供给不断完善，这为农户在劳动力质量下降后稳定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一结论与水稻生产现实相符，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后，水稻总产量和单产等均未出现明显下滑，反而从2004年开始我国水稻生产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攀升。
一个值得指出的发现是，通过对比模型（1）、（2）和模型（3）、（4）可以看出，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比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对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抑制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更大，这也与当前土地流转增速日微、社会化服务供应链和市场容量快速提升的趋势相吻合，前文假设2、3均得到证实。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05-2016年全国土地流转率由45%提升至351%，其中2005-2013年土地流转年均增速高达2433%，而2014-2016年快速下降至745%，土地流转势头经历“拐点”后快速放缓。理论上，土地流转能够缓解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但其潜力是有限的，仅依靠“人动”来带动“地动”实现规模化经营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逻辑过于简单化了，农业生产投入要素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复杂。随着土地确权的全面铺开和农户土地承包期限的不断延长，土地的最后社会保障功能会得到强化，农户转出土地的“价值幻觉”会进一步凸显并不断抬升流转价格，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削弱。反观社会化服务缓解劳动力刚性约束所受到的限制性约束要少得多，因为是农业生产“纵向专业分工”所内生出来的市场化需求，只要社会化服务的供需市场容量达到均衡，就可以使其成为促进农业技术效率的重要力量。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实证结果可能会因指标选择不当、样本异质性等影响估计结果可信度，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用变换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值测算方法和农户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
1因变量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不同测度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具体用非参数型的数据包络分析（DEA）重新测算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代替前文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的效率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用不同的效率测算方法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并不存在系统性偏差，劳动力质量下降显著抑制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且二者能反向调节劳动力质量下降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说明前文结果是稳健的。
2根据农户水稻经营规模不同分样本估计稳健性检验。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把户均水稻播种面积大于2公顷（30亩）作为规模化大农户，其他为小农户，本文样本农户中大农户91户占比约194%，小农户377户占比806%。结果表明，总体上两组样本回归结果与前文不存在系统偏差，说明前文结果是可信的。值得指出的是，分组回归也呈现了异质性农户的差异：首先，劳动力质量下降显著制约小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而在大农户组这一抑制效应不太显著且作用强度远远小于小农户组，这主要是因为大农户和小农户水稻生产方式已发生明显分异，小农户延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投入的“小农”水稻种植模式，而大农户业已转变为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水稻种植模式，大农户面临劳动力的刚性约束明显小于小农户，这一点在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的作用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其次，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中大农户明显大于小农户，这也为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要重点向家庭农场、合作社、专业种植大户倾斜提供了依据。最后，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调节劳动力质量下降制约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作用上，大农户组作用力度更大也更显著，而小农户组社会化服务的调节作用甚至不显著。这些结论充分说明，提升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要以农户的投入要素结构以及生产方式为基础，切忌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五、进一步研究：细分农户的差异特征
上文研究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水稻种植对于不同农户生计是同等重要的，也即农户对水稻种植的依赖性是同质的。事实上随着市场机制不断成熟和劳动力市场形成，尤其是户籍制度藩篱松动，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农户兼业化现象不断涌现且兼业化程度多样化，农户分层和分化不断加深。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会不会因农户分化而有不同表现，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是否会出现不同作用路径？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农户分层来检验前文研究结论因农户分化可能出现的差异。具体是根据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把农户分成三个兼业化程度不同的子样本，进而分样本进行估计。借鉴主流文献做法，把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80%及以上、20%-80%、小于20%的农户分别划归为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①。本文调查农户中，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分别为139户、267户、62户，占样本份额分别为30%、57%、13%，这与当前全国层面农户兼业化情况比较接近。不同类型农户的关键指标对比统计如图1所示，不难发现各核心变量在不同农户中差別明显，变量间的互动关系是否出现异化有待检验。
图1不同类型农户对比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分类农户均值所得）
表5结果显示，不同层级农户中，务农劳动力质量对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差异。纯农户和非农户的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对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均不明显，也即是说这两类农户水稻种植中劳动力质量约束不突出。虽然其结果一致但是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却完全不同，纯农户由于其生存来源严重依赖农业生产，所以劳动力资源配置时主要以保证水稻生产为主，其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很少，即使存在非农务工也主要是在水稻种植农闲期间进行“候鸟”式就业，所以其劳动力质量较高基本不会对水稻生产产生约束;对于非农户来说，水稻种植所获得的收益对于家庭整体效用影响不大，劳动力资源配置主要以长期非农就业为主，留守农村的主要是丧失城市就业能力的老人和有养老、抚育下一代责任的女性，水稻种植规模少，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以至不会对其水稻生产效率产生制约。然而，兼业户的劳动力质量下降会明显抑制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同样地，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及其调节作用在不同层级农户中也存在明显差异。纯农户和非农户土地流转能显著提升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其对劳动力质量抑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非常显著，但作用强度纯农户明显大于非农户;反观土地流转在兼业户中的影响均不太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兼业户主要以耕作自有承包地为主，较少参与土地流转，而纯农户为了降低成本、集约化使用投入要素，往往是土地租入的主力，非农户为了最大化非农收入，往往是土地流出的一方以尽可能解除土地对劳动力非农化流动的阻碍。社会化服务在三类农户中均能有效提升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且社会化服务也能显著的调节劳动力约束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制约，最大的差异体现在作用强度上，社会化服务的作用和其调节效应根据农户农业收入比重的由高到低依次呈“梯级”递减，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化服务是以市场容量为前提，也即农户经营规模越大采用社会化服务的成本越低、作用效率越大，当然随着“一村一品”、“联耕联种”这些鼓励政策的推广，单个农户种植作物规模对社会化服务的制约正在逐渐缓解。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随着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非农就业机会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户水稻种植方式、投入要素结构以及投入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均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户务农劳动力质量变化影响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逻辑，并探讨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在这一逻辑关系可能起到的作用。其次，基于长江流域沿线6省468户稻农入户调查数据，在充分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基础上，采用IV-Tobit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研究发现：（1）农户老龄、女性劳动力比重增加导致务农劳动力质量下降显著抑制其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在小农生产模式未得到根本转变现实“农情”下，稻农水稻种植依旧面临着较突出的劳动力刚性约束。（2）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购买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升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土地流转有益于农户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纳入到专业化的“分工经济”中促进水稻种植采用新技术、集约使用投入要素。（3）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能有效缓解农户劳动力质量下降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且社会化服务作用强度更大，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能有效减轻水稻生产中的劳动力质量刚性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质量、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行为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直接影响和互动间接影响因农户分化而表现出明显差异。
“质量兴农战略”的内在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不断提升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正是题中之意。上述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含义：（1）积极引导青壮年劳动力回流农业缓解小农户劳动力质量约束。（2）加快正规性土地流转市场和平台建設，引导非农户和劳动力质量低且生产效率低的兼业户把土地有序流向纯农户、专业户，并由基层提供流转契约保证。（3）加大力度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机构，不断延长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链条，扩大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端市场容量。
注释：
①学界通常把兼业户根据农业收入比重20%-50%、50%-80%进一步细分为非农兼业户、农业兼业户，本文初次也是采取四类农户分类，模型估计中非农兼业户和农业兼业户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所以最终采取三类农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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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QualityofRuralLaborForceand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
TIANHong-yu1，FUWei-qiong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Yichang443002，
China;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izhouUniversity，Huizhou516007，China）
Abstract：Atpresent，thefactthatalargenumberofyoungandmiddle-agedrurallaborforcehavelosthasnotbroughtobviousimpactongrainproduction.Inordertorevealthemechanismofthesefactors，basedonthedataof468ricegrowersinsixprovincesalongtheYangtzeRiver，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oflaborqualityon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ndexaminestheregulatoryroleoflandtransferandagriculturalsocialservices.Theresultsshowthat：therearelaborqualityconstraintsinriceplanting，andthedeclineoffarmers′laborqualitysignificantlyinhibits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landtransferandpurchaseofsocialservicesareconducivetotheimprovementof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ndcansignificantlyadjustthenegativeimpactofthedeclineofagriculturallaborqualityon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mongwhichthedirectandregulatoryeffectsofsocialservicesaremoreobviousthanlandtransfer.Furtherstudiesshowthattheeffectsofthequalityofagriculturallaborforce，landtransferandagriculturalsocialservicesonthericeproductiontechnicalefficiencyaresignificantlydifferentduetothedifferentiationoffarmers.Toalleviatethequalityconstraintsofsmallfarmers′laborforce，themorerealisticpathistopromotethetransferofagriculturallandandfurtherbuildandimprovethesocializedservicesystemofagriculturalproduction.
Keywords：riceproductiontechnologyefficiency;laboragingandfeminization;landtransfer;agriculturalsocialservices
（責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