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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六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优势体现在经济增长效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缺陷在于会降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于福利效应，且不会显著降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在综合作用影响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高于命令型。因此，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各有利弊，政府决策者应因地制宜，结合地方核心发展目标，科学选择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关键词：环境规制;命令型;市场型;经济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F20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9-0082-10
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一般指数量上的经济增长，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持续增长。但只测算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局限性，往往忽视了数量型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环境规制政策可能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一方面，环境规制既可以通过罚款、限产、强制迁移、勒令退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被规制者，对经济主体生产效率、结构调整、产出波动、污染排放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管理效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决策等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实际上要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力，让其最大化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应客观、全面评估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影响。通常而言，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市场手段是两类最为典型的政策工具，两类政策工具在规制方式、强制性、处罚严厉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对经济主体产量安排、污染减排、技术改造等决策的影响必然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异质性影响[1]。因此，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分类考察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试图从环境规制角度回答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这一问题，以期为合理评估、选择、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参考。
一、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的比较
（一）经濟增长质量指标构建与测度
通常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一般选择从增长效率、效益等某一方面界定其内涵[2-3]，学者们对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体现在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完善、环境友好、分配公平等更多方面[4-6]。本文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水平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其中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比值，反映要素转换为产出的有效性;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反映产业结构向更优形态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高效率产业占比的持续增加;经济发展稳定性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波动是否维持在可控范围且保持物价稳定和就业稳定;绿色发展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兼顾了资源保护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福利改善反映发展成果转换为居民福利改善的程度;收入分配公平反映地区是否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达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经济增长质量指标构成详见表1，基础指标的计算方法参见何兴邦（2018）[7]。基于表1，首先对基础指标进行加权处理，以生成衡量各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二级指标。其次，进一步对二级指标加权处理，得到衡量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本文加权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PCA）。加权前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逆向指标在无量纲化前取倒数。
（二）环境规制政策分类在中国的实践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的实践，正式的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其中，前者是指环境规制部门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采用行政手段对规制对象进行直接管理，要求被规制者达到某一标准或要求，以改善环境质量。具体而言，环境规制部门既可以对企业执行技术细则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也可以直接对对污染企业产量或污染排放强度实施限制。在中国常见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制度有“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在中国已经日趋成熟，为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市场型政策并不明确具体的污染排放水平或技术，而是通过税收、征费、补贴、市场化交易等市场手段，使得企业基于自身发展实际，自主选择污染排放量。长期以来，“排污费”和“排污权交易”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型政策工具。前者是环境规制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排污者污染排放所征收的费用;后者是政府确定了经济主体排污的权利或界限，并允许各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最优污染排放数量。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开征，标志着在我国沿用30多年的排污费制度将取消，转而采用环保税制度，预示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完善。
（三）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点和局限性
基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在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行规则等具备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其优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强制性高，且具有较强的可确定性。通常而言，命令型环境规制目标确定、规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督察都需要法律确认且需要政府部门介入。一旦企业无法达到政策规定的环境标准，环境规制部门就可通过罚款、限产、临时停产、勒令退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企业。可以看到，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制性较高，压缩企业自主选择的空间，使得预期达到的环境治理结果的确定性较高。第二，适用于解决一些严重、突发的环境问题。在地方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超过“生态容量”或紧急的环境问题时，通常需要较为直接、强力的政策应对，客观上不容许规制者有时间采用税收、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手段间接影响企业减排，从而解决环境问题。此时，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是主要的工具，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府环境规制部门采用较为强力的行政命令有助于快速处理一些紧急环境事件，以达到迅速改善环境的目的。 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无法解决企业间的差异问题。由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環境标准，使得企业无法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技术路径和污染减排，实现最优排放和企业稳健发展相协调的政策目标。对于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过于刚性的环境标准会产生较大的成本，对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统一标准限制了其为降低污染做出进一步努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二是环境问题外部性评估较为困难，使得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往往源自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为了科学决策，政府在制定环境标准、惩罚措施等方面，通常需要科学评估各类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然而，由于相关评估工作较为困难，因而政策制定通常并没有进行相关定量评估，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偏离最优结果，降低了政策工具的科学性。三是政策的有效性受政府部门“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官员由于有不同的政绩偏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因而在推行政策过程中，随意性较大，无法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一些环境执行人员也可能因为寻租、懒政怠政等问题，无法有效的执行政策，影响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四）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点和局限性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并不明确规定具体的环境标准，而是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改变企业的污染减排决策，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具有低成本。以最为典型的环境税费为例，其作用机制就是通过税收或费用手段增加污染排放的经济成本来达到降低污染减排的目的。通常，规制者会将通过将税率制定为污染的边际成本，从而实现成本最低的目的。二是给予企业高度的灵活性和自主空间，在减排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由于污染者的减排能力的差异，污染者的污染排放数量选择也会存在差异。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成本支付方式遵循“多排多收，少排少收”的法定规则，可以较大程度的赋予企业自主选择空间。三是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具有较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以环境保护税为例，其征收标准的变更需要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并不会因为地方政府主政者更替，因为其环境政策偏好改变而变更政策。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也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的推行需建立在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以上。比如，排污权制度的运作需要对环境产权作清晰的界定，以明确许可证发放数量和初始分配方式等;环保税制度的运行需要建立在税收规则设计科学、排污监测运行制度完善、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和密切协作等基础上。二是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发挥效力存在一定的时滞和不确定性，无法适用于应对突发的环境问题。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不具有强制性，而是通过企业的自主决策在环境治理中发挥间接作用。因而，在达到环境治理目标前往往存在一定的时滞，使得这类政策工具在应对一些重大、突发的环境问题时，往往不作为首选的政策工具。
基于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我们认为两类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改造、效益改善、产业升级、污染减排等多个方面的影响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对地区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稳定发展、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和分配公平等多个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产生较大程度的异质性。在实证分析中，本研究将检验两类规制政策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差异。
二、变量和数据来源说明
（一）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其生成的方法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后加权获得。其中，分维度指数基于基础指标加权得到，综合指数基于分维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加权得到。
（二）主要解释变量
综合文献研究现状，学者度量环境规制强度通常采用单一指标法或综合指标法两种。单一指标法一般采用单一变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常见的单一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采用区域颁布的环境规制相关法律法规的数量、环境行政处罚数、环保系统人员数、环境治理投资、“三同时”环保投资和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等来衡量命令型规制强度。二是通过排污费、环保课题费用等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从2018年1月来开征环境税，因此采用排污费测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最为常见。
单一指标法存在诸多的问题：一是将单一指标作为衡量地区总体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代表性并不充分，无法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造成研究结果失真。二是部分单一指标的变化缓慢，无法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考虑到单一指标存在的上述问题，部分学者采用了综合指标法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法指通过多维度、多变量来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方法。熊艳（2012）[8]基于环评数量、“三同时”项目数、环保系统人数、环境信访量等基础指标，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加总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指数。彭星和李斌（2016）[9]基于环境处罚案件、环境制度执行率、单位GDP排放费、单位GDP环保课题经费和环保系统实有人数等单一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了各类型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和总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指标。
考虑到综合指标法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更为全面，本研究也将采用这种方法。由于本研究需要分类考察两类规制政策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差异，因此主要的解释变量有两个：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Command）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Market-based）。两个指数都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以得到综合指数。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基础指标构成可详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中国2018年之后才开征环境税。在此之前，排污费是最为典型的市场手段，因而本研究采用其测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另外，本研究继续加入了车船税和资源税两个税种，主要是考虑其征收的主要依据在于利用税收这种市场化工具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的如下：城镇化率（Urb），以控制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以控制地区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学制与各学历群体人数加权平均得到①;人口抚养比（Population feed rates），以控制地区人口条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scal expenditure），以控制政府财政支持的影响;国有化率（Nationalization），以控制经济所有制成分的影响。 Pollutionit=ω0+ω1Commandit+ω2Market-basedit+ρZit+ui+εit（5）
Grow-qualityijt=β0+β1Pollutionit+β2Commandit+β3Market-basedit+ζZit+ui+εit（6）
在表8第一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类环境规制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地区重污染产业占比下降，但命令型规制政策的效力高于市場型，第二列到第七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重污染产业发展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重污染产业比重下降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增长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却显著加剧了经济波动。基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由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重污染产业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强，使得其在促进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环境改善等方面更加具有效率，而在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规制类型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三方面更为有效，弊端在于降低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于福利效应更为突出，且不会加剧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平等，劣势在于经济增长效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较低。综合来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要高于命令型。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的建议：
第一，政府决策者可将环境规制政策纳入政府政策工具箱，发挥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的背景下，能否实现效率增加、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效应提升、均衡发展的质量型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充分调动各种政策工具适应“新常态”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是决策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环境规制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政策工具。未来，政府在推动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可将环境规制政策与财税、金融、土地、人才一并纳入一篮子政策工具中，注重发挥各类工具的协同配合和乘数效应，改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第二，要因地制宜，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设计。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各有利弊，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核心目标也并不一致。基于此，环境规制工具使用应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选择与省情、市情、县情相符合的环境规制工具，服务于地区核心发展目标。如决策者如果更加重视效率提升、环境效应改善等目标，命令型规制工具更直接，强制性更高，也更为有效，规制者可积极利用提高环境标准、增加环境督查频次和强度等命令型环境政策工具倒逼被规制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管理效应、加强资源集约利用程度、降低污染排放，以达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目的。决策者如果更加重视温和、综合、全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目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市场型规制方式允许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企业技术、产量和污染水平等，增加企业自主决策空间，可以产生更优的综合质量效应，不失为更好选择。
第三，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降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坏”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存在“双面刃”影响：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会增加经济波动，加剧收入分配不均。此时，引入相关配套政策以降低负面影响是有必要的。比如政府决策者可以建立配套政策辅导企业转型升级，对选择设备改造、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以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污染企业，通过成立技术升级改造专项资金、减免税费、提供金融支持、培养环境技术人才等方式，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冲击，避免或减轻在转型期间，环境规制带来经济波动;决策者还可以通过提供过渡期经济救助，协助受影响员工职业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提升经济发展均衡性。
注释：
① 其中，文盲受教育年限为0，小学学历为6年，初中学历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② 区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7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1个省（市）。
③ 受限于篇幅，文章只汇报了在不同区域，异质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效应。如需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分维度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④ 模型虽然只有当期环境规制变量，但差分方程中包括了其一阶滞后值，因而更高滞后值为二阶滞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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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Better， Administrative Order or Market Instruments？
HE Xing-b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7，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evaluation system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six dimensions： efficiency， structure， stability， environ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istribution. Then it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exerted by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vantages of comm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f eco-efficiency e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nd green development effect， while the shortcoming is that it will reduce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fair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the advantage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ies in the welfare effect withou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quity;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effects， the quality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growth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Policymakers should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combine local co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scientifically sel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mmand-based; market-base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責任编辑：关立新）
收稿日期：2020-06-22
作者简介：何兴邦（1986-），男，四川广元人，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基金项目：西南石油大学青年教师“过学术关”项目，项目编号：201899010087。
关键词：环境规制;命令型;市场型;经济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F20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9-0082-10
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一般指数量上的经济增长，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持续增长。但只测算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局限性，往往忽视了数量型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环境规制政策可能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一方面，环境规制既可以通过罚款、限产、强制迁移、勒令退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被规制者，对经济主体生产效率、结构调整、产出波动、污染排放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管理效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决策等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实际上要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力，让其最大化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应客观、全面评估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影响。通常而言，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市场手段是两类最为典型的政策工具，两类政策工具在规制方式、强制性、处罚严厉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对经济主体产量安排、污染减排、技术改造等决策的影响必然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异质性影响[1]。因此，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分类考察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试图从环境规制角度回答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这一问题，以期为合理评估、选择、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参考。
一、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的比较
（一）经濟增长质量指标构建与测度
通常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一般选择从增长效率、效益等某一方面界定其内涵[2-3]，学者们对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体现在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完善、环境友好、分配公平等更多方面[4-6]。本文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水平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其中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比值，反映要素转换为产出的有效性;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反映产业结构向更优形态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高效率产业占比的持续增加;经济发展稳定性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波动是否维持在可控范围且保持物价稳定和就业稳定;绿色发展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兼顾了资源保护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福利改善反映发展成果转换为居民福利改善的程度;收入分配公平反映地区是否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达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经济增长质量指标构成详见表1，基础指标的计算方法参见何兴邦（2018）[7]。基于表1，首先对基础指标进行加权处理，以生成衡量各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二级指标。其次，进一步对二级指标加权处理，得到衡量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本文加权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PCA）。加权前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逆向指标在无量纲化前取倒数。
（二）环境规制政策分类在中国的实践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的实践，正式的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其中，前者是指环境规制部门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采用行政手段对规制对象进行直接管理，要求被规制者达到某一标准或要求，以改善环境质量。具体而言，环境规制部门既可以对企业执行技术细则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也可以直接对对污染企业产量或污染排放强度实施限制。在中国常见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制度有“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在中国已经日趋成熟，为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市场型政策并不明确具体的污染排放水平或技术，而是通过税收、征费、补贴、市场化交易等市场手段，使得企业基于自身发展实际，自主选择污染排放量。长期以来，“排污费”和“排污权交易”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型政策工具。前者是环境规制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排污者污染排放所征收的费用;后者是政府确定了经济主体排污的权利或界限，并允许各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最优污染排放数量。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开征，标志着在我国沿用30多年的排污费制度将取消，转而采用环保税制度，预示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完善。
（三）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点和局限性
基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在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行规则等具备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其优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强制性高，且具有较强的可确定性。通常而言，命令型环境规制目标确定、规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督察都需要法律确认且需要政府部门介入。一旦企业无法达到政策规定的环境标准，环境规制部门就可通过罚款、限产、临时停产、勒令退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企业。可以看到，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制性较高，压缩企业自主选择的空间，使得预期达到的环境治理结果的确定性较高。第二，适用于解决一些严重、突发的环境问题。在地方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超过“生态容量”或紧急的环境问题时，通常需要较为直接、强力的政策应对，客观上不容许规制者有时间采用税收、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手段间接影响企业减排，从而解决环境问题。此时，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是主要的工具，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府环境规制部门采用较为强力的行政命令有助于快速处理一些紧急环境事件，以达到迅速改善环境的目的。 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无法解决企业间的差异问题。由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環境标准，使得企业无法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技术路径和污染减排，实现最优排放和企业稳健发展相协调的政策目标。对于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过于刚性的环境标准会产生较大的成本，对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减排成本较低的企业，统一标准限制了其为降低污染做出进一步努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二是环境问题外部性评估较为困难，使得相关政策制定和执行往往源自于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为了科学决策，政府在制定环境标准、惩罚措施等方面，通常需要科学评估各类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然而，由于相关评估工作较为困难，因而政策制定通常并没有进行相关定量评估，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偏离最优结果，降低了政策工具的科学性。三是政策的有效性受政府部门“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地方政府官员由于有不同的政绩偏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也不尽一致，因而在推行政策过程中，随意性较大，无法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一些环境执行人员也可能因为寻租、懒政怠政等问题，无法有效的执行政策，影响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四）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点和局限性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并不明确规定具体的环境标准，而是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来改变企业的污染减排决策，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具有低成本。以最为典型的环境税费为例，其作用机制就是通过税收或费用手段增加污染排放的经济成本来达到降低污染减排的目的。通常，规制者会将通过将税率制定为污染的边际成本，从而实现成本最低的目的。二是给予企业高度的灵活性和自主空间，在减排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由于污染者的减排能力的差异，污染者的污染排放数量选择也会存在差异。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成本支付方式遵循“多排多收，少排少收”的法定规则，可以较大程度的赋予企业自主选择空间。三是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通常具有较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以环境保护税为例，其征收标准的变更需要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并不会因为地方政府主政者更替，因为其环境政策偏好改变而变更政策。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也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的推行需建立在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运行基础以上。比如，排污权制度的运作需要对环境产权作清晰的界定，以明确许可证发放数量和初始分配方式等;环保税制度的运行需要建立在税收规则设计科学、排污监测运行制度完善、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和密切协作等基础上。二是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发挥效力存在一定的时滞和不确定性，无法适用于应对突发的环境问题。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不具有强制性，而是通过企业的自主决策在环境治理中发挥间接作用。因而，在达到环境治理目标前往往存在一定的时滞，使得这类政策工具在应对一些重大、突发的环境问题时，往往不作为首选的政策工具。
基于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我们认为两类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改造、效益改善、产业升级、污染减排等多个方面的影响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对地区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稳定发展、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和分配公平等多个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产生较大程度的异质性。在实证分析中，本研究将检验两类规制政策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差异。
二、变量和数据来源说明
（一）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其生成的方法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后加权获得。其中，分维度指数基于基础指标加权得到，综合指数基于分维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加权得到。
（二）主要解释变量
综合文献研究现状，学者度量环境规制强度通常采用单一指标法或综合指标法两种。单一指标法一般采用单一变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常见的单一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采用区域颁布的环境规制相关法律法规的数量、环境行政处罚数、环保系统人员数、环境治理投资、“三同时”环保投资和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等来衡量命令型规制强度。二是通过排污费、环保课题费用等作为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从2018年1月来开征环境税，因此采用排污费测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最为常见。
单一指标法存在诸多的问题：一是将单一指标作为衡量地区总体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代表性并不充分，无法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造成研究结果失真。二是部分单一指标的变化缓慢，无法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趋势。考虑到单一指标存在的上述问题，部分学者采用了综合指标法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法指通过多维度、多变量来反映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方法。熊艳（2012）[8]基于环评数量、“三同时”项目数、环保系统人数、环境信访量等基础指标，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加总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指数。彭星和李斌（2016）[9]基于环境处罚案件、环境制度执行率、单位GDP排放费、单位GDP环保课题经费和环保系统实有人数等单一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了各类型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和总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指标。
考虑到综合指标法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更为全面，本研究也将采用这种方法。由于本研究需要分类考察两类规制政策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差异，因此主要的解释变量有两个：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Command）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Market-based）。两个指数都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以得到综合指数。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基础指标构成可详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中国2018年之后才开征环境税。在此之前，排污费是最为典型的市场手段，因而本研究采用其测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另外，本研究继续加入了车船税和资源税两个税种，主要是考虑其征收的主要依据在于利用税收这种市场化工具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三）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的如下：城镇化率（Urb），以控制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以控制地区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学制与各学历群体人数加权平均得到①;人口抚养比（Population feed rates），以控制地区人口条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scal expenditure），以控制政府财政支持的影响;国有化率（Nationalization），以控制经济所有制成分的影响。 Pollutionit=ω0+ω1Commandit+ω2Market-basedit+ρZit+ui+εit（5）
Grow-qualityijt=β0+β1Pollutionit+β2Commandit+β3Market-basedit+ζZit+ui+εit（6）
在表8第一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类环境规制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地区重污染产业占比下降，但命令型规制政策的效力高于市場型，第二列到第七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重污染产业发展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重污染产业比重下降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增长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却显著加剧了经济波动。基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由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重污染产业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强，使得其在促进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环境改善等方面更加具有效率，而在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规制类型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三方面更为有效，弊端在于降低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于福利效应更为突出，且不会加剧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平等，劣势在于经济增长效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较低。综合来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要高于命令型。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的建议：
第一，政府决策者可将环境规制政策纳入政府政策工具箱，发挥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的背景下，能否实现效率增加、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效应提升、均衡发展的质量型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充分调动各种政策工具适应“新常态”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是决策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环境规制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政策工具。未来，政府在推动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可将环境规制政策与财税、金融、土地、人才一并纳入一篮子政策工具中，注重发挥各类工具的协同配合和乘数效应，改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第二，要因地制宜，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设计。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各有利弊，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核心目标也并不一致。基于此，环境规制工具使用应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选择与省情、市情、县情相符合的环境规制工具，服务于地区核心发展目标。如决策者如果更加重视效率提升、环境效应改善等目标，命令型规制工具更直接，强制性更高，也更为有效，规制者可积极利用提高环境标准、增加环境督查频次和强度等命令型环境政策工具倒逼被规制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管理效应、加强资源集约利用程度、降低污染排放，以达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目的。决策者如果更加重视温和、综合、全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目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市场型规制方式允许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企业技术、产量和污染水平等，增加企业自主决策空间，可以产生更优的综合质量效应，不失为更好选择。
第三，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降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坏”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存在“双面刃”影响：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会增加经济波动，加剧收入分配不均。此时，引入相关配套政策以降低负面影响是有必要的。比如政府决策者可以建立配套政策辅导企业转型升级，对选择设备改造、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以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污染企业，通过成立技术升级改造专项资金、减免税费、提供金融支持、培养环境技术人才等方式，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冲击，避免或减轻在转型期间，环境规制带来经济波动;决策者还可以通过提供过渡期经济救助，协助受影响员工职业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提升经济发展均衡性。
注释：
① 其中，文盲受教育年限为0，小学学历为6年，初中学历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② 区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7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1个省（市）。
③ 受限于篇幅，文章只汇报了在不同区域，异质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效应。如需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分维度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④ 模型虽然只有当期环境规制变量，但差分方程中包括了其一阶滞后值，因而更高滞后值为二阶滞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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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Better， Administrative Order or Market Instruments？
HE Xing-b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7，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evaluation system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six dimensions： efficiency， structure， stability， environ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istribution. Then it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exerted by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vantages of comm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f eco-efficiency e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nd green development effect， while the shortcoming is that it will reduce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fair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the advantage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ies in the welfare effect withou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quity;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effects， the quality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growth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Policymakers should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combine local co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scientifically sel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mmand-based; market-base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責任编辑：关立新）
收稿日期：2020-06-22
作者简介：何兴邦（1986-），男，四川广元人，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基金项目：西南石油大学青年教师“过学术关”项目，项目编号：20189901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