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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过，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换种方式说，想必更多的人会认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上中下，也就是任何社会都有分层。
共和国第一个30年的历史，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事实上当时的阶级差别已经很小。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又一个30年左右的时间，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了。
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官员群体处于塔尖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陆学艺先生于2002年主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该课题组将中国社会分为10个社会阶层，其中“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官员，因为掌握了组织资源而被列为各阶层之首。
200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在城乡居民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群体的综合排序中，官员以29.2％的最高票当选为“居民印象中最获利的群体”。实际上，官员的“含金量”从大学生就业趋势中也可反映出来，近年来公务员职业越来越热门，报考与招收比例竟高达40:1，这说明当官的预期回报也许远不止于经过数次上涨的工资。
但同时，对官员在改革中的利益格局也有不同的认识。2006年初，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杨帆辩论时提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张维迎教授的说法引来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前不久，张再次重申这一观点，结果应者寥寥。舆论对这种与人们的常识严重背离的说辞已经失去了批评兴趣。在接受某杂志的采访时，张维迎对这个观点有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改革前干部到农村去，各家各户因为要求干部办事，所以争着请干部吃饭，但现在农村请干部吃饭的现象少了，由此看出，与农民的位置相比干部的相对位置下降了。张维迎还说，“改革的过程，也是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民间的过程。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
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他们全都没落下
如何看待张维迎们的推理?如何了解官员群体在改革过程中究竟是获益还是受损?这需要我们深入历史，回顾官员在改革前后的权限和作用，然后作出基本判断。
谈到改革之前干部的地位，除了张维迎所说的农民请干部吃饭外，还应看到那时许多官员的特权地位和特权意识与现在相比要薄弱得多。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即1984年之前的农村改革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它放松了对农民的限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缩小了此前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接下来改革转入城市，在城市改革的初期，农村改革的逻辑也是适用的，城市小生产者和小商贩在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了致富的机会，收入有所上升，“万元户”涌现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也在198G年代兴盛一时，给基层注入了活力。这个时期是底层劳动者从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时期。
城市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放权让利，即把原来由中央计划控制的权力下放给各级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各级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销售统一调配，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与支配者个人的收益之间少有关联，但放权让利之后，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能力的差别很快便转化为个人收入上的差异。通俗点说，原本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官员、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管理者们在收入上是没什么差别的，但权力下放之后，收入差别立即显现出来了。
从计划走向市场，首先要经过体制上的过渡时期，在1980年代典型地体现在工业产品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上。这为一些人利用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投机倒把大行其道。有学者估计，这段时间内约有350亿财富被转移到特殊获益群体手中。这个群体基本上由一些掌握核心权力的官员构成，它就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前身。
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为其他群体反对这种趋势提供了可能，若干次社会保护运动就是以反对特殊获益群体的特权为诉求的。同时，这一群体也在积极争取影响国家政策，试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新一轮改革在理念上的合法性来源于市场化，即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力量，并用市场冲击政府的权力。但这不是市场的自发演进，而是政治力量主导下的市场化。部分官员在这一过程中获利丰厚，他们不但可以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还有可能将权力和市场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利益。在19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进程中，官员阶层表现出来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即每一次改革的转折都能成为他们实现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契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混文凭，福利分房制度改革的时候以超低价把公房变成私房，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向上浮动工资……总而言之，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他们全都没落下，以上所述还只是可以观察到的部分，外人无法直接看到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形势的恶化，“干部”已经成了最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职业。
有多少官员还看得上农民请的一顿饭
在这些实质性变化之外，也有一些官员“相对受损”的表象，比如政府权力的边界在改革过程中有所收缩，最明显的应属行政审批数目的大幅削减。但政府对核心资源的控制从未放松，随着经济总规模的增加，官员所掌握的“组织资源”的绝对价值持续膨胀，仅土地批租一项为一些官员带来的额外收入，恐怕就不止千百倍于“双轨制”。
与此同时，工农的实际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再考虑到医疗、教育等开支的猛增，工农的实际收入增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小部分人甚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两相对照，一些官员与普通工农的差距，已拉开到惊人的地步。在此情形下，有多少官员还会看得上农民请的一顿农家饭?在这种现实面前，张维迎教授的判断简直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提出这个判断的同时，张维迎教授还给出了他的逻辑前提，即“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在他看来“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但根据以上的简单分析可知，所谓的“相对利益受损”指的不过是官员群体自身权限范围缩减(绝对含金量则在增大)，而不是与工人农民的受益状况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丝毫不关心社会财富在各个阶层中应相对均衡分配”。
在谈到改革措施的时候，张维迎的论辩对手杨帆提出，以后改革举措要经过社会讨论、人大通过，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将公共政策议题偷换为不需要公正参与的“科学”，张维迎教授的理论实质上是少数知识精英为权势集团试图掌控改革进程、攫取发展成果所撰写的辩护词。在公共利益的旗号无法继续掩盖集团私利的时候，这些人便亮出底牌，以“不需要投票”的反民主方式企图永久垄断特殊利益了。
共和国第一个30年的历史，坚持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事实上当时的阶级差别已经很小。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变化。又一个30年左右的时间，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了。
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官员群体处于塔尖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陆学艺先生于2002年主持“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该课题组将中国社会分为10个社会阶层，其中“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也就是官员，因为掌握了组织资源而被列为各阶层之首。
2007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指出：在城乡居民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群体的综合排序中，官员以29.2％的最高票当选为“居民印象中最获利的群体”。实际上，官员的“含金量”从大学生就业趋势中也可反映出来，近年来公务员职业越来越热门，报考与招收比例竟高达40:1，这说明当官的预期回报也许远不止于经过数次上涨的工资。
但同时，对官员在改革中的利益格局也有不同的认识。2006年初，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杨帆辩论时提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张维迎教授的说法引来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前不久，张再次重申这一观点，结果应者寥寥。舆论对这种与人们的常识严重背离的说辞已经失去了批评兴趣。在接受某杂志的采访时，张维迎对这个观点有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改革前干部到农村去，各家各户因为要求干部办事，所以争着请干部吃饭，但现在农村请干部吃饭的现象少了，由此看出，与农民的位置相比干部的相对位置下降了。张维迎还说，“改革的过程，也是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民间的过程。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
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他们全都没落下
如何看待张维迎们的推理?如何了解官员群体在改革过程中究竟是获益还是受损?这需要我们深入历史，回顾官员在改革前后的权限和作用，然后作出基本判断。
谈到改革之前干部的地位，除了张维迎所说的农民请干部吃饭外，还应看到那时许多官员的特权地位和特权意识与现在相比要薄弱得多。
一般认为，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即1984年之前的农村改革是皆大欢喜的，因为它放松了对农民的限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缩小了此前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接下来改革转入城市，在城市改革的初期，农村改革的逻辑也是适用的，城市小生产者和小商贩在宽松的环境中得到了致富的机会，收入有所上升，“万元户”涌现出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也在198G年代兴盛一时，给基层注入了活力。这个时期是底层劳动者从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时期。
城市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放权让利，即把原来由中央计划控制的权力下放给各级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各级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销售统一调配，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与支配者个人的收益之间少有关联，但放权让利之后，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能力的差别很快便转化为个人收入上的差异。通俗点说，原本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官员、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管理者们在收入上是没什么差别的，但权力下放之后，收入差别立即显现出来了。
从计划走向市场，首先要经过体制上的过渡时期，在1980年代典型地体现在工业产品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上。这为一些人利用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投机倒把大行其道。有学者估计，这段时间内约有350亿财富被转移到特殊获益群体手中。这个群体基本上由一些掌握核心权力的官员构成，它就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前身。
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为其他群体反对这种趋势提供了可能，若干次社会保护运动就是以反对特殊获益群体的特权为诉求的。同时，这一群体也在积极争取影响国家政策，试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新一轮改革在理念上的合法性来源于市场化，即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力量，并用市场冲击政府的权力。但这不是市场的自发演进，而是政治力量主导下的市场化。部分官员在这一过程中获利丰厚，他们不但可以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还有可能将权力和市场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利益。在199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进程中，官员阶层表现出来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即每一次改革的转折都能成为他们实现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契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混文凭，福利分房制度改革的时候以超低价把公房变成私房，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向上浮动工资……总而言之，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他们全都没落下，以上所述还只是可以观察到的部分，外人无法直接看到的腐败和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形势的恶化，“干部”已经成了最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职业。
有多少官员还看得上农民请的一顿饭
在这些实质性变化之外，也有一些官员“相对受损”的表象，比如政府权力的边界在改革过程中有所收缩，最明显的应属行政审批数目的大幅削减。但政府对核心资源的控制从未放松，随着经济总规模的增加，官员所掌握的“组织资源”的绝对价值持续膨胀，仅土地批租一项为一些官员带来的额外收入，恐怕就不止千百倍于“双轨制”。
与此同时，工农的实际收入增长持续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再考虑到医疗、教育等开支的猛增，工农的实际收入增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小部分人甚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两相对照，一些官员与普通工农的差距，已拉开到惊人的地步。在此情形下，有多少官员还会看得上农民请的一顿农家饭?在这种现实面前，张维迎教授的判断简直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提出这个判断的同时，张维迎教授还给出了他的逻辑前提，即“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在他看来“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但根据以上的简单分析可知，所谓的“相对利益受损”指的不过是官员群体自身权限范围缩减(绝对含金量则在增大)，而不是与工人农民的受益状况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丝毫不关心社会财富在各个阶层中应相对均衡分配”。
在谈到改革措施的时候，张维迎的论辩对手杨帆提出，以后改革举措要经过社会讨论、人大通过，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将公共政策议题偷换为不需要公正参与的“科学”，张维迎教授的理论实质上是少数知识精英为权势集团试图掌控改革进程、攫取发展成果所撰写的辩护词。在公共利益的旗号无法继续掩盖集团私利的时候，这些人便亮出底牌，以“不需要投票”的反民主方式企图永久垄断特殊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