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0年，中共中央指示新华社挑选人员，赴苏联组建新华社分社，新华社人事部门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在了李何、瞿独伊夫妇身上。
李何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曾随陈潭秋、林基路、毛泽民等人在新疆开展工作。后因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陈潭秋、林基路、毛泽民等150多名共产党的干部及家属被关入监狱，他也未能幸免。后经组织营救，他才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不久，他就和瞿独伊一起被分配到了新华社工作。此后，他们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曾多次受到新华社总社的表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新华社担任了团总支书记，出席过全国第一届青年团代表大会。
瞿独伊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儿，自幼便随父母一起去了莫斯科，长期在苏联生活，精通俄语，并与苏联著名的革命家鲍罗廷一家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多次参与接待来访的苏联代表团，具有丰富的外事活动经验。
赴莫斯科履职，列车上巧遇新闻，立即开展采访活动
1950年3月，李何、瞿独伊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驻外记者，登上了刚刚开通的中苏国际列车。
车厢里的苏联乘客看到有两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中国客人上车，都对他们露出了笑容，纷纷点头相迎。他们也频频向大家报以微笑。入座后，他们开始用俄语向对方问好。苏联乘客对于这两个年轻人能用俄语同他们交谈感到十分高兴。
那天恰是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投票日。车厢内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车内还设有投票箱，专供苏联乘客投票。选举苏维埃代表对中国人来说是件新鲜事，也是新闻报道的好题材，机不可失。他们夫妇马上公开亮明了自己是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开始采访起来。瞿独伊用流利的俄语向大家提问，李何则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边听边记。苏联乘客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来龙去脉，车厢里充满了欢乐友好的笑声。
这是他们夫妇相互配合，代表新华社出使苏联的第一次采访活动，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很快就通过车上的快递邮件，向国内发回了第一篇有关苏联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新闻稿，内容生动有趣。他们的这篇稿件很快就被国内的多家报纸发表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经过长途颠簸，列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还有使馆武官吉合和鄢仪贞夫妇，都是他们在延安时就认识的老朋友。老朋友又异国相逢，分外高兴。
身兼数职，艰难创建莫斯科分社，逐步开展工作
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听说新华社派来的驻莫斯科记者瞿独伊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不仅处处提供方便，还派了专人带领他们夫妇到相关单位办理组建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的各种手续、证件，甚至还主动为他们与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建立了联系。
当时，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的编制和经费都很有限。于是，李何、瞿独伊夫妇一直身兼数职，既当记者、通讯员，又当翻译、译电员、打字员，甚至还当会计、炊事员、采购员，可谓一专多能。
万事开头难。那时他们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
一次，他们到苏联外交部拜访新闻司司长。当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不仅没有汽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有。他们外出办事只能乘坐公共汽车。那天，天气本来十分晴朗，可当他们走到半路时，突然下起了大雨。下了公共汽车，他们不得不冒雨走了一大段路，才到达了外交部新闻司。这时，他们夫妇二人的衣服、鞋子全都湿透了。新闻司司长见此情此景，既惊讶，又同情。他告诉他们说，以后有些事情，你们可以不必亲自跑来，只要写封信，让单位派辆车，叫通信员送过来就行了。该司长哪里知道当时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其实就他们两人，也根本没车。
后来，全国取消供给制，大使馆党委按照中央规定，给大家定级定薪，李、瞿都觉得给自己定高了，于是主动提出少要400卢布和700卢布。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所得稿费，大部分也都作为党费上交了。
根据毛泽东关于向苏联学习的指示，一时间，国内来了大量的代表团，他们一来，不仅要参观访问，还要举行双边会谈和座谈等活动，经常要求驻苏使馆派翻译人员参加服务工作。而驻苏使馆也正处于初建阶段，人员很少，因此大使馆不得不经常借调瞿独伊。如此一来，莫斯科分社的工作就只能是李何一个人来承担了，搞得他十分辛苦。
在不违反苏联政策的前提下，设法突破，创造性地开展采访活动
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记者管理很严，规定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凡要到距市区5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访，都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获准后方可出行，否则将被视为违法活动，遭到查处。申请手续程序相当繁琐，用时也非常长，这给李何、瞿独伊的新闻报道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于是，他們就与大使馆的人商量，看能不能想些办法，加以突破。
1952年5月，中国农业代表团访苏。代表团除农业部负责人外，还有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代表团的人数和参观地点，虽然也有种种限制规定，但管理上并不像对新闻记者那样严格。鉴于此，李何、瞿独伊夫妇就和农业代表团的领导协商，双方议定：李、瞿均可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出行，李的身份是代表团秘书，瞿的身份是翻译，这样一来，两人就可以一起随团赴各地参观访问了。
代表团每到一地开展活动，瞿独伊就把代表团的翻译、秘书两项任务都承担下来，李何就可以集中精力，搜集、记录有关资料，埋头从事记者的工作了。
后来，他们又将这种经验沿用在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的赴苏活动中，既完成了带团参观访问的翻译、秘书工作，又扩大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活动范围，作了许多新闻报道，同时还不违反苏联的有关法规。
一次，代表团参观一个地区，那里天气很热，气温高达39摄氏度。列车里就更加闷热了，气都透不过来。为了赶稿子，当列车到站，停靠休息时，李何赶快下车在站台上找个凉快的地方，坐在水泥台阶上，用膝盖当桌子埋头写稿。他的身体原本较差，那次随团出访，由于劳累过度，中途突然晕倒。代表团成员劝瞿独伊陪他到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但李何却坚决不同意，坚持带病随团参观访问，令代表团的成员都深受感动。 写文章、发新闻报道，反复推敲，精打细算，力求少花钱，多办事
当时，在莫斯科向国内发稿，必须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的批准，而且事先要翻译成俄文，送苏联新闻检查处审阅，手续也是极为麻烦。经过多次沟通，苏联方面才同意安排一个懂中文的干部负责此项工作，但费用却是相当昂贵。他们规定发稿必须以电报的形式发出，每个字要30戈比，如果是业务来往的电报每个字更要高达两个半卢布，而且必须事先在电报局存上一笔美元，供最终结算。另外，从莫斯科往北京打长途电话每分钟是14卢布，同样也必须先在电报局开户存进一笔美元。
当时，莫斯科分社与国内总社联系和发稿的手段，通常是寄发航空挂号信，每封信要2.4卢布，一般是每月互通一次情况和报道方针。手续同样繁琐，首先要由大使馆的译电员把所要发稿件译成电码，再用打字机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稿译成俄文。这样一来，一条电讯稿，往往要发几个小时。于是，李何、瞿独伊在发稿时，常常会反复推敲，精打细算，力求少花钱，多办事。
起初，国内派出的访苏代表团还比较少，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发稿量也不多，后来访苏代表团日渐增多，莫斯科分社的发稿量也随之增加，李何、瞿独伊的工作量也是越加越大，直到1953年9月，新华社总社又派了李楠到莫斯科分社工作，他们的压力才有所减轻。
1954年夏秋，李何改任《人民日报》驻苏记者。从此，他可以直接与苏联《真理报》联系，其采访活动几乎遍布苏联各地。他陆续向国内发回了数十篇通讯报道，文章写得都很生动活泼。
因为李何工作出色，中宣部曾经通报表扬。1956年，他作为新闻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不久，新华社便任命他兼任了国际部的副主任。
霍独伊在莫斯科严守政治纪律，努力控制个人情感
莫斯科是瞿独伊的第二故乡，那里有她的少年生活，有她的老师和同学，有她的欢乐与忧伤，更有她敬爱的鲍罗廷爷爷及其一家人。她到莫斯科后，首先就想去看望鲍罗廷一家。但此时鲍罗廷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家人也受到株连和监视。鲍罗廷家住的地方，尽管离新华分社记者站很近，但她作为新中国的记者必须严守政治纪律，不得接触被苏联政府监视的任何人。所以，她只有压抑内心的情感，一直没有前去看望他们。
1956年苏联政府宣布为冤死的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瞿独伊才知道鲍罗廷已在被流放期间离开了人世，不胜悲痛。
那年夏天，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正好带领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一到莫斯科，瞿独伊就陪同母亲前去拜访了鲍罗廷的家人。她们来到鲍罗廷家时，鲍罗廷夫人正带着家人在门口准备迎接中国客人。她虽然年老了，但眼神极好，老远就认出了多年不见的杨之华母女。她热情地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久别的中国客人。霎时间，激动的泪水流满双方的面颊。后来，瞿独伊就经常去鲍罗廷夫人家串门了，鲍罗廷夫人很喜欢她，常常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纪念品给瞿独伊看，其中就有鲍罗廷和瞿秋白、杨之华当年的合影。
1957年1月，周恩来应苏联政府邀请访问莫斯科。一天，他让瞿独伊邀请鲍罗廷夫人到他下榻的克里姆林宫来做客。当他看到鲍罗廷夫人身体仍很健康时，显得十分高兴，还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并赠送了鲍罗廷夫人一份邓颖超为她在北京准备的礼物。鲍罗廷夫人手捧着礼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鲍罗廷夫人的双手，满怀深情地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记得鲍罗廷！”
不久，李何、瞿独伊奉调回国，在他们离去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已初具规模。李楠继任了分社领导，记者队伍和译电员共有4人，大小车辆2部，各类通信器材也较他们刚去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看着这些变化，感到无比欣慰。
李何回國后，到人民日报社担任了国际部副主任。他一如既往，勤奋努力，终因积劳成疾，于1962年8月在北京去世，年仅44岁。
瞿独伊回国后，先在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新华社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
李何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曾随陈潭秋、林基路、毛泽民等人在新疆开展工作。后因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陈潭秋、林基路、毛泽民等150多名共产党的干部及家属被关入监狱，他也未能幸免。后经组织营救，他才被放了出来。出狱后不久，他就和瞿独伊一起被分配到了新华社工作。此后，他们随解放大军南征北战，曾多次受到新华社总社的表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新华社担任了团总支书记，出席过全国第一届青年团代表大会。
瞿独伊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儿，自幼便随父母一起去了莫斯科，长期在苏联生活，精通俄语，并与苏联著名的革命家鲍罗廷一家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多次参与接待来访的苏联代表团，具有丰富的外事活动经验。
赴莫斯科履职，列车上巧遇新闻，立即开展采访活动
1950年3月，李何、瞿独伊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驻外记者，登上了刚刚开通的中苏国际列车。
车厢里的苏联乘客看到有两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中国客人上车，都对他们露出了笑容，纷纷点头相迎。他们也频频向大家报以微笑。入座后，他们开始用俄语向对方问好。苏联乘客对于这两个年轻人能用俄语同他们交谈感到十分高兴。
那天恰是苏联第三届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投票日。车厢内喜气洋洋，热闹非凡。车内还设有投票箱，专供苏联乘客投票。选举苏维埃代表对中国人来说是件新鲜事，也是新闻报道的好题材，机不可失。他们夫妇马上公开亮明了自己是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开始采访起来。瞿独伊用流利的俄语向大家提问，李何则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边听边记。苏联乘客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来龙去脉，车厢里充满了欢乐友好的笑声。
这是他们夫妇相互配合，代表新华社出使苏联的第一次采访活动，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很快就通过车上的快递邮件，向国内发回了第一篇有关苏联苏维埃代表选举的新闻稿，内容生动有趣。他们的这篇稿件很快就被国内的多家报纸发表了，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经过长途颠簸，列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还有使馆武官吉合和鄢仪贞夫妇，都是他们在延安时就认识的老朋友。老朋友又异国相逢，分外高兴。
身兼数职，艰难创建莫斯科分社，逐步开展工作
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听说新华社派来的驻莫斯科记者瞿独伊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不仅处处提供方便，还派了专人带领他们夫妇到相关单位办理组建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的各种手续、证件，甚至还主动为他们与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建立了联系。
当时，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的编制和经费都很有限。于是，李何、瞿独伊夫妇一直身兼数职，既当记者、通讯员，又当翻译、译电员、打字员，甚至还当会计、炊事员、采购员，可谓一专多能。
万事开头难。那时他们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
一次，他们到苏联外交部拜访新闻司司长。当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不仅没有汽车，就连自行车也没有。他们外出办事只能乘坐公共汽车。那天，天气本来十分晴朗，可当他们走到半路时，突然下起了大雨。下了公共汽车，他们不得不冒雨走了一大段路，才到达了外交部新闻司。这时，他们夫妇二人的衣服、鞋子全都湿透了。新闻司司长见此情此景，既惊讶，又同情。他告诉他们说，以后有些事情，你们可以不必亲自跑来，只要写封信，让单位派辆车，叫通信员送过来就行了。该司长哪里知道当时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其实就他们两人，也根本没车。
后来，全国取消供给制，大使馆党委按照中央规定，给大家定级定薪，李、瞿都觉得给自己定高了，于是主动提出少要400卢布和700卢布。他们在国外发表文章所得稿费，大部分也都作为党费上交了。
根据毛泽东关于向苏联学习的指示，一时间，国内来了大量的代表团，他们一来，不仅要参观访问，还要举行双边会谈和座谈等活动，经常要求驻苏使馆派翻译人员参加服务工作。而驻苏使馆也正处于初建阶段，人员很少，因此大使馆不得不经常借调瞿独伊。如此一来，莫斯科分社的工作就只能是李何一个人来承担了，搞得他十分辛苦。
在不违反苏联政策的前提下，设法突破，创造性地开展采访活动
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记者管理很严，规定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凡要到距市区5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访，都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获准后方可出行，否则将被视为违法活动，遭到查处。申请手续程序相当繁琐，用时也非常长，这给李何、瞿独伊的新闻报道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于是，他們就与大使馆的人商量，看能不能想些办法，加以突破。
1952年5月，中国农业代表团访苏。代表团除农业部负责人外，还有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代表团的人数和参观地点，虽然也有种种限制规定，但管理上并不像对新闻记者那样严格。鉴于此，李何、瞿独伊夫妇就和农业代表团的领导协商，双方议定：李、瞿均可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出行，李的身份是代表团秘书，瞿的身份是翻译，这样一来，两人就可以一起随团赴各地参观访问了。
代表团每到一地开展活动，瞿独伊就把代表团的翻译、秘书两项任务都承担下来，李何就可以集中精力，搜集、记录有关资料，埋头从事记者的工作了。
后来，他们又将这种经验沿用在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的赴苏活动中，既完成了带团参观访问的翻译、秘书工作，又扩大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活动范围，作了许多新闻报道，同时还不违反苏联的有关法规。
一次，代表团参观一个地区，那里天气很热，气温高达39摄氏度。列车里就更加闷热了，气都透不过来。为了赶稿子，当列车到站，停靠休息时，李何赶快下车在站台上找个凉快的地方，坐在水泥台阶上，用膝盖当桌子埋头写稿。他的身体原本较差，那次随团出访，由于劳累过度，中途突然晕倒。代表团成员劝瞿独伊陪他到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但李何却坚决不同意，坚持带病随团参观访问，令代表团的成员都深受感动。 写文章、发新闻报道，反复推敲，精打细算，力求少花钱，多办事
当时，在莫斯科向国内发稿，必须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的批准，而且事先要翻译成俄文，送苏联新闻检查处审阅，手续也是极为麻烦。经过多次沟通，苏联方面才同意安排一个懂中文的干部负责此项工作，但费用却是相当昂贵。他们规定发稿必须以电报的形式发出，每个字要30戈比，如果是业务来往的电报每个字更要高达两个半卢布，而且必须事先在电报局存上一笔美元，供最终结算。另外，从莫斯科往北京打长途电话每分钟是14卢布，同样也必须先在电报局开户存进一笔美元。
当时，莫斯科分社与国内总社联系和发稿的手段，通常是寄发航空挂号信，每封信要2.4卢布，一般是每月互通一次情况和报道方针。手续同样繁琐，首先要由大使馆的译电员把所要发稿件译成电码，再用打字机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稿译成俄文。这样一来，一条电讯稿，往往要发几个小时。于是，李何、瞿独伊在发稿时，常常会反复推敲，精打细算，力求少花钱，多办事。
起初，国内派出的访苏代表团还比较少，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发稿量也不多，后来访苏代表团日渐增多，莫斯科分社的发稿量也随之增加，李何、瞿独伊的工作量也是越加越大，直到1953年9月，新华社总社又派了李楠到莫斯科分社工作，他们的压力才有所减轻。
1954年夏秋，李何改任《人民日报》驻苏记者。从此，他可以直接与苏联《真理报》联系，其采访活动几乎遍布苏联各地。他陆续向国内发回了数十篇通讯报道，文章写得都很生动活泼。
因为李何工作出色，中宣部曾经通报表扬。1956年，他作为新闻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八大，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不久，新华社便任命他兼任了国际部的副主任。
霍独伊在莫斯科严守政治纪律，努力控制个人情感
莫斯科是瞿独伊的第二故乡，那里有她的少年生活，有她的老师和同学，有她的欢乐与忧伤，更有她敬爱的鲍罗廷爷爷及其一家人。她到莫斯科后，首先就想去看望鲍罗廷一家。但此时鲍罗廷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家人也受到株连和监视。鲍罗廷家住的地方，尽管离新华分社记者站很近，但她作为新中国的记者必须严守政治纪律，不得接触被苏联政府监视的任何人。所以，她只有压抑内心的情感，一直没有前去看望他们。
1956年苏联政府宣布为冤死的鲍罗廷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瞿独伊才知道鲍罗廷已在被流放期间离开了人世，不胜悲痛。
那年夏天，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正好带领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一到莫斯科，瞿独伊就陪同母亲前去拜访了鲍罗廷的家人。她们来到鲍罗廷家时，鲍罗廷夫人正带着家人在门口准备迎接中国客人。她虽然年老了，但眼神极好，老远就认出了多年不见的杨之华母女。她热情地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久别的中国客人。霎时间，激动的泪水流满双方的面颊。后来，瞿独伊就经常去鲍罗廷夫人家串门了，鲍罗廷夫人很喜欢她，常常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纪念品给瞿独伊看，其中就有鲍罗廷和瞿秋白、杨之华当年的合影。
1957年1月，周恩来应苏联政府邀请访问莫斯科。一天，他让瞿独伊邀请鲍罗廷夫人到他下榻的克里姆林宫来做客。当他看到鲍罗廷夫人身体仍很健康时，显得十分高兴，还详细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并赠送了鲍罗廷夫人一份邓颖超为她在北京准备的礼物。鲍罗廷夫人手捧着礼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鲍罗廷夫人的双手，满怀深情地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记得鲍罗廷！”
不久，李何、瞿独伊奉调回国，在他们离去时，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已初具规模。李楠继任了分社领导，记者队伍和译电员共有4人，大小车辆2部，各类通信器材也较他们刚去时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看着这些变化，感到无比欣慰。
李何回國后，到人民日报社担任了国际部副主任。他一如既往，勤奋努力，终因积劳成疾，于1962年8月在北京去世，年仅44岁。
瞿独伊回国后，先在中国农科院情报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新华社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