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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央视春晚，朱明瑛和许多资深歌唱家一起再度登上舞台。这是她最熟悉的地方，早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她便因独唱一曲《回娘家》，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可以说，朱明瑛的歌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无法抹去的符号。1979年，在东方歌舞团的一次演出审查时，朱明瑛毛遂自荐。那次演出决定了朱明瑛的命运，她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风靡一时，大家都知道了东方歌舞团有这样一名年轻演员，也通过她的表演，渐渐熟悉了那些好听的亚非拉民歌，爱上了亚非拉舞蹈。
记者眼前的朱明瑛，让人丝毫看不出她已经是65岁了。她的思想观念也同样保持了一种敏锐，“如果一名演员不去创新，不去追求更新的东西，那就只是模仿，不能称为艺术。”
用32种语言唱了几十个国家的歌
记者：您一直在艺术上进行大胆尝试，当年您在东方歌舞目的表演就给几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明瑛：我是想追求与众不同。艺术要百花齐放。艺术的尝试是一种内心的创作欲望，艺术家们都是在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比如同样唱一首歌，12个人会唱出12种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再创作”。无论是作词作曲，还是编剧导演，他们事先创作了作品，演员都会有一种“再创作”的欲望。通过演员的理解，把这个人物诠释得更好，这就是一种创新。
记者：当时您是怎么想到的要载歌载舞地演唱亚非拉歌曲？
朱明瑛：我是舞蹈演员出身，12岁进入北京舞蹈学校。我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歌曲并不是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西洋唱法，歌唱的表现方式也不是单一的。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精神上的追求都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歌曲表演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我就想，既然没有专业演员来演唱那些歌，我为什么不试试看？那时还没有通俗歌曲的说法，后来有人说，我是中国大陆最早开创通俗歌曲演唱风格的人。
记者：像您这样非音乐专业的演员，在表演上是不是会更自由一些？
朱明瑛：我不是专业歌唱演员出身，所以我在唱歌的想法上没什么框框，我就想把歌曲唱得生活化一点儿，口语化一点儿，能够让歌曲反映现实生活，能夠让表演反映人们的内心。我把专业的演唱技巧放在一边，集中体现心灵的感受。后来我统计了一下，我一共用了32种语言，唱了几十个国家的歌曲。大家听完后觉得很新奇，之前从来没见过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的歌，喜欢上了我的表演。我在舞台上化装成黑人，跳非洲舞蹈，唱非洲的语言，加上我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再加上自己的再创造，融合在一起，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这些就是“创意”吧，我想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
艺术需要不断思考不断出新
记者：您的表演在当时可以说红遍全国。
朱明瑛：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我觉得自己只不过给我们东方歌舞团填补了一点儿空白，尝试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表演。说实话，我做这些尝试也只是为了掩盖我自己不是专业歌唱演员这一点不足。结果呢，不仅真的掩盖了我没有专业唱歌技巧的缺点，更做到了按照周总理所说的“对亚非拉各国的舞蹈音乐艺术，一定要学好、学像”的要求。很多国际友人看过我的表演后，都猜我一定是在哪个国家出生的；也有人说我虽是中国人，但一定是混血儿，或在国外生活过。其实，我不过是多花了一些时间，多努力一些罢了。艺术真的需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出新，而且越是想得新奇，越是能反映出内心真实的感受，艺术就越能获得他人心灵上的共鸣。如果台上台下，永远是我来唱你来听，这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就会出现一堵看不见的墙，观众的心无法被打动。
记者：您用亚非拉的语言唱歌，有没有担心过观众听不懂？
朱明瑛：我有过担心，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演，在发声吐字上唱得再准，观众可能还是听不懂我唱的是什么。不过，每次演出之后，观众又那么的喜欢这种表演方式，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创新带来的冲击力。很多人一边听歌一边欢呼，有些观众还会拥抱在一起，往台上扔鲜花、帽子。演出之后我就想，观众们听懂了吗？观众在那儿高兴什么呢？时间久了，演出的场次多了，和观众聊天的机会多了，我慢慢发现，音乐和舞蹈是无国界的。大家都在渴望变化，渴望新东西的出现。生活不能老是一个调子，社会也是在不断地改变过程中，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在艺术上永远一成不变的话，就会失去魅力。
记者：听说您当时也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朱明瑛：当时有些专业演员对我的表演有些嗤之以鼻。没关系，我就在生活中学，在舞台上学，学习你们每一个歌唱家。我发自内心地想把歌唱好。每个人都以为我就是临时唱一两首，没想到我一直唱到今天，我一共唱了二百多首歌，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记者：被那么多专业人士否定，您如何化解这种压力？
朱明瑛：我把每次演唱都当成学习的机会。每次一个人在家站在镜子前练习，我都当成是站在舞台上，都当成台下有上万名观众。在家里我唱着唱着自己就激动万分，好像台下有成千上万观众在鼓掌。就这样让自己熟悉这种感觉。等到我真的站在台上，我发现自己不害怕了，我已经适应了舞台的感觉，这种练习真的非常管用。所以，我现在也总对自己的学生说，一定要把每次练习都当成观众就在眼前，那么不管你站在哪个舞台上，你都会觉得这就是你的排练厅，你的认真、激情，那种再创作的欲望，都会在舞台上迸发出来。
记者：您的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也是您的艺术特色吗？
朱明瑛：有人觉得我的演出都是临时发挥，其实不是，不可能临时想出个方法，上台就能得到观众的欢迎和认可。今天我唱《回娘家》这么唱，到第二天又改了一种唱法，这就是在不断创作。我会记住观众在哪里会有掌声，我会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有掌声，记在心里，等下次演出时再发挥出来。我还要记住大家反应不强烈的地方，分析为什么我觉得不错的表演方法观众却没有预想的反应？想明白之后加以改进，不断完善。 艺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特殊力量
記者：您认为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朱明瑛：我认为好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是能够改变生活的。通过艺术实践，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包括文艺的进步，除了要反映现实生活、给人们带来快乐之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要推动社会向前走。这种推动力量是别的形式无法取代的。
记者：您后来做企业也非常成功，为什么会转到这条路上来呢？
朱明瑛：我是1985年去的美国。虽然当时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播放我唱的《回娘家》，可我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还是有欠缺。我没上过音乐学院，就不能冒充歌唱家，因为大家都管我叫歌唱家，我觉得我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我还是想求变，想尝试新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是想求变的，在变的过程中，有人失败，有人成功，失败的人如果能总结教训，最后也会走向成功。
出国前我刚刚涨了工资，我当时工资不算高，生活有时还挺困难的。那时大家工资普遍不高。我刚到美国时，连出租车都打不起。我所在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学院之一。那时候我是全校年龄最大、成就最高、基础最差的学生。我要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学起，英文我也听不大懂。我就采用最实在的方法，把老师讲的东西记下来，晚上回去下功夫。就这样日拼夜熬，最后我成了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因为生活需要，我有时一天要打四份工，常常干到深夜一两点钟，洗盘子、当用人，几乎干遍了所有脏活儿累活儿。
在美国时我结识了一对在美国化工界颇有影响的夫妇，在他们的引荐下，我进入了一家跨国金融集团。后来我又到美国最大的自动化控制公司的中国代理处工作。在美国时，我看到公司所有的犹太人都很精明，就不断地从他们身上学习，我不可能去哈佛学习贸易和企业管理，不可能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但是我天天和犹太人打交道，相处了十年，等于在美国上了一所特殊的大学。
记者：这个阶段您有没有想过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朱明瑛：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学习到任何新事物，我都能想到艺术的发展。比如，有美国人跟我说，为什么我们的机器会这么好，一个废品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流程上都控制得特别好。这时，我又和我的艺术挂钩了，为什么我们一场晚会演出之后，所有的节目和演出的布景道具都报废了？为什么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重点剧目，演出几场之后就没人看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有问题，我们对工作中的流程控制得不好。所以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你的思维模式是不是适应时代，是不是能控制你的产品流程。这是相通的。
记者：您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是不是可以说您的人生梦想已经实现了？
朱明瑛：办学校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在回国十几年后开始办学校，但这个梦想已经在我心里藏了二十多年了。我在国外学了那么多年，我发现我们的确有很多差距，这恰恰是我们进步的空间。我在国外一边学习一边思考，做了大量笔记，装了十几个箱子运回来。我要办这个学校，要把学来的东西传递出去。
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人总要往前冲。
可以说，朱明瑛的歌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无法抹去的符号。1979年，在东方歌舞团的一次演出审查时，朱明瑛毛遂自荐。那次演出决定了朱明瑛的命运，她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风靡一时，大家都知道了东方歌舞团有这样一名年轻演员，也通过她的表演，渐渐熟悉了那些好听的亚非拉民歌，爱上了亚非拉舞蹈。
记者眼前的朱明瑛，让人丝毫看不出她已经是65岁了。她的思想观念也同样保持了一种敏锐，“如果一名演员不去创新，不去追求更新的东西，那就只是模仿，不能称为艺术。”
用32种语言唱了几十个国家的歌
记者：您一直在艺术上进行大胆尝试，当年您在东方歌舞目的表演就给几代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明瑛：我是想追求与众不同。艺术要百花齐放。艺术的尝试是一种内心的创作欲望，艺术家们都是在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理解和感觉。比如同样唱一首歌，12个人会唱出12种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再创作”。无论是作词作曲，还是编剧导演，他们事先创作了作品，演员都会有一种“再创作”的欲望。通过演员的理解，把这个人物诠释得更好，这就是一种创新。
记者：当时您是怎么想到的要载歌载舞地演唱亚非拉歌曲？
朱明瑛：我是舞蹈演员出身，12岁进入北京舞蹈学校。我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一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歌曲并不是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西洋唱法，歌唱的表现方式也不是单一的。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精神上的追求都不尽相同，所以他们的歌曲表演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我就想，既然没有专业演员来演唱那些歌，我为什么不试试看？那时还没有通俗歌曲的说法，后来有人说，我是中国大陆最早开创通俗歌曲演唱风格的人。
记者：像您这样非音乐专业的演员，在表演上是不是会更自由一些？
朱明瑛：我不是专业歌唱演员出身，所以我在唱歌的想法上没什么框框，我就想把歌曲唱得生活化一点儿，口语化一点儿，能够让歌曲反映现实生活，能夠让表演反映人们的内心。我把专业的演唱技巧放在一边，集中体现心灵的感受。后来我统计了一下，我一共用了32种语言，唱了几十个国家的歌曲。大家听完后觉得很新奇，之前从来没见过这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的歌，喜欢上了我的表演。我在舞台上化装成黑人，跳非洲舞蹈，唱非洲的语言，加上我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再加上自己的再创造，融合在一起，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这些就是“创意”吧，我想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
艺术需要不断思考不断出新
记者：您的表演在当时可以说红遍全国。
朱明瑛：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我觉得自己只不过给我们东方歌舞团填补了一点儿空白，尝试了和别人不一样的表演。说实话，我做这些尝试也只是为了掩盖我自己不是专业歌唱演员这一点不足。结果呢，不仅真的掩盖了我没有专业唱歌技巧的缺点，更做到了按照周总理所说的“对亚非拉各国的舞蹈音乐艺术，一定要学好、学像”的要求。很多国际友人看过我的表演后，都猜我一定是在哪个国家出生的；也有人说我虽是中国人，但一定是混血儿，或在国外生活过。其实，我不过是多花了一些时间，多努力一些罢了。艺术真的需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出新，而且越是想得新奇，越是能反映出内心真实的感受，艺术就越能获得他人心灵上的共鸣。如果台上台下，永远是我来唱你来听，这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就会出现一堵看不见的墙，观众的心无法被打动。
记者：您用亚非拉的语言唱歌，有没有担心过观众听不懂？
朱明瑛：我有过担心，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演，在发声吐字上唱得再准，观众可能还是听不懂我唱的是什么。不过，每次演出之后，观众又那么的喜欢这种表演方式，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创新带来的冲击力。很多人一边听歌一边欢呼，有些观众还会拥抱在一起，往台上扔鲜花、帽子。演出之后我就想，观众们听懂了吗？观众在那儿高兴什么呢？时间久了，演出的场次多了，和观众聊天的机会多了，我慢慢发现，音乐和舞蹈是无国界的。大家都在渴望变化，渴望新东西的出现。生活不能老是一个调子，社会也是在不断地改变过程中，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在艺术上永远一成不变的话，就会失去魅力。
记者：听说您当时也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
朱明瑛：当时有些专业演员对我的表演有些嗤之以鼻。没关系，我就在生活中学，在舞台上学，学习你们每一个歌唱家。我发自内心地想把歌唱好。每个人都以为我就是临时唱一两首，没想到我一直唱到今天，我一共唱了二百多首歌，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记者：被那么多专业人士否定，您如何化解这种压力？
朱明瑛：我把每次演唱都当成学习的机会。每次一个人在家站在镜子前练习，我都当成是站在舞台上，都当成台下有上万名观众。在家里我唱着唱着自己就激动万分，好像台下有成千上万观众在鼓掌。就这样让自己熟悉这种感觉。等到我真的站在台上，我发现自己不害怕了，我已经适应了舞台的感觉，这种练习真的非常管用。所以，我现在也总对自己的学生说，一定要把每次练习都当成观众就在眼前，那么不管你站在哪个舞台上，你都会觉得这就是你的排练厅，你的认真、激情，那种再创作的欲望，都会在舞台上迸发出来。
记者：您的每次演出都有不同的变化，这也是您的艺术特色吗？
朱明瑛：有人觉得我的演出都是临时发挥，其实不是，不可能临时想出个方法，上台就能得到观众的欢迎和认可。今天我唱《回娘家》这么唱，到第二天又改了一种唱法，这就是在不断创作。我会记住观众在哪里会有掌声，我会分析为什么这个地方有掌声，记在心里，等下次演出时再发挥出来。我还要记住大家反应不强烈的地方，分析为什么我觉得不错的表演方法观众却没有预想的反应？想明白之后加以改进，不断完善。 艺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特殊力量
記者：您认为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朱明瑛：我认为好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艺术形式是能够改变生活的。通过艺术实践，我特别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包括文艺的进步，除了要反映现实生活、给人们带来快乐之外，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要推动社会向前走。这种推动力量是别的形式无法取代的。
记者：您后来做企业也非常成功，为什么会转到这条路上来呢？
朱明瑛：我是1985年去的美国。虽然当时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播放我唱的《回娘家》，可我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还是有欠缺。我没上过音乐学院，就不能冒充歌唱家，因为大家都管我叫歌唱家，我觉得我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我还是想求变，想尝试新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是想求变的，在变的过程中，有人失败，有人成功，失败的人如果能总结教训，最后也会走向成功。
出国前我刚刚涨了工资，我当时工资不算高，生活有时还挺困难的。那时大家工资普遍不高。我刚到美国时，连出租车都打不起。我所在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音乐学院之一。那时候我是全校年龄最大、成就最高、基础最差的学生。我要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学起，英文我也听不大懂。我就采用最实在的方法，把老师讲的东西记下来，晚上回去下功夫。就这样日拼夜熬，最后我成了全校学生中的佼佼者。因为生活需要，我有时一天要打四份工，常常干到深夜一两点钟，洗盘子、当用人，几乎干遍了所有脏活儿累活儿。
在美国时我结识了一对在美国化工界颇有影响的夫妇，在他们的引荐下，我进入了一家跨国金融集团。后来我又到美国最大的自动化控制公司的中国代理处工作。在美国时，我看到公司所有的犹太人都很精明，就不断地从他们身上学习，我不可能去哈佛学习贸易和企业管理，不可能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学习，但是我天天和犹太人打交道，相处了十年，等于在美国上了一所特殊的大学。
记者：这个阶段您有没有想过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朱明瑛：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学习到任何新事物，我都能想到艺术的发展。比如，有美国人跟我说，为什么我们的机器会这么好，一个废品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流程上都控制得特别好。这时，我又和我的艺术挂钩了，为什么我们一场晚会演出之后，所有的节目和演出的布景道具都报废了？为什么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重点剧目，演出几场之后就没人看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有问题，我们对工作中的流程控制得不好。所以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你的思维模式是不是适应时代，是不是能控制你的产品流程。这是相通的。
记者：您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是不是可以说您的人生梦想已经实现了？
朱明瑛：办学校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在回国十几年后开始办学校，但这个梦想已经在我心里藏了二十多年了。我在国外学了那么多年，我发现我们的确有很多差距，这恰恰是我们进步的空间。我在国外一边学习一边思考，做了大量笔记，装了十几个箱子运回来。我要办这个学校，要把学来的东西传递出去。
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人总要往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