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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舰的暴行与挑衅，时任北洋政府援川前敌总司令及川、黔、陕、鄂、甘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袁祖铭，害怕引起外交冲突，主张对英妥协。这下子可惹火了袁部参谋长兼任六十八旅旅长刘莘园。
刘莘园将军于1977年辞世，享年86岁。在其挽联中，有一联十分引人注目，联云：“驱清反蒋平倭，陷阵冲锋真将领；论证编史作诗，惊天动地好文章。”这联是对刘莘园一生事功才情的高度概括，是对这位身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有着“反帝将军”、“抗日先锋”、“辛亥革命老人”美誉的政治人物的盖棺论定……
“陆小”受启迪，反清建团体
刘莘园，名端裳，字树苑，以“莘园”之号行于世。据其《遗稿》所载：刘莘园出身于贵州仁怀的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幼时，家庭延师授教，攻习四书五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莘园以童子应县试，次年入怀阳书院就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遵从父命，他考入省城贵阳“贵州陆军小学”第二期。
贵州陆军小学是清末清政府仿效日本陆军制度、在全国培养新军骨干创办的陆军小学，学生由各府、州、县保送，学生大多是15岁到18岁的青年，—般是具有“秀才”的头衔，或受过科举教育的人。学校设置的课程有兵学、格致（物理）、日语、算学、图画、文史、兵学常操、体操等。随着国内革命运动高涨，学生通过阅读《民报》等革命刊物，了解到“不少提倡革新政治、提倡民族平等、扫雪国耻、挽救危亡的议论”，思想转而倾向于孙中山的同盟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黄兴、黄明堂等在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贵州，给刘莘园等人极大鼓舞。为了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他们决定广泛联络同志，“开公口”，成立“黄汉公”（哥老会），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总负其责；阎崇阶、朱毓善分任正副钱粮（帮会称“管事三爷”；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分任正副管事（帮会称“管事五爷”）。其任务是团结一切反清力量，主要活动对象是在新军内部发展成员，以此加强军事力量。为了不使官厅注意，他们成立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表面声言宗旨是：近代历史研究。然而却通过讲座形式，“宣传满虏入关残杀汉人的惨痛史实，刺激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宣传《民报》的革命理论，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历史研究会的活动经《黔报》披露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恐慌，随即明令取缔。面对禁令，刘莘园、席正铭、阎崇阶等决定变更活动地点和方式，使革命的宣传活动继续下去。
宣统元年（1909年）冬季，“陆小”第二期毕业生升学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刘莘园、席正铭等离筑赴鄂。
驰援楚望台，初识黎元洪
晚清时期，清王朝陆军部办了4个陆军中学：第一中学在北京的清河，第二中学在陕西的西安，第三中学在湖北的武昌，第四中学在江苏的南京。到武昌后，刘莘园等人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在席正铭的联络下，他们加入了同盟会，并参与了湖北“革命文学社”、“共进会”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晚七时，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消息传出，各营奋起，矛头直指湖广总督署。当楚望台枪声响起时，席正铭迅速召集刘端裳、阎崇阶等20余人参加紧急会议，集合全校500余名同学，撞开学校军械库，携械整队入城，直奔楚望台。之后，刘莘园参加了湖北咨议局的防卫战以及守卫革命政府藩库、官钱局、铜元局等工作。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刘莘园被派往都督府，担任被革命军逼迫出任鄂军都督的黎元洪的看守任务。在都督府中，他见到了被革命军逼迫出任鄂军都督的黎元洪。在其《遗稿》中，刘莘园对黎元洪有如是观感：“黎元洪身躯臃肿，他那大肚子像一个大坛子，载着他的像南瓜样式的脑壳，脑壳上顶根小辫子。眼睛珠黑白不明，常常地往下看，两片日本仁丹式的胡子也不修整。成天的深锁双眉，垂头丧气的不说话。尤其是他南瓜脑壳上顶着的、像大指头那样大的满清皇朝标志的小辫子，一翘一翘的，像根南瓜藤。我看着不顺眼，因为那时在我的思想中似乎是剪辫子就等于反清似的。”
黎元洪出任鄂省都督后，刘莘园以学生代表资格，任军务部总务科长。在与黎元洪的接触中，他不仅认为这位“清朝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陆中学生一样的毫无军事常识”，而且在对待“汉兴”、“汉发”两艘轮船的事务中，面对法、俄领事的压力，黎元洪“继承着清朝叩头式的外交政策与方法，他还敢哼一声，说两旬，提出正义的抗议吗？”其表现，实在令刘莘园不齿。中华民国成立后，刘莘园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深造。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刘莘园闻讯后奔赴南京，参加了黄兴领导的讨袁斗争，事败后出走上海，接着转赴保定。
重庆御外侮，浩气壮山河
1914年，刘莘园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分配到北洋陆军第三师曹锟所部见习。1917年农历6月，刘莘园应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之邀，离开北洋陆军第三师，返回贵州到该校担任战术教官，随即参加护法之役，担任王文华所部步兵第一团少校团副。由于与团长袁祖铭是“陆小”的同学，加之交谊不错，因此被袁视为股肱。在之后的4年间，刘莘园追随袁祖铭转战奔走于西南，卷入了川、滇、黔军阀的纷争中。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被袁祖铭所派刺客刺杀于上海。次年3月，在北洋政府支持下，袁租铭趁着“五旅纷争”黔中政局大乱的时机，率“定黔军”入据贵阳。1923年3月，滇军二次入黔，刘显世再次入主黔政。迫于滇军的攻势，袁祖铭率部入川，再次投靠吴佩孚。在北洋军阀的武装下，很快恢复了元气。
是年7月，袁部驻扎重庆期间，一艘英国军舰驶入嘉陵江、长江汇流处的朝天门码头，不顾城防黔军阻止欲强行靠岸。遭到拒绝后，英舰悍然炮轰黔军守备队和街市居民，制造了“重庆惨案”。面对英舰的暴行与挑衅，时任北洋政府援川前敌总司令及川、黔、陕、鄂、甘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袁祖铭，害怕引起外交冲突，主张对英妥协。这下子可惹火了袁部参谋长兼任六十八旅旅长刘莘园。刘莘园没想到袁祖铭竟然置国家主权、民众苦难于不顾，对外人的暴行视而不见，于是愤然正色，当着袁的面说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岂能坐视百姓無辜死伤而不顾？总司令不还炮，我还炮，一切后果由我承担。”随即拿起电话，下令守备炮队开炮。英军见势不妙，慌忙起锚溜走。此情此景，令刘莘园感触万分，返回驻地后他奋笔疾书，写下“英舰侵我内河，炮击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同胞速起！速起！”刘莘园抗御外侮的义举轰动了山城，中共地下党人萧楚女、张闻天主办的《新蜀报》特别报道了这一事件，称刘莘园为“反帝将军”。重庆女师、巴蜀女中等学校相继邀请他到校演讲，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袁祖铭对此大为不悦，十分嫉恨。刘莘园亦从这件事中看清了袁祖铭的嘴脸，于是与其貌合神离，渐行渐远。1925年7月，刘莘园以回乡省亲为名，由重庆溯长江至合江，在赤水登岸后由陆路返回仁怀。之后，他应“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邀，以宾客身份寓居桂林，为“新桂系”联络川、滇、黔地方实力人物进行反蒋活动…… 抗战烽火起，投身兵戎问
1937年7月7日，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悍然进攻，奋起反击，从而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受川军四十五军政训处长刘仲容之邀，刘莘园脱离了6年的寓公生活，到成都邓锡侯、孙震领导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部任高级参谋。
第二十二集团军全部兵力约3万3千人，仅有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连山炮都没有一尊。而这些枪支均为四川内战多年的武器，在刘莘园眼中，靠这些老旧不堪的武器，与日军抗衡，实在不堪一击。然而作为一名军人，他十分清楚，一个遭受外敌入侵、由此凝聚抗战决心的民族绝不能忽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以死相搏的抗战热情是任何敌人不可战胜的。怀着必胜的决心，刘莘园随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北徒步行军到陕西宝鸡，乘车到潼关集结后，渡过黄河，在风陵渡转乘火车抵达太原。
时值娘子关、太原战事紧张，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先后命令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娘子关、太原增援。鉴于该集团军在增援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伏击，死伤惨重，刘莘园奉邓锡侯、孙震之命到南京与唐生智、白崇禧“深相接约”。到了潼关，刘莘园闻知南京已被日军占领，估计唐、白二人撤往武汉后，他由郑州转车南下。到武汉后，刘莘园在武昌阅马场拜见了白崇禧，呈上邓锡侯的信。一两天后，白崇禧将回复邓锡侯、孙震的信交给刘莘园，并告知第二十二集团军现已调往徐州方面作战……
刘莘园返回第二十二集团军后，参加了徐州会战中的滕县保卫战。滕县失陷后，经过整顿补充，该集团军立即投入台儿庄战役，担负坚守台儿庄西南两门的任务。激战多日，终于将日军击退。随后在韩庄的争夺战中，敌我几易其手，战事胶着。在高级参谋会议上，长官部徐祖贻参谋长主张韩庄守备队退过运河、据守南岸。刘莘园对此坚决反对。其认为：“守备队一撤退，台儿庄主力方面侧背空虚，受敌威胁。韩庄、台儿庄距离不过四五十华里，重炮射程都打得到。我军主力方面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不主张撤退。”见徐祖貽态度松动，刘莘园随之建议：“据我内战的经验，不必撤退，死盯着他们，挖深战壕，昼伏夜动，敌军长于守御，利用地形，火力炽盛。我们白天藏匿壕内，避免死伤，晚上就摸夜螺蛳，用少数兵力，轮班攻打，搞得他们三魂不灵，七魄不安，天亮了大家就回来睡觉。就这样兵也不撤，掩护主力的作战任务也可以达成。”徐最终采纳了刘莘园的建议。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刘莘园在第二十二集团军长官部接待了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的采访，向他们展示缴获的战利品。外国记者对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
刘莘园将军于1977年辞世，享年86岁。在其挽联中，有一联十分引人注目，联云：“驱清反蒋平倭，陷阵冲锋真将领；论证编史作诗，惊天动地好文章。”这联是对刘莘园一生事功才情的高度概括，是对这位身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有着“反帝将军”、“抗日先锋”、“辛亥革命老人”美誉的政治人物的盖棺论定……
“陆小”受启迪，反清建团体
刘莘园，名端裳，字树苑，以“莘园”之号行于世。据其《遗稿》所载：刘莘园出身于贵州仁怀的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幼时，家庭延师授教，攻习四书五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刘莘园以童子应县试，次年入怀阳书院就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遵从父命，他考入省城贵阳“贵州陆军小学”第二期。
贵州陆军小学是清末清政府仿效日本陆军制度、在全国培养新军骨干创办的陆军小学，学生由各府、州、县保送，学生大多是15岁到18岁的青年，—般是具有“秀才”的头衔，或受过科举教育的人。学校设置的课程有兵学、格致（物理）、日语、算学、图画、文史、兵学常操、体操等。随着国内革命运动高涨，学生通过阅读《民报》等革命刊物，了解到“不少提倡革新政治、提倡民族平等、扫雪国耻、挽救危亡的议论”，思想转而倾向于孙中山的同盟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黄兴、黄明堂等在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贵州，给刘莘园等人极大鼓舞。为了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他们决定广泛联络同志，“开公口”，成立“黄汉公”（哥老会），由席正铭任大爷掌码头，总负其责；阎崇阶、朱毓善分任正副钱粮（帮会称“管事三爷”；刘莘园、江务滋、朱导江分任正副管事（帮会称“管事五爷”）。其任务是团结一切反清力量，主要活动对象是在新军内部发展成员，以此加强军事力量。为了不使官厅注意，他们成立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表面声言宗旨是：近代历史研究。然而却通过讲座形式，“宣传满虏入关残杀汉人的惨痛史实，刺激青年学生的革命情绪”；宣传《民报》的革命理论，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历史研究会的活动经《黔报》披露后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恐慌，随即明令取缔。面对禁令，刘莘园、席正铭、阎崇阶等决定变更活动地点和方式，使革命的宣传活动继续下去。
宣统元年（1909年）冬季，“陆小”第二期毕业生升学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刘莘园、席正铭等离筑赴鄂。
驰援楚望台，初识黎元洪
晚清时期，清王朝陆军部办了4个陆军中学：第一中学在北京的清河，第二中学在陕西的西安，第三中学在湖北的武昌，第四中学在江苏的南京。到武昌后，刘莘园等人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在席正铭的联络下，他们加入了同盟会，并参与了湖北“革命文学社”、“共进会”的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晚七时，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消息传出，各营奋起，矛头直指湖广总督署。当楚望台枪声响起时，席正铭迅速召集刘端裳、阎崇阶等20余人参加紧急会议，集合全校500余名同学，撞开学校军械库，携械整队入城，直奔楚望台。之后，刘莘园参加了湖北咨议局的防卫战以及守卫革命政府藩库、官钱局、铜元局等工作。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刘莘园被派往都督府，担任被革命军逼迫出任鄂军都督的黎元洪的看守任务。在都督府中，他见到了被革命军逼迫出任鄂军都督的黎元洪。在其《遗稿》中，刘莘园对黎元洪有如是观感：“黎元洪身躯臃肿，他那大肚子像一个大坛子，载着他的像南瓜样式的脑壳，脑壳上顶根小辫子。眼睛珠黑白不明，常常地往下看，两片日本仁丹式的胡子也不修整。成天的深锁双眉，垂头丧气的不说话。尤其是他南瓜脑壳上顶着的、像大指头那样大的满清皇朝标志的小辫子，一翘一翘的，像根南瓜藤。我看着不顺眼，因为那时在我的思想中似乎是剪辫子就等于反清似的。”
黎元洪出任鄂省都督后，刘莘园以学生代表资格，任军务部总务科长。在与黎元洪的接触中，他不仅认为这位“清朝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陆中学生一样的毫无军事常识”，而且在对待“汉兴”、“汉发”两艘轮船的事务中，面对法、俄领事的压力，黎元洪“继承着清朝叩头式的外交政策与方法，他还敢哼一声，说两旬，提出正义的抗议吗？”其表现，实在令刘莘园不齿。中华民国成立后，刘莘园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深造。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刘莘园闻讯后奔赴南京，参加了黄兴领导的讨袁斗争，事败后出走上海，接着转赴保定。
重庆御外侮，浩气壮山河
1914年，刘莘园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分配到北洋陆军第三师曹锟所部见习。1917年农历6月，刘莘园应贵州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之邀，离开北洋陆军第三师，返回贵州到该校担任战术教官，随即参加护法之役，担任王文华所部步兵第一团少校团副。由于与团长袁祖铭是“陆小”的同学，加之交谊不错，因此被袁视为股肱。在之后的4年间，刘莘园追随袁祖铭转战奔走于西南，卷入了川、滇、黔军阀的纷争中。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被袁祖铭所派刺客刺杀于上海。次年3月，在北洋政府支持下，袁租铭趁着“五旅纷争”黔中政局大乱的时机，率“定黔军”入据贵阳。1923年3月，滇军二次入黔，刘显世再次入主黔政。迫于滇军的攻势，袁祖铭率部入川，再次投靠吴佩孚。在北洋军阀的武装下，很快恢复了元气。
是年7月，袁部驻扎重庆期间，一艘英国军舰驶入嘉陵江、长江汇流处的朝天门码头，不顾城防黔军阻止欲强行靠岸。遭到拒绝后，英舰悍然炮轰黔军守备队和街市居民，制造了“重庆惨案”。面对英舰的暴行与挑衅，时任北洋政府援川前敌总司令及川、黔、陕、鄂、甘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袁祖铭，害怕引起外交冲突，主张对英妥协。这下子可惹火了袁部参谋长兼任六十八旅旅长刘莘园。刘莘园没想到袁祖铭竟然置国家主权、民众苦难于不顾，对外人的暴行视而不见，于是愤然正色，当着袁的面说道：“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岂能坐视百姓無辜死伤而不顾？总司令不还炮，我还炮，一切后果由我承担。”随即拿起电话，下令守备炮队开炮。英军见势不妙，慌忙起锚溜走。此情此景，令刘莘园感触万分，返回驻地后他奋笔疾书，写下“英舰侵我内河，炮击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同胞速起！速起！”刘莘园抗御外侮的义举轰动了山城，中共地下党人萧楚女、张闻天主办的《新蜀报》特别报道了这一事件，称刘莘园为“反帝将军”。重庆女师、巴蜀女中等学校相继邀请他到校演讲，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袁祖铭对此大为不悦，十分嫉恨。刘莘园亦从这件事中看清了袁祖铭的嘴脸，于是与其貌合神离，渐行渐远。1925年7月，刘莘园以回乡省亲为名，由重庆溯长江至合江，在赤水登岸后由陆路返回仁怀。之后，他应“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邀，以宾客身份寓居桂林，为“新桂系”联络川、滇、黔地方实力人物进行反蒋活动…… 抗战烽火起，投身兵戎问
1937年7月7日，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悍然进攻，奋起反击，从而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受川军四十五军政训处长刘仲容之邀，刘莘园脱离了6年的寓公生活，到成都邓锡侯、孙震领导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部任高级参谋。
第二十二集团军全部兵力约3万3千人，仅有步枪、机关枪等轻武器，连山炮都没有一尊。而这些枪支均为四川内战多年的武器，在刘莘园眼中，靠这些老旧不堪的武器，与日军抗衡，实在不堪一击。然而作为一名军人，他十分清楚，一个遭受外敌入侵、由此凝聚抗战决心的民族绝不能忽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以死相搏的抗战热情是任何敌人不可战胜的。怀着必胜的决心，刘莘园随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川北徒步行军到陕西宝鸡，乘车到潼关集结后，渡过黄河，在风陵渡转乘火车抵达太原。
时值娘子关、太原战事紧张，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先后命令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娘子关、太原增援。鉴于该集团军在增援中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和伏击，死伤惨重，刘莘园奉邓锡侯、孙震之命到南京与唐生智、白崇禧“深相接约”。到了潼关，刘莘园闻知南京已被日军占领，估计唐、白二人撤往武汉后，他由郑州转车南下。到武汉后，刘莘园在武昌阅马场拜见了白崇禧，呈上邓锡侯的信。一两天后，白崇禧将回复邓锡侯、孙震的信交给刘莘园，并告知第二十二集团军现已调往徐州方面作战……
刘莘园返回第二十二集团军后，参加了徐州会战中的滕县保卫战。滕县失陷后，经过整顿补充，该集团军立即投入台儿庄战役，担负坚守台儿庄西南两门的任务。激战多日，终于将日军击退。随后在韩庄的争夺战中，敌我几易其手，战事胶着。在高级参谋会议上，长官部徐祖贻参谋长主张韩庄守备队退过运河、据守南岸。刘莘园对此坚决反对。其认为：“守备队一撤退，台儿庄主力方面侧背空虚，受敌威胁。韩庄、台儿庄距离不过四五十华里，重炮射程都打得到。我军主力方面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不主张撤退。”见徐祖貽态度松动，刘莘园随之建议：“据我内战的经验，不必撤退，死盯着他们，挖深战壕，昼伏夜动，敌军长于守御，利用地形，火力炽盛。我们白天藏匿壕内，避免死伤，晚上就摸夜螺蛳，用少数兵力，轮班攻打，搞得他们三魂不灵，七魄不安，天亮了大家就回来睡觉。就这样兵也不撤，掩护主力的作战任务也可以达成。”徐最终采纳了刘莘园的建议。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刘莘园在第二十二集团军长官部接待了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的采访，向他们展示缴获的战利品。外国记者对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