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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宏观调控将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既有可能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因继续“保增长”的政策力度过猛导致投资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上升，也有可能因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减弱过快，经济出现二次下滑。那么，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呢?怎么把握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呢?《经济》记者专程采访了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贺铿。
《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通过所谓救市，整个世界来看是处在全面复苏的过程中。但格林斯潘说到美国经济马上要“二次探底”，那么，中国有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呢?
贺铿：看世界经济主要看三大主体，即美国、日本、欧洲，因为他们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从这三大经济主体讲，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通过这段的所谓救市，我认为从整个世界来看是处在全面复苏的过程中，我没有有些人看的那么悲观。我认为是不可能“二次探底”的，奥巴马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我认为还是恰当的，尽管二季度相对去年有些数字有回落的情况，原因可能很多，但不可能促成“二次探底”。美国通过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它有几个根本的理念我认为是很好的。
美国重视实业，也就是说重视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相对来讲比过去过分强调虚拟经济、强调金融创新要好得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选择的战略产业对不对，暂且不评价，他把新能源作为根本东西，有人认为他可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也不一定说他就搞得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深信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搞出一个成功的东西来，这个不好说，毕竟人家的科技水平人才集中的程度别的国家没有办法跟它比，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奥巴马对于金融的监管现在比哪个国家都强调，所以它通过金融监管，也是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我觉得它的经济持续不会比金融危机前更慢。它现在努力要做的就是加税，解决财政问题，这个加税是民主党一贯的做法。美国的问题当然很多，并不是批评它的问题，发现它的问题，确实也是有比较客观的，但是你仅看这个问题不看其他的问题那是不全面的。
《经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存在通胀的压力。怎么把握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呢?究竟要变还是不要变，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解读的?
贺铿：现在有通胀的压力，通胀的压力在哪?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秋粮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CPI百分之二点二，7月份三点三主要是食品涨价推动的。食品涨价又是农产品涨价引起的，农产品的价格应该适度地涨，不涨农民的收入上不去，但是涨得太快，假如说我们的秋粮一下减产很多，粮食有问题，那这个就不好。
所以，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是看秋粮的情况。前不久我跑了农业部，我发现秋粮的问题不会太大，像东北稻谷长得真是好，那已经是丰收在望了，南方的情况是有水灾，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
我对这个倒不是有太多看法，因为很多人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了，这算不了什么，你多少人，它多少人，咱们平均GDP还在七八十位之后呢，怎么不说这个呢?所以中国经济头七个月来看处在正常区间，这是一个估计，从5月份开始我们的经济速度在下滑，这是一些人产生不同看法的一个节点，5月份经济速度下滑主要是工业的速度下滑，其他的没什么变化。
工业速度下滑我认为是四个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二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三是节能减排；四是要想办法优化生产要素。
《经济》：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您对加快结构调整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收紧和放松是如何看的?
贺铿：经济结构调整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一回事，经济结构我认为首先是分配结构，其次再是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政府、国家是要做事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能做这个，因为产业结构是什么产品有市场做什么，企业家也不是傻瓜，只要有市场他就能扩大。所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只能引导，不能去干预。引导就是希望新型产业发展得好一点，那就通过税率等方式来调整，可以把税率调低，有些产业浪费资源、耗能多、污染环境，就可以提高税率，遏制其发展。
我认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在三个方面要转变，第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转变。现在我们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快，就拼命投资，加大投资。宽松货币，多投资，这样不行，必须是由需求搭配，包括内需和外需。那么内需如何上去呢?那就是要提高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外需一定要发展，现在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脱离外需发展起来的。第二个要转变的就是生产方式。从粗放式转变成集约式，这个是很难的，转变粗放你可以限制耗能耗资源的，但是你要做到集约就不容易了。企业创新上不去，所以也要想办法，企业创新的动力怎么形成，也要有具体的政策，让企业甘心情愿地投资创新，去提高自己的产业质量。第三个思想要转变。经济增长的目标，要由GDP转到民生上去，各级政府就是要把民生就业放到首位，民生上去了，大家的收入上去了，GDP也就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只强调GDP，是本末倒置了。所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思想要转变。
《经济》：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收八分配不公，作为财经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应该如何关注民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贺铿：垄断性行业的利润以及利润怎么使用，要受到很好的管理，国家要加强管理。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加强供给管理，不能单纯需求管理，一弄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一下去我就搞扩张财政，宽松货币，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至于说从5月份开始出现经济下滑，也把它的原因分析清楚，应对，解决人们心里的恐慌。这个还没有看到趋势性的下滑，因为没有可能出现趋势性的下滑，因为我们国内的需求虽然没怎么增，但也没怎么减少，我们国外的需求也没有相对减少，因为世界经濟复苏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不可能一下下滑。
现在我有一个担忧：中国出现经济滞胀。经济滞胀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难上去，物价指数要下也很难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失业增加。美国其他指标都不错，但是它的失业率没有明显下降，原因就是它的房地产还没有恢复，房地产没有恢复导致一大批行业都是萎缩的，因为房地产影响到水泥钢铁等等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就业人数很多。所以在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往往就是经历经济滞胀，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些情况，但是要防止。
防止经济滞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供给管理，现在的需求政策不能轻易变，供给管理政策要加强，房地产调控绝不可以放松，放松的危险性比我们现在调控出现的经济速度危险性更大。至于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初次分配，因为我们GDP当中最终消费的越来越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0多个百分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从九八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长期实行下来就是这么个结果。一个蛋糕你把这里面比较多地拿去投资，投资多了给劳动者的报酬就少了，所以初次分配要把这个趋势扭转过来，要增加劳动者报酬这一部分。政府不能说都是企业的事情，各国的做法是：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你这个企业发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那我就可以依法管理你。
问题都看到了，你现在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说要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就慢慢上升了。你不可能把现在的工资马上降下来，你想降下来也不好降，比如我现在工资定了，你给我一个月减两千，政府减下来我心里肯定不舒服，所以说要想办法让低收入者工资上去，降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
整个收入分配来说应该是提高低收入，限制高收入，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垄断行业，世界上还有什么金融，还有这些你都应该规范，有些金融高管国外回来，有一次我们开会，有人说：“税太高了，我们都不愿意在这了。”我说那怎么办，“国外的高管有多高”，我说国外的职工有多高啊，你只比国外的高管，国内的职工你注意了没有?所以说我们国有企业的老总，我们金融高管，有的工资不规范，不约束是不行的。有人说我们人才都出去了，我倒不那么担心，你有多大本事，国外能聘你几个人?你在国内做得不错的，你真正跑到美国去，恐怕你给人家当下属人家也不要。
《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通过所谓救市，整个世界来看是处在全面复苏的过程中。但格林斯潘说到美国经济马上要“二次探底”，那么，中国有没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呢?
贺铿：看世界经济主要看三大主体，即美国、日本、欧洲，因为他们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从这三大经济主体讲，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通过这段的所谓救市，我认为从整个世界来看是处在全面复苏的过程中，我没有有些人看的那么悲观。我认为是不可能“二次探底”的，奥巴马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我认为还是恰当的，尽管二季度相对去年有些数字有回落的情况，原因可能很多，但不可能促成“二次探底”。美国通过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它有几个根本的理念我认为是很好的。
美国重视实业，也就是说重视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相对来讲比过去过分强调虚拟经济、强调金融创新要好得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选择的战略产业对不对，暂且不评价，他把新能源作为根本东西，有人认为他可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也不一定说他就搞得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深信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搞出一个成功的东西来，这个不好说，毕竟人家的科技水平人才集中的程度别的国家没有办法跟它比，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奥巴马对于金融的监管现在比哪个国家都强调，所以它通过金融监管，也是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我觉得它的经济持续不会比金融危机前更慢。它现在努力要做的就是加税，解决财政问题，这个加税是民主党一贯的做法。美国的问题当然很多，并不是批评它的问题，发现它的问题，确实也是有比较客观的，但是你仅看这个问题不看其他的问题那是不全面的。
《经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存在通胀的压力。怎么把握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呢?究竟要变还是不要变，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解读的?
贺铿：现在有通胀的压力，通胀的压力在哪?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秋粮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CPI百分之二点二，7月份三点三主要是食品涨价推动的。食品涨价又是农产品涨价引起的，农产品的价格应该适度地涨，不涨农民的收入上不去，但是涨得太快，假如说我们的秋粮一下减产很多，粮食有问题，那这个就不好。
所以，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是看秋粮的情况。前不久我跑了农业部，我发现秋粮的问题不会太大，像东北稻谷长得真是好，那已经是丰收在望了，南方的情况是有水灾，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
我对这个倒不是有太多看法，因为很多人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了，这算不了什么，你多少人，它多少人，咱们平均GDP还在七八十位之后呢，怎么不说这个呢?所以中国经济头七个月来看处在正常区间，这是一个估计，从5月份开始我们的经济速度在下滑，这是一些人产生不同看法的一个节点，5月份经济速度下滑主要是工业的速度下滑，其他的没什么变化。
工业速度下滑我认为是四个原因：一是房地产调控；二是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三是节能减排；四是要想办法优化生产要素。
《经济》：经济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您对加快结构调整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收紧和放松是如何看的?
贺铿：经济结构调整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是一回事，经济结构我认为首先是分配结构，其次再是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政府、国家是要做事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能做这个，因为产业结构是什么产品有市场做什么，企业家也不是傻瓜，只要有市场他就能扩大。所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只能引导，不能去干预。引导就是希望新型产业发展得好一点，那就通过税率等方式来调整，可以把税率调低，有些产业浪费资源、耗能多、污染环境，就可以提高税率，遏制其发展。
我认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在三个方面要转变，第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转变。现在我们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快，就拼命投资，加大投资。宽松货币，多投资，这样不行，必须是由需求搭配，包括内需和外需。那么内需如何上去呢?那就是要提高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外需一定要发展，现在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脱离外需发展起来的。第二个要转变的就是生产方式。从粗放式转变成集约式，这个是很难的，转变粗放你可以限制耗能耗资源的，但是你要做到集约就不容易了。企业创新上不去，所以也要想办法，企业创新的动力怎么形成，也要有具体的政策，让企业甘心情愿地投资创新，去提高自己的产业质量。第三个思想要转变。经济增长的目标，要由GDP转到民生上去，各级政府就是要把民生就业放到首位，民生上去了，大家的收入上去了，GDP也就上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只强调GDP，是本末倒置了。所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思想要转变。
《经济》：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收八分配不公，作为财经领域的专家，您认为应该如何关注民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贺铿：垄断性行业的利润以及利润怎么使用，要受到很好的管理，国家要加强管理。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加强供给管理，不能单纯需求管理，一弄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一下去我就搞扩张财政，宽松货币，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至于说从5月份开始出现经济下滑，也把它的原因分析清楚，应对，解决人们心里的恐慌。这个还没有看到趋势性的下滑，因为没有可能出现趋势性的下滑，因为我们国内的需求虽然没怎么增，但也没怎么减少，我们国外的需求也没有相对减少，因为世界经濟复苏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不可能一下下滑。
现在我有一个担忧：中国出现经济滞胀。经济滞胀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难上去，物价指数要下也很难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失业增加。美国其他指标都不错，但是它的失业率没有明显下降，原因就是它的房地产还没有恢复，房地产没有恢复导致一大批行业都是萎缩的，因为房地产影响到水泥钢铁等等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就业人数很多。所以在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往往就是经历经济滞胀，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些情况，但是要防止。
防止经济滞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供给管理，现在的需求政策不能轻易变，供给管理政策要加强，房地产调控绝不可以放松，放松的危险性比我们现在调控出现的经济速度危险性更大。至于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初次分配，因为我们GDP当中最终消费的越来越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比美国低20多个百分点。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从九八年以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长期实行下来就是这么个结果。一个蛋糕你把这里面比较多地拿去投资，投资多了给劳动者的报酬就少了，所以初次分配要把这个趋势扭转过来，要增加劳动者报酬这一部分。政府不能说都是企业的事情，各国的做法是：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你这个企业发工资达不到最低工资，那我就可以依法管理你。
问题都看到了，你现在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说要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就慢慢上升了。你不可能把现在的工资马上降下来，你想降下来也不好降，比如我现在工资定了，你给我一个月减两千，政府减下来我心里肯定不舒服，所以说要想办法让低收入者工资上去，降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
整个收入分配来说应该是提高低收入，限制高收入，刚才已经说了一个垄断行业，世界上还有什么金融，还有这些你都应该规范，有些金融高管国外回来，有一次我们开会，有人说：“税太高了，我们都不愿意在这了。”我说那怎么办，“国外的高管有多高”，我说国外的职工有多高啊，你只比国外的高管，国内的职工你注意了没有?所以说我们国有企业的老总，我们金融高管，有的工资不规范，不约束是不行的。有人说我们人才都出去了，我倒不那么担心，你有多大本事，国外能聘你几个人?你在国内做得不错的，你真正跑到美国去，恐怕你给人家当下属人家也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