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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建交40年来，交往密切，在外交、经贸关系中，成果丰硕。回望过去，两国关系虽偶尔疏远，却不断向前发展；面对未来，我们还应在哪些方面加强合作，互利互惠？为此，《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立群。
建交：没有政治障碍
《经济》：1972年中德建交，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形势和愿望？
刘立群：1971年，在阿尔巴尼亚等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中国被“抬进”了联合国。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它成功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自此引来一大批欧洲国家来华建交，其中不乏德语国家。1971年，中国同奥地利建交，次年中国便与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60年代初，西德已实现“经济奇迹”，迫切需要开辟国外市场和改善国际地位，加之中苏分歧公开化，西德上下出现了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呼声。当时，德国勃兰特政府在外交上推行“新东方政策”，外向型经济迫使德国急需在世界市场上扩大投资及占有率，而中国意味着广阔的市场；其次，德国与台湾从未正式建交，这也为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这完全得益于当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的远见：德国与中国一样同为分裂国家，期待早日统一的心理“心有戚戚”。因此，德国政府始终坚持自己立场，不受美国怂恿，未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此外，德国自1956年起便与中国建立经贸关系，虽因文革有所间断，但两国从未出现政治障碍，这也推动了两国成功建交。
1972年7月，施罗德主席应邀访华，乔冠华副外长以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名义与施罗德主席共同签署“内部谅解”，这份谅解为两国通过谈判正式建交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外交：曲折中的发展
《经济》：40年来，中德关系虽偶尔疏远，却不断向前发展。两国的亲疏关系，受哪些因素影响？
刘立群：建交之初，中德两国经济实力悬殊较大。高傲的德意志民族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贫穷落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89年，中国提出商品经济；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德国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潜力极大，科尔政府制订了亚洲新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在这期间，发生过两次波折，均与达赖相关：一是1996年，德国自民党主席金克尔任德国外交部长期间，瑙曼基金会召开研讨会，请达赖到德国议会做演讲，两国关系走向低谷，造成中德关系的局部倒退；二是2007年，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这次是政府在办公室接见了达赖，致使双方关系冷冻了4个月，副部级以上的交往全部中断，也导致大量研讨会的停止。这主要是两国思想观念的差异造成了此次分歧的产生：德国方面将达赖看做佛教的精神领袖，而达赖在进行宣传时，也并不讲分裂主义，所以德国的亲达赖势力非常强，信奉佛教的人也不断增加，但并非承认藏独；而中国方面则认为，德国行为涉嫌侵犯别国内政。希望德国方面以史为鉴，避免再次触碰中国这一敏感问题。
两国另一个分歧则是人权问题：文革时期，中国的法律遭到践踏，目前仍偶存刑讯逼供现象，此外，中国死刑数量在世界占比很重。我们认为，德国以二战时期法西斯完全忽略人权为鉴，成为当今世界人权最高标准国家，令人钦佩。他国政府不带其他目的地善意批评有助我国进步，应虚心接受。
经贸：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中德两国建交40周年，经贸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哪些特点？
刘立群：建交以来，中德两国多方位交往，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人员交往数量与质量急速上升，两国贸易总额猛增，201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接近17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英、法、意三国的贸易额。中国与德国经贸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德国作为“三高国家”，即产品质量高、技术水平高、管理水平高；中国作为“三多国家”，即人口数量多、国内市场多、投资机会多，但管理水平低、宏观经济弱、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两国可以通过对方弥补不足，相互受益。对世界来说，中德交往意味着和平与发展。中国是世界级大国，德国是中等强国。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提高本国经济活力，使本国民众生活质量得以改善。
《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德两国积极应对，采取了哪些共度危机的策略？
刘立群：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默克尔转变了对中方的态度，2010年7月，德国与中国签订了中德战略伙伴关系。所谓战略伙伴，一是两国关系应该是伙伴而非对手，二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长期的，三是开放性的，不是排他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这为联合应对危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两国在贸易、投资、技术引进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在金融危机下，两国贸易额不降反升。
未来：仍需更多努力
《经济》：中德两国都是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拥有更广阔合作空间，还应在哪些方面加深交往？
刘立群：中德两国都很重视多边主义，重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对话的作用。在解决争端方面，两国提倡运用外交手段，尽量避免诉诸武力。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来到中国，这对彼此深入交流、增强互信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在人权方面，中国应把心态放平，增加社会透明度。相较德国甚至欧洲自认为逐渐衰退的现状，我国在发达国家眼中的分量与日俱增，我国到国外讲学、搞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哪怕加入了国外的国籍，其实也是成为中外沟通的桥梁，而不要把对方当成敌对势力来看，这是冷战和极左的思想。
经贸合作方面，中德开发合作的空间依然很大，谁先开发谁先受益。两国企业可在高新技术、机械设备、汽车制造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投资，加深合作。双方商定未来五年，双边贸易额将达3000亿美元。此外，德国是首个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的国家。中国人均资源渐少，急需新能源开发。开发太空资源，虽然不能在短时间见效，长远来看还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要打开思路，要有长远眼光。可以想象，再过10年，当中德建交50年时，两国和全世界都必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取得更大的进步，中德以及中欧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尽管前进的道路会充满曲折，但没有理由怀疑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建交：没有政治障碍
《经济》：1972年中德建交，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形势和愿望？
刘立群：1971年，在阿尔巴尼亚等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中国被“抬进”了联合国。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它成功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自此引来一大批欧洲国家来华建交，其中不乏德语国家。1971年，中国同奥地利建交，次年中国便与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60年代初，西德已实现“经济奇迹”，迫切需要开辟国外市场和改善国际地位，加之中苏分歧公开化，西德上下出现了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呼声。当时，德国勃兰特政府在外交上推行“新东方政策”，外向型经济迫使德国急需在世界市场上扩大投资及占有率，而中国意味着广阔的市场；其次，德国与台湾从未正式建交，这也为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这完全得益于当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的远见：德国与中国一样同为分裂国家，期待早日统一的心理“心有戚戚”。因此，德国政府始终坚持自己立场，不受美国怂恿，未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此外，德国自1956年起便与中国建立经贸关系，虽因文革有所间断，但两国从未出现政治障碍，这也推动了两国成功建交。
1972年7月，施罗德主席应邀访华，乔冠华副外长以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名义与施罗德主席共同签署“内部谅解”，这份谅解为两国通过谈判正式建交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外交：曲折中的发展
《经济》：40年来，中德关系虽偶尔疏远，却不断向前发展。两国的亲疏关系，受哪些因素影响？
刘立群：建交之初，中德两国经济实力悬殊较大。高傲的德意志民族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贫穷落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89年，中国提出商品经济；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时，德国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潜力极大，科尔政府制订了亚洲新战略，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在这期间，发生过两次波折，均与达赖相关：一是1996年，德国自民党主席金克尔任德国外交部长期间，瑙曼基金会召开研讨会，请达赖到德国议会做演讲，两国关系走向低谷，造成中德关系的局部倒退；二是2007年，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这次是政府在办公室接见了达赖，致使双方关系冷冻了4个月，副部级以上的交往全部中断，也导致大量研讨会的停止。这主要是两国思想观念的差异造成了此次分歧的产生：德国方面将达赖看做佛教的精神领袖，而达赖在进行宣传时，也并不讲分裂主义，所以德国的亲达赖势力非常强，信奉佛教的人也不断增加，但并非承认藏独；而中国方面则认为，德国行为涉嫌侵犯别国内政。希望德国方面以史为鉴，避免再次触碰中国这一敏感问题。
两国另一个分歧则是人权问题：文革时期，中国的法律遭到践踏，目前仍偶存刑讯逼供现象，此外，中国死刑数量在世界占比很重。我们认为，德国以二战时期法西斯完全忽略人权为鉴，成为当今世界人权最高标准国家，令人钦佩。他国政府不带其他目的地善意批评有助我国进步，应虚心接受。
经贸：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中德两国建交40周年，经贸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哪些特点？
刘立群：建交以来，中德两国多方位交往，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人员交往数量与质量急速上升，两国贸易总额猛增，201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接近17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英、法、意三国的贸易额。中国与德国经贸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德国作为“三高国家”，即产品质量高、技术水平高、管理水平高；中国作为“三多国家”，即人口数量多、国内市场多、投资机会多，但管理水平低、宏观经济弱、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两国可以通过对方弥补不足，相互受益。对世界来说，中德交往意味着和平与发展。中国是世界级大国，德国是中等强国。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提高本国经济活力，使本国民众生活质量得以改善。
《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德两国积极应对，采取了哪些共度危机的策略？
刘立群：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默克尔转变了对中方的态度，2010年7月，德国与中国签订了中德战略伙伴关系。所谓战略伙伴，一是两国关系应该是伙伴而非对手，二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长期的，三是开放性的，不是排他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这为联合应对危机提供了有利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两国在贸易、投资、技术引进等领域的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在金融危机下，两国贸易额不降反升。
未来：仍需更多努力
《经济》：中德两国都是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拥有更广阔合作空间，还应在哪些方面加深交往？
刘立群：中德两国都很重视多边主义，重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对话的作用。在解决争端方面，两国提倡运用外交手段，尽量避免诉诸武力。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来到中国，这对彼此深入交流、增强互信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在人权方面，中国应把心态放平，增加社会透明度。相较德国甚至欧洲自认为逐渐衰退的现状，我国在发达国家眼中的分量与日俱增，我国到国外讲学、搞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哪怕加入了国外的国籍，其实也是成为中外沟通的桥梁，而不要把对方当成敌对势力来看，这是冷战和极左的思想。
经贸合作方面，中德开发合作的空间依然很大，谁先开发谁先受益。两国企业可在高新技术、机械设备、汽车制造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投资，加深合作。双方商定未来五年，双边贸易额将达3000亿美元。此外，德国是首个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的国家。中国人均资源渐少，急需新能源开发。开发太空资源，虽然不能在短时间见效，长远来看还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要打开思路，要有长远眼光。可以想象，再过10年，当中德建交50年时，两国和全世界都必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取得更大的进步，中德以及中欧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尽管前进的道路会充满曲折，但没有理由怀疑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合作的前景将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