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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也因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打击跌入低谷。然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地从废墟中崛起，并且屡创世界“经济奇迹”，在当前欧债危机持续冲击下都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稳定性。德国战后崛起与经济保持稳健增长的根源值得正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关注和借鉴。
科技创新+人才+可持续战略=经济增长
德国之所以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其秘诀在于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人才战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高质量所带来的无可替代性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保证了德国长期占据中高端产品市场，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生产方式的秘诀在于价格成本控制，而德国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是靠质量所带来的无可替代性，尤其是中高端产品。高质量也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利润，经受得住市场上的价格冲击。
实际上，德国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在不断的调整。1945年之后德国的外贸主流方向已经转移至西方和海外，出口货物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产品和初级矿产品早就失去了其重要性，而同时工业出口企业却越来越重要。德国出口品的加工度不断提高，不再是食品和原材料，而是高端的化工、钢铁、机械车辆制造和电子工业产品主导了出口。
一方面，在1950年至1973年期间联邦德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54个百分点，同时人均收入也增加了7.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技术以及化工行业占1955年联邦德国出口品比重一半，而北美的相应数值仅为三分之一，欧洲大陆核心国家为四分之一，日本为六分之一。从1950年至1973年期间，这些行业占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四分之一以上。英国的出口结构起初与德国别无二致。但至1971年联邦德国各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纷纷扩大，而英国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缩小，尤其在汽车与机械制造领域。这就表明，德国的结构性贸易顺差主要是得益于相对价格刚性、非收入弹性的工业品出口。德国这种竞争优势背后体现的是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底蕴。
德国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国家，科技发达，技术先进。政府鼓励企业与技术部门合作，有效地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强劲和中高端的出口产品支撑了德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长，也使德国免于陷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与此相适应的是，德国金融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银行业，而不是证券业。
德国的人才战略在于建立全面综合的教育培训机制，为德国培养和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
德国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和教育体系。这种结合已经证明可以为德国公司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稳定以及公司所需要的劳动力。与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高中、大学等教育体制，但德国注重人才的定向培养，中学就分成三种班，向三个不同方向发展：学术、管理和技术。这使得德国教育与就业密切相连，没有浪费资源，同时使得各行业的劳动力都具有较高素质。
在德国，10岁或11岁的孩子中有2/5会被选入就读高级中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会步入大学的校门。那些没有进入高级中学或者是其他低一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数人最终会选择专门的培训学校。德国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对技术工人的培训机制。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建立起特殊的培训机制来培养专门的技术工人，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在学校和公司受训，通过类似于学徒制的模式达到学习的目的。这些培训学校的课程覆盖面多达350种行业。这种教学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们变得专业而且全面。
除了学校培训以外，政府与企业共同完成对社会成员的职业培训，一周内2～3天在政府开办的职业培训学校接受理论培训，其余时间在企业边干边学。德国劳动人员只要达到小学毕业并掌握一门手艺，就可以进行此类职业培训。这一模式在德国取得较大成功，关键在于学用结合。通常来说德国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方面归之于良好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则归之于良好的职业培训。
及时调整国家战略
进入21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德国陷入深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危机，德国政府不得不进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确保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4月，德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由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1项指数组成。世代公正、生活质量、社会团结和国际责任为4个目标。21项指数涉及：合理开发资源和资源循环利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大气保护；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土地使用；国家部门的财政支出；私人和国家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教育；社会福利和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未来发展；运输能力和铁路在货运量中所占的比例；生态农业耕种的比例；空气质量等。
与此相应，德国还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是，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40%；到2010年停止煤炭补贴；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取消核电供应。发展企业化可持续农业，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生产健康食品；在农业区引入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其他产品。交通必须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开发“无污染”技术，发展铁路交通货物运输。
为了更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德国实施“新经济”战略。其核心内容是，采取一切措施，迅速推进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的兴起，原有产业也要迅速新经济化，使新经济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要使德国经济加速生态化进程，甚至使德国经济模式也改称为生态社会市场经济。
此外，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的勤劳和严谨的性格密不可分，德国人民的敬业精神和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崛起和高速发展。
应对各种冲击的宏观调控能力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意味着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实用主义的，只要对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有用，就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联邦德国早期，阿登纳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促进私人资本形成，促进了联邦德国早期的高经济增长率。 随着德国出口的激增和外汇盈余的不断增加，德国面临货币升值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当时的政府过高估计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缺乏应对货币政策对外和对内稳定的相应调节机制，不得不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中下台。
此后，社民党和基民盟组成的联合政府迅速调整了经济指导思想，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提出了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和持续适度增长的经济发展总目标，允许德国马克升值和采取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以实现物价稳定，加强了中期计划指导和政府干预。在德国中央银行以价格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干预下，联邦德国出现了短期的经济繁荣。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式的总体调节也逐渐失灵了。施密特政府作出调整，在经济景气稳定政策方面重新从自由主义中寻找解决办法。80年代初，科尔政府继续了这一调整，为市场自由竞争和自我调节提供更多活动余地，减少了政府干预，对几百家国家参股的工业企业重新私有化。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2003-2004年，施罗德“新左翼”实施了新一轮改革，致力于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国家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提高了竞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维护了德国的经济竞争力，为德国经济稳定增长保驾护航。
德国曾经经历了一战和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之苦，因此战后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严谨的货币政策。德国通过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调控，始终维持德国的竞争能力，出口不断上升，经济稳健增长。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德国马克逐步升值和渐进国际化。无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还是此后的欧洲货币体系（EMS）以及之后的欧元等各种国际大环境变动下，德国都较好地化解了战后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坚持和维护了德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谨慎的财政政策也是德国的一大特色。德国的财政政策是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这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入为出构成了德国谨慎财政政策的核心。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德国也未因为经济预期较好而滥发国债。
欧洲一体化为德国经济抗击冲击提供了缓冲池，大大增强了德国的宏观调控能力。
“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跟日元一样，也遭受了大幅度升值的冲击，但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20年”，而德国经济却经受住了升值的冲击，跟德国当时所处的背景分不开。
一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马克实际上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锚货币。因此，马克的升值所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欧洲货币体系所稀释。德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在欧洲货币体系下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与德国马克的汇率相对稳定，因此，德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受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日元则没有一个缓冲池。此后的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更是巩固了缓冲池的建设。
二是两德统一以及中东欧转轨为德国的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日元升值后，资本大量流到国外，尤其是到美国进行大量资产投资。而两德统一、中东欧转轨以及随后的欧盟扩大为德国资本的流向提供了很好的去处，德国资本可以在更大的市场里重新配置资源，焕发活力。
科技创新+人才+可持续战略=经济增长
德国之所以长期保持经济增长，其秘诀在于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人才战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高质量所带来的无可替代性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保证了德国长期占据中高端产品市场，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生产方式的秘诀在于价格成本控制，而德国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是靠质量所带来的无可替代性，尤其是中高端产品。高质量也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利润，经受得住市场上的价格冲击。
实际上，德国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在不断的调整。1945年之后德国的外贸主流方向已经转移至西方和海外，出口货物的品种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产品和初级矿产品早就失去了其重要性，而同时工业出口企业却越来越重要。德国出口品的加工度不断提高，不再是食品和原材料，而是高端的化工、钢铁、机械车辆制造和电子工业产品主导了出口。
一方面，在1950年至1973年期间联邦德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了54个百分点，同时人均收入也增加了7.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子技术以及化工行业占1955年联邦德国出口品比重一半，而北美的相应数值仅为三分之一，欧洲大陆核心国家为四分之一，日本为六分之一。从1950年至1973年期间，这些行业占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四分之一以上。英国的出口结构起初与德国别无二致。但至1971年联邦德国各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都纷纷扩大，而英国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缩小，尤其在汽车与机械制造领域。这就表明，德国的结构性贸易顺差主要是得益于相对价格刚性、非收入弹性的工业品出口。德国这种竞争优势背后体现的是德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底蕴。
德国作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国家，科技发达，技术先进。政府鼓励企业与技术部门合作，有效地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强劲和中高端的出口产品支撑了德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就业，促进了增长，也使德国免于陷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与此相适应的是，德国金融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银行业，而不是证券业。
德国的人才战略在于建立全面综合的教育培训机制，为德国培养和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
德国实行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和教育体系。这种结合已经证明可以为德国公司生产高质量产品提供稳定以及公司所需要的劳动力。与其他国家一样，德国也有高中、大学等教育体制，但德国注重人才的定向培养，中学就分成三种班，向三个不同方向发展：学术、管理和技术。这使得德国教育与就业密切相连，没有浪费资源，同时使得各行业的劳动力都具有较高素质。
在德国，10岁或11岁的孩子中有2/5会被选入就读高级中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会步入大学的校门。那些没有进入高级中学或者是其他低一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数人最终会选择专门的培训学校。德国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对技术工人的培训机制。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建立起特殊的培训机制来培养专门的技术工人，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在学校和公司受训，通过类似于学徒制的模式达到学习的目的。这些培训学校的课程覆盖面多达350种行业。这种教学和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们变得专业而且全面。
除了学校培训以外，政府与企业共同完成对社会成员的职业培训，一周内2～3天在政府开办的职业培训学校接受理论培训，其余时间在企业边干边学。德国劳动人员只要达到小学毕业并掌握一门手艺，就可以进行此类职业培训。这一模式在德国取得较大成功，关键在于学用结合。通常来说德国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方面归之于良好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则归之于良好的职业培训。
及时调整国家战略
进入21世纪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德国陷入深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危机，德国政府不得不进行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确保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2年4月，德国政府制定了21世纪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由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1项指数组成。世代公正、生活质量、社会团结和国际责任为4个目标。21项指数涉及：合理开发资源和资源循环利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大气保护；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土地使用；国家部门的财政支出；私人和国家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教育；社会福利和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未来发展；运输能力和铁路在货运量中所占的比例；生态农业耕种的比例；空气质量等。
与此相应，德国还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标是，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40%；到2010年停止煤炭补贴；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取消核电供应。发展企业化可持续农业，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生产健康食品；在农业区引入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其他产品。交通必须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开发“无污染”技术，发展铁路交通货物运输。
为了更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德国实施“新经济”战略。其核心内容是，采取一切措施，迅速推进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的兴起，原有产业也要迅速新经济化，使新经济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要使德国经济加速生态化进程，甚至使德国经济模式也改称为生态社会市场经济。
此外，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的勤劳和严谨的性格密不可分，德国人民的敬业精神和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崛起和高速发展。
应对各种冲击的宏观调控能力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意味着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实用主义的，只要对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有用，就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联邦德国早期，阿登纳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促进私人资本形成，促进了联邦德国早期的高经济增长率。 随着德国出口的激增和外汇盈余的不断增加，德国面临货币升值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当时的政府过高估计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缺乏应对货币政策对外和对内稳定的相应调节机制，不得不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中下台。
此后，社民党和基民盟组成的联合政府迅速调整了经济指导思想，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提出了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和持续适度增长的经济发展总目标，允许德国马克升值和采取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以实现物价稳定，加强了中期计划指导和政府干预。在德国中央银行以价格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干预下，联邦德国出现了短期的经济繁荣。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式的总体调节也逐渐失灵了。施密特政府作出调整，在经济景气稳定政策方面重新从自由主义中寻找解决办法。80年代初，科尔政府继续了这一调整，为市场自由竞争和自我调节提供更多活动余地，减少了政府干预，对几百家国家参股的工业企业重新私有化。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2003-2004年，施罗德“新左翼”实施了新一轮改革，致力于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减少国家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提高了竞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
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谨慎的财政政策维护了德国的经济竞争力，为德国经济稳定增长保驾护航。
德国曾经经历了一战和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之苦，因此战后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严谨的货币政策。德国通过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调控，始终维持德国的竞争能力，出口不断上升，经济稳健增长。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德国马克逐步升值和渐进国际化。无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还是此后的欧洲货币体系（EMS）以及之后的欧元等各种国际大环境变动下，德国都较好地化解了战后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坚持和维护了德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谨慎的财政政策也是德国的一大特色。德国的财政政策是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为目标，这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入为出构成了德国谨慎财政政策的核心。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德国也未因为经济预期较好而滥发国债。
欧洲一体化为德国经济抗击冲击提供了缓冲池，大大增强了德国的宏观调控能力。
“广场协议”后，德国马克跟日元一样，也遭受了大幅度升值的冲击，但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20年”，而德国经济却经受住了升值的冲击，跟德国当时所处的背景分不开。
一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德国马克实际上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锚货币。因此，马克的升值所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欧洲货币体系所稀释。德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在欧洲货币体系下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与德国马克的汇率相对稳定，因此，德国对欧洲国家的出口受德国马克兑美元升值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日元则没有一个缓冲池。此后的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更是巩固了缓冲池的建设。
二是两德统一以及中东欧转轨为德国的投资提供了新的机会。日元升值后，资本大量流到国外，尤其是到美国进行大量资产投资。而两德统一、中东欧转轨以及随后的欧盟扩大为德国资本的流向提供了很好的去处，德国资本可以在更大的市场里重新配置资源，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