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会触发另一场金融危机吗？

• 作 者: 亚历山大·弗里德曼
• 出 处: 陆家嘴
• 发表日期: 2018年1期

　　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说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here to help（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经常会采用一些会引发更多问题的方式来应对原有的问题。
　　以他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为例。在发达国家央行执行了近十年非常规货币政策后，35个经合组织经济体如今都实现了同步增长，金融市场正处于有史以来第二长的牛市之中。标准普尔500指数白2009年3月以来已经上涨了250%，一切近乎表明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等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是有三个原因值得我们去质疑这些政策的效果。首先，在此期间收入不平等状况急剧扩大。在实际负利率（去除通胀因素）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压抑现金和政府债券持有来伤害储户的同时，富人最常持有的股票以及其他高风险金融资产的价格却受到了这两项政策的广泛刺激。如果连政府债券等传统固定收益类投资都没有收益，那么即便是最保守的养老基金也别无选择，只能投入风险资产去推高价格，从而进一步拉大财富差距。
　　此外，尽管货币刺激政策使得企业能够以创纪录的低成本进行借贷和再融资，但它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提高T资的压力。在美国，2017年的实际T资仅比1973年高出lO%。同时尽管各个货币刺激措施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相当惊人，各央行却一直无法实现通胀目标。但无论如何，发达国家低通胀的净效应是造就了一个不太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不断助长民粹主义的贫富差距拉大现象。
　　对过去十年间政策反应表示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下的风险资产上涨潮迫使投资者增加被动式投资，而这一趋势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
　　支持被动策略的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央行正在或即将通过回吐债券来使货币政策正常化。随着资产类别之间和类别内部的分散化，收益的钟摆已经开始回到主动性管理一侧。与此同时，过去十年积累下来的巨量被动投资加大了资本错配和资产价格扭曲的可能性，同时引发了对资产管理的信托责任以及其他系统性问题的担忧。
　　第三个值得警惕的原因是央行尚未完全扭转其非常规政策并释放巨额资产负债表。如果应对金融危机和推行前所未有的政策都已经看似有些困难，那么下一步就更不容易：从经济体中撤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水平。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累计达15.5万亿美元——白2007年年末以来扩张了四倍。
　　世界经济即将迎来的巨额资产负债表释放将带来一系列重大的新风险。
　　在迈人2018年之际，我们深切希望央行能像里根总统将市场恢复到美国经济中心地位那样尽可能完美地减少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而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央行必须抵制政治化，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非凡的技术水平。其次，追求更大規模正常化需要逐步进行，不要搞突然袭击。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各央行将不得不继续维持2017年所特有的持续温和增长和低通胀率的棘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