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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比窦娥还冤”这句话，几成日常口语。一方面说明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之普及广和影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窦娥之冤是大众普遍的共识。笔者无意推翻这种“共识”，因为笔者与大家一样，都是富有同情心的局外人，都是看戏、读剧本的，剧情摆在那儿，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我们换个位，不做观众和读者，而是入戏，结果又会怎样呢？
窦娥之原形，是汉代的“东海孝妇”。我们不说汉代，单说元代。元代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除了法律以外，似乎更重视伦常、息讼、恤刑、人情等原则。伦常，孟子谓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伦；息讼，表现为力求原、被告双方尽可能心悦诚服；恤刑，包括先教后刑、处刑轻慎和对官员、士人及其家族的优礼、开脱；人情，是指法律和原则以外的社会一般处事方式。
窦娥作为一桩人命官司的被告，法官对其判决斩刑的依据如下：
一，张驴儿父子与窦娥婆媳之间，既无合法联姻关系，又非亲属和朋友，窦娥婆媳为何任其到家中居住？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想？无非另有隐情。隐情是什么？不是对方用强，就是双方关系不正常。真实的情况是：张驴儿父子都是无赖泼皮，确实用强了。但法官根据窦娥婆媳没找有司报案为由，不予采信。同样，对于窦娥的自我辩护，法官也不相信，依据是“羊肚汤”是窦娥下厨烹制，张驴儿怎么会下毒毒死亲生父亲？这些均是因为法官站在维护封建伦常的角度来思考的结果。
实际上，关于张驴儿原本想下毒毒死蔡婆婆这一情节，主审法官再笨蛋，也会有所觉察。但遗憾的是，窦娥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对张驴儿企图毒死蔡婆婆意在霸占自己的动机，根本说不出口，张驴儿也乐得推诿。而法官或许也会认为，如果张驴儿想霸占窦娥，那么，蔡婆婆就是未来的长辈，杀长辈，明显有违伦常，这是法官们所不乐见的。可见，窦娥之冤，冤在伦常。
二，人命官司在哪个朝代都是大案要案，杀人者偿命，如同欠债者还钱一样，于法于理都是合适的，从息讼的角度看，判斩刑也是必然。如果杀人者不受到严惩，反而逍遥法外，就等于官府鼓励杀人，提倡暴力犯罪，那社会就毫无安全感可言了。
三，既然认定了窦娥就是杀人凶犯，就要看她是否适用“恤刑”和“人情”原则。显然，窦娥不是官宦、士人之家，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贫穷低贱的妇女而已，不存在优礼条件，更无打点寻求开脱的本钱。反观明显犯诬告罪的张驴儿，是地方恶霸，又懂得花钱行贿，在人情上占据优势。
我们常说，价值取向决定道德评判的标准，不同价值观的人，其道德评判标准完全不同。元代法官断案所依据的原则，正是他们自身价值观取向的体现，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悲剧。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后来回楚州执掌刑名，他的价值取向同样未跳出这个窠臼。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窦娥的冤，是因为她确实没有杀人，而官府认定她就是真凶，被押赴刑场斩首，才有了后面的“感天动地”和窦天章归来雪冤的故事。说到底，这些都是“果”，而不是“因”。“因”是什么？大的有蒙元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不合理的男尊女卑观念；小的呢？就是窦娥自身需要寻找的了。
一，对于无赖泼皮，窦娥不该姑息。
蔡婆婆讨债时险些被赛卢医杀害，路过的张驴儿父子碰到了，赛卢医没杀成。按照中国文化中的恩仇观，受恩人报恩是应当应分的，施恩人不图报，也是我们一贯推崇的。但看看张驴儿父子的行径，以救命之恩相要挟，入住寡妇家门，凭这两条，就是典型的无赖泼皮。在这种情况下，窦娥再去考虑对方对婆婆有所谓的“救命之恩”，而不予反对对方父子入住，就是对邪恶的姑息了。
正确的做法是，请来左邻右舍与张驴儿父子理论，或直接找当地保甲长投诉。别以为元代社会就丝毫没有道理可讲，朝廷对于寡妇守节，是有明确保护条款的，民间主流伦理同样要求并支持寡妇守节，两个大男人入住两个寡妇的家门，无论如何在法理与情理上说不通。如果窦娥一开始就反对张家父子入住，并付诸行动，恐怕张家父子再无赖，也入住不成。也正是窦娥的姑息，才最终在“伦常”上吃了大亏。
二，善良的心灵，要用对地方。
窦娥无疑是一位善良的女子，有孝心，重情意。但仔细研读这个毒杀案的整个过程，感觉窦娥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容忍对方入住倒也罢了，当张驴儿贪图窦娥美貌，进一步提出入赘要求时，正常人均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教训，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如果推究起来，得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窦娥知道为亡夫守节，焉能不知道这些个教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她之后居然还是以善良之心度人，丝毫不加防范，以至于当张驴儿萌生毒死蔡婆婆的企图时，她一点也未觉悟，还亲自下厨做羊肚汤，让张驴儿端送，等于是为凶手提供了下毒的机会。
善良重情意是应该的，但得有个度，看对什么人，对毒蛇善良，那你就是愚蠢的农夫；对狼善良，你就是东郭先生，反遭其害是必然的。
三，反抗是必要的，证据更是必须的。
既然已经拒绝了张驴儿的入赘要求，说明窦娥开始反抗了。按一般逻辑，对无赖泼皮的反抗，就等同于招惹是非，事儿不会那么容易就完的。身居民间的窦娥，并非小孩子，这点见识应该是有的。如果说开始时的姑息是存了报恩之心，其后的未加防范是存了善良之心，那么反抗之后毫无预测后果及积累证据的意识，就是窦娥之冤的根源了。据此，说她是自酿恶果，似乎也不为过。前文中说了，若此时她觉悟到了证据的重要性，还来得及请来左邻右舍或保甲长充当人证的。
窦娥之原形，是汉代的“东海孝妇”。我们不说汉代，单说元代。元代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除了法律以外，似乎更重视伦常、息讼、恤刑、人情等原则。伦常，孟子谓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伦；息讼，表现为力求原、被告双方尽可能心悦诚服；恤刑，包括先教后刑、处刑轻慎和对官员、士人及其家族的优礼、开脱；人情，是指法律和原则以外的社会一般处事方式。
窦娥作为一桩人命官司的被告，法官对其判决斩刑的依据如下：
一，张驴儿父子与窦娥婆媳之间，既无合法联姻关系，又非亲属和朋友，窦娥婆媳为何任其到家中居住？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想？无非另有隐情。隐情是什么？不是对方用强，就是双方关系不正常。真实的情况是：张驴儿父子都是无赖泼皮，确实用强了。但法官根据窦娥婆媳没找有司报案为由，不予采信。同样，对于窦娥的自我辩护，法官也不相信，依据是“羊肚汤”是窦娥下厨烹制，张驴儿怎么会下毒毒死亲生父亲？这些均是因为法官站在维护封建伦常的角度来思考的结果。
实际上，关于张驴儿原本想下毒毒死蔡婆婆这一情节，主审法官再笨蛋，也会有所觉察。但遗憾的是，窦娥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对张驴儿企图毒死蔡婆婆意在霸占自己的动机，根本说不出口，张驴儿也乐得推诿。而法官或许也会认为，如果张驴儿想霸占窦娥，那么，蔡婆婆就是未来的长辈，杀长辈，明显有违伦常，这是法官们所不乐见的。可见，窦娥之冤，冤在伦常。
二，人命官司在哪个朝代都是大案要案，杀人者偿命，如同欠债者还钱一样，于法于理都是合适的，从息讼的角度看，判斩刑也是必然。如果杀人者不受到严惩，反而逍遥法外，就等于官府鼓励杀人，提倡暴力犯罪，那社会就毫无安全感可言了。
三，既然认定了窦娥就是杀人凶犯，就要看她是否适用“恤刑”和“人情”原则。显然，窦娥不是官宦、士人之家，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贫穷低贱的妇女而已，不存在优礼条件，更无打点寻求开脱的本钱。反观明显犯诬告罪的张驴儿，是地方恶霸，又懂得花钱行贿，在人情上占据优势。
我们常说，价值取向决定道德评判的标准，不同价值观的人，其道德评判标准完全不同。元代法官断案所依据的原则，正是他们自身价值观取向的体现，是历史的局限，时代的悲剧。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后来回楚州执掌刑名，他的价值取向同样未跳出这个窠臼。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窦娥的冤，是因为她确实没有杀人，而官府认定她就是真凶，被押赴刑场斩首，才有了后面的“感天动地”和窦天章归来雪冤的故事。说到底，这些都是“果”，而不是“因”。“因”是什么？大的有蒙元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不合理的男尊女卑观念；小的呢？就是窦娥自身需要寻找的了。
一，对于无赖泼皮，窦娥不该姑息。
蔡婆婆讨债时险些被赛卢医杀害，路过的张驴儿父子碰到了，赛卢医没杀成。按照中国文化中的恩仇观，受恩人报恩是应当应分的，施恩人不图报，也是我们一贯推崇的。但看看张驴儿父子的行径，以救命之恩相要挟，入住寡妇家门，凭这两条，就是典型的无赖泼皮。在这种情况下，窦娥再去考虑对方对婆婆有所谓的“救命之恩”，而不予反对对方父子入住，就是对邪恶的姑息了。
正确的做法是，请来左邻右舍与张驴儿父子理论，或直接找当地保甲长投诉。别以为元代社会就丝毫没有道理可讲，朝廷对于寡妇守节，是有明确保护条款的，民间主流伦理同样要求并支持寡妇守节，两个大男人入住两个寡妇的家门，无论如何在法理与情理上说不通。如果窦娥一开始就反对张家父子入住，并付诸行动，恐怕张家父子再无赖，也入住不成。也正是窦娥的姑息，才最终在“伦常”上吃了大亏。
二，善良的心灵，要用对地方。
窦娥无疑是一位善良的女子，有孝心，重情意。但仔细研读这个毒杀案的整个过程，感觉窦娥还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容忍对方入住倒也罢了，当张驴儿贪图窦娥美貌，进一步提出入赘要求时，正常人均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寡妇门前是非多的教训，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如果推究起来，得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窦娥知道为亡夫守节，焉能不知道这些个教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她之后居然还是以善良之心度人，丝毫不加防范，以至于当张驴儿萌生毒死蔡婆婆的企图时，她一点也未觉悟，还亲自下厨做羊肚汤，让张驴儿端送，等于是为凶手提供了下毒的机会。
善良重情意是应该的，但得有个度，看对什么人，对毒蛇善良，那你就是愚蠢的农夫；对狼善良，你就是东郭先生，反遭其害是必然的。
三，反抗是必要的，证据更是必须的。
既然已经拒绝了张驴儿的入赘要求，说明窦娥开始反抗了。按一般逻辑，对无赖泼皮的反抗，就等同于招惹是非，事儿不会那么容易就完的。身居民间的窦娥，并非小孩子，这点见识应该是有的。如果说开始时的姑息是存了报恩之心，其后的未加防范是存了善良之心，那么反抗之后毫无预测后果及积累证据的意识，就是窦娥之冤的根源了。据此，说她是自酿恶果，似乎也不为过。前文中说了，若此时她觉悟到了证据的重要性，还来得及请来左邻右舍或保甲长充当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