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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始于宋代，以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属于文字学的范畴。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在古代被称为“小学”，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的研究。随着近代甲骨文、汉代简牍、敦煌藏经洞遗书三大考古发现，传统文字学被大大拓展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对新发现的甲骨、汉简、敦煌遗书、墓志以及青铜器、玺印、碑刻、符牌等大量文物进行汇集整理，综合了古文字、古文献、器物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罗振玉提出了“古器物学”的新概念，扩展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
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得天下，却注重文化素质的培养，“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以文治天下，开创出宋朝文秀而绵延的气象来。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极为热衷。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又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宋哲宗年间，吕大临编撰《考古图》，可谓把青铜器作为历史资料研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宋徽宗时王黼编著的《宣和博古图》，图文并茂，条理清晰。宋徽宗本人擅长书法，其所创瘦金体大有金石之气。因他的爱好，以书法名重一时的蔡京得以入阁，权倾天下。而赵明诚的《金石录》也是因其而著成。
文化的传承是个难题，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秦的改制和秦汉战争，社会发生了动乱和变迁，大量古籍被焚灭。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化断层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小学”开始指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初级学校，但秦代蒙恬制笔，东汉蔡伦造纸，使文化的传播更为便捷，也使孔子“有教无类”的儒家理念成为可能。文字教育不再成为贵族的独权，文字的书写也不会再因简、帛的昂贵而不能推广。
孔子感叹的“人心不古”，以致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化迷失，也和教育不能普及有莫大关联。而更远的上古文明，因战争或文字无人识别，埋没土中不为人知，如甲骨文竟然一直被当成中药中的“龙骨”。以文化的毁灭来治疗身体的疾病，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中国历史有文学系统记载的近三千年，而中国文字的出现、发明，如出土的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等则有五千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说，中国的文明史应该追溯到十二万年前以上。这些更远的文明，对追溯民族和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朝儿童入学，首先学六甲六书。六甲指儿童练字用的笔画较简单的六组以甲起头的干支，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字的变化革新，是研究历史文献、诗歌典籍、书法，乃至音乐、数学、天文地理的基础。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成为儒家经典。“大学”对“小学”而言，不是“详训诂，明句读”，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正是在“大学”中提出的。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青铜器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可以通过了解古代兵器来研究战争史；可以通过礼器以及铭文来研究古代的礼制和祭祀风俗，比如司母戊大方鼎；可以通过乐器来研究古代的音乐体系，比如曾侯乙编钟。除此之外，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铭文的历史和书法价值，也是横跨多个学科的。
秦代以后最普及的青铜器可能是铜镜，直到明代末期才随着玻璃镜的出现而逐渐被淘汰。铜镜与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具有使用和记载文化历史变迁的多重功能。到商代初年的时候，开始铸造铜鉴，到秦朝时期，才开始铸造铜镜。秦汉以后，镜的制作更加精良，质料包括金、银、铜、铁等，以铜最为多。镜以秦为最古，然而秦镜流传到今天的，都是出土之物，传世的都不可得到。因为古代用镜殉葬，取其炤幽冥的意思。现在所得到的最古的镜大多是汉朝的产物。唐代时制有透光镜，镜背的字迎着太阳或灯光时，都可以明显地映射于墙壁之上。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又称“猎碣”。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清代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的书法，乾隆皇帝喜爱赵孟頫的行楷，因此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此时帖学达到极盛。清中期嘉庆朝，随着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碑学由此而兴起。当时的集大成者刘墉和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咸丰以后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并一直影响到当代。
但碑刻则是早已有之，是将书写好的墨迹复写于平整的石板、石壁或木板上，然后镌刻而成。后人以拓本形式供欣赏和观摩、临池，称“碑帖”。碑刻一般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碑由底座、碑身、碑额组成，碑身镌刻碑文，有时碑文背面，即碑阴处或两侧均刻有文字。建筑刻石主要是在石质的建筑物上镌刻含有纪念性或题记性的文字。摩崖刻石，一般刻在较平整的石壁或山崖上。墓志专门用于丧葬，内容为墓主人行状，作为书法艺术来讲，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最为丰富。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据说清朝光绪年间，当时国子监主管官员王懿荣，有一次看见中药龙骨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学者罗振玉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编成《殷墟书契》，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过去，古文字研究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山川效灵，三千年一泄其秘。”自金石学至器物学，从金文、石鼓文到甲骨文的出土又是一个循环，中华文明的溯源从此有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线索。
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得天下，却注重文化素质的培养，“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以文治天下，开创出宋朝文秀而绵延的气象来。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极为热衷。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又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宋哲宗年间，吕大临编撰《考古图》，可谓把青铜器作为历史资料研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宋徽宗时王黼编著的《宣和博古图》，图文并茂，条理清晰。宋徽宗本人擅长书法，其所创瘦金体大有金石之气。因他的爱好，以书法名重一时的蔡京得以入阁，权倾天下。而赵明诚的《金石录》也是因其而著成。
文化的传承是个难题，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秦的改制和秦汉战争，社会发生了动乱和变迁，大量古籍被焚灭。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化断层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小学”开始指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初级学校，但秦代蒙恬制笔，东汉蔡伦造纸，使文化的传播更为便捷，也使孔子“有教无类”的儒家理念成为可能。文字教育不再成为贵族的独权，文字的书写也不会再因简、帛的昂贵而不能推广。
孔子感叹的“人心不古”，以致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化迷失，也和教育不能普及有莫大关联。而更远的上古文明，因战争或文字无人识别，埋没土中不为人知，如甲骨文竟然一直被当成中药中的“龙骨”。以文化的毁灭来治疗身体的疾病，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中国历史有文学系统记载的近三千年，而中国文字的出现、发明，如出土的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等则有五千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说，中国的文明史应该追溯到十二万年前以上。这些更远的文明，对追溯民族和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周朝儿童入学，首先学六甲六书。六甲指儿童练字用的笔画较简单的六组以甲起头的干支，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字的变化革新，是研究历史文献、诗歌典籍、书法，乃至音乐、数学、天文地理的基础。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成为儒家经典。“大学”对“小学”而言，不是“详训诂，明句读”，而是讲治国安邦的“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正是在“大学”中提出的。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青铜器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可以通过了解古代兵器来研究战争史；可以通过礼器以及铭文来研究古代的礼制和祭祀风俗，比如司母戊大方鼎；可以通过乐器来研究古代的音乐体系，比如曾侯乙编钟。除此之外，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铭文的历史和书法价值，也是横跨多个学科的。
秦代以后最普及的青铜器可能是铜镜，直到明代末期才随着玻璃镜的出现而逐渐被淘汰。铜镜与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具有使用和记载文化历史变迁的多重功能。到商代初年的时候，开始铸造铜鉴，到秦朝时期，才开始铸造铜镜。秦汉以后，镜的制作更加精良，质料包括金、银、铜、铁等，以铜最为多。镜以秦为最古，然而秦镜流传到今天的，都是出土之物，传世的都不可得到。因为古代用镜殉葬，取其炤幽冥的意思。现在所得到的最古的镜大多是汉朝的产物。唐代时制有透光镜，镜背的字迎着太阳或灯光时，都可以明显地映射于墙壁之上。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又称“猎碣”。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清代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的书法，乾隆皇帝喜爱赵孟頫的行楷，因此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此时帖学达到极盛。清中期嘉庆朝，随着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碑学由此而兴起。当时的集大成者刘墉和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咸丰以后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并一直影响到当代。
但碑刻则是早已有之，是将书写好的墨迹复写于平整的石板、石壁或木板上，然后镌刻而成。后人以拓本形式供欣赏和观摩、临池，称“碑帖”。碑刻一般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碑由底座、碑身、碑额组成，碑身镌刻碑文，有时碑文背面，即碑阴处或两侧均刻有文字。建筑刻石主要是在石质的建筑物上镌刻含有纪念性或题记性的文字。摩崖刻石，一般刻在较平整的石壁或山崖上。墓志专门用于丧葬，内容为墓主人行状，作为书法艺术来讲，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最为丰富。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殷契”，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据说清朝光绪年间，当时国子监主管官员王懿荣，有一次看见中药龙骨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学者罗振玉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编成《殷墟书契》，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过去，古文字研究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山川效灵，三千年一泄其秘。”自金石学至器物学，从金文、石鼓文到甲骨文的出土又是一个循环，中华文明的溯源从此有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