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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其立足点是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国的定位。
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这样，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然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并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因而，在政策导向上则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实施过程中，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及至清朝，外国使节们到来后，都要先安排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
既然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因而它的目的只是要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可以视为这一外交思想的总纲。在这一总纲下，中原王朝对于肯称臣朝贡者，或册封，或建羁縻州府，或仅止于朝贡往来，别无其他更多的要求。如汉代对日本倭奴国王的册封，也是注重形式与名义，没有近世其他国家那种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军事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就羁縻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唐高宗平定西突厥后，在归附的中亚地区设置了一大批都督府及州县，对这些府州县，唐朝王朝均实行羁縻政策，即以当地原有的国王或首领为都督、刺史，他们不仅职位可以世袭，而且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其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唐王朝也不干预各国内政。至清王朝，对于其羁縻下的浩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等国的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也就很少有掠夺性战争，很少有主动进攻的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
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出于掠夺的需求。这样，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战争大多都是劳民伤财，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而且战争获胜后，对于肯向王朝称臣纳贡降服者，往往是赏赐有加。因而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仗。
与之相联系，中国历代王朝除元朝外，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方的附属与臣服。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当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
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用招待费用不下十七万英镑，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宝船六十二艘、士卒两万七千多人，并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并不攻城略地或进行经济掠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如此。这样，各国前来朝贡者大大增加，从一般使臣到国王本人，往来者不绝。但明王朝的财政却无法维系这一“盛举”，致使国库空虚，财政危机。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
在这一外交政策之下，中国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着突出的朝贡贸易色彩。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时，倭国女王遣使送来生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百匹，以“答所献贡值”。南朝刘宋时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专门致书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其用意是要刘宋也同样对待，以达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着朝贡、奉使的旗号进行国际贸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张骞以后，西遣的使节多贫人子弟与“妄言无行之徒”，他们只是要“私具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这样凭借政府资本以使节名义出行的商人“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辈）。”也难怪大宛对于这些人“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外国使节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东汉时到洛阳的罗马敦王的使节，后人一致认为是大秦商人伪托。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仍然顽固地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方面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中；另一方面，继续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只好对来贡者的时间、次数加以限制。如明朝对安南即规定三年一贡，使者不过三四人，但安南却总是提前来贡，人数与贡物也超出规定。其目的当然是要换回更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在朝贡贸易中，中国王朝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只是在这一贸易体系中，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奢侈消费的需求大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他们的根本动机是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而对奢侈性消费的需求又使官方外贸的着眼点放到了使用价值上，不注重货币的增值。西汉桑弘羊就主张“天下高我下，天下轻我重”，即低价出口，高价进口，使转口商人获取超额利润，而封建政府则得到使用价值的满足。至于流出的大量黄金与绢帛，在他们看来都是“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由于对外贸易的入超，中国黄金、铜币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库之藏流于外国”的局面，这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产生了不良影响。
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主体，故自称“中国”、“中华”；而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与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这样，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自然被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并不是扩张式的帝国外交，因而，在政策导向上则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实施过程中，便形成了一个定式：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论是否有过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纳；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及至清朝，外国使节们到来后，都要先安排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
既然朝贡外交的实质是名义上的宗主认同外交，因而它的目的只是要造就“四夷顺而天下宁”，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西汉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可以视为这一外交思想的总纲。在这一总纲下，中原王朝对于肯称臣朝贡者，或册封，或建羁縻州府，或仅止于朝贡往来，别无其他更多的要求。如汉代对日本倭奴国王的册封，也是注重形式与名义，没有近世其他国家那种宗主国对附属国的军事控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就羁縻关系而言，也是如此。唐高宗平定西突厥后，在归附的中亚地区设置了一大批都督府及州县，对这些府州县，唐朝王朝均实行羁縻政策，即以当地原有的国王或首领为都督、刺史，他们不仅职位可以世袭，而且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其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唐王朝也不干预各国内政。至清王朝，对于其羁縻下的浩罕、塔什干、布哈拉、博洛尔、巴达赫尚、阿富汗等国的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战争也就很少有掠夺性战争，很少有主动进攻的战争，防御性战争远多于进攻性战争。
除极少数历史时期外，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而不是出于掠夺的需求。这样，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战争大多都是劳民伤财，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内各种矛盾激化；而且战争获胜后，对于肯向王朝称臣纳贡降服者，往往是赏赐有加。因而可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仗。
与之相联系，中国历代王朝除元朝外，很少进行过真正的远征。为数很少的几次远距离作战，也都在自己的附属国中，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对方的附属与臣服。而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都是如此。其原因当在于东西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社会结构的不同。
在这一外交政策下，中国王朝的对外交往不仅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相反，还以经济的付出换取朝贡来仪的名义。
自汉以来，凡来朝贡者，中国王朝都大量回馈，盛情相待。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让他们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用招待费用不下十七万英镑，全部费用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使臣之外行，则是多携礼物，大量赠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即率随员三百人，带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绢帛、钱币、价值“数千巨万”；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宝船六十二艘、士卒两万七千多人，并带有大量的绢帛、瓷器、茶叶以及金银钱币。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赠送，动员当地首领到中土朝贡，并不攻城略地或进行经济掠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如此。这样，各国前来朝贡者大大增加，从一般使臣到国王本人，往来者不绝。但明王朝的财政却无法维系这一“盛举”，致使国库空虚，财政危机。这与晚于郑和的哥伦布等人开辟新航路的结果大相径庭。
在这一外交政策之下，中国王朝的对外贸易也有着突出的朝贡贸易色彩。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中国古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时，倭国女王遣使送来生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百匹，以“答所献贡值”。南朝刘宋时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专门致书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其用意是要刘宋也同样对待，以达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着朝贡、奉使的旗号进行国际贸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张骞以后，西遣的使节多贫人子弟与“妄言无行之徒”，他们只是要“私具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这样凭借政府资本以使节名义出行的商人“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辈）。”也难怪大宛对于这些人“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外国使节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东汉时到洛阳的罗马敦王的使节，后人一致认为是大秦商人伪托。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他们仍然顽固地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方面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中；另一方面，继续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这样的朝贡贸易自然会使各国纷纷来“贡”，其结果则是明王朝“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只好对来贡者的时间、次数加以限制。如明朝对安南即规定三年一贡，使者不过三四人，但安南却总是提前来贡，人数与贡物也超出规定。其目的当然是要换回更大的经济利益。
当然，在朝贡贸易中，中国王朝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只是在这一贸易体系中，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奢侈消费的需求大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他们的根本动机是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而对奢侈性消费的需求又使官方外贸的着眼点放到了使用价值上，不注重货币的增值。西汉桑弘羊就主张“天下高我下，天下轻我重”，即低价出口，高价进口，使转口商人获取超额利润，而封建政府则得到使用价值的满足。至于流出的大量黄金与绢帛，在他们看来都是“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由于对外贸易的入超，中国黄金、铜币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库之藏流于外国”的局面，这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产生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