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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的一部《大宅门》，让人们熟知了这部戏的导演，郭宝昌。现实生活中作为同仁堂四老爷的养子，已到古稀之年的郭宝昌，形容自己是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
坎坷的身世，特殊的成长环境，动荡的时代背景，注定了郭宝昌一生不凡的起伏，也注定了他看过人生几度秋凉之后的从容不迫。牢狱之苦，手稿被毁，为了完成这部庞大的家族兴衰史《大宅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直到郭宝昌六十岁，这部精彩的作品才得以问世。今年年初，郭宝昌再次将这部经典搬上了话剧舞台，他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再次诉说宅门中的风云变幻。
算命先生算得我目瞪口呆
电视台主持人许戈辉问道：“中国人喜欢把12年划做一个段落，12年前您拍了电视剧版《大宅门》，12年后您做了话剧版《大宅门》，在您走过了6个12年后，有没有试图总结过自己的人生路？”
郭宝昌说：“你问这个问题太好玩儿了。我16岁的时候，北京一个很神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那会儿六、七十岁，双目失明，当时无数名人都找他算过，都说非常灵验。有人跟我说我不是这家的人，我就想算一算自己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买的我？谁卖的我？父母在哪？于是我偷偷地跑去找他，还不敢让我妈知道。那会儿，我只知道我父母双亡，他一开口，我就目瞪口呆了。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的头一句话：你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恰恰买你的这个老太太，先放在她的娘家，你管她叫姑妈。我说你是不是知道我的事，他就急了，说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质疑我的人格。但他辩解道，你是12的运，就是一个12年一变。说我23岁左右有牢狱之灾，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但24岁我成了反革命，进了农场劳动改造。然后说我中年没钱花，没有祖业继承，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了，我没钱花？我家财万贯怎么可能没钱花。结果人到中年“文化大革命”，家被抄了。36岁我得到平反了。48岁到了深圳，进了制片厂。60岁拍摄大宅门，他说我晚年发迹。他算到我64岁就没有命了，他说他算不出来了。我问他是不是我就活到64，他说应该是这样，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你64能过这个坎儿，应该能活到七、八十岁。”
许戈辉：“那您64岁那年遇到坎儿了吗？”
郭宝昌道：“哎呀，我的天哪，我连门都不敢出。那一年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家呆着都怕房塌了。我老婆也说，少出门，少坐车，别坐船，别坐飞机。结果混过去了。”
许戈辉：“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沟沟坎坎，面对困难时，您觉得我们该保护的是什么？该摒弃的又是什么？”
郭宝昌道：“过了无数生死关，九死一生地括下来，这不是平常心能应付的。我不愿意被蹂躏、践踏，为了维护尊严，我也曾经去自杀，就是没死成。其实很多人熬不过去了，失去了生命，你说是他们想不开吗？不是这个问题。没有经历过生死关的人，很难去体会。我能活下来，很幸运，但现在回忆起来，我也并不觉得当时想到死的自己太幼稚。人活在世上，是应该有尊严的，当一个人完全失去尊严的时候，活着没什么意义。”
与“杨九红”生活了20多年
郭宝昌这次谈起《大宅门》这部话剧，心里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他说，“我快累死了，我这人属于极端自由散漫，跟白景琦一样。过去上班也是，从来没准时过，也不愿意坐班。现在每天七点要准时过来，坐在那儿，感觉自己和傻瓜一样，这是我绝不能忍受的。所以我演了没几天就烦了。但问题是这回是我自己设计的，也没辙……通过这十天的演出，我摸了一下底，观众基本都看得懂。我们分别在每个时代都取了一场戏，一个人物。从清朝，民国，抗日，最后到解放，每个阶段，都赋予了我们对那个时代和宅门变迁的认识。而且在时空的穿插上，我们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东西，它本身就会产生时空交错感。这种人物间的关系变换，老百姓都能看得懂，所以之前我们的担心基本上都是多余的。假如还要说有什么亮点，那就是这部戏特别忠诚地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戏曲学派。这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回到了从前——有次我看排戏，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就是杨九红那段。这个人物我跟她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被迫害而死。实际上她死得很悲惨，但那会儿我进监狱了，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回来以后，她侄子跟我说了她的遭遇。所以现在一想起她来，总觉得很心酸。一直到杨九红去世前，她在家族中间都没什么地位，全家上下跟她谈话最多的就是我。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在演出过程中，都会使我动情，这个没办法，毕竟都是太熟悉的人和事了。”
“我是乞丐的孩子，被买到这个大家族里面，始终是低人一等，没有地位的。我直到十二岁才可以进宅门，整个家族是不允许从外姓过继孩子的，必须从本姓找，财产不能外流。买的时候还不能说买儿子，得说给家里边买了一个‘后’，放在娘家让我叫养母姑姑。但后来进了宅门了，让我改口叫妈，我坚决不改了。当时在党的教育下，觉得最可耻的就是资本家，就是有财产。所以那时候给我财产，坚决不要，让我叫妈，绝不可能。我要自力更生，绝不吃剥削饭。而且我进宅门后，宅门里面那些纨绔子弟对我的态度，也让我觉得时刻得努力，比他们强。但这样伤害最大的是我养母，她买我为了继承财产，但我都给否了，她一直到临去世前都很绝望。我现在都忘不了她的那种眼神，提起来挺伤心的。”他说。
“我绝不希望年轻人经历这样的苦难”
许戈辉问：“对于有大历史背景的作品，年轻演员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那个大时代的情感共鸣会不会弱一些？结合您自己的经历，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苦难，是不是意味着年轻人更加脆弱了，是一种倒退？”
郭宝昌说：“现在我们逐渐地让年轻人忘记过去，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经历的不是一般的苦难，那个付出实在太大了，是整个民族的倒退。我们的年轻人如果还需要这样的苦难，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我绝不希望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虽然我们有多少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做了很多非常荒唐、恶劣的事情，这些事不能回避的，应该让年轻人知道。”
“我现在不管谁来请我上节目，我头一句都是绝对不做娱乐节目。现在越是恶俗的东西，越有人看，这是在把观众往什么路上引？你看我们的收视率，恶俗的节目收视率最高，这多可怕。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假如都在往下落的话，这个民族慢慢就完蛋了。我们现在需要提高大家的鉴赏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艺术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他说。
“艺术绝对有娱乐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很多东西纯粹就是娱乐，没什么思想性。你说你纯娱乐，可以啊，观众需要，但主流应该引导什么？社会需要个最主要的东西或者潮流，来面对大众，引导大众。”
坎坷的身世，特殊的成长环境，动荡的时代背景，注定了郭宝昌一生不凡的起伏，也注定了他看过人生几度秋凉之后的从容不迫。牢狱之苦，手稿被毁，为了完成这部庞大的家族兴衰史《大宅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直到郭宝昌六十岁，这部精彩的作品才得以问世。今年年初，郭宝昌再次将这部经典搬上了话剧舞台，他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再次诉说宅门中的风云变幻。
算命先生算得我目瞪口呆
电视台主持人许戈辉问道：“中国人喜欢把12年划做一个段落，12年前您拍了电视剧版《大宅门》，12年后您做了话剧版《大宅门》，在您走过了6个12年后，有没有试图总结过自己的人生路？”
郭宝昌说：“你问这个问题太好玩儿了。我16岁的时候，北京一个很神的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那会儿六、七十岁，双目失明，当时无数名人都找他算过，都说非常灵验。有人跟我说我不是这家的人，我就想算一算自己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买的我？谁卖的我？父母在哪？于是我偷偷地跑去找他，还不敢让我妈知道。那会儿，我只知道我父母双亡，他一开口，我就目瞪口呆了。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的头一句话：你自幼父母双亡，姑妈养大最好，恰恰买你的这个老太太，先放在她的娘家，你管她叫姑妈。我说你是不是知道我的事，他就急了，说你可以不信，但不能质疑我的人格。但他辩解道，你是12的运，就是一个12年一变。说我23岁左右有牢狱之灾，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但24岁我成了反革命，进了农场劳动改造。然后说我中年没钱花，没有祖业继承，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了，我没钱花？我家财万贯怎么可能没钱花。结果人到中年“文化大革命”，家被抄了。36岁我得到平反了。48岁到了深圳，进了制片厂。60岁拍摄大宅门，他说我晚年发迹。他算到我64岁就没有命了，他说他算不出来了。我问他是不是我就活到64，他说应该是这样，但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假如你64能过这个坎儿，应该能活到七、八十岁。”
许戈辉：“那您64岁那年遇到坎儿了吗？”
郭宝昌道：“哎呀，我的天哪，我连门都不敢出。那一年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家呆着都怕房塌了。我老婆也说，少出门，少坐车，别坐船，别坐飞机。结果混过去了。”
许戈辉：“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沟沟坎坎，面对困难时，您觉得我们该保护的是什么？该摒弃的又是什么？”
郭宝昌道：“过了无数生死关，九死一生地括下来，这不是平常心能应付的。我不愿意被蹂躏、践踏，为了维护尊严，我也曾经去自杀，就是没死成。其实很多人熬不过去了，失去了生命，你说是他们想不开吗？不是这个问题。没有经历过生死关的人，很难去体会。我能活下来，很幸运，但现在回忆起来，我也并不觉得当时想到死的自己太幼稚。人活在世上，是应该有尊严的，当一个人完全失去尊严的时候，活着没什么意义。”
与“杨九红”生活了20多年
郭宝昌这次谈起《大宅门》这部话剧，心里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他说，“我快累死了，我这人属于极端自由散漫，跟白景琦一样。过去上班也是，从来没准时过，也不愿意坐班。现在每天七点要准时过来，坐在那儿，感觉自己和傻瓜一样，这是我绝不能忍受的。所以我演了没几天就烦了。但问题是这回是我自己设计的，也没辙……通过这十天的演出，我摸了一下底，观众基本都看得懂。我们分别在每个时代都取了一场戏，一个人物。从清朝，民国，抗日，最后到解放，每个阶段，都赋予了我们对那个时代和宅门变迁的认识。而且在时空的穿插上，我们运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东西，它本身就会产生时空交错感。这种人物间的关系变换，老百姓都能看得懂，所以之前我们的担心基本上都是多余的。假如还要说有什么亮点，那就是这部戏特别忠诚地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戏曲学派。这会产生一种时空交错感，仿佛回到了从前——有次我看排戏，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就是杨九红那段。这个人物我跟她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被迫害而死。实际上她死得很悲惨，但那会儿我进监狱了，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回来以后，她侄子跟我说了她的遭遇。所以现在一想起她来，总觉得很心酸。一直到杨九红去世前，她在家族中间都没什么地位，全家上下跟她谈话最多的就是我。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在演出过程中，都会使我动情，这个没办法，毕竟都是太熟悉的人和事了。”
“我是乞丐的孩子，被买到这个大家族里面，始终是低人一等，没有地位的。我直到十二岁才可以进宅门，整个家族是不允许从外姓过继孩子的，必须从本姓找，财产不能外流。买的时候还不能说买儿子，得说给家里边买了一个‘后’，放在娘家让我叫养母姑姑。但后来进了宅门了，让我改口叫妈，我坚决不改了。当时在党的教育下，觉得最可耻的就是资本家，就是有财产。所以那时候给我财产，坚决不要，让我叫妈，绝不可能。我要自力更生，绝不吃剥削饭。而且我进宅门后，宅门里面那些纨绔子弟对我的态度，也让我觉得时刻得努力，比他们强。但这样伤害最大的是我养母，她买我为了继承财产，但我都给否了，她一直到临去世前都很绝望。我现在都忘不了她的那种眼神，提起来挺伤心的。”他说。
“我绝不希望年轻人经历这样的苦难”
许戈辉问：“对于有大历史背景的作品，年轻演员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那个大时代的情感共鸣会不会弱一些？结合您自己的经历，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苦难，是不是意味着年轻人更加脆弱了，是一种倒退？”
郭宝昌说：“现在我们逐渐地让年轻人忘记过去，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经历的不是一般的苦难，那个付出实在太大了，是整个民族的倒退。我们的年轻人如果还需要这样的苦难，那这个民族就完蛋了。我绝不希望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虽然我们有多少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做了很多非常荒唐、恶劣的事情，这些事不能回避的，应该让年轻人知道。”
“我现在不管谁来请我上节目，我头一句都是绝对不做娱乐节目。现在越是恶俗的东西，越有人看，这是在把观众往什么路上引？你看我们的收视率，恶俗的节目收视率最高，这多可怕。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假如都在往下落的话，这个民族慢慢就完蛋了。我们现在需要提高大家的鉴赏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知道一个国家的命运，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艺术到底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他说。
“艺术绝对有娱乐功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很多东西纯粹就是娱乐，没什么思想性。你说你纯娱乐，可以啊，观众需要，但主流应该引导什么？社会需要个最主要的东西或者潮流，来面对大众，引导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