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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1966年，这个令文明世界惊骇的纪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旷古未闻的悲剧之页。“文革”的霹雳，像宙斯的雷霆在中国人民头上炸裂。景克宁——本文的主人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他。面对乾坤颠倒的一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注视着脚下的路。这是一条被扭曲的历史之路。他突然豁然开朗，“反右”以后郁结在他心头的多年困惑，终于找到答案：党被极左思想所牵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从而为林彪、江青为首的涂着各种“革命”画皮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党正在受着惩罚，党内有异己力量，党也在受难中，党也在战斗中。他多年的迷惘一扫而光，精神大振，重新获得了力量，因此，他就直面死亡，自觉地投入了这一场斗争。
景克宁当时以负罪之身，与他的妻子儿女存身古城西安。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欺骗蛊惑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不少青年，特别是一些大学生，从早期那种惊涛骇浪般的狂热中，逐渐产生了怀疑、思考，也逐渐走向清醒。在景克宁的周围，很快便出现了全国各地串联的大学生。他们带着各种问题，探索着真理。他们既充满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又表现出那个时代少有的严肃。他们因一度被狂潮冲击得晕头转向而感到羞耻．他们也因盲目追随而感到痛苦；他们在争论中开始理性思考。他们对林彪导演的拜物教式的造神运动，对江青不加掩饰的女皇姿态，投以蔑视的目光。景克宁认为这是“文革”中最早觉悟的一代。他们有的是热情，个个都像喷出岩浆的火山；他们有的是勇气，个个都准备献身牺牲。他们需要理论，需要科学。需要逻辑思维。他们不了解“文革”这个潘多拉盒子是怎样被打开，放出了仇恨与罪恶的怪兽。他们抱着为国除怪灭妖的愿望走进了“文革”迷宫，在苦思冥想出路时却找不到“阿莉阿德尼线团”。应该给他们钥匙。给他们照妖镜。
景克宁启发他们不要停留在感性的善恶判断上。正义的愤怒虽然可贵，却可能导向新的盲目，重要的是认识；认识了才能有真知的锋芒，才能产生一种敢于和群魔挑战的大勇精神。
景克宁启发这些青年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提出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问题：“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在我们这里必须问：为什么亿万中国人民，几千万中国青年，竟然会被林彪、江青这些衣冠楚楚的骗子随心所欲地愚弄和控制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形成了以后被定为“景克宁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纲领”的《中国社会现状与变革提纲》。
当景克宁引导青年正确思考和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时候。他充分估计到死神会随时扑向他。实际上，死亡之门已经打开。但是，为了真理，为了青年不再受益惑，他是在所不惜的。同时，为了他的家人不再担惊受怕，他隐瞒了妻子和儿女。
来到1970年初，林彪声称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且命令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全部清除出城市。遣返农村改造。他这个清除对象只好携妻挈子于1970年春由古城西安返回山西运城安邑老家。
回到老家不到半年，他突然接到西安来的一封急信。通知他：与他有关系的青年中有七个已被捕。有三人自杀，一人身亡，一人致残，一人幸活，恳嘱他迅急避祸。他的妻子李小梅竟在惊骇中脱口说出：“我早知会有今日!”他才恍然大悟，妻子是早就知情的。
此时此刻，他面临着两种抉择：逃亡或是待捕。这是生死存亡的抉择，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妻子和儿女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决定。七月炎夏，他手拿《史记》，身披衬衫，坐在他经常劳动的地方不远处的火车道铁轨上陷入沉思。这已是他的一个习惯。他经常坐在铁轨上休息，那轰鸣而来呼啸而去的火车常让他感受到一种力度——是一种强大的撞击力和穿透力!他神往这种力。他坐在那里，田野静悄悄的，他在思考着面临的重大抉择，忘却了一切。突然，他似乎在睡梦中听到了尖厉的汽笛嘶鸣，当他猛然抬头看时，只见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他迎面冲来，他倾身前扑，一股气浪把他掀翻，列车驶过，他才发现披在身上的衬衫，被卷入铁轨碾成齑粉。这时四周惊呼的人群向他奔来。他却凝视着远去的列车，看着脚下延伸的铁轨，陡然想起了历史发展的铁的法则，他决定了——坐以待捕。
他对妻子说出了自己坐以待捕的决定，并说：“你知道我无处可逃，也不能逃，我要保护青年，这是你能理解的。”妻子在静静地听着。他又补充说：“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多行不义必自毙!林彪、江青绝对长不了，只要我不判死刑，我们一定能团聚!”他看着妻子痛泪盈眶，继续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能活着出来团聚；一定要相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一定要记住我常对你说的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念——‘永不绝望’!”听到这里，她已经泪如泉涌了。
在稍许平息下来时，他又对妻子说：“现在我要求你一件事。在我被捕的那一天，你千万别哭。只要你不哭，我就能挺住。为什么在那些人面前哭呢?”妻子抬起头来，用她那如水的明眸望着他，低声说：“决不，我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哭!”而这时他却泣不成声了。他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他特别叮嘱次子：“你现在就是全家的顶梁柱。不要像你大哥，要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照顾好妈妈和弟妹，一定要抬头做人，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能相信你吗?”孩子含着泪，握着拳头点着头，他心中一块沉重石头才落了地。
果然，预料中的逮捕来临，抄家、斥问、大折腾。他看到妻子只是搂住惊吓的小女儿，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最后，当他被捆绑、铐住押解离家的时候，她竟有力量将他送到巷口，而且居然没有哭。“好一个刚烈女子!”他在心中为她喝彩。
就这样，他别妻离子，走上了赴西安的押解之途。
上了火车。押解者命令景克宁坐在车厢过道，让乘客围观他像围观一头困兽。一些无知儿童拥着、骂着、啐着，有的用果皮、纸屑抛向他。景克宁垂下了头，闭起了眼睛，他被一种巨大的羞辱感所压倒。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羞辱?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以示抗议!”他环顾周围，寻找着能够撞死的地方。这时，他蓦然想起马克思《自白》中的一句话，当他的女儿问他什么是最可耻的时候，马克思回答：“屈服!”马克思的这句话敲击着他的头脑，唤醒了他的理性，一下子打开了他思想的闸门，他读过的书，记诵的古今中外先哲们的箴语、警句、格言，像喷泉一样奔涌而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于是想到孔子，认为一个有智能的人，不应该被任何困境所迷惑。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判断；一个有修养的人，不应为个人的忧患所苦，而应以天下之忧为忧；一个勇敢的强者，应该一无畏惧，敢于承受打击，迎接挑战。他想起了歌德的一段话：“人生本是一场战斗，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而在于为了达到目标所作的奋斗之中。如果在挫 折中不能自拔，那将是更大的悲剧。”……他这时突然发现了这些话的警世意义，像惊雷。像闪电，像地火，在他身上轰鸣、闪光。他置身于巨人思想之海，全然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空间，让他意念开朗，精神升华，把他引向思想的自我审判．他惊异于自己的自杀闪念，他痛感羞耻。
自杀——当死比活着更容易的时候，就是面对打击，不敢扼住命运的咽喉，逃避斗争。因此。自杀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弱者。
自杀——就是没有勇气承受痛苦，企图用最简单的办法逃避痛苦，而把无尽的痛苦留给亲人。因此，自杀的第二个名字就是自私。
自杀——就是没有正确理解生命的荣誉在于贡献。却准备放弃生命的价值而毁灭生命。因此，自杀的第三个名字就是无知。
特别是当他想到他对长子自杀的看法，想到他对妻儿的叮嘱，想到他对青年的教育，他觉得真是羞愧到无地自容，自然也想到了愚昧无知的人是何等可怜。于是他面对围观者抬起了头，睁开了眼。在心中宣告：“你们看吧，羞辱吧，我就是我!”
在受审中，他承担了全部“罪行”，承认同案青年是受他的“蛊惑”，他是这个大案的“幕后策划人”和“主谋者”，他决心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枪口，来保护那几个青年。因而他被判处死刑，预定在1971年9月处决。
炼狱
在炼狱的四年中。他仍不安分守己。
他看到那些刑事犯罪分子，都是些社会渣滓，他们美丑不分，文野不分，荣辱不分。他们把囚牢变成了犯罪传习所。乘监视松懈的时候，那些绺窃者、抢劫者、诈骗者、贪污者、强奸者，互相大谈犯罪经过，交流犯罪经验和手法。讲者得意洋洋，听者津津有味。景克宁感到痛心和愤怒，决心打断他们的传习。他开始给那些刑事犯讲故事了，企望用美的故事、美的人物、美的灵魂、美的生活中的真、善、美净化这些罪恶的大脑和肮脏的心灵。由于监房的囚犯经常流动换监房，故事像长了翅膀，慢慢飞遍了几十个大小牢房监室。最终，不知在哪个监房败露了，追查到他的身上。他坦然承认是他主讲的，他认为他立了大功，就是不给表彰也不能算是犯错误。谁知他竟被判定为“放毒”，处以“背铐”的重惩。背铐是极为痛苦的，同监犯人都极其同情他的受罚。大家不仅帮他大小便，还匀出饭来让他多吃：他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每到晚上，有一名同监犯运用他的“特技”，居然可以为他打开手铐，让他躺下，几个人为他揉搓手腕等处，白天再给他铐上。
他患牙症，三次请求给点消炎药，都受到严厉斥责。第四次请求时，得到的是“谁叫你反革命，痛死活该!”他实在忍无可忍，在监管者关了监视孔后说了句“太无人性!”被偷听的监视者听见，于是就破门而入，举掌狠击他红肿的面颊，一下子打落他几颗牙齿，满嘴鲜血喷涌。
监狱规定，有文化的人必须背诵“老三篇”。没文化的背语录。一天，在规定背诵的时间，监门打开了。监管者突然指着景克宁问：“听说你还是个教授?”答：“是的。”又问：“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书吗?”答：“当然读过。”继续问：“能背几篇?”答：“一篇也不会背。”厉声问：“为什么?”答：“我只学不背。”斥骂：“反动透顶!现在命令你背!”答：“命令背就背——是背‘老三篇’吗?”嘲谑：“你不是教授吗?你背《实践论》!”他问：“给我多少时间?”揶揄：“他们背‘老三篇’，三天。你背《实践论》，一周。”他一听忍不住笑了，这是他入狱后第一次笑。惊问“你笑什么?”他答：“可以再加一篇《矛盾论》。”惊怒：“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你要是背不出来，可有好果子吃!”答：“知道。”同牢囚犯都为他捏一把汗。有的对他说：“你这是自找苦吃。”他并不理会．在以后几天里只是聚精会神地默读着《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要向暴虐证明：文化、知识、智能，是不应受到戏弄的。
一周过去了。背书的期限到了。这一天气氛非常紧张，好像是到了他的大限之日。监管者来了。身后带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真像是将要押赴刑场的阵势。监管者扬起手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下令：“背诵!”景克宁站起来背诵《实践论》，他的思路像江河流淌，滔滔不息，一口气背了三个多小时。监听者听得脸色发白。吃了午饭，下午又背诵了《矛盾论》。监听者没有达到惩罚的图谋，不觉目瞪口呆，只好愤愤而去。监管者们哪里知道景克宁早就教授过这些著作，并且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加上他超强的记忆力，背诵一通不算什么。
林彪折戟沉沙后。他从死神的屠刀下逃了条活命。白骨精江青还在台上，他还是反江青的，被改判为20年最高有期徒刑。由于他横下一条心，在劳动中拼命地干，感动了犯人和监管者。赢得了二年的减刑。
有一个捕前是工程师的犯人，多次企图自杀未遂。景克宁知道后，就寻机主动接近他，劝阻他。决心让这个心如死灰的人恢复生的愿望。他终于找到一个和工程师攀谈的机会。景问清他的年龄、学历、职业和刑期后，批评他说：“那么就是说你读了十六年书。现在请你看看我，想想我。我是大学教授，判了二十年徒刑，我还要顽强地活下去；请你再看看你，想想你!你今年才三十七岁，比我小得多，才判了十五年徒刑，你就万念俱灭。想以死来解脱，你心中的书，你上学十六年。学的知识。难道说真的都被狗吃掉了吗?你想自杀。你不觉得羞耻吗?”景说罢掉头而去，只听那个工程师在身后哭了起来。后来景克宁遇到工程师时，问他：“你怎么这样愚蠢呢，你为什么一再想到要自杀呢?”工程师说：“我当时想自杀。还不完全是我忍受不了这里的一切，主要是因为我的爱人向我提出离婚，我想不通!”景克宁说：“你应当体谅‘反革命家属’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现在的处境，能帮助她们摆脱‘反革命家属’这一逆境是应该的。我自己就曾经给家里写过封信，劝我的妻子与我离婚。可是她带着几个孩子来了，接见时她把信放在桌上，叫几个孩子跪下。求我把信收回，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只好默默将信收回撕掉。她甘愿承受‘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压力而决不离婚。”工程师说：“我的爱人不同，她是绝情绝义地坚决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景克宁说：“好啊，我向你祝贺，你和她离婚是件大好事。”工程师诧异地问：“怎么是好事。有什么可贺的?”景克宁慢条斯理地说道：“这充分说明，你们当初的结合。不过是一场误会。也是一个错误。你们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她爱的只是你的职称，而不是你这个人。因此，你们不可能有幸福。你们经不起一点生活的挫折和任何风风雨雨。今天解除了这场误会，纠正了这个错误。岂不是可喜可贺吗!像这种不能同甘苦共患难的女人有什么可留恋的，应该扔掉她。像扔掉破鞋一样!”工程师听了，不由得连连点头。从此以后，他从思想上解开了这个死结，精神轻松了。他获得平反后，重新组织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后来，工程师满怀激情地写信感谢景克宁的挽救。
景克宁当年身陷囹圄中，不但自己高举知识、理想、信念三把火炬，永不绝望，与命运抗争，而且还挽救了许多年轻的学生“政治犯”，使他们从企图轻生的绝望中清醒过来。四川苍溪的 何仁远就是一个被他挽救的死囚犯。
厄运
出身国学世家，饱读诗书的景克宁，解放前曾经在共产党人车向忱的教导下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从而为自己确定了为人类解放献身的航标。他怀着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在从事新闻工作时以生花妙笔宣传真理，不知畏惧地抨击时弊。因而遭到反动当局拘捕、软禁。
解放后，景克宁满怀着燃烧的爱国激情，走进了全新的生活，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1950年，他在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了历史的洗礼。1951年，景克宁来到上海美专执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这位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教授才29岁。景克宁在这个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红色讲坛上，大展他出众的才华，他的雄辩的口才，他的滔滔不绝的丰富生动的旁征博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诚挚信仰，很快赢得了师生的交口称赞。不久，同德医学院、诚孚纺专先后聘请景克宁担任兼职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景克宁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1952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他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等待组织考察的时候，厄运突然降到他的头上。1957年，一场猛烈的反右政治风暴刮起来了。党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认为这是党对自己的考验。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敢于面对现实说真话。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朕即党，对么?》一文。他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一些基层组织领导人的俨如小国之君，把自己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的家长作风提出批评，却从此种下了遭受苦难的祸根。
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后。他抱着满腔热情，无限诚恳地投书《解放日报》，为自己声辩。因此，更加重了他的“反党”罪行。景克宁被列为上海市首批重点批判的“大右派”之一。他被剥夺了执教的资格。学生为表示对景教授的同情，他们坚决拒绝来替景克宁上课的老师，以示抗议。然而，他们并没有保护了景克宁，反而因此受到株连。此后，这个班的团支书和班长以及另外四名同学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右派”景克宁被勒令打扫厕所。他总是把学校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厕所的清洁工，还应该是精神上的清洁工。他仍在深深地思考着如何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社会。他想，自己虽然不能教书，可还有手中的一支笔。他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宫刑而撰《史记》。古代的圣贤往往因遭受厄运，才发愤著作。他也要用自己的笔为真理而战。白天反省交待和清扫厕所，夜晚灯下疾书，搞起了创作。
景克宁喜爱戏剧，对沪剧的表演和唱腔等夙有研究。应一个编剧友人之邀，在半年的苦闷的长夜里，他写出了三个剧本——《钟声魔影》以上海破获的龚品梅反革命案件为素材，以化名“伊君”发表。此剧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破坏新中国的罪恶行径。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周璇的一生》描写了著名电影明星周璇解放前的遭遇，鞭挞了旧社会，歌颂了党和人民政府。《复活》一剧，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此剧呼唤着人的理性、人性的复归。这三个戏剧由上海群艺沪剧团上演。大获成功。场场爆满，轰动了十里洋场，人们都庆幸上海文艺界又升起了一颗新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实况转播，《解放日报》等都发表了赞评文章。人们在惊叹之余不能不询问作者。当局终于探究出作者是“右派”景克宁，于是通令禁演。就这样因人废剧，佳作一夜之间变为“毒草”，还成了他“对抗改造、继续放毒”的罪证，因而对他加重处理，定为“极右”，开除公职，下放到上海郊区青浦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劳改中。景克宁以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对自己进行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冶炼。他劳动积极，热情助人。劳动之余，常给犯人讲故事、说笑话，他时刻不忘将真、善、美带到各个角落。注入每个人的心灵。他的这种纯美高尚思想、乐观精神和劳动态度不仅感染了劳改犯们，连管理干部都暗暗钦佩这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右派”。
1959年初，景克宁被公安局收审。罪名是劳改中继续放毒。并且有越境叛国嫌疑。两个月后查无实据，释放后继续劳改。妻子李小梅却因公安局两次抄家折腾，病情加重，并且发了疯，后被景克宁的祖父景梅九派人接到西安生活和治病。景梅九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也具有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当年末。民主革命家景梅九老人不幸病逝，景克宁万分悲痛地请求奔丧，未获批准。他只有泪流满面地遥望着西京悲泣。后来，他才知道，祖父是在呼唤着他的名字中离开人世的。
1960年夏天，景克宁的长子君文因家庭困窘而辍学去做工，从此君文离开了知识的海洋，被困在岐视、嘲讽的围墙里，时时在吞咽着苦水和热泪，他终于在绝望中自缢而死。李小梅跑到上海为景克宁请假，叫他回西安，只说家中有急事。途中，景克宁再三追问，她就是不说。到家后，见到君文的遗体，妻子哭倒在爱子身旁，景克宁望着环泣在自己身边的儿女，像一尊石雕，久久站在那里，他的心被撕裂着，忽而击桌长叹：“太无知了啊!”为了度过生活的难关，他将次子送给四川一个朋友抚养。
煎熬
有人说：“在一个有成就的人物身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景克宁身边也有一个非凡的女性——李小梅。这个南国女子不仅温柔贤慧。而且有南方人的坚强毅力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李小梅患有结核病，不断咯血。在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后，她领着五个子女苦熬着。1959年，当景克宁被公安局收审后，她在一次大咯血后发疯了。
景克宁爱书如命，有钱就买书，所以家无积蓄。当生活陷入绝境后，小梅被迫将她和孩子们的衣物、用具变卖了，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直到无物可卖时，她才被生活累倒。有一次，景克宁回到家。见妻子在抽泣，他的小女儿告诉他：“妈妈没钱买盐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极能控制感情的景克宁，这时也无法抑制悲痛的波涛，热泪夺眶而出。他看了看家中唯一保存完好的财产——被他视为生命的书，终于狠了狠心与爱妻商量：“我们卖书吧!”妻子震颤了一下，抬起头来，眼光透出惊恐，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深知，卖书，就是卖丈夫的良知、荣誉、血肉，甚至是卖他的生命。他抚着小梅的双肩安慰她说：“梅，别哭了，书卖了还可以再买回来。况且……我还有一册永远读不完的美好的书(指小梅)。”书终于卖完了。为了活下去，她争取到一个临时送早报的差事。每天在黎明前的黑色笼罩中，她穿梭于几百户人家，咯着血送报。她喘着气小跑着，爬三楼、攀五楼，必须在订户上班前送到。有时累得坐在楼梯上用深色毛巾捂着嘴咯着血。把血包藏起来，以免别人、特别是儿女们发现——可怎么能瞒得了景克宁昵!他劝阻她不能这样奔命。建议她看看还有什 么可卖的东西，其实他也知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是连书也卖光了吗!
李小梅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在景克宁的“活着就有希望”富有哲理的主张影响下，不屈不挠地挣扎在艰难的求生之路上：摆地摊被驱逐，卖冰棍体检不合格，打零工维持不了生活。最后竞瞒着儿女到一位退休将军家中当佣工。孩子们发现后，痛哭着将她从将军家拉回来。可是，当孩子争着退学去做工的时候，她却大怒，训斥道：“不读书，不上学，去给你们的爸爸说去!”为了活下去，她终于不得不卖苦力求生了。她当了一名“等外级”的泥瓦小工。一次，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她拼力往上吊一桶稠泥，泥桶的重量超过她的体力，突然把她从脚手架上拉下去，幸运的是她没有摔在砖瓦上，而是掉进一池泥浆中。死神才算没把她拉走。
在修一个大澡堂的几十米高烟囱时，一时晕眩。她竟坠入烟囱中。人们惊呼着，都以为这个可怜的女人肯定摔死了。人们扒呀扒呀，从厚厚的烟垢堆里将她扒了出来。她成了一个黑人，虽然惊吓得不省人事了，却没有受伤。她从死神的魔爪下再次挣脱。
她在替人洗烫衣服时，破旧的电熨斗漏电击中了她。她一声惨叫，被击倒了，食指被打掉一块肉。由于电线短，挣脱得快，才没被电击死，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接着奇迹发生了。从这以后她不再咯血，后来经医生诊断，发现她的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原来是多亏这次彻底的“电疗”，真可谓因祸得福。她时刻牢记着景克宁告诫她的话：“只要我没有死，我们就一定会团聚。”“活着就有希望，痛苦总要过去，美将保存下来。”她坚定了生活下去的信心，企盼着将来，用艰苦奋斗去迎接新的命运。
有人说：“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可是站在景克宁面前的这个女人——李小梅，五个幼小子女的母亲，一个瘦弱的咯血的妻子，在景克宁要去农场劳改时，痛哭着对景克宁说：“你放心去吧，保重自己，不要想家，我可以替人洗衣服、当保姆．可以做工养家……”
1964年农场宣布：结束右派在农场的劳动，有单位的返回-原单位，没有公职的自谋生活。
景克宁像普罗米修斯挣脱了高加索悬岩的铁索，回到了西安。当时他的妻子李小梅已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了一名“等外级”的小工，整天和泥、拌灰、搬砖、撑板，上下高高的脚手架。她拼力干活，劳累不堪，正等着他回去分担她的苦役，共撑这个破败之家。
但是，一个被开除公职的“右派”，是没有出路的。他首先和妻子相约，宁可苦死，也决不涉足歪门邪道。他终于争取到帮助一个运土拉坡的工作。千余斤的运土车，攀爬坡地，每天往返负重近百里。仅换取到五角钱的代价。他用汗水丈量着坡路，想着同样在苦役中的妻子，想着衣衫褴褛的子女，觉得总算没有白吃饭，稍感安慰。至于人的价值，人的思维创造。一个廉价拍卖劳动力的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在那个丧失了理性的年代，是不会有人顾惜的。他们就这样艰难地苦熬着，家庭的重担主要还是李小梅挑着。直到1970年被赶回山西运城老家务农。
复出
在真正的牛鬼蛇神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投入监狱后的第三年——1979年，景克宁终于被释放了；1980年改正了他二十三年前被错划的“右派”冤案。有关方面告诉他。全家重返上海是不可能的，顶好在原籍安排工作。因为子女不能回上海，他知道光老两口回上海就意味着和子女分别。他想到子女因为受自己株连，有的自杀，有的送人，有的发过疯。他们的少年时光都是在羞辱、践踏、打击下度过的，他们都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活着的这几个，更是受尽苦难，决不能抛下他们。于是，他和老伴就回到了祖籍山西运城。
回到故土，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退隐书斋，著书立说，警策来者，这是文化艺术界朋友的规劝。第二种选择：回归田园，远离政治，三缄其口，颐养天年，这是备受劫难、心有余悸的老伴的哭求。第三种选择：争取入党，重上讲台，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这是景克宁本人的内心呼唤。另外，上海文艺界中他的学生吴贻弓等恳切邀请他加入文艺队伍。大家坚信景老师一定会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作品，但为了教育和培养青年，他都婉言谢绝了。
景克宁苦苦地思考中外历史的动荡篇章，当然尤其关注对“文革”风暴的解析。他觉得，“文革”中失去理性的狂暴青年“红卫兵”是迷惘的一代。他们由无知而盲从。根源是由于没有历史科学知识而发展到没有理性，因而容易受到蛊惑。在沉思中，他作出了坚定的选择，阔步再上讲台——教书育人。
景克宁到运城高专(运城学院)给毕业班讲授中外文学课。他说：“讲坛是神圣的，讲课是我的盛大节日。”他正是以神圣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光荣感对待每一节课的。他面色红润。仪表潇洒，他手里没有片纸只字，只有人们看不见的贮存在他脑海里丰富的知识宝藏。讲起课来，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清晰有力；时而行云流水，一泻千里；时而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佳句妙喻。恣意吟诵。他用娴熟的课堂艺术，赢得了学生的激情赞扬与好评。被学生誉为“教书育人的良师”，被老师们称为“教师的楷模”。他组织教师写出专著后，请他署名，他坚决拒绝；河东大学和师专聘他当校长，他婉言谢绝。他在运城地区演讲一百多场，按规定给他教授讲课费。他分文不取。他看到当前有些人名利思想严重，看到有些青年对党对社会主义认识模糊，因而荣辱不分，文野不明，美丑不识，他们追求享乐，玩世不恭，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他深深感到十年内乱的这些遗毒，亟需清理和扫除。他下定决心：“我要当一个思想领域的清洁工。”他作为“心灵的耕耘者”，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辟第二课堂，向千千万万青年演讲，坚持向他们的心灵掘进。
在党中央发出“五讲四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后，景克宁兴奋异常，废寝忘食地用他掌握的渊博知识和科学思维去参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他走出了山西，到了洛阳，奔向江西，回到上海，走向西安。进军东北，跋涉大西南……18年间，他走遍了全国29个省市、地区，演讲2700场，听众达300余万人。他走向农村，进过军营，到过厂矿、劳教所，更多的是到各大专院校演讲。他的听众有干部、军人、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还有劳教人员。他先后讲了《论道德美》、《论人的美》、《论五讲四美》、《真理的雷、电、火》、《知识就是力量》、《青年·知识·理想》、《振兴中华·发愤读书》、《生活采思录》、《论语言美》、《人生、观念、创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世界·中国·青年》、《纪律的乐章》、《走向时代前沿。迎接世界挑战》、《我心中的四支火炬》、《教育·人·艺术》、《旗帜与“三观”》、《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等等。
景克宁从来不写演讲稿。对待任何一场演讲，他从不马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打好腹稿，然后才讲。他从来不坐下讲，总是精神饱满地挺立在麦克风前，神态自若地侃侃而谈。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年过古稀的他，气宇轩昂，仪表端庄。以和谐的手势，容智的目光，充沛的感情，动人的比喻将学者的风度．诗 人的气质，教育家的美德与艺术家的表演化作一身，融意美、音美、形美于一体；他的演讲主题集中，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味；他习惯于用形象的语言阐释深刻的道理。他有时像与老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有时口似悬河，有时像朗诵诗歌，有时像话剧对白，有时又像播音员在读解说词那样充满激情而深沉。他善于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道德、文学、美学熔于一炉，内容博大精深，信息量大，知识性强，富有哲理。语言简练优美，有声语言与态势语言水乳交融。其演讲风格，追求深远多维境界，既凝重深远，又清朗明快，讲如行云流水，听如金声玉振，思如剥茧抽丝，令人动容。听众无不为他的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超强的记忆所深深折服。
他每次演讲都是座无虚席。有些青年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甚至扛着自行车从五十里路外的乡村跋涉而来，站在礼堂外的雨地听讲。景克宁被感动了，建议把有线广播接到小礼堂，接到会议室，让站在雨地的青年们坐在室内听讲。众多的听讲者被深深感动了，有的灵魂得到净化，走上了正路；有的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决心有所作为；有的树立了远大理想，决心攀登科学高峰。一些大学生听了演讲，迟迟不离开会场。“景教授，您含笑谈真理，挥泪吐真情，从您身上我们得到了美的启迪，获得了热爱生活、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有一名学生深情地对他说。有的公安干警面有忏悔神色说：“景老师，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懂得了一个公安战士应当怎样对待犯人。他们犯的是国法，不是谁的私法，不是可以侮辱他们人格的法!”有些后进青年的家长给他写感谢信，说他们的孩子听演讲后变化很大，进步很快。人们赞誉景老为“播火者”、“美的信使”、“当代演讲艺术家”、“语言大师”……他的演讲的确如河南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张放涛所评论的那样：“他的演讲像一泓清水，能映出事物的曲直：他的演讲像皎洁的月光，能引起人们的深思；他的演讲像浓郁的美酒，能使人回味无穷；他的演讲像优美的散文诗、销魂的抒情曲，使人真正得到艺术享受。”他在山西师范大学演讲三个小时的过程中。竟然被六十多次掌声打断。
耄耋之年的景克宁，被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河南大学、山东矿业学院、沈阳化工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辽宁大学、徐州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大学等全国48所大专院校聘为客座教授。被大家信任是幸福的。他更乐得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深邃的理性思维，真、善、美的品格去感染、净化青年的心灵，这正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1984年，他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更加精神焕发，笔耕不辍。许多作者倾慕他的才华和威望，在出书时请他写序言。他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用他那生花妙笔满足作者的要求，仅现在能见到的他写的书序就有110多篇。近年来，他自己已经出版了《美在召唤》、《青年启示录》、《生命的雷、电、火》、《人生的论证》、《景梅九评传》、《真、善、美》、《东方智慧巨人——老子探奥》、《书韵》、《演讲、语艺、鉴赏》、《历史的阵痛：人在神魔间》等十多部著作，都被认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读物。他的《塑造美的人生》和《迎接世界挑战》录像和录音带分别由北京中央电教馆、北京音像公司、《演讲与口才》杂志社录制发行全国，受到普遍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和《演讲与口才》、《人物》等数十家报刊都发表过文章，赞扬他的演讲事迹和演讲艺术，称他为《真善美的使者》、《播火者》。他曾获得山西省优秀党员、优秀教师、劳动模范、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关心下一代先进标兵等称号。1989年1月，被中宣部、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荣誉；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00年10月，他荣获全省十大藏书家称号。2001年，《祖国》杂志创刊，他任编委会主任。2002年，他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副主任，并为50卷《日史》撰写万言大序《共和国50年的壮丽日出》。
1996年是他和李小梅的金婚之年。是年，全国妇联、中宣部发起，在全国选拔了十对金婚佳侣，他们是全票通过的一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妇联主席的陈慕华见到景克宁的第一句话就说：“景教授，我投了你一票。”这对历经磨难、患难与共、忠贞不渝的夫妻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金婚佳节。
2003年11月12日是景克宁的八十华诞，运城学院与运城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各界同仁和学人齐聚一堂。为老人举行了盛大、隆重、热烈的庆寿座谈会，规模宏大的《景克宁教授科研成果展》也于会后开展。会上的颂歌、颂联、颂诗、颂信……会后由运城作家杨方刚整理成《走近景克宁——景克宁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出版。
令人无限惋惜的是景克宁失去了那风华正茂、才情葳盛的二十三年的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就是那二十三年，共和国贻误了多少辉煌的成果啊!
如今，昔日的阶下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蒙难擘才景克宁正昂首阔步在康庄大道继续奋进。他决定用自己这半支蜡烛照亮人们前进之路。直至燃尽!
(责编：金锋)
1966年，这个令文明世界惊骇的纪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旷古未闻的悲剧之页。“文革”的霹雳，像宙斯的雷霆在中国人民头上炸裂。景克宁——本文的主人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他。面对乾坤颠倒的一切，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注视着脚下的路。这是一条被扭曲的历史之路。他突然豁然开朗，“反右”以后郁结在他心头的多年困惑，终于找到答案：党被极左思想所牵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从而为林彪、江青为首的涂着各种“革命”画皮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党正在受着惩罚，党内有异己力量，党也在受难中，党也在战斗中。他多年的迷惘一扫而光，精神大振，重新获得了力量，因此，他就直面死亡，自觉地投入了这一场斗争。
景克宁当时以负罪之身，与他的妻子儿女存身古城西安。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欺骗蛊惑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不少青年，特别是一些大学生，从早期那种惊涛骇浪般的狂热中，逐渐产生了怀疑、思考，也逐渐走向清醒。在景克宁的周围，很快便出现了全国各地串联的大学生。他们带着各种问题，探索着真理。他们既充满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激情，又表现出那个时代少有的严肃。他们因一度被狂潮冲击得晕头转向而感到羞耻．他们也因盲目追随而感到痛苦；他们在争论中开始理性思考。他们对林彪导演的拜物教式的造神运动，对江青不加掩饰的女皇姿态，投以蔑视的目光。景克宁认为这是“文革”中最早觉悟的一代。他们有的是热情，个个都像喷出岩浆的火山；他们有的是勇气，个个都准备献身牺牲。他们需要理论，需要科学。需要逻辑思维。他们不了解“文革”这个潘多拉盒子是怎样被打开，放出了仇恨与罪恶的怪兽。他们抱着为国除怪灭妖的愿望走进了“文革”迷宫，在苦思冥想出路时却找不到“阿莉阿德尼线团”。应该给他们钥匙。给他们照妖镜。
景克宁启发他们不要停留在感性的善恶判断上。正义的愤怒虽然可贵，却可能导向新的盲目，重要的是认识；认识了才能有真知的锋芒，才能产生一种敢于和群魔挑战的大勇精神。
景克宁启发这些青年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提出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问题：“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在我们这里必须问：为什么亿万中国人民，几千万中国青年，竟然会被林彪、江青这些衣冠楚楚的骗子随心所欲地愚弄和控制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形成了以后被定为“景克宁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纲领”的《中国社会现状与变革提纲》。
当景克宁引导青年正确思考和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时候。他充分估计到死神会随时扑向他。实际上，死亡之门已经打开。但是，为了真理，为了青年不再受益惑，他是在所不惜的。同时，为了他的家人不再担惊受怕，他隐瞒了妻子和儿女。
来到1970年初，林彪声称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且命令把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全部清除出城市。遣返农村改造。他这个清除对象只好携妻挈子于1970年春由古城西安返回山西运城安邑老家。
回到老家不到半年，他突然接到西安来的一封急信。通知他：与他有关系的青年中有七个已被捕。有三人自杀，一人身亡，一人致残，一人幸活，恳嘱他迅急避祸。他的妻子李小梅竟在惊骇中脱口说出：“我早知会有今日!”他才恍然大悟，妻子是早就知情的。
此时此刻，他面临着两种抉择：逃亡或是待捕。这是生死存亡的抉择，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妻子和儿女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决定。七月炎夏，他手拿《史记》，身披衬衫，坐在他经常劳动的地方不远处的火车道铁轨上陷入沉思。这已是他的一个习惯。他经常坐在铁轨上休息，那轰鸣而来呼啸而去的火车常让他感受到一种力度——是一种强大的撞击力和穿透力!他神往这种力。他坐在那里，田野静悄悄的，他在思考着面临的重大抉择，忘却了一切。突然，他似乎在睡梦中听到了尖厉的汽笛嘶鸣，当他猛然抬头看时，只见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他迎面冲来，他倾身前扑，一股气浪把他掀翻，列车驶过，他才发现披在身上的衬衫，被卷入铁轨碾成齑粉。这时四周惊呼的人群向他奔来。他却凝视着远去的列车，看着脚下延伸的铁轨，陡然想起了历史发展的铁的法则，他决定了——坐以待捕。
他对妻子说出了自己坐以待捕的决定，并说：“你知道我无处可逃，也不能逃，我要保护青年，这是你能理解的。”妻子在静静地听着。他又补充说：“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多行不义必自毙!林彪、江青绝对长不了，只要我不判死刑，我们一定能团聚!”他看着妻子痛泪盈眶，继续说：“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能活着出来团聚；一定要相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你一定要记住我常对你说的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念——‘永不绝望’!”听到这里，她已经泪如泉涌了。
在稍许平息下来时，他又对妻子说：“现在我要求你一件事。在我被捕的那一天，你千万别哭。只要你不哭，我就能挺住。为什么在那些人面前哭呢?”妻子抬起头来，用她那如水的明眸望着他，低声说：“决不，我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哭!”而这时他却泣不成声了。他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他特别叮嘱次子：“你现在就是全家的顶梁柱。不要像你大哥，要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照顾好妈妈和弟妹，一定要抬头做人，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能相信你吗?”孩子含着泪，握着拳头点着头，他心中一块沉重石头才落了地。
果然，预料中的逮捕来临，抄家、斥问、大折腾。他看到妻子只是搂住惊吓的小女儿，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最后，当他被捆绑、铐住押解离家的时候，她竟有力量将他送到巷口，而且居然没有哭。“好一个刚烈女子!”他在心中为她喝彩。
就这样，他别妻离子，走上了赴西安的押解之途。
上了火车。押解者命令景克宁坐在车厢过道，让乘客围观他像围观一头困兽。一些无知儿童拥着、骂着、啐着，有的用果皮、纸屑抛向他。景克宁垂下了头，闭起了眼睛，他被一种巨大的羞辱感所压倒。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羞辱?我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以示抗议!”他环顾周围，寻找着能够撞死的地方。这时，他蓦然想起马克思《自白》中的一句话，当他的女儿问他什么是最可耻的时候，马克思回答：“屈服!”马克思的这句话敲击着他的头脑，唤醒了他的理性，一下子打开了他思想的闸门，他读过的书，记诵的古今中外先哲们的箴语、警句、格言，像喷泉一样奔涌而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于是想到孔子，认为一个有智能的人，不应该被任何困境所迷惑。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判断；一个有修养的人，不应为个人的忧患所苦，而应以天下之忧为忧；一个勇敢的强者，应该一无畏惧，敢于承受打击，迎接挑战。他想起了歌德的一段话：“人生本是一场战斗，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目标是否达到，而在于为了达到目标所作的奋斗之中。如果在挫 折中不能自拔，那将是更大的悲剧。”……他这时突然发现了这些话的警世意义，像惊雷。像闪电，像地火，在他身上轰鸣、闪光。他置身于巨人思想之海，全然忘记了眼前的一切，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空间，让他意念开朗，精神升华，把他引向思想的自我审判．他惊异于自己的自杀闪念，他痛感羞耻。
自杀——当死比活着更容易的时候，就是面对打击，不敢扼住命运的咽喉，逃避斗争。因此。自杀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弱者。
自杀——就是没有勇气承受痛苦，企图用最简单的办法逃避痛苦，而把无尽的痛苦留给亲人。因此，自杀的第二个名字就是自私。
自杀——就是没有正确理解生命的荣誉在于贡献。却准备放弃生命的价值而毁灭生命。因此，自杀的第三个名字就是无知。
特别是当他想到他对长子自杀的看法，想到他对妻儿的叮嘱，想到他对青年的教育，他觉得真是羞愧到无地自容，自然也想到了愚昧无知的人是何等可怜。于是他面对围观者抬起了头，睁开了眼。在心中宣告：“你们看吧，羞辱吧，我就是我!”
在受审中，他承担了全部“罪行”，承认同案青年是受他的“蛊惑”，他是这个大案的“幕后策划人”和“主谋者”，他决心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枪口，来保护那几个青年。因而他被判处死刑，预定在1971年9月处决。
炼狱
在炼狱的四年中。他仍不安分守己。
他看到那些刑事犯罪分子，都是些社会渣滓，他们美丑不分，文野不分，荣辱不分。他们把囚牢变成了犯罪传习所。乘监视松懈的时候，那些绺窃者、抢劫者、诈骗者、贪污者、强奸者，互相大谈犯罪经过，交流犯罪经验和手法。讲者得意洋洋，听者津津有味。景克宁感到痛心和愤怒，决心打断他们的传习。他开始给那些刑事犯讲故事了，企望用美的故事、美的人物、美的灵魂、美的生活中的真、善、美净化这些罪恶的大脑和肮脏的心灵。由于监房的囚犯经常流动换监房，故事像长了翅膀，慢慢飞遍了几十个大小牢房监室。最终，不知在哪个监房败露了，追查到他的身上。他坦然承认是他主讲的，他认为他立了大功，就是不给表彰也不能算是犯错误。谁知他竟被判定为“放毒”，处以“背铐”的重惩。背铐是极为痛苦的，同监犯人都极其同情他的受罚。大家不仅帮他大小便，还匀出饭来让他多吃：他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每到晚上，有一名同监犯运用他的“特技”，居然可以为他打开手铐，让他躺下，几个人为他揉搓手腕等处，白天再给他铐上。
他患牙症，三次请求给点消炎药，都受到严厉斥责。第四次请求时，得到的是“谁叫你反革命，痛死活该!”他实在忍无可忍，在监管者关了监视孔后说了句“太无人性!”被偷听的监视者听见，于是就破门而入，举掌狠击他红肿的面颊，一下子打落他几颗牙齿，满嘴鲜血喷涌。
监狱规定，有文化的人必须背诵“老三篇”。没文化的背语录。一天，在规定背诵的时间，监门打开了。监管者突然指着景克宁问：“听说你还是个教授?”答：“是的。”又问：“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书吗?”答：“当然读过。”继续问：“能背几篇?”答：“一篇也不会背。”厉声问：“为什么?”答：“我只学不背。”斥骂：“反动透顶!现在命令你背!”答：“命令背就背——是背‘老三篇’吗?”嘲谑：“你不是教授吗?你背《实践论》!”他问：“给我多少时间?”揶揄：“他们背‘老三篇’，三天。你背《实践论》，一周。”他一听忍不住笑了，这是他入狱后第一次笑。惊问“你笑什么?”他答：“可以再加一篇《矛盾论》。”惊怒：“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你要是背不出来，可有好果子吃!”答：“知道。”同牢囚犯都为他捏一把汗。有的对他说：“你这是自找苦吃。”他并不理会．在以后几天里只是聚精会神地默读着《实践论》和《矛盾论》。他要向暴虐证明：文化、知识、智能，是不应受到戏弄的。
一周过去了。背书的期限到了。这一天气氛非常紧张，好像是到了他的大限之日。监管者来了。身后带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真像是将要押赴刑场的阵势。监管者扬起手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下令：“背诵!”景克宁站起来背诵《实践论》，他的思路像江河流淌，滔滔不息，一口气背了三个多小时。监听者听得脸色发白。吃了午饭，下午又背诵了《矛盾论》。监听者没有达到惩罚的图谋，不觉目瞪口呆，只好愤愤而去。监管者们哪里知道景克宁早就教授过这些著作，并且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加上他超强的记忆力，背诵一通不算什么。
林彪折戟沉沙后。他从死神的屠刀下逃了条活命。白骨精江青还在台上，他还是反江青的，被改判为20年最高有期徒刑。由于他横下一条心，在劳动中拼命地干，感动了犯人和监管者。赢得了二年的减刑。
有一个捕前是工程师的犯人，多次企图自杀未遂。景克宁知道后，就寻机主动接近他，劝阻他。决心让这个心如死灰的人恢复生的愿望。他终于找到一个和工程师攀谈的机会。景问清他的年龄、学历、职业和刑期后，批评他说：“那么就是说你读了十六年书。现在请你看看我，想想我。我是大学教授，判了二十年徒刑，我还要顽强地活下去；请你再看看你，想想你!你今年才三十七岁，比我小得多，才判了十五年徒刑，你就万念俱灭。想以死来解脱，你心中的书，你上学十六年。学的知识。难道说真的都被狗吃掉了吗?你想自杀。你不觉得羞耻吗?”景说罢掉头而去，只听那个工程师在身后哭了起来。后来景克宁遇到工程师时，问他：“你怎么这样愚蠢呢，你为什么一再想到要自杀呢?”工程师说：“我当时想自杀。还不完全是我忍受不了这里的一切，主要是因为我的爱人向我提出离婚，我想不通!”景克宁说：“你应当体谅‘反革命家属’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现在的处境，能帮助她们摆脱‘反革命家属’这一逆境是应该的。我自己就曾经给家里写过封信，劝我的妻子与我离婚。可是她带着几个孩子来了，接见时她把信放在桌上，叫几个孩子跪下。求我把信收回，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只好默默将信收回撕掉。她甘愿承受‘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压力而决不离婚。”工程师说：“我的爱人不同，她是绝情绝义地坚决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景克宁说：“好啊，我向你祝贺，你和她离婚是件大好事。”工程师诧异地问：“怎么是好事。有什么可贺的?”景克宁慢条斯理地说道：“这充分说明，你们当初的结合。不过是一场误会。也是一个错误。你们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她爱的只是你的职称，而不是你这个人。因此，你们不可能有幸福。你们经不起一点生活的挫折和任何风风雨雨。今天解除了这场误会，纠正了这个错误。岂不是可喜可贺吗!像这种不能同甘苦共患难的女人有什么可留恋的，应该扔掉她。像扔掉破鞋一样!”工程师听了，不由得连连点头。从此以后，他从思想上解开了这个死结，精神轻松了。他获得平反后，重新组织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后来，工程师满怀激情地写信感谢景克宁的挽救。
景克宁当年身陷囹圄中，不但自己高举知识、理想、信念三把火炬，永不绝望，与命运抗争，而且还挽救了许多年轻的学生“政治犯”，使他们从企图轻生的绝望中清醒过来。四川苍溪的 何仁远就是一个被他挽救的死囚犯。
厄运
出身国学世家，饱读诗书的景克宁，解放前曾经在共产党人车向忱的教导下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奠定了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从而为自己确定了为人类解放献身的航标。他怀着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在从事新闻工作时以生花妙笔宣传真理，不知畏惧地抨击时弊。因而遭到反动当局拘捕、软禁。
解放后，景克宁满怀着燃烧的爱国激情，走进了全新的生活，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1950年，他在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了历史的洗礼。1951年，景克宁来到上海美专执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这位风度翩翩、满腹经纶的教授才29岁。景克宁在这个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红色讲坛上，大展他出众的才华，他的雄辩的口才，他的滔滔不绝的丰富生动的旁征博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诚挚信仰，很快赢得了师生的交口称赞。不久，同德医学院、诚孚纺专先后聘请景克宁担任兼职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景克宁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1952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他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他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等待组织考察的时候，厄运突然降到他的头上。1957年，一场猛烈的反右政治风暴刮起来了。党号召党外人士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认为这是党对自己的考验。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敢于面对现实说真话。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朕即党，对么?》一文。他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一些基层组织领导人的俨如小国之君，把自己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的家长作风提出批评，却从此种下了遭受苦难的祸根。
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后。他抱着满腔热情，无限诚恳地投书《解放日报》，为自己声辩。因此，更加重了他的“反党”罪行。景克宁被列为上海市首批重点批判的“大右派”之一。他被剥夺了执教的资格。学生为表示对景教授的同情，他们坚决拒绝来替景克宁上课的老师，以示抗议。然而，他们并没有保护了景克宁，反而因此受到株连。此后，这个班的团支书和班长以及另外四名同学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右派”景克宁被勒令打扫厕所。他总是把学校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厕所的清洁工，还应该是精神上的清洁工。他仍在深深地思考着如何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社会。他想，自己虽然不能教书，可还有手中的一支笔。他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宫刑而撰《史记》。古代的圣贤往往因遭受厄运，才发愤著作。他也要用自己的笔为真理而战。白天反省交待和清扫厕所，夜晚灯下疾书，搞起了创作。
景克宁喜爱戏剧，对沪剧的表演和唱腔等夙有研究。应一个编剧友人之邀，在半年的苦闷的长夜里，他写出了三个剧本——《钟声魔影》以上海破获的龚品梅反革命案件为素材，以化名“伊君”发表。此剧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破坏新中国的罪恶行径。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周璇的一生》描写了著名电影明星周璇解放前的遭遇，鞭挞了旧社会，歌颂了党和人民政府。《复活》一剧，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此剧呼唤着人的理性、人性的复归。这三个戏剧由上海群艺沪剧团上演。大获成功。场场爆满，轰动了十里洋场，人们都庆幸上海文艺界又升起了一颗新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进行了实况转播，《解放日报》等都发表了赞评文章。人们在惊叹之余不能不询问作者。当局终于探究出作者是“右派”景克宁，于是通令禁演。就这样因人废剧，佳作一夜之间变为“毒草”，还成了他“对抗改造、继续放毒”的罪证，因而对他加重处理，定为“极右”，开除公职，下放到上海郊区青浦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劳改中。景克宁以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对自己进行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冶炼。他劳动积极，热情助人。劳动之余，常给犯人讲故事、说笑话，他时刻不忘将真、善、美带到各个角落。注入每个人的心灵。他的这种纯美高尚思想、乐观精神和劳动态度不仅感染了劳改犯们，连管理干部都暗暗钦佩这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右派”。
1959年初，景克宁被公安局收审。罪名是劳改中继续放毒。并且有越境叛国嫌疑。两个月后查无实据，释放后继续劳改。妻子李小梅却因公安局两次抄家折腾，病情加重，并且发了疯，后被景克宁的祖父景梅九派人接到西安生活和治病。景梅九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也具有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当年末。民主革命家景梅九老人不幸病逝，景克宁万分悲痛地请求奔丧，未获批准。他只有泪流满面地遥望着西京悲泣。后来，他才知道，祖父是在呼唤着他的名字中离开人世的。
1960年夏天，景克宁的长子君文因家庭困窘而辍学去做工，从此君文离开了知识的海洋，被困在岐视、嘲讽的围墙里，时时在吞咽着苦水和热泪，他终于在绝望中自缢而死。李小梅跑到上海为景克宁请假，叫他回西安，只说家中有急事。途中，景克宁再三追问，她就是不说。到家后，见到君文的遗体，妻子哭倒在爱子身旁，景克宁望着环泣在自己身边的儿女，像一尊石雕，久久站在那里，他的心被撕裂着，忽而击桌长叹：“太无知了啊!”为了度过生活的难关，他将次子送给四川一个朋友抚养。
煎熬
有人说：“在一个有成就的人物身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景克宁身边也有一个非凡的女性——李小梅。这个南国女子不仅温柔贤慧。而且有南方人的坚强毅力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李小梅患有结核病，不断咯血。在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后，她领着五个子女苦熬着。1959年，当景克宁被公安局收审后，她在一次大咯血后发疯了。
景克宁爱书如命，有钱就买书，所以家无积蓄。当生活陷入绝境后，小梅被迫将她和孩子们的衣物、用具变卖了，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平，直到无物可卖时，她才被生活累倒。有一次，景克宁回到家。见妻子在抽泣，他的小女儿告诉他：“妈妈没钱买盐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极能控制感情的景克宁，这时也无法抑制悲痛的波涛，热泪夺眶而出。他看了看家中唯一保存完好的财产——被他视为生命的书，终于狠了狠心与爱妻商量：“我们卖书吧!”妻子震颤了一下，抬起头来，眼光透出惊恐，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深知，卖书，就是卖丈夫的良知、荣誉、血肉，甚至是卖他的生命。他抚着小梅的双肩安慰她说：“梅，别哭了，书卖了还可以再买回来。况且……我还有一册永远读不完的美好的书(指小梅)。”书终于卖完了。为了活下去，她争取到一个临时送早报的差事。每天在黎明前的黑色笼罩中，她穿梭于几百户人家，咯着血送报。她喘着气小跑着，爬三楼、攀五楼，必须在订户上班前送到。有时累得坐在楼梯上用深色毛巾捂着嘴咯着血。把血包藏起来，以免别人、特别是儿女们发现——可怎么能瞒得了景克宁昵!他劝阻她不能这样奔命。建议她看看还有什 么可卖的东西，其实他也知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是连书也卖光了吗!
李小梅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在景克宁的“活着就有希望”富有哲理的主张影响下，不屈不挠地挣扎在艰难的求生之路上：摆地摊被驱逐，卖冰棍体检不合格，打零工维持不了生活。最后竞瞒着儿女到一位退休将军家中当佣工。孩子们发现后，痛哭着将她从将军家拉回来。可是，当孩子争着退学去做工的时候，她却大怒，训斥道：“不读书，不上学，去给你们的爸爸说去!”为了活下去，她终于不得不卖苦力求生了。她当了一名“等外级”的泥瓦小工。一次，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她拼力往上吊一桶稠泥，泥桶的重量超过她的体力，突然把她从脚手架上拉下去，幸运的是她没有摔在砖瓦上，而是掉进一池泥浆中。死神才算没把她拉走。
在修一个大澡堂的几十米高烟囱时，一时晕眩。她竟坠入烟囱中。人们惊呼着，都以为这个可怜的女人肯定摔死了。人们扒呀扒呀，从厚厚的烟垢堆里将她扒了出来。她成了一个黑人，虽然惊吓得不省人事了，却没有受伤。她从死神的魔爪下再次挣脱。
她在替人洗烫衣服时，破旧的电熨斗漏电击中了她。她一声惨叫，被击倒了，食指被打掉一块肉。由于电线短，挣脱得快，才没被电击死，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接着奇迹发生了。从这以后她不再咯血，后来经医生诊断，发现她的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原来是多亏这次彻底的“电疗”，真可谓因祸得福。她时刻牢记着景克宁告诫她的话：“只要我没有死，我们就一定会团聚。”“活着就有希望，痛苦总要过去，美将保存下来。”她坚定了生活下去的信心，企盼着将来，用艰苦奋斗去迎接新的命运。
有人说：“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可是站在景克宁面前的这个女人——李小梅，五个幼小子女的母亲，一个瘦弱的咯血的妻子，在景克宁要去农场劳改时，痛哭着对景克宁说：“你放心去吧，保重自己，不要想家，我可以替人洗衣服、当保姆．可以做工养家……”
1964年农场宣布：结束右派在农场的劳动，有单位的返回-原单位，没有公职的自谋生活。
景克宁像普罗米修斯挣脱了高加索悬岩的铁索，回到了西安。当时他的妻子李小梅已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了一名“等外级”的小工，整天和泥、拌灰、搬砖、撑板，上下高高的脚手架。她拼力干活，劳累不堪，正等着他回去分担她的苦役，共撑这个破败之家。
但是，一个被开除公职的“右派”，是没有出路的。他首先和妻子相约，宁可苦死，也决不涉足歪门邪道。他终于争取到帮助一个运土拉坡的工作。千余斤的运土车，攀爬坡地，每天往返负重近百里。仅换取到五角钱的代价。他用汗水丈量着坡路，想着同样在苦役中的妻子，想着衣衫褴褛的子女，觉得总算没有白吃饭，稍感安慰。至于人的价值，人的思维创造。一个廉价拍卖劳动力的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在那个丧失了理性的年代，是不会有人顾惜的。他们就这样艰难地苦熬着，家庭的重担主要还是李小梅挑着。直到1970年被赶回山西运城老家务农。
复出
在真正的牛鬼蛇神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投入监狱后的第三年——1979年，景克宁终于被释放了；1980年改正了他二十三年前被错划的“右派”冤案。有关方面告诉他。全家重返上海是不可能的，顶好在原籍安排工作。因为子女不能回上海，他知道光老两口回上海就意味着和子女分别。他想到子女因为受自己株连，有的自杀，有的送人，有的发过疯。他们的少年时光都是在羞辱、践踏、打击下度过的，他们都被剥夺了读大学的权利，活着的这几个，更是受尽苦难，决不能抛下他们。于是，他和老伴就回到了祖籍山西运城。
回到故土，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退隐书斋，著书立说，警策来者，这是文化艺术界朋友的规劝。第二种选择：回归田园，远离政治，三缄其口，颐养天年，这是备受劫难、心有余悸的老伴的哭求。第三种选择：争取入党，重上讲台，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这是景克宁本人的内心呼唤。另外，上海文艺界中他的学生吴贻弓等恳切邀请他加入文艺队伍。大家坚信景老师一定会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作品，但为了教育和培养青年，他都婉言谢绝了。
景克宁苦苦地思考中外历史的动荡篇章，当然尤其关注对“文革”风暴的解析。他觉得，“文革”中失去理性的狂暴青年“红卫兵”是迷惘的一代。他们由无知而盲从。根源是由于没有历史科学知识而发展到没有理性，因而容易受到蛊惑。在沉思中，他作出了坚定的选择，阔步再上讲台——教书育人。
景克宁到运城高专(运城学院)给毕业班讲授中外文学课。他说：“讲坛是神圣的，讲课是我的盛大节日。”他正是以神圣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光荣感对待每一节课的。他面色红润。仪表潇洒，他手里没有片纸只字，只有人们看不见的贮存在他脑海里丰富的知识宝藏。讲起课来，他的声音抑扬顿挫。清晰有力；时而行云流水，一泻千里；时而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佳句妙喻。恣意吟诵。他用娴熟的课堂艺术，赢得了学生的激情赞扬与好评。被学生誉为“教书育人的良师”，被老师们称为“教师的楷模”。他组织教师写出专著后，请他署名，他坚决拒绝；河东大学和师专聘他当校长，他婉言谢绝。他在运城地区演讲一百多场，按规定给他教授讲课费。他分文不取。他看到当前有些人名利思想严重，看到有些青年对党对社会主义认识模糊，因而荣辱不分，文野不明，美丑不识，他们追求享乐，玩世不恭，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他深深感到十年内乱的这些遗毒，亟需清理和扫除。他下定决心：“我要当一个思想领域的清洁工。”他作为“心灵的耕耘者”，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辟第二课堂，向千千万万青年演讲，坚持向他们的心灵掘进。
在党中央发出“五讲四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后，景克宁兴奋异常，废寝忘食地用他掌握的渊博知识和科学思维去参与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他走出了山西，到了洛阳，奔向江西，回到上海，走向西安。进军东北，跋涉大西南……18年间，他走遍了全国29个省市、地区，演讲2700场，听众达300余万人。他走向农村，进过军营，到过厂矿、劳教所，更多的是到各大专院校演讲。他的听众有干部、军人、教师、学生、工人、农民，还有劳教人员。他先后讲了《论道德美》、《论人的美》、《论五讲四美》、《真理的雷、电、火》、《知识就是力量》、《青年·知识·理想》、《振兴中华·发愤读书》、《生活采思录》、《论语言美》、《人生、观念、创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世界·中国·青年》、《纪律的乐章》、《走向时代前沿。迎接世界挑战》、《我心中的四支火炬》、《教育·人·艺术》、《旗帜与“三观”》、《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等等。
景克宁从来不写演讲稿。对待任何一场演讲，他从不马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打好腹稿，然后才讲。他从来不坐下讲，总是精神饱满地挺立在麦克风前，神态自若地侃侃而谈。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年过古稀的他，气宇轩昂，仪表端庄。以和谐的手势，容智的目光，充沛的感情，动人的比喻将学者的风度．诗 人的气质，教育家的美德与艺术家的表演化作一身，融意美、音美、形美于一体；他的演讲主题集中，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味；他习惯于用形象的语言阐释深刻的道理。他有时像与老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有时口似悬河，有时像朗诵诗歌，有时像话剧对白，有时又像播音员在读解说词那样充满激情而深沉。他善于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道德、文学、美学熔于一炉，内容博大精深，信息量大，知识性强，富有哲理。语言简练优美，有声语言与态势语言水乳交融。其演讲风格，追求深远多维境界，既凝重深远，又清朗明快，讲如行云流水，听如金声玉振，思如剥茧抽丝，令人动容。听众无不为他的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思维、超强的记忆所深深折服。
他每次演讲都是座无虚席。有些青年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甚至扛着自行车从五十里路外的乡村跋涉而来，站在礼堂外的雨地听讲。景克宁被感动了，建议把有线广播接到小礼堂，接到会议室，让站在雨地的青年们坐在室内听讲。众多的听讲者被深深感动了，有的灵魂得到净化，走上了正路；有的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决心有所作为；有的树立了远大理想，决心攀登科学高峰。一些大学生听了演讲，迟迟不离开会场。“景教授，您含笑谈真理，挥泪吐真情，从您身上我们得到了美的启迪，获得了热爱生活、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有一名学生深情地对他说。有的公安干警面有忏悔神色说：“景老师，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懂得了一个公安战士应当怎样对待犯人。他们犯的是国法，不是谁的私法，不是可以侮辱他们人格的法!”有些后进青年的家长给他写感谢信，说他们的孩子听演讲后变化很大，进步很快。人们赞誉景老为“播火者”、“美的信使”、“当代演讲艺术家”、“语言大师”……他的演讲的确如河南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张放涛所评论的那样：“他的演讲像一泓清水，能映出事物的曲直：他的演讲像皎洁的月光，能引起人们的深思；他的演讲像浓郁的美酒，能使人回味无穷；他的演讲像优美的散文诗、销魂的抒情曲，使人真正得到艺术享受。”他在山西师范大学演讲三个小时的过程中。竟然被六十多次掌声打断。
耄耋之年的景克宁，被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河南大学、山东矿业学院、沈阳化工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辽宁大学、徐州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大学等全国48所大专院校聘为客座教授。被大家信任是幸福的。他更乐得用自己渊博的知识，深邃的理性思维，真、善、美的品格去感染、净化青年的心灵，这正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1984年，他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更加精神焕发，笔耕不辍。许多作者倾慕他的才华和威望，在出书时请他写序言。他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用他那生花妙笔满足作者的要求，仅现在能见到的他写的书序就有110多篇。近年来，他自己已经出版了《美在召唤》、《青年启示录》、《生命的雷、电、火》、《人生的论证》、《景梅九评传》、《真、善、美》、《东方智慧巨人——老子探奥》、《书韵》、《演讲、语艺、鉴赏》、《历史的阵痛：人在神魔间》等十多部著作，都被认为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读物。他的《塑造美的人生》和《迎接世界挑战》录像和录音带分别由北京中央电教馆、北京音像公司、《演讲与口才》杂志社录制发行全国，受到普遍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和《演讲与口才》、《人物》等数十家报刊都发表过文章，赞扬他的演讲事迹和演讲艺术，称他为《真善美的使者》、《播火者》。他曾获得山西省优秀党员、优秀教师、劳动模范、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关心下一代先进标兵等称号。1989年1月，被中宣部、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思想教育工作者荣誉；1990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00年10月，他荣获全省十大藏书家称号。2001年，《祖国》杂志创刊，他任编委会主任。2002年，他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副主任，并为50卷《日史》撰写万言大序《共和国50年的壮丽日出》。
1996年是他和李小梅的金婚之年。是年，全国妇联、中宣部发起，在全国选拔了十对金婚佳侣，他们是全票通过的一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妇联主席的陈慕华见到景克宁的第一句话就说：“景教授，我投了你一票。”这对历经磨难、患难与共、忠贞不渝的夫妻幸福地度过了他们的金婚佳节。
2003年11月12日是景克宁的八十华诞，运城学院与运城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各界同仁和学人齐聚一堂。为老人举行了盛大、隆重、热烈的庆寿座谈会，规模宏大的《景克宁教授科研成果展》也于会后开展。会上的颂歌、颂联、颂诗、颂信……会后由运城作家杨方刚整理成《走近景克宁——景克宁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出版。
令人无限惋惜的是景克宁失去了那风华正茂、才情葳盛的二十三年的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就是那二十三年，共和国贻误了多少辉煌的成果啊!
如今，昔日的阶下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蒙难擘才景克宁正昂首阔步在康庄大道继续奋进。他决定用自己这半支蜡烛照亮人们前进之路。直至燃尽!
(责编：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