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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1869年的英国《自然》杂志是国际领先的科学周刊，被认为是顶级的科研杂志之一。而第一个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中国人，是被誉为晚清“第一巧匠”的徐寿。早在1881年，徐寿就有论文见诸《自然》杂志。
今年是徐寿诞生200周年。出身“草根”的徐寿，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如第一台蒸汽机的制造者、第一艘机动轮船的制造者、第一艘军舰制造者等。他以“工匠”之身一举成为近代科学先驱，因此同治皇帝曾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称号。
1874年的一天，时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兼江南制造翻译馆翻译委员的徐寿，看到儿子徐建寅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的《声学》一书，就随手翻阅起来。
徐寿自小喜欢音乐（古称律吕），一有余暇，不是吹奏，就是把弄乐器。《声学》这部书介绍了发声、传声和成音的原理，谈到了弦音、管音、钟磬之音，还讲到了摩擦震荡生音。读到第214页管音部分时，一条定律引起了徐寿的注意：“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震动数，在一定时间内，皆与管的长度成反比……在一定时间内，任何八度音阶必是吹奏震动数的两倍，因此开口管必须准确地截去一半，才能发出高八度音。”
徐寿有个习惯，对于书上讲述的定律，总喜欢亲自验证。于是，他动手做了一支9英寸开口的铜管，吹出了某一个音调，后截去铜管的一半，再吹时却并不能吹出高八度的音。只有再将这余下的4.5英寸铜管截去半英寸，才能准确地吹出高八度的音。这也就是说，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震动数，并不与管的长度成反比，而是9比4的比例。为了确证，他又用不同长度、不同直径的乐管做试验，结果都一样。
徐寿对这一发现高兴极了，又找來《乐律全书》等书籍，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最后还写出一篇声学论文《考证律吕说》，发表于1880年第7期的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上。文中，先引用《书》《孟子》《礼》有关律吕的论述，接着笔锋一转提出这样的问题：“律管之制，以损益相生之数定之，与五声之高下相较，逐级依级数而渐浊，故至半黄钟而不与正黄钟相应。”这个问题存在已经很久了，可“自古至今常有论及者，然究不能发明之所以然”。最后，徐寿明确提出自己的发现和观点。
文章发表后，徐寿又找傅兰雅商量，希望他将自己的论文翻译后寄给《声学》的作者——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傅兰雅对徐寿追根究源的科学态度深为赞赏，故欣然同意。不过，傅兰雅除了将这一实验和提出的问题写信寄给丁铎尔之外，还将徐寿的论文抄件寄给了《自然》杂志编辑部。
《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改题为《声学在中国》将此文发表，并加编者按：“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一项古老的定律，已经非常出奇地在中国发生了。”还有人进一步感叹，“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的论证，竟是来自那么遥远的（中国），而且是用那么简单的实验手段获得的，这是很有意思的。”
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傅兰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成就了徐寿在国际上的地位。他的论文“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思考。
（摘自《解放日报》 朱亚夫/文）
今年是徐寿诞生200周年。出身“草根”的徐寿，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在中国的科技领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如第一台蒸汽机的制造者、第一艘机动轮船的制造者、第一艘军舰制造者等。他以“工匠”之身一举成为近代科学先驱，因此同治皇帝曾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称号。
1874年的一天，时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兼江南制造翻译馆翻译委员的徐寿，看到儿子徐建寅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的《声学》一书，就随手翻阅起来。
徐寿自小喜欢音乐（古称律吕），一有余暇，不是吹奏，就是把弄乐器。《声学》这部书介绍了发声、传声和成音的原理，谈到了弦音、管音、钟磬之音，还讲到了摩擦震荡生音。读到第214页管音部分时，一条定律引起了徐寿的注意：“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震动数，在一定时间内，皆与管的长度成反比……在一定时间内，任何八度音阶必是吹奏震动数的两倍，因此开口管必须准确地截去一半，才能发出高八度音。”
徐寿有个习惯，对于书上讲述的定律，总喜欢亲自验证。于是，他动手做了一支9英寸开口的铜管，吹出了某一个音调，后截去铜管的一半，再吹时却并不能吹出高八度的音。只有再将这余下的4.5英寸铜管截去半英寸，才能准确地吹出高八度的音。这也就是说，有底管、无底管发出声音的震动数，并不与管的长度成反比，而是9比4的比例。为了确证，他又用不同长度、不同直径的乐管做试验，结果都一样。
徐寿对这一发现高兴极了，又找來《乐律全书》等书籍，来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最后还写出一篇声学论文《考证律吕说》，发表于1880年第7期的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上。文中，先引用《书》《孟子》《礼》有关律吕的论述，接着笔锋一转提出这样的问题：“律管之制，以损益相生之数定之，与五声之高下相较，逐级依级数而渐浊，故至半黄钟而不与正黄钟相应。”这个问题存在已经很久了，可“自古至今常有论及者，然究不能发明之所以然”。最后，徐寿明确提出自己的发现和观点。
文章发表后，徐寿又找傅兰雅商量，希望他将自己的论文翻译后寄给《声学》的作者——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傅兰雅对徐寿追根究源的科学态度深为赞赏，故欣然同意。不过，傅兰雅除了将这一实验和提出的问题写信寄给丁铎尔之外，还将徐寿的论文抄件寄给了《自然》杂志编辑部。
《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0日改题为《声学在中国》将此文发表，并加编者按：“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一项古老的定律，已经非常出奇地在中国发生了。”还有人进一步感叹，“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的论证，竟是来自那么遥远的（中国），而且是用那么简单的实验手段获得的，这是很有意思的。”
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傅兰雅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成就了徐寿在国际上的地位。他的论文“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思考。
（摘自《解放日报》 朱亚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