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幼儿园课程变革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以及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在国际、国内对儿童发展和权利给予优先关注的潮流中，在对教育价值的重新认定以及对当时幼儿园课程存在着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问题的反思中发生的。当时，国外的各种儿童发展理论和教育理论。诸如杜威、布朗芬布伦纳、布鲁纳，特别是皮亚杰等人的理论和思想广泛传播；我国近、现代教育家们的思想，特别是陈鹤琴的教育思想再次受到重视。这些都为幼儿园课程变革提供了理论背景。
上世纪80年代的幼儿园课程变革是从民间自发进行的试验开始的，这些试验从单科扩展到整体，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对幼儿园课程变革起了推动作用。这些试验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那就是幼儿园学科课程过分强调系统的单科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忽视各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儿童自身的活动和直接经验。 1989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颁布了，这一法规在试行七年经过修订后正式颁发。它体现了这场课程变革的初衷。 这场课程变革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动用的资源之多，是以往历次幼儿园课程变革所不能比拟的。
虽然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起始于民间自发的试验。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行政部门相继颁布的指导性文件以及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要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国家的各项改革仍在进行的过程中。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评价，包括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评价。自然会比较正面和积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以及幼儿教育实践中各种问题的产生，人们开始从不同视角评价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
我们应该看到，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价值取向、目标以及具体措施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等改革大政方针的调整。幼儿园课程变革也必然要调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各种政治结构变动的结果。”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幼儿园课程的变革同样如此。我们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思考应与时俱进，因为不同的时期一定会产生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现实问题的诊断是任何改革的出发点。”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的三次幼儿园课程变革，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次幼儿园课程变革。都是从人们不断发现与批判当时幼儿园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开始的。同样。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质疑和反思，也是由幼儿园课程变革所产生的新问题而来的。
过去的二十多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内的指导思想和政策都在进行着有效的调整和改变。同样，为解决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幼儿园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发动的课程变革，以及为此配置的政策法规、理论解释和实施手段。也许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但是，在二十余年中我们如若一成不变地坚持所谓“正确”的理念，而不顾及宏观生态环境的变迁，那么这些所谓的“正确”理念就会给幼儿园课程变革带来问题，甚至会误导幼儿园课程变革。
随着幼儿园课程变革向纵深发展，人们开始对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幼儿园课程变革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概念。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兼顾。一直被作为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因而历来是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确立，幼儿教育的公平问题逐渐凸显。在幼儿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是优先考虑教育质量还是优先考虑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幼儿教育质量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评估幼儿教育质量?需要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如何才能获得期待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保证质量?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技术性和可控性等方面。
而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包括幼儿教育的教育领域内。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在倡导教育公平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优先思考为每个幼儿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的问题，还必须思考如何根据教育背景，为有差异的幼儿群体提供合适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要求幼儿教育机构完全按照所谓合乎理想的幼儿教育理念和合乎标准的幼儿园课程行事，并以此作为评估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尺度。
二、价值无涉与价值有涉
在进行幼儿园课程变革时，我们不应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这是因为任何变革都是与变革者的价值取向一致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变革。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主旨是，从强调教育结果转化为强调教育过程，从强调教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强调儿童的发展和一般能力的获得；在幼儿园课程的管理上，人们从注重幼儿园课程的标准化和统一性转化为注重课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等方面。“以儿童发展为本”成了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近些年来，在国际上，那些以儿童发展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幼儿园课程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美国著名幼儿教育家斯波代克认为，“课程应该超越儿童发展，因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才是儿童应该知道的和教师应该教的。”主张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幼儿教育的学者们则指出，这些课程过多地依赖心理学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而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它们会“鼓励”人们去发展一种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的、价值无涉的幼儿教育实践。
幼儿园课程变革固然需要一定的理想化色彩，舍此，变革者便会缺乏动机和热情。但是在实施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变革实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变革者不应始终坚持以“理想化”状态(特别是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化”状态)为标准，强行规范和改造“不理想”状态的幼儿园课程。因为这种“理想化”状态往往以专家们的偏好为依据。而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这种规范和改造行为会导致诸多不公平。
在宏观层面上推进和实施幼儿园课程变革时。我们应着眼于大的社会生态环境，着眼于通过政策来挖掘和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扶持 弱势群体。鼓励多元化地去发展适合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一味地去倡导和推行一种所谓“先进的”“普适性的”“以儿童发展为本”的理念和实践。
其实，“个性”“创造”“主动”“自主”“探索”等被幼儿园课程变革者一直追求的所谓“先进”理念，也不是一些中性的、价值无涉的、完全客观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们有不同的涵义。人们对它们的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脱离了文化背景，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只是“乌托邦”。
三、宏大理论与地域性知识
长期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持续地接受着现代欧美话语系统的影响，这些话语一直被视作普遍真理。而今，在国际范围内，由这样的话语构建而成的宏大理论已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然而。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幼儿园课程变革中。各方通过种种努力，似乎时时都在向幼儿园实践工作者灌输所谓“正确儿童观”“正确教育观”和“正确课程观”等宏大理论，并试图通过幼儿园课程将这些宏大理论转化成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
很显然，在将这类宏大理论引入幼儿教育领域时。人们并没有关注不同文化、种族和语言背景的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这些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幼儿园课程时产生的问题。将这些主要以西方白人中产阶层儿童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理论视为人类发展和教育的普遍真理，一定会产生与教育实践不相适合的问题。
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在思考幼儿教育的问题时，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只有所谓“公认”或“倡导”的宏大理论，还有在背景中的幼儿教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同样可以用这句话来处理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四、学术研究与实践研究
学术研究关注的是理论，理论只是一种假设，许多理论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而且始终是在被修正的过程中。学术研究者会有自己相信和偏好的理论。这决定了他们看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视角。学术研究在意的是能否揭示问题的本质，而不在意观点是否偏激；学术研究强调百花齐放和争鸣，反对专横和霸道。由此，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不应将某些专家认同或喜好的理论就当作先进的、正确的理论，并“放之四海而皆准”地加以运用。
例如。学者们偏好建构主义、多元智能、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本是合乎情理的。学者们介绍和解释这些理论也是他们的本分，这些理论也能对幼儿园课程编制、实施和变革起到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但是。如果认定这些东西是先进的，必须在实践中遵循和实施，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事实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落差。幼儿园课程变革针对的主要是教育实践层面上的事情，着眼于解决问题(固然也存在理念层面上的更新)，但不着眼于验证理论是否正确。
人类发展生态学创始人布朗芬布伦纳在晚年认识到，在人的发展生态圈中公共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一方面，人们要对存在的和潜在的对人的发展过程起间接影响作用的公共政策给予较大的关注；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知道并理解他们运用的政策和方法会如何影响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环境，因为这些环境是对人类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背景。
首先，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制定政策的依据是执政者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政策制定者利用拥有的立法权和行政资源。制定、颁布和施行教育法规、政策和规章。合法地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贯彻执行。幼儿教育政策控制着幼儿园教育的运行方向以及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对幼儿园课程的设计、编制、实施以及评价起着导向作用。在政令通畅或者集权的社会中，政治对幼儿园课程的设计、编制和实施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产生比任何其他社会因素更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法规、政策和规章与政治、经济、文化、时代等的适合性显得特别重要。
其次，法规、政策和规章本身并非真理，与学科也并无必然联系，它们旨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它们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调整甚至改变，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也当如此。如若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被视为真理，被当作无需调整或改变的“正确理念”。那么这些法规、政策和规章的作用有可能从积极方面走向消极方面。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我们对已经历时二十余年的幼儿园课程变革重新加以思考。特别是在政策的层面上重新加以思考，为的是保持幼儿园课程变革带来的成果。为的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面对现实问题。使幼儿园课程，的发展更为健康。
上世纪80年代的幼儿园课程变革是从民间自发进行的试验开始的，这些试验从单科扩展到整体，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对幼儿园课程变革起了推动作用。这些试验所针对的问题是明确的，那就是幼儿园学科课程过分强调系统的单科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忽视各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儿童自身的活动和直接经验。 1989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颁布了，这一法规在试行七年经过修订后正式颁发。它体现了这场课程变革的初衷。 这场课程变革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动用的资源之多，是以往历次幼儿园课程变革所不能比拟的。
虽然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起始于民间自发的试验。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行政部门相继颁布的指导性文件以及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要求。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国家的各项改革仍在进行的过程中。人们对教育改革的评价，包括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评价。自然会比较正面和积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以及幼儿教育实践中各种问题的产生，人们开始从不同视角评价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
我们应该看到，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价值取向、目标以及具体措施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等改革大政方针的调整。幼儿园课程变革也必然要调整。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各种政治结构变动的结果。”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幼儿园课程的变革同样如此。我们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思考应与时俱进，因为不同的时期一定会产生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现实问题的诊断是任何改革的出发点。”我国幼儿教育史上的三次幼儿园课程变革，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次幼儿园课程变革。都是从人们不断发现与批判当时幼儿园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开始的。同样。对幼儿园课程变革的质疑和反思，也是由幼儿园课程变革所产生的新问题而来的。
过去的二十多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内的指导思想和政策都在进行着有效的调整和改变。同样，为解决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幼儿园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发动的课程变革，以及为此配置的政策法规、理论解释和实施手段。也许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但是，在二十余年中我们如若一成不变地坚持所谓“正确”的理念，而不顾及宏观生态环境的变迁，那么这些所谓的“正确”理念就会给幼儿园课程变革带来问题，甚至会误导幼儿园课程变革。
随着幼儿园课程变革向纵深发展，人们开始对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幼儿园课程变革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
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概念。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兼顾。一直被作为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因而历来是教育变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目标的确立，幼儿教育的公平问题逐渐凸显。在幼儿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是优先考虑教育质量还是优先考虑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幼儿教育质量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评估幼儿教育质量?需要什么样的质量标准?如何才能获得期待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保证质量?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技术性和可控性等方面。
而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包括幼儿教育的教育领域内。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在倡导教育公平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优先思考为每个幼儿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的问题，还必须思考如何根据教育背景，为有差异的幼儿群体提供合适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要求幼儿教育机构完全按照所谓合乎理想的幼儿教育理念和合乎标准的幼儿园课程行事，并以此作为评估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尺度。
二、价值无涉与价值有涉
在进行幼儿园课程变革时，我们不应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这是因为任何变革都是与变革者的价值取向一致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幼儿园课程变革。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主旨是，从强调教育结果转化为强调教育过程，从强调教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强调儿童的发展和一般能力的获得；在幼儿园课程的管理上，人们从注重幼儿园课程的标准化和统一性转化为注重课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等方面。“以儿童发展为本”成了这场幼儿园课程变革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近些年来，在国际上，那些以儿童发展理论为主要依据的幼儿园课程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美国著名幼儿教育家斯波代克认为，“课程应该超越儿童发展，因为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才是儿童应该知道的和教师应该教的。”主张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幼儿教育的学者们则指出，这些课程过多地依赖心理学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而对社会和文化缺乏敏感性，它们会“鼓励”人们去发展一种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的、价值无涉的幼儿教育实践。
幼儿园课程变革固然需要一定的理想化色彩，舍此，变革者便会缺乏动机和热情。但是在实施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变革实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变革者不应始终坚持以“理想化”状态(特别是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想化”状态)为标准，强行规范和改造“不理想”状态的幼儿园课程。因为这种“理想化”状态往往以专家们的偏好为依据。而不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这种规范和改造行为会导致诸多不公平。
在宏观层面上推进和实施幼儿园课程变革时。我们应着眼于大的社会生态环境，着眼于通过政策来挖掘和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扶持 弱势群体。鼓励多元化地去发展适合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一味地去倡导和推行一种所谓“先进的”“普适性的”“以儿童发展为本”的理念和实践。
其实，“个性”“创造”“主动”“自主”“探索”等被幼儿园课程变革者一直追求的所谓“先进”理念，也不是一些中性的、价值无涉的、完全客观的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们有不同的涵义。人们对它们的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脱离了文化背景，这些所谓的“先进理念”只是“乌托邦”。
三、宏大理论与地域性知识
长期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持续地接受着现代欧美话语系统的影响，这些话语一直被视作普遍真理。而今，在国际范围内，由这样的话语构建而成的宏大理论已遭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
然而。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国幼儿园课程变革中。各方通过种种努力，似乎时时都在向幼儿园实践工作者灌输所谓“正确儿童观”“正确教育观”和“正确课程观”等宏大理论，并试图通过幼儿园课程将这些宏大理论转化成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
很显然，在将这类宏大理论引入幼儿教育领域时。人们并没有关注不同文化、种族和语言背景的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这些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幼儿园课程时产生的问题。将这些主要以西方白人中产阶层儿童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理论视为人类发展和教育的普遍真理，一定会产生与教育实践不相适合的问题。
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在思考幼儿教育的问题时，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只有所谓“公认”或“倡导”的宏大理论，还有在背景中的幼儿教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同样可以用这句话来处理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四、学术研究与实践研究
学术研究关注的是理论，理论只是一种假设，许多理论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而且始终是在被修正的过程中。学术研究者会有自己相信和偏好的理论。这决定了他们看问题和解释问题的视角。学术研究在意的是能否揭示问题的本质，而不在意观点是否偏激；学术研究强调百花齐放和争鸣，反对专横和霸道。由此，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不应将某些专家认同或喜好的理论就当作先进的、正确的理论，并“放之四海而皆准”地加以运用。
例如。学者们偏好建构主义、多元智能、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理论本是合乎情理的。学者们介绍和解释这些理论也是他们的本分，这些理论也能对幼儿园课程编制、实施和变革起到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但是。如果认定这些东西是先进的，必须在实践中遵循和实施，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事实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存在着落差。幼儿园课程变革针对的主要是教育实践层面上的事情，着眼于解决问题(固然也存在理念层面上的更新)，但不着眼于验证理论是否正确。
人类发展生态学创始人布朗芬布伦纳在晚年认识到，在人的发展生态圈中公共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一方面，人们要对存在的和潜在的对人的发展过程起间接影响作用的公共政策给予较大的关注；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知道并理解他们运用的政策和方法会如何影响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环境，因为这些环境是对人类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背景。
首先，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制定政策的依据是执政者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政策制定者利用拥有的立法权和行政资源。制定、颁布和施行教育法规、政策和规章。合法地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贯彻执行。幼儿教育政策控制着幼儿园教育的运行方向以及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对幼儿园课程的设计、编制、实施以及评价起着导向作用。在政令通畅或者集权的社会中，政治对幼儿园课程的设计、编制和实施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产生比任何其他社会因素更直接的影响作用。因此，法规、政策和规章与政治、经济、文化、时代等的适合性显得特别重要。
其次，法规、政策和规章本身并非真理，与学科也并无必然联系，它们旨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它们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调整甚至改变，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也当如此。如若与幼儿园课程有关的法规、政策和规章被视为真理，被当作无需调整或改变的“正确理念”。那么这些法规、政策和规章的作用有可能从积极方面走向消极方面。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我们对已经历时二十余年的幼儿园课程变革重新加以思考。特别是在政策的层面上重新加以思考，为的是保持幼儿园课程变革带来的成果。为的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面对现实问题。使幼儿园课程，的发展更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