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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虽然目前的经济结构存在缺陷，但是，中国有足够的实力来防止经济灾难的发生。
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挑战，两者有着共通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挑战在于经济的再度平衡，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国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大规模投资以及贸易顺差——尽管后者在早几年已有所调整。作为重要的经济成分之一，消费已被人们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关注而被严重挤压。
这样的发展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大规模的投资必然造成大量浪费。我们可以轻易找到中国过度投资的例子，多数体现为一些在近期没有实际必要的基础设施建筑。这些项目以“最终会派上用场”这一点来获取合理性，但是这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死钱”，而这些钱本可获取更高的收益。其他的过度投资则或是盲目追求虚名，或者，根本就没有价值。相反，较低的投资水平将会有更高的效率，因为这样会促使人们优选融资项目，从而避免失误。
巨大贸易顺差的持续也面临着实际的限制。如今世界各国都希望增加出口，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已让其他各国产生了抵触情绪。事实上，在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贸易顺差的依赖已大幅下降。
对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决策层没有能力或是并不愿意走出过度投资的牢笼。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我的理由是：其一，中国当局有改变经济的能力。中国现在过度投资、贸易顺差与低消费水平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由政策驱动的。例如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支出水平与类型、国有银行的融资模式、税收政策以及当局掌控的能源价格等，更不用说他们手中的通货汇率。
其二，每一个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都意识到，中国的执政者是十分明智的，他们对中国面临问题的研究也十分深入。在中国，遍布着通向权力与财富的道路，而各路精英正是经历过各种激烈的竞争之后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执政者也意识到，其长期生存所依赖的正是对精英阶层进行正确的引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展示了这个体系处理极度困难与复杂挑战的能力，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持续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社会发展的结果将难以想象。但在目前情况下，我深信他们会找到应对目前挑战的办法。
人们对中国的担忧也源自其金融体制中的一系列缺陷。2009年，中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这一举措使得银行大幅增加了贷款规模，如今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贷款损失。现在虽然没有任何大型不良贷款的报告，但是我认为这类损失是必然存在的。其中很多不良贷款用于地方政府建立的融资工具，这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通常是因为中央政府政策施压，限制了地方的收入但增加了其支出。
在正规领域之外，中国有一个巨大且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金融体系。由于正规领域的金融体系更偏重支持国有企业或与政治有关联的个体。活跃的民营部门虽然给中国提供了大部分产出并促进了就业增长，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影子银行。但是，这类银行杠杆率较高，运行不透明而且监管不力，存在很大的风险。
然而，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局势并不悲观，因为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接近中国年度产出的四分之一，是美国同等水平的三倍。他们曾经组织过对银行的紧急救助，因此必要时也能解救正规或非正规金融部门于水火。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十分明确再平衡经济以及修复金融体系缺陷的必要，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计划。未来的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在实施过程中也许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来应对这些问题。我对中国会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有信心。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出现多数人所预言那般的“硬着陆”。
（译/王琛）
道格拉斯·艾略特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曾在摩根大通等投行工作二十余年，并在联邦金融机构中心担任主席及首席研究员。著有《穿细条纹西装的山姆大叔：美国联邦信用制度评估》一书）
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巨大挑战，两者有着共通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挑战在于经济的再度平衡，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国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大规模投资以及贸易顺差——尽管后者在早几年已有所调整。作为重要的经济成分之一，消费已被人们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关注而被严重挤压。
这样的发展模式没有可持续性。大规模的投资必然造成大量浪费。我们可以轻易找到中国过度投资的例子，多数体现为一些在近期没有实际必要的基础设施建筑。这些项目以“最终会派上用场”这一点来获取合理性，但是这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死钱”，而这些钱本可获取更高的收益。其他的过度投资则或是盲目追求虚名，或者，根本就没有价值。相反，较低的投资水平将会有更高的效率，因为这样会促使人们优选融资项目，从而避免失误。
巨大贸易顺差的持续也面临着实际的限制。如今世界各国都希望增加出口，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已让其他各国产生了抵触情绪。事实上，在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贸易顺差的依赖已大幅下降。
对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士认为，决策层没有能力或是并不愿意走出过度投资的牢笼。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我的理由是：其一，中国当局有改变经济的能力。中国现在过度投资、贸易顺差与低消费水平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由政策驱动的。例如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支出水平与类型、国有银行的融资模式、税收政策以及当局掌控的能源价格等，更不用说他们手中的通货汇率。
其二，每一个仔细研究过中国的人都意识到，中国的执政者是十分明智的，他们对中国面临问题的研究也十分深入。在中国，遍布着通向权力与财富的道路，而各路精英正是经历过各种激烈的竞争之后而最终获得成功的。执政者也意识到，其长期生存所依赖的正是对精英阶层进行正确的引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展示了这个体系处理极度困难与复杂挑战的能力，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持续应对各种变化的能力。如果做出了错误的决策，社会发展的结果将难以想象。但在目前情况下，我深信他们会找到应对目前挑战的办法。
人们对中国的担忧也源自其金融体制中的一系列缺陷。2009年，中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这一举措使得银行大幅增加了贷款规模，如今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贷款损失。现在虽然没有任何大型不良贷款的报告，但是我认为这类损失是必然存在的。其中很多不良贷款用于地方政府建立的融资工具，这并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通常是因为中央政府政策施压，限制了地方的收入但增加了其支出。
在正规领域之外，中国有一个巨大且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金融体系。由于正规领域的金融体系更偏重支持国有企业或与政治有关联的个体。活跃的民营部门虽然给中国提供了大部分产出并促进了就业增长，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影子银行。但是，这类银行杠杆率较高，运行不透明而且监管不力，存在很大的风险。
然而，总体来说，我对中国经济局势并不悲观，因为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接近中国年度产出的四分之一，是美国同等水平的三倍。他们曾经组织过对银行的紧急救助，因此必要时也能解救正规或非正规金融部门于水火。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十分明确再平衡经济以及修复金融体系缺陷的必要，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计划。未来的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在实施过程中也许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来应对这些问题。我对中国会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有信心。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出现多数人所预言那般的“硬着陆”。
（译/王琛）
道格拉斯·艾略特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曾在摩根大通等投行工作二十余年，并在联邦金融机构中心担任主席及首席研究员。著有《穿细条纹西装的山姆大叔：美国联邦信用制度评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