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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美国模式的“学生自治”经陶行知、胡适、郭秉文等留美学者导入中国，对“学生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进步作用和负面影响皆已引起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加之军阀混战连年，经济衰退，造成青年学生的苦闷与迷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与就业。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和中等教育理论家舒新城基于此，对“学生自治”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对青年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求学、就业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划与指导，为当今的大学生生涯规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杨贤江 舒新城 “学生自治” 生涯规划与指导
［作者简介］陈家顺（1965- ），男，河南郸城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法政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及大学生就业指导研究。（河南 郑州 450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BAA050010）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17-0027-03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青年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青年开始对礼教的束缚、专制政治的影响、命运的支配等产生质疑，可以说中国青年走向了“启蒙时代”；但随着年龄的渐长，自我意识的发达，纷繁多变的社会又会导致青年心理烦躁不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一般青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各种矛盾心理，既有消极的苦闷无聊，又有积极的快乐奋斗；既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门读书，又有放荡社会的游戏人生；既有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又有团体自治的理性等种种矛盾交织的人生画面。经陶行知、胡适、郭秉文等留美学者导入的美国模式的“学生自治”，对“学生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进步作用和负面影响皆已引起教育学界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作出了理性思考，并对青年学生人生价值观、求学、就业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的指导，为中国近代青年生涯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学生自治”的动因及后果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变革。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时期关于学校教育和学生管理开始渗入自动与民主的元素。五四以后，一批留美学者大量归国，对中国教育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生管理上倾向于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指导，强调学生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形成了影响较大的自动主义教育思潮。美国学校往往模拟社会，将学校视作一个小型的共和国，从学生中选出各种职员，让学生自己来治理，参与各种公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熟悉社会，以此来训练学生承担公民的职责，培养学生勤勉节俭、自制、独立的良好习惯。
陶行知可谓我国系统研究学生自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先行者之一。早在1919年10月，他就在《新教育》上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较系统地谈到了学生自治的定义、原则、范围、学生自治与学校的关系、施行学生自治应该注意的要点等问题。他认为：“学生自治应以学生应该负责的事体为限；事体之愈要观察周到的，愈宜学生共同负责，愈宜学生共同自治；事体参与的人愈宜普及的，愈宜学生共同负责，愈宜学生共同自治。”①因此，学生自治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②换言之，学生自治观是一种服务，是一种共同负责，是一种协作。随后，他积极地将这一理论付诸应用。与此同时，郭秉文、郑晓沧、陈鹤琴、廖世承、林砺儒等在《新教育》上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学生自治的文章或演说，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学生管理制度上的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学生自治会在全国风起云涌，不仅提高了学生自治、自立的能力，还培养了学生公正无私的责任心和服务团体的精神，使得校园生活更加活跃。
然而，学生自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运作中，除了个别学校还比较理想外，似乎总是不断跟学潮、制造学校秩序混乱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的确表现出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滋长了部分青年学生的骄矜之习，他们的某些行为和活动干预了学校的正常工作，他们视一切纪律为束缚而反对之。周予同将五四前后学生的变化概括为“五四以前是教师压制，五四以后是学生放纵”， 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学校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④蒋梦麟所言也许只是个别例子，但从当时蔡元培、陶行知、姜琦等许多学者的文章中所揭示的现象来看，在“学生自治”问题上，正如杜威所言，学生只知有“自”不知有“治”的现象的确较为普遍；甚至“学生自治会成为学潮的发动机，使训育陷入困难的境地”。⑤胡适曾沉痛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见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年青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⑥如何克服学生自治中的浮躁之气和学潮中的过激行为，引导他们处理好校内学习与其他活动的关系，以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成为这一时期中学训育研究的中心问题。不少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杨贤江和舒新城即为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从而造就了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本土化的范例。⑦
二、迥异的“学生自治”观
时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的舒新城认为，在欧美学校中行之有效的学生自治，在中国施行则弊端丛生，这是和中国教育与社会传统文化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以他之见，学生自治的提倡者对自治本身无详细研究，中学教员又大多缺乏理论素养，不能紧跟时代潮流，无法指导学生自治，而中国传统教育素来不注意团体生活、缺乏组织训练，学生自治一旦脱离教师的指导，学生便“强者越位操纵，弱者不负责任”“大半系学生离学校行政而独立”的“极端的放任主义”，最终则导致“根基未植而枝叶先茂的学生自治”。⑧他明确表示“既不赞成旧的管理体制，也不赞成议会式的学生自治办法，而主张教师辅导学生自治”。⑨以此为基础，舒新城提出自治的三条原则：“（1）教师与学生共同为团体活动之分子。（2）团体组织以学生为本位，教师只是利用机会引起其动机，自立于辅导地位。（3）团体活动完全由学生自主，教师只是在旁检察。”⑩提出这一方案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全面实施，他自称“颇有成效”。
舒新城将学生的自治局限于学生自身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圈于学校的大墙之内，排除了学生参加社会改造活动的可能性。客观地讲，舒新城的学生自治观的确抓住了学生自治中令人不满现象的症结。换言之，教师对学生自治的指导，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事事约束，而应从尊重学生个性、符合青年特点的角度去指导，使学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所以，他主张学生自治的校内训练，不提倡校外的学生运动。然而，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黑暗时代，也需要一批先进的青年走向社会，投身政治，杨贤江的学生自治观恰恰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
［关键词］杨贤江 舒新城 “学生自治” 生涯规划与指导
［作者简介］陈家顺（1965- ），男，河南郸城人，郑州轻工业学院法政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及大学生就业指导研究。（河南 郑州 450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批准号：BAA050010）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17-0027-03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青年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的青年开始对礼教的束缚、专制政治的影响、命运的支配等产生质疑，可以说中国青年走向了“启蒙时代”；但随着年龄的渐长，自我意识的发达，纷繁多变的社会又会导致青年心理烦躁不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一般青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各种矛盾心理，既有消极的苦闷无聊，又有积极的快乐奋斗；既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门读书，又有放荡社会的游戏人生；既有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又有团体自治的理性等种种矛盾交织的人生画面。经陶行知、胡适、郭秉文等留美学者导入的美国模式的“学生自治”，对“学生风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进步作用和负面影响皆已引起教育学界和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作出了理性思考，并对青年学生人生价值观、求学、就业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的指导，为中国近代青年生涯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学生自治”的动因及后果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变革。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时期关于学校教育和学生管理开始渗入自动与民主的元素。五四以后，一批留美学者大量归国，对中国教育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生管理上倾向于以杜威实用主义为指导，强调学生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形成了影响较大的自动主义教育思潮。美国学校往往模拟社会，将学校视作一个小型的共和国，从学生中选出各种职员，让学生自己来治理，参与各种公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熟悉社会，以此来训练学生承担公民的职责，培养学生勤勉节俭、自制、独立的良好习惯。
陶行知可谓我国系统研究学生自治问题并付诸实践的先行者之一。早在1919年10月，他就在《新教育》上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较系统地谈到了学生自治的定义、原则、范围、学生自治与学校的关系、施行学生自治应该注意的要点等问题。他认为：“学生自治应以学生应该负责的事体为限；事体之愈要观察周到的，愈宜学生共同负责，愈宜学生共同自治；事体参与的人愈宜普及的，愈宜学生共同负责，愈宜学生共同自治。”①因此，学生自治从本质上讲，“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②换言之，学生自治观是一种服务，是一种共同负责，是一种协作。随后，他积极地将这一理论付诸应用。与此同时，郭秉文、郑晓沧、陈鹤琴、廖世承、林砺儒等在《新教育》上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学生自治的文章或演说，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学生管理制度上的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学生自治会在全国风起云涌，不仅提高了学生自治、自立的能力，还培养了学生公正无私的责任心和服务团体的精神，使得校园生活更加活跃。
然而，学生自治制度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运作中，除了个别学校还比较理想外，似乎总是不断跟学潮、制造学校秩序混乱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的确表现出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同时也滋长了部分青年学生的骄矜之习，他们的某些行为和活动干预了学校的正常工作，他们视一切纪律为束缚而反对之。周予同将五四前后学生的变化概括为“五四以前是教师压制，五四以后是学生放纵”， 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些“学校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④蒋梦麟所言也许只是个别例子，但从当时蔡元培、陶行知、姜琦等许多学者的文章中所揭示的现象来看，在“学生自治”问题上，正如杜威所言，学生只知有“自”不知有“治”的现象的确较为普遍；甚至“学生自治会成为学潮的发动机，使训育陷入困难的境地”。⑤胡适曾沉痛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见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年青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⑥如何克服学生自治中的浮躁之气和学潮中的过激行为，引导他们处理好校内学习与其他活动的关系，以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成为这一时期中学训育研究的中心问题。不少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杨贤江和舒新城即为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从而造就了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思想，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本土化的范例。⑦
二、迥异的“学生自治”观
时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的舒新城认为，在欧美学校中行之有效的学生自治，在中国施行则弊端丛生，这是和中国教育与社会传统文化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以他之见，学生自治的提倡者对自治本身无详细研究，中学教员又大多缺乏理论素养，不能紧跟时代潮流，无法指导学生自治，而中国传统教育素来不注意团体生活、缺乏组织训练，学生自治一旦脱离教师的指导，学生便“强者越位操纵，弱者不负责任”“大半系学生离学校行政而独立”的“极端的放任主义”，最终则导致“根基未植而枝叶先茂的学生自治”。⑧他明确表示“既不赞成旧的管理体制，也不赞成议会式的学生自治办法，而主张教师辅导学生自治”。⑨以此为基础，舒新城提出自治的三条原则：“（1）教师与学生共同为团体活动之分子。（2）团体组织以学生为本位，教师只是利用机会引起其动机，自立于辅导地位。（3）团体活动完全由学生自主，教师只是在旁检察。”⑩提出这一方案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全面实施，他自称“颇有成效”。
舒新城将学生的自治局限于学生自身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圈于学校的大墙之内，排除了学生参加社会改造活动的可能性。客观地讲，舒新城的学生自治观的确抓住了学生自治中令人不满现象的症结。换言之，教师对学生自治的指导，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事事约束，而应从尊重学生个性、符合青年特点的角度去指导，使学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行为规范与道德，所以，他主张学生自治的校内训练，不提倡校外的学生运动。然而，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黑暗时代，也需要一批先进的青年走向社会，投身政治，杨贤江的学生自治观恰恰适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