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引导下的中国画作品技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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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主要内容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文中以延安精神引导下中国画作品的创作与呈现方式为分析基础,引入《红岩》《快马加鞭未下鞍》《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等作品,在逐一分析此精神引导下中国画创作题材的选择、笔墨语言的新变、构图和情感的创新表达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画作品的创作应该如何随时代改变。
  【关键词】延安精神;中国画作品;技法
  【中图分类号】J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172-03
  【本文著录格式】杜艳媛.延安精神引导下的中国画作品技法分析[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172-174.
  延安红色题材的中国画作品在美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以时代特色、革命人物、革命场景等为创作核心的此类中国画,打破中国画传统创作思维,无论在中国画作品的内涵表达方式、情感彰显方式、画作表现技巧还是在笔墨语言的渐变方面,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画的现代创作方式和风格塑造形式等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延安精神引导下中国画创作题材的选择
  (一)打破传统题材桎梏,主题时代性鲜明
  以延安精神为指导,在延安时期之后的中国画创作的前提下,进行主题性绘画的画家很多,比如刘文西的《解放区的天》《北斗——刘志丹和陕北人民》《祖孙四代》《毛主席和牧羊人》,石鲁的《东方欲晓》《转战陕北》等。他们在题材选择方面,打破传统中国画倾向于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等的桎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以绘画艺术形式记录历史,再现历史重要情节,通过创新线条、墨色地表现方式,来弘扬时代精神,展示延安精神本质,他们的画作表现以歌颂领袖人物、展示延安革命生活等为核心,画作主题性鲜明,情节直接指向时代主题特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要明确以书画艺术为人民服务,以高雅艺术引领时代风气,使文运、文脉与国运、国脉相连、相牵”。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画家们以革命群众、革命领袖、革命圣地、革命历史为表现对象,将传统创作对虚拟情感的铺设,对画家想象的具象化表达,落实在具体的形貌上。在人物画和风景的描绘上,力求写实还原,尤其是在描绘普通人与革命领袖人物形象上,更是精准把握形体特征,以防出现偏差。在作品的精神内涵与中国画创作题材的融合方面,延安精神指导下的中国画作走出以往古典国画的情感寄托方式,延安精神被诉诸纸上,以纸为镜,以笔写神,画家们在画作中展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将个人情感、所思所想融入到对延安红色革命精神题材的分析、表达、展示中,导致画作中延安精神不再是延安地域性的象征,而在创作领域被升华成时代的符号。
  (二)政治题材为主,艺术还原真实历史
  长安画派的领袖代表石鲁,以自身的革命经历作为画作创作的依据,将陕北黄土高原、革命领袖、革命历史、延安等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其关注真实历史并艺术还原历史的创作风格,也造就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南泥湾途中》《宝塔葵花》《东方欲晓》《转战陕北》等。
  《转战陕北》作为石鲁1959年的经典代表作,虽然仍以政治题材为内容,但是高度还原了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形貌,这也使观众即便观看到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背影,也能一眼辨识出对方的身份。石鲁并没有按照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方式艺术加工领袖形象,而是将艺术创作放在画作的背景与意境上。天高地厚的黄土高原,以高远法,凸显出中国画创作者对广阔天地间革命大有作为的感叹,巍峨高远的黄土高原与领袖形象的对比明显,但领袖威严的气势,在面对黄土高原自然之势的毫不示弱,也进一步彰显了领袖人物与天地斗、与人斗的果敢坚毅、自信傲然。石鲁以势对势的创作方式,将人物与自然形之外的精神,自然地呈现在画卷中。此种构图方式虽然在延安精神引导下的红色主題画作中并不鲜见,但是于《转战陕北》而言,却是提升画面气势的绝妙选择。
  中国画创作者将自己对当前政治形势走向的思考与表达进行了艺术化的加工,应用在描绘延安红色革命精神、革命领袖、革命圣地、革命场景等的过程中,创作倾向于使用写实主义手法展示革命英雄、革命历史、中央领导人物的功绩,与其他画种相比,其以政治题材为主,艺术还原真实历史的创作方式,实际也是在中国画中发挥了写实主义的再现功能和造型能力。
  二、延安精神引导下中国画创作技法语言的新变
  (一)以形写神,笔墨形神兼备
  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大量的有激情、有朝气的艺术家,其对笔墨运用方式、造型、画作情感表达方式等的创新,为中国画笔墨的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思路。比如李琦画的《主席走遍全国》,此画画面简练,墨色与留白巧妙融合,被誉为塑造领袖人物比较成功的典范。再比如关山月和傅抱石的《江山如此多娇》,作为中国画历史上罕见的巨幅山水画,画作中的雪原、长城、树木、山岭等均非具体景物的写实展示,而是画家按照可视形象,使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气势恢宏地展示了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意境,表现画家自身歌颂祖国大好山河的情感。
  笔墨作为中国画创作中重要的造型语言之一,从古至今因各画派技法的差异性而表现形式多样。当它被延安精神指导时,艺术家在中国画创作时,关注到了如何创新应用笔墨语言,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延安精神的时代画卷创作中,因其中国画情感与技法语言表达方式的创新上的差异,而在现代中国画创作史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笔。如关山月和傅抱石在展示“须晴日”时,考虑到了诗词创作的时间是解放前,解放后的中国是光明的、积极向上的。因此,二人在画作中,以大海波涛滚滚上一轮红日来诠释此句词。
  由此可见,画家们在创作中重视笔墨的以形写神,其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的创作要求、文艺形式的思考,对革命题材在意境表现与主体塑造方面的新要求,逐一糅入画作中,将延安红色题材中国画作为探索和创新绘画技法、绘画语言的介质,在艺术化再现真实场景、人物等的创作思维下,逐步形成了新的笔墨语言。如此,也使得延安红色题材中国画创作成为了中国画技法语言的一部分。   (二)写实为主,中西合璧创意构图
  关山月代表作品《快马加鞭未下鞍》使用俯瞰式和平远式构图,用大视角来呈现画面中心策马奔腾、横穿前行的红军骑兵的英勇与豪迈。两边分立的山峦在骑兵的姿势下似有为之所迫的态势,革命激情被山峦的宏大、两分的自然之势凸显,虽然是写实为主,但是关山月对延安精神的歌颂已然分明。
  与传统国画中画家们按照画作的创作主旨多样化构图的方式相比,延安红色题材中国画创往往将人物置于中心位置来表现构图的规律性。此种构图方式的确利于表现对象的“显”“耀”,但画家按照写实为主的创作方式构图时,其对画面气势宏伟的需求,会使其必须选择宏大开阔的场景进行描述。此种以大视角来呈现画面的方式与西方油画创作满构图、画面尺寸大、视觉冲击力强的创作形式是存在关联性的。
  三、延安精神引导下中国画创作精神表达方式的迁移
  (一)突破古典国画要求,演绎生生不息延安精神
  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以毛泽东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为主题,画面突破传统中国画淡墨画法的运用范式,而是选择了半斤故宫内府的朱砂作为积墨山水画面渲染的材料,画作色调对比强烈,极为突出革命的“红”,整个画面黑色、红色和白色交相辉映,朱砂的红色在墨色的映衬下,更为沉稳凝重、浓烈鲜艳。
  再比如钱松岩的《红岩》,此画作中突兀的岩石虽然占据将近三分之二的画面,但是岩石被朱砂色渲染,红岩的顶端以白描手法勾勒出芭蕉林,蜿蜒的小路之上是红岩革命纪念馆的代表——红色小楼。作品中红色占据大部分比例,象征着红色革命精神的生生不息、活力不绝,而芭蕉带来的空间间隙与大面积的红色相得益彰,使画面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画创作之所以出现笔墨语言应用风格的分水岭,是因为在以红色题材为创作源头的中国画创作者们开始关注新的事件、新的生活,笔墨的形神兼备源自笔墨随当代的指向。出色的图像,美好的形式,在延安精神引导下的中国画创作,很容易引起创作者和欣赏者注意力,从而达到共鸣。
  延安精神的引导,成为了中国画创作技法语言新变的诱导力。此精神引导下大部分的红色题材作品均能真实生动地刻画场景和人物形象,兼顾笔墨语言与素描造型融合的要求,又发挥了笔墨语言以形写神的新要求,借助对色调、器物象征性的赋予和中西合璧的构图形式,演绎出了革命生生不息精神。
  (二)以情感表达为核心,借宏大场景渲染
  2009年王有政、杨光利创作了《纺线线——延安大生产运动》,创作者在关注场景意境塑造的同时,使用众多人物构建起宏大的纺线场面。画作260x328厘米。王有政、杨光利借线描方式来突出纺线主题,线的长短疏密、交错穿插构成画面,画面的远近层次与虚实相映衬,在传统国画技法应用的基础上借素描造型等,渲染出了军民一心促生产的宏大劳动场面。
  此种创作方式使画作在构思、场景展示、题材等方面均出现了不同,是国画创作家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重新解读革命精神的代表。同样也是中国画创作者丰富笔墨语言,将革命的生生不息和自身对此种精神的赞颂借宏大场景渲染地表现。
  四、結语
  在延安精神指引下,在中国画创作技巧、语言格调、构图、用色等方面,努力打破中国画传统创作思维的桎梏,将时代精神、革命主题、画家个人对革命与时代的理解和态度以及画家个人思想感情等融入画面,使新时代的红色主题中国画增加了画面的张力。此种创作方式不仅仅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画技法的创新表现,同样也是画家们对中国画情感表达方式、艺术语言的个性表现等的新思考和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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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杜艳媛(1990-),女,陕西,渭南,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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