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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中介打着政府的旗号，服务乱，收费高，搞垄断，被社会上称为‘二政府’、‘红顶中介’。”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讲话，引起社会对“红顶中介”的关注。
通过调查发现：个别单位存在违规收费的行为，如借监督检查名义向企业开展中介服务并收费、违规要求企业负担本应由节能审查部门负担的评审费用等。
如此看来，“红顶中介”已到了不可不治的地步。
“红顶中介”是什么
“红顶中介”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如果让你准确定义它，相信很多人都说不上来。
实际上，“红顶中介”游走在“灰色地带”，一方面以市场角色创收盈利，一方面又沾染着行政权力的色彩。换句话来说，“红顶中介”脚踏“政府”和“市场”两只船，它与政府部门“扯不断、理还乱”。
那么，是什么样的“前世”造就了“红顶中介”如此的“今生”？
如果探究“红顶中介”的“前世”，有两种：一种“前世”叫做“就地转移”，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红顶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门的延续，只是原来的工作人员换了套行业协会的“马甲”而已。另一种“前世”叫“借尸还魂”，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机构或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机构，承接其取消的审批权力，以此来把持审批权限谋取利益。
此外，有些部门负责人私下与中介机构建立利益同盟，以手中权力为中介机构谋利，将其打造成“红顶中介”的同时，以“吃回扣”的方式兑现。
有网民编了一个段子来形容“红顶中介”——“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正是凭借与政府部门这样的“特殊关系”，“红顶中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面对企业扮政府，面对政府扮企业”，依附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让企业和个人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横行会带来啥危害
“红顶中介”带来的危害首先是乱收费。
被媒体曝光的“中华医学会”，一年内竟召开了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其“灰色生意经”至今仍令人质疑。再比如，广西饮用水行业协会受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抽检桶装水，对交了会费的企业就直接认定桶装水合格，否则就不合格，会费在此俨然沦落为“保护费”。收费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另据审计署2014年6月公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29.75亿元。
从被查处的大量案例中可以发现，还有的部门把中介机构当作“小金库”，把自身应承担的费用转嫁给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部门或个人费用，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甚至，还有一些中介机构异化为腐败的“掮客”。中介机构以服务费、会费、高房租等名义回馈，或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在中介机构中“占干股”谋取私利。
其次，“红顶中介”的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句话，这些中介乱象，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
再次，不利于简政放权。由于监管不到位，有些“红顶中介”成为部门的创收工具，对企业收取过高中介费，且服务差、耗时长、手续繁琐，这显然与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红顶中介”们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使政府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受阻，还可能增加企业其他“包袱”，甚至在“被中介”的过程中产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乱收费该如何治理
对于整治“红顶中介”，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相反，早在1999年，原国家计委等六部门制定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按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实施的中介服务，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中介机构为有关当事人服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提出要求，“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严格规范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收费”。
据国务院审改办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务院自2001年专门下发通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之后的10年间，先后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约占原有项目总数的7成，但“红顶中介”始终禁而未绝，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行政审批背后的利益。
此外，禁而未绝的另一原因，确实在地方政府自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曾在接受媒体时表示，“红顶中介”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放权。“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不愿意放权，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在作祟。”张孝德说，想要治理“红顶中介”，必须进行触动现有政府部门权力以及背后利益的改革。这既需要政府系统特别是中央政府以身作则，更需要社会监督。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则表示：“政府的改革是两个方面，一手是简政放权，退出一些本不该涉及的领域，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另一手是在该监管的地方要坚决监管，防止活动变得混乱。这两手都要硬起来。”（新华社 2015.4.18）
通过调查发现：个别单位存在违规收费的行为，如借监督检查名义向企业开展中介服务并收费、违规要求企业负担本应由节能审查部门负担的评审费用等。
如此看来，“红顶中介”已到了不可不治的地步。
“红顶中介”是什么
“红顶中介”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如果让你准确定义它，相信很多人都说不上来。
实际上，“红顶中介”游走在“灰色地带”，一方面以市场角色创收盈利，一方面又沾染着行政权力的色彩。换句话来说，“红顶中介”脚踏“政府”和“市场”两只船，它与政府部门“扯不断、理还乱”。
那么，是什么样的“前世”造就了“红顶中介”如此的“今生”？
如果探究“红顶中介”的“前世”，有两种：一种“前世”叫做“就地转移”，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红顶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门的延续，只是原来的工作人员换了套行业协会的“马甲”而已。另一种“前世”叫“借尸还魂”，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机构或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机构，承接其取消的审批权力，以此来把持审批权限谋取利益。
此外，有些部门负责人私下与中介机构建立利益同盟，以手中权力为中介机构谋利，将其打造成“红顶中介”的同时，以“吃回扣”的方式兑现。
有网民编了一个段子来形容“红顶中介”——“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正是凭借与政府部门这样的“特殊关系”，“红顶中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面对企业扮政府，面对政府扮企业”，依附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让企业和个人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横行会带来啥危害
“红顶中介”带来的危害首先是乱收费。
被媒体曝光的“中华医学会”，一年内竟召开了160个学术会议，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其“灰色生意经”至今仍令人质疑。再比如，广西饮用水行业协会受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抽检桶装水，对交了会费的企业就直接认定桶装水合格，否则就不合格，会费在此俨然沦落为“保护费”。收费之“乱”由此可见一斑。
另据审计署2014年6月公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29.75亿元。
从被查处的大量案例中可以发现，还有的部门把中介机构当作“小金库”，把自身应承担的费用转嫁给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部门或个人费用，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甚至，还有一些中介机构异化为腐败的“掮客”。中介机构以服务费、会费、高房租等名义回馈，或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在中介机构中“占干股”谋取私利。
其次，“红顶中介”的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的那句话，这些中介乱象，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
再次，不利于简政放权。由于监管不到位，有些“红顶中介”成为部门的创收工具，对企业收取过高中介费，且服务差、耗时长、手续繁琐，这显然与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红顶中介”们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使政府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受阻，还可能增加企业其他“包袱”，甚至在“被中介”的过程中产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乱收费该如何治理
对于整治“红顶中介”，政府也并非无动于衷，相反，早在1999年，原国家计委等六部门制定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按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实施的中介服务，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中介机构为有关当事人服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多次提出要求，“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严格规范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收费”。
据国务院审改办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务院自2001年专门下发通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之后的10年间，先后6批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约占原有项目总数的7成，但“红顶中介”始终禁而未绝，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行政审批背后的利益。
此外，禁而未绝的另一原因，确实在地方政府自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曾在接受媒体时表示，“红顶中介”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不愿意放权。“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不愿意放权，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在作祟。”张孝德说，想要治理“红顶中介”，必须进行触动现有政府部门权力以及背后利益的改革。这既需要政府系统特别是中央政府以身作则，更需要社会监督。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则表示：“政府的改革是两个方面，一手是简政放权，退出一些本不该涉及的领域，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另一手是在该监管的地方要坚决监管，防止活动变得混乱。这两手都要硬起来。”（新华社 201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