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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战略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了巴基斯坦，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巨资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显示出中国政府希望在这一区域有更大的政治经济作为。然而，“一带一路”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
近十多年来，该地带一直是外来入侵、战乱、恐怖主义、宗教保守和贫困落后的集中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如何走过风暴眼，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两大战略风险
201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出炉。在该书主编、外交与安全研究室主任张洁看来，由于“一带一路”涉及面广、路线绵长，在安全上挑战重重。
最直接的威胁，就来自“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内部。陆上的“一带”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途经俄罗斯、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而海上的“一路”则从东部沿海港口出发，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涉及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相关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周文重直言，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他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不少国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
丝路带上目前的几个冲突“震中”包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部落区，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叙利亚和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几国边界的什叶派逊尼派冲突;库尔德人和伊拉克的冲突。这些地区和冲突点都是传统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
以巴基斯坦为例，当地政局基本属于选举和政变的循环。这个政治循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差不多每10年就会出现一个军人政府。
除了自身的地缘风险之外，还有一类风险值得关注。一位专家坦言，从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将不得不面对来自邻国和竞争对手“异样的眼光”，甚至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有‘称霸’的想法”或“中国应给予更多的帮助”。基于这样的想法或概念，客观上会更多地对中国再平常不过的举动“采取不一样的对策”，甚至是对抗。
如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国牵制已经显露。“美国从‘亚太再平衡’考虑，其军方人员频频发言要求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积极利用印度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海上基地;日本紧跟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地区。”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说。来自大国的顾虑将直接影响与其利益相关的国家同中国的合作。2015年3月，斯里兰卡叫停了14亿美元的一处项目，张洁认为，其背后正是因为区域大国印度的施压。
寻找支点型国家合作
“中国及沿途国家存在的安全风险，领土领海争端所可能引起的人员伤害，以及大国的制衡都是我们将会面临的严峻风险。”张洁说。由于“一带一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将吸引巨大投资，一些中国工人将到巴基斯坦帮助建设工程。作为南亚的重要节点，巴政府和军队针对境内恐怖组织发动了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仍连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其安全威胁不容小觑。这样的背景下，巴基斯坦计划设立特别安全部队，为中国人提供保护，这项举措有一定借鉴意义。
更重要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因“一带一路”的发展而“走出去”，在军事上采取与沿途国家联合行动的方式，将会是未来提供安全保障的主流。
2014年，解放军参与到众多国际间的联合军演之中，亦可视作是一种“协同练兵”。8月24日，中国境内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4”军演，其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中亚的“三股力量”交织的不稳定局势，而这些国家就在“一带”上。
军事专家李杰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大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战略合作，加强日常的训练与沟通，能够在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由沿途的国家来承担主要的安全工作。
“未来，在‘一带一路’的各个地区都应该有支点型国家，南亚、中亚、中东、北非都要有。”韩旭东认为，未来在周边安全上的合作重点，应该寻找到合适的支点型国家。
“‘一带一路’提倡利益共赢，而在维护安全的问题上，也应该由中国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国家的相应力量共同维护安全。”韩旭东说。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模式则被多位专家认为是将来在“一带一路”出现危机时较为可行的应对方式。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自2011年12月开展至今，四方已成功开展十六次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勤务，在金三角重点水域开展联合查缉行动11次。近四年的探索，使得这种模式被称为“以多国合作形式维护地区安全的成功尝试”。
此外，也有专家提出“联合巡逻执法”模式较适用于中国的周边合作。针对远离中国的中亚地区和以阿富汗为核心的“金新月”地带出现“毒”“恐”联动的趋势，可以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相关国家（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共同建立联合反恐缉毒执法机制。
张洁认为，“当利益共享的时候，风险也容易共担。所以‘一带一路’规划本身就包含各个国家对安全都负有的责任。”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预警必须强于应急
当然，中国也不会只靠一路上的好朋友，还必须学着保护自己。
2015年2月，国防大学教授梁芳在《国防参考》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实施海上方向“大纵深安全”战略，建立海外军事存在体系，使海军必须具备一定的力量投送能力。
在李杰看来，这样的海外军事存在体系并非是美国式的军事基地，而应该发展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并在一些沿途国家建立补给点，为海上“一路”的安全提供保障。
“远海安全的主要问题是补给和保障。通过发展能够搭载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在国际法允许的海域内停泊，能在必要时较快地到达并完成救援任务。”李杰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地方建立补给点，当出现海上行动时，我们的海军能有个加油站。”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投入相当必要。”李杰说，“海地地震、日本福岛地震、菲律宾的风灾美国派出了舰船、航母。这一次中国海军也门撤侨，不仅撤出了中国公民，也撤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这种快速反应也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舰船在亚丁湾护航。在和平年代，防务投入中保障型成本会更多，发展舰船和建设补给点不仅是保障‘一带一路’的安全，也是一个大国承担其责任的体现。”
预警必须强于应急。一些专家则指出，目前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别研究很少，而这样的研究具有长期性、针对性的特点，对“一带一路”的周边安全尤为重要。
然而，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安全问题并没有被提及。
在韩旭东看来，“一带一路”虽然途经地缘政治敏感地区，但目前主动参与的国家基本能够进行自身的经济发展，政府执政相对稳定。所以，“一带一路”的建设对那些真正战乱的地区，并不会直接改善其安全形势。“中国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一带一路’不是从地缘角度设想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倡议。”
张洁则认为，理想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可以改善当地政治社会现状，从而促进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然而，她担心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她以中国在越南的商贸数据为例，近10年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一年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达400亿之多。然而，在对越投资的10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仅位居第9。中国2014年对越南的投资是79.4亿美元，日本则有990个投资于越南政府积极鼓励的加工制造领域，其总额就有233亿美元。
张洁说：“我们只有对贸易投资进行转型，提高经济影响力，才有可能让‘一带一路’真正实现安全影响力，承担大国责任。”
（《明周刊》2015.4.16、《南方周末》2015.4.17）
近十多年来，该地带一直是外来入侵、战乱、恐怖主义、宗教保守和贫困落后的集中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如何走过风暴眼，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两大战略风险
201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出炉。在该书主编、外交与安全研究室主任张洁看来，由于“一带一路”涉及面广、路线绵长，在安全上挑战重重。
最直接的威胁，就来自“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内部。陆上的“一带”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途经俄罗斯、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而海上的“一路”则从东部沿海港口出发，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涉及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相关国家。
全国政协委员周文重直言，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他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伙伴中，不少国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
丝路带上目前的几个冲突“震中”包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部落区，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叙利亚和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几国边界的什叶派逊尼派冲突;库尔德人和伊拉克的冲突。这些地区和冲突点都是传统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
以巴基斯坦为例，当地政局基本属于选举和政变的循环。这个政治循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差不多每10年就会出现一个军人政府。
除了自身的地缘风险之外，还有一类风险值得关注。一位专家坦言，从西方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将不得不面对来自邻国和竞争对手“异样的眼光”，甚至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有‘称霸’的想法”或“中国应给予更多的帮助”。基于这样的想法或概念，客观上会更多地对中国再平常不过的举动“采取不一样的对策”，甚至是对抗。
如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国牵制已经显露。“美国从‘亚太再平衡’考虑，其军方人员频频发言要求美国插手南海问题，积极利用印度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海上基地;日本紧跟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地区。”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说。来自大国的顾虑将直接影响与其利益相关的国家同中国的合作。2015年3月，斯里兰卡叫停了14亿美元的一处项目，张洁认为，其背后正是因为区域大国印度的施压。
寻找支点型国家合作
“中国及沿途国家存在的安全风险，领土领海争端所可能引起的人员伤害，以及大国的制衡都是我们将会面临的严峻风险。”张洁说。由于“一带一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将吸引巨大投资，一些中国工人将到巴基斯坦帮助建设工程。作为南亚的重要节点，巴政府和军队针对境内恐怖组织发动了代号为“利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仍连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其安全威胁不容小觑。这样的背景下，巴基斯坦计划设立特别安全部队，为中国人提供保护，这项举措有一定借鉴意义。
更重要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因“一带一路”的发展而“走出去”，在军事上采取与沿途国家联合行动的方式，将会是未来提供安全保障的主流。
2014年，解放军参与到众多国际间的联合军演之中，亦可视作是一种“协同练兵”。8月24日，中国境内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了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4”军演，其主要目的就是针对中亚的“三股力量”交织的不稳定局势，而这些国家就在“一带”上。
军事专家李杰认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大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战略合作，加强日常的训练与沟通，能够在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由沿途的国家来承担主要的安全工作。
“未来，在‘一带一路’的各个地区都应该有支点型国家，南亚、中亚、中东、北非都要有。”韩旭东认为，未来在周边安全上的合作重点，应该寻找到合适的支点型国家。
“‘一带一路’提倡利益共赢，而在维护安全的问题上，也应该由中国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国家的相应力量共同维护安全。”韩旭东说。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模式则被多位专家认为是将来在“一带一路”出现危机时较为可行的应对方式。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自2011年12月开展至今，四方已成功开展十六次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勤务，在金三角重点水域开展联合查缉行动11次。近四年的探索，使得这种模式被称为“以多国合作形式维护地区安全的成功尝试”。
此外，也有专家提出“联合巡逻执法”模式较适用于中国的周边合作。针对远离中国的中亚地区和以阿富汗为核心的“金新月”地带出现“毒”“恐”联动的趋势，可以由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相关国家（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共同建立联合反恐缉毒执法机制。
张洁认为，“当利益共享的时候，风险也容易共担。所以‘一带一路’规划本身就包含各个国家对安全都负有的责任。”
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称，“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预警必须强于应急
当然，中国也不会只靠一路上的好朋友，还必须学着保护自己。
2015年2月，国防大学教授梁芳在《国防参考》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实施海上方向“大纵深安全”战略，建立海外军事存在体系，使海军必须具备一定的力量投送能力。
在李杰看来，这样的海外军事存在体系并非是美国式的军事基地，而应该发展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并在一些沿途国家建立补给点，为海上“一路”的安全提供保障。
“远海安全的主要问题是补给和保障。通过发展能够搭载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在国际法允许的海域内停泊，能在必要时较快地到达并完成救援任务。”李杰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地方建立补给点，当出现海上行动时，我们的海军能有个加油站。”
“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投入相当必要。”李杰说，“海地地震、日本福岛地震、菲律宾的风灾美国派出了舰船、航母。这一次中国海军也门撤侨，不仅撤出了中国公民，也撤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这种快速反应也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舰船在亚丁湾护航。在和平年代，防务投入中保障型成本会更多，发展舰船和建设补给点不仅是保障‘一带一路’的安全，也是一个大国承担其责任的体现。”
预警必须强于应急。一些专家则指出，目前针对特定国家的国别研究很少，而这样的研究具有长期性、针对性的特点，对“一带一路”的周边安全尤为重要。
然而，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安全问题并没有被提及。
在韩旭东看来，“一带一路”虽然途经地缘政治敏感地区，但目前主动参与的国家基本能够进行自身的经济发展，政府执政相对稳定。所以，“一带一路”的建设对那些真正战乱的地区，并不会直接改善其安全形势。“中国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一带一路’不是从地缘角度设想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倡议。”
张洁则认为，理想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可以改善当地政治社会现状，从而促进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的。然而，她担心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她以中国在越南的商贸数据为例，近10年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一年中国对越南的贸易顺差达400亿之多。然而，在对越投资的10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仅位居第9。中国2014年对越南的投资是79.4亿美元，日本则有990个投资于越南政府积极鼓励的加工制造领域，其总额就有233亿美元。
张洁说：“我们只有对贸易投资进行转型，提高经济影响力，才有可能让‘一带一路’真正实现安全影响力，承担大国责任。”
（《明周刊》2015.4.16、《南方周末》2015.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