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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群体事件”?现今并无通行解释，但在媒体出现的频率不低；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群体事件”，一般是某个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威胁，而以游行、示威等影响社会的方式给另一方造成压力，从而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样的事件，其实不是现今社会的特产，在中国早就有之。发生在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的袁州路(治所在今江西省的地级城市宜春市，前一段曾以“一所叫‘春’的城市”而在网络上大为知名，与不久前发生拆迁自焚事件的宜黄县同省而实为两地，相隔甚远，不可混淆)的一次“群体事件”就是这样的典型。
袁州这次“群体事件”的发生原因并不复杂。
元朝至正年间，袁州有太守(元朝各行省下设路，路设总管府，其长官为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意为“监临、监督”，例为蒙古人担任，掌管印信；一为路总管府总管，向为汉人担任。但元朝上路的达鲁花赤和总管都为正三品官。元朝已无“太守”之官名，不过是文人好古以此称谓而已)，有很多“惠政”，也就是对于百姓有很多好处的政绩(“对于百姓有很多好处”作为定语不可去掉，因为好多所谓“政绩”对于百姓实无好处)，很得百姓喜爱，大概也就是“循吏”或“清官”一类的人物。这时，有“部使者”(元朝无此官名，按其“按郡”之职掌，应为元朝之“肃政廉访司”之长官“肃政廉访使”，“肃政廉访司”为御史台派出机构，巡查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也为正三品官；全国分为二十二道，江西归由江南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所辖，驻江西行省省会龙兴路，即今南昌)姓臧的，逐巡路视，考察官员，到了袁州路。这个姓臧的，是个“新贵”(很可能是“官二代”，因为袁州路总管所依仗的“年”与“德”，看下文此人都极为缺乏)，正处得意之秋，恐怕也有想找点事情来为自己寻找更稳的立足之地的想法；而那个袁州路的总管，资格老，有政绩，对于这样的平级的“新贵”，自然不放在眼里，于是，在听到姓臧的到了之后，随口说了一声“臧氏之子也”这样一句话，却不料为自己招来大祸。
原来，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将出宫去见孟子，其身边的“嬖人”(也就是地位身份低微然而很得君主欢心的人，类似于后世的太监、宦官之类，“所谓贱而得幸者”)叫做臧仓的阻挠，其因乃是孟子在葬父时以“士”礼三只鼎而祭而葬母时以“大夫”礼五只鼎而祭，对父亲简约而对母亲奢侈，不是所谓“贤者”，不应当得到国君的“会见”。有人把这事告诉孟子，孟子很失望地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意是国君要来看我，是天让他来的，他不来看我，也是天让小人阻止他来的；他来或不来，都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所以，我错失了这次机遇，没有能够行吾之道，实在是天意，鲁国人没有福，哪里是像臧仓这样的“小人”能够决定的呢?因此，后世就把像臧仓这样阻挠贤路的小人称作“臧氏之子”。然而，中国这么大，历史如此悠久，这样的人物着实太多，哪里又只是“姓臧的”是这样的呢?《孟子》这部书，在北宋之前流行不广，至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合称“四书”，作为学习儒学的入门和必修之书。元朝延祐初年复行科举，以之为必考科目，大为流行，其语句为人们耳熟能详。而颇有“循吏”之风的袁州路总管，虽不知其出身及籍贯，但肯定也是熟读“四书”的，因此在听到有姓臧的“新贵”来视察的时候，不由自主顺口而说出“臧氏之子”这几个字。这实在只是“语感”在起作用。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路总管由于多“惠政”，自然也伤害了其周围不少人的利益，就有人把这话告诉给姓臧的肃政廉访使。自然这位来视察的上级很恼火，想寻他一些过失来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刚好袁州有“豪民”(有钱有势却没有官位的人，故称为“民”)，曾经被总管杖责过，也知道了这位姓臧的心情，于是就向姓臧的揭发总管曾经接受过自己的贿赂。后面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姓臧的把总管逮起来(现在叫做“双规”)，总管“胁服”(受胁迫而服罪，大概是“刑讯逼供”)，被免去官职。袁州路的人民很愤怒：这样的“好官”被罢免，如果再派来一个赃官，百姓还怎么过日子?总想闹出点动静挽回局面，但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时，本文的主角上场了。这是一个以斗鸡为生的人(不详其姓氏，更不详其年龄，青年、壮年甚至老年皆有可能，且称他“博鸡者”)，平素整日抱着只鸡在街上游荡寻找机会，刁蛮强横、好使性子，稍不如意就与人打斗(其实这种人头脑简单，容易为人所利用，成为别人的“枪”)，不从事增加社会GDP总量的工作(自然应是基层治安部门平日所严密注意的对象)。有一天，他像平素一样在街上游荡，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你平日号称勇猛，只不过是欺负穷人与懦弱之人罢了。现在那个豪民依仗着有钱，污蔑我们的好官，使之罢去，我们袁州人失去了父母官。你如果真的是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为他出一下力吗?”博鸡者说：“好吧。”就进入“闾左”(约略类似于今日之“贫民窟”)，集合了几十个平素跟他一样的年轻人，在道路上拦截那个豪民。碰巧那个豪民正穿着华丽衣服、带着一伙奴仆骑着高头大马逛街，博鸡者径直上前一把将他揪下来，撂翻在地，大打出手。那伙奴仆受到惊吓，四散而去。博鸡者把那豪民的华丽衣服剥下来自己穿上，还骑上他的马，指挥众人将豪民捆绑在马前游街，让他自己呼喊：“当老百姓污蔑太守的看我这样下场!”让他走一步喊一句，如果不喊就用大棍敲打，背都打烂了。豪民儿子听说父亲遭难，就纠集宗族奴仆百余人，想把老父亲抢夺回去。博鸡者就迎上前去说：“你想让你父亲死掉，就上前来打斗；如果不想，就回家关上门好好等着，我游完街，将这事办完，就让你父亲回家，没有什么损害。”豪民儿子到底是年轻人，害怕父亲立即被打死，不敢轻举妄动，就让自己的人走开去。整个袁州城里的人聚合观看，更多人跟着看会有什么结果。到了傍晚，游街游到豪民宅第前，博鸡者揪着豪民让他跪下，数落他说：“你不好好当老百姓，犯了法，被太守杖责，是有法可依的，你却竟敢因此怀恨在心，还敢利用机会污蔑陷害他老人家，让他被罢官!你的罪实在是死罪。今天姑且饶恕你；以后如果不好好改正，再胡乱说话，我就要烧掉你的豪宅、杀死你全家，让你尝尝厉害!”豪民被捆着打着游了一天街，到这时也没力气了，原先的气焰也没了，连连用额头撞地，说“不敢了，以后再不敢了”。
读到这里，大家自然会产生疑问：这么大的群体事件，又是发生在“路”这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怎么会没人管管呢?自然不是这样的。在博鸡者策马捆绑豪民游街的同时，主管一路治安与民事的机构“录事司”(《元史·志第四十一上》载：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已经赶紧骑上快马向总管府报告此事。但府里的其他官员对此事感到痛，陕，暗中放纵，并不过问。于是这件事情就一路顺畅地完成了。这时候，博鸡者对大家说：“这样做能不能够足以报答我们的父母官呢?”大家说：“你做得非常好，确实让大家感到痛快。然而父母官的冤情还没有弄明 白，他的官职还没有恢复，还是没有什么好处啊。”博鸡者说：“确实是呀!”就将几张纸粘贴在一起成为一张大纸，有两丈那么宽，写上一个“屈”字(恐怕是亘古未有的大“屈”字了)，用两根竹竿夹着举起来，到南京行御史台去走诉(与今日之“上访”完全相同，并且是越级上访)。不出所料，行台官员并不受理。博鸡者就与他的同伙整天举着那个大横幅在南京的街市上游行，影响自然不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行台官员感到不好意思，就接受了他们的诉状，恢复了袁州路总管的官职，把那个姓臧的给罢免。这件事自然也就算告一段落了，而这个博鸡者也就在东南区域闻名了。
值得注意的是，博鸡者“暴得大名”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义”。什么叫做“义”?这个词可没有现成的概念来回答，只可用较为通用的“合法性”“正当性”来稍作解答。本来，这只是统治者内部的一次倾轧，而与老百姓无关；但因为被罢免者是一个“好官”，对于当时当地的百姓来说，一个“好官”自然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让“好官”官复原职，自然也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只不过这是一种集体的利益诉求，而非仅仅是个人的。这种“集体利益”，恐怕才是“义”之所在吧?还有，博鸡者身上所体现的“义”，只是由于“众”——群不明身份者的激发才显现出来，因此他只是充当了“义”的工具而已，并不值得过多赞扬。而“众”在此事件中代表了公众舆论，然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而只是依靠一个“素无赖、不事产业”且“任气好斗”的博鸡者想办法才达到目的，这才是值得思考的。而元朝政府最终也没有以后代常见的“挟制官府”之类的罪名将“博鸡者”治罪，大概也是怕这个“义”吧?从中也可见元朝政府并未将“官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对立起来，还不是那么“黑暗”的吧?
距离此次“群体事件”大致二十年的样子，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翰林院修《元史》的时候，听到同样也是史官的浙江天台人陶先生(不详其名，值得注意的是其籍贯——浙江天台。天台距离江西袁州有千里之遥，属于不同区域，但也闻知此事，可见其事传播区域之广)讲述了博鸡者的事迹，颇为感慨，就作了一篇《书博鸡者事》的文章，还在结尾发了一些议论，说“那个袁州路的总管虽然得到老百姓拥护，然而自己以之得意，轻视上级，其灾祸到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姓臧的肃政廉访使歪曲地使用法律，来报复一句话所产生的仇恨，固然是个狠毒暴戾的小人啊!但是那些作为上级的人不能明察这些情况，使得像博鸡者这样的匹夫卷起袖子，成群地起来伸张他们的愤恨，有见识的人自然就可以从中知道元朝政治紊乱，而变乱就从基层社会产生并且逐渐兴起了”。议论并不高明，并且与人们所接受的一般历史知识不一样。因为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实行的最著名的制度是“四等人制”，江西行省是“南人”聚居区，处于社会最底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然“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怎样反抗元朝政府的“黑暗、残暴、腐朽统治”自然应有体现。然而，这些在此文中都未显露，因为政府并未出动大批的“缇骑”拿着各种先进装备去“弹压”这场“群体事件”，事后也没有“秋后算账”(元朝政治之粗疏由此可见，以后各朝均有此种行为)。然而，在这次“群体事件”中，最为受伤的不是那个没有留下名的“太守”，也不是那个姓臧的“官二代”，而是元朝政府，因为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中矛盾重重，盘根错节，有与地方“豪民”勾结的，也有暗中放纵博鸡者在那里“闹事”而假装不知道的；而作为元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监察机构“行御史台”，其表现则极为令人不满，开始时大摆官僚架子，不加理睬，致使事端进一步扩大，而影响更加恶劣之后，才极为被动地按群众的意愿草草了结，人们从中看到了元朝政治的粗疏与混乱，自可乘势而起。因为“至正”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使用的时间跨度较长，不知道这个“群体事件”所产生的具体时间是在其前期、中期还是末期，因此也就不知道这件事对于以后的政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了。倒是高启本人，作此文后没有几年(大致有五六年，正是明朝成立初期)，辞官回长洲(今江苏苏州)老家教书，为老朋友、时任苏州知府魏观在用张士诚(张士诚在元末起事较朱元璋为早，造宫室于苏州，号称吴王，最后为朱氏所灭)宫室旧址改建府衙作《上梁文》时，犯了一个与前文中的那位袁州路总管府总管一样的错误，将一个用得烂熟的词语“虎踞龙蟠”顺手用于文中，犯了新朝皇帝的忌讳，惨遭腰斩，时年三十九岁。
《书博鸡者事》这篇文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曾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其主要目的是显示“元朝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体现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大意如此)，但到后来就逐渐不见了。现在因偶然机缘被翻出来，重读一遍，倒也有些趣味。
袁州这次“群体事件”的发生原因并不复杂。
元朝至正年间，袁州有太守(元朝各行省下设路，路设总管府，其长官为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意为“监临、监督”，例为蒙古人担任，掌管印信；一为路总管府总管，向为汉人担任。但元朝上路的达鲁花赤和总管都为正三品官。元朝已无“太守”之官名，不过是文人好古以此称谓而已)，有很多“惠政”，也就是对于百姓有很多好处的政绩(“对于百姓有很多好处”作为定语不可去掉，因为好多所谓“政绩”对于百姓实无好处)，很得百姓喜爱，大概也就是“循吏”或“清官”一类的人物。这时，有“部使者”(元朝无此官名，按其“按郡”之职掌，应为元朝之“肃政廉访司”之长官“肃政廉访使”，“肃政廉访司”为御史台派出机构，巡查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也为正三品官；全国分为二十二道，江西归由江南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所辖，驻江西行省省会龙兴路，即今南昌)姓臧的，逐巡路视，考察官员，到了袁州路。这个姓臧的，是个“新贵”(很可能是“官二代”，因为袁州路总管所依仗的“年”与“德”，看下文此人都极为缺乏)，正处得意之秋，恐怕也有想找点事情来为自己寻找更稳的立足之地的想法；而那个袁州路的总管，资格老，有政绩，对于这样的平级的“新贵”，自然不放在眼里，于是，在听到姓臧的到了之后，随口说了一声“臧氏之子也”这样一句话，却不料为自己招来大祸。
原来，这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鲁平公将出宫去见孟子，其身边的“嬖人”(也就是地位身份低微然而很得君主欢心的人，类似于后世的太监、宦官之类，“所谓贱而得幸者”)叫做臧仓的阻挠，其因乃是孟子在葬父时以“士”礼三只鼎而祭而葬母时以“大夫”礼五只鼎而祭，对父亲简约而对母亲奢侈，不是所谓“贤者”，不应当得到国君的“会见”。有人把这事告诉孟子，孟子很失望地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意是国君要来看我，是天让他来的，他不来看我，也是天让小人阻止他来的；他来或不来，都是天意，不是人所能决定的。所以，我错失了这次机遇，没有能够行吾之道，实在是天意，鲁国人没有福，哪里是像臧仓这样的“小人”能够决定的呢?因此，后世就把像臧仓这样阻挠贤路的小人称作“臧氏之子”。然而，中国这么大，历史如此悠久，这样的人物着实太多，哪里又只是“姓臧的”是这样的呢?《孟子》这部书，在北宋之前流行不广，至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合称“四书”，作为学习儒学的入门和必修之书。元朝延祐初年复行科举，以之为必考科目，大为流行，其语句为人们耳熟能详。而颇有“循吏”之风的袁州路总管，虽不知其出身及籍贯，但肯定也是熟读“四书”的，因此在听到有姓臧的“新贵”来视察的时候，不由自主顺口而说出“臧氏之子”这几个字。这实在只是“语感”在起作用。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路总管由于多“惠政”，自然也伤害了其周围不少人的利益，就有人把这话告诉给姓臧的肃政廉访使。自然这位来视察的上级很恼火，想寻他一些过失来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刚好袁州有“豪民”(有钱有势却没有官位的人，故称为“民”)，曾经被总管杖责过，也知道了这位姓臧的心情，于是就向姓臧的揭发总管曾经接受过自己的贿赂。后面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姓臧的把总管逮起来(现在叫做“双规”)，总管“胁服”(受胁迫而服罪，大概是“刑讯逼供”)，被免去官职。袁州路的人民很愤怒：这样的“好官”被罢免，如果再派来一个赃官，百姓还怎么过日子?总想闹出点动静挽回局面，但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时，本文的主角上场了。这是一个以斗鸡为生的人(不详其姓氏，更不详其年龄，青年、壮年甚至老年皆有可能，且称他“博鸡者”)，平素整日抱着只鸡在街上游荡寻找机会，刁蛮强横、好使性子，稍不如意就与人打斗(其实这种人头脑简单，容易为人所利用，成为别人的“枪”)，不从事增加社会GDP总量的工作(自然应是基层治安部门平日所严密注意的对象)。有一天，他像平素一样在街上游荡，就有不少人对他说：“你平日号称勇猛，只不过是欺负穷人与懦弱之人罢了。现在那个豪民依仗着有钱，污蔑我们的好官，使之罢去，我们袁州人失去了父母官。你如果真的是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能为他出一下力吗?”博鸡者说：“好吧。”就进入“闾左”(约略类似于今日之“贫民窟”)，集合了几十个平素跟他一样的年轻人，在道路上拦截那个豪民。碰巧那个豪民正穿着华丽衣服、带着一伙奴仆骑着高头大马逛街，博鸡者径直上前一把将他揪下来，撂翻在地，大打出手。那伙奴仆受到惊吓，四散而去。博鸡者把那豪民的华丽衣服剥下来自己穿上，还骑上他的马，指挥众人将豪民捆绑在马前游街，让他自己呼喊：“当老百姓污蔑太守的看我这样下场!”让他走一步喊一句，如果不喊就用大棍敲打，背都打烂了。豪民儿子听说父亲遭难，就纠集宗族奴仆百余人，想把老父亲抢夺回去。博鸡者就迎上前去说：“你想让你父亲死掉，就上前来打斗；如果不想，就回家关上门好好等着，我游完街，将这事办完，就让你父亲回家，没有什么损害。”豪民儿子到底是年轻人，害怕父亲立即被打死，不敢轻举妄动，就让自己的人走开去。整个袁州城里的人聚合观看，更多人跟着看会有什么结果。到了傍晚，游街游到豪民宅第前，博鸡者揪着豪民让他跪下，数落他说：“你不好好当老百姓，犯了法，被太守杖责，是有法可依的，你却竟敢因此怀恨在心，还敢利用机会污蔑陷害他老人家，让他被罢官!你的罪实在是死罪。今天姑且饶恕你；以后如果不好好改正，再胡乱说话，我就要烧掉你的豪宅、杀死你全家，让你尝尝厉害!”豪民被捆着打着游了一天街，到这时也没力气了，原先的气焰也没了，连连用额头撞地，说“不敢了，以后再不敢了”。
读到这里，大家自然会产生疑问：这么大的群体事件，又是发生在“路”这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怎么会没人管管呢?自然不是这样的。在博鸡者策马捆绑豪民游街的同时，主管一路治安与民事的机构“录事司”(《元史·志第四十一上》载：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已经赶紧骑上快马向总管府报告此事。但府里的其他官员对此事感到痛，陕，暗中放纵，并不过问。于是这件事情就一路顺畅地完成了。这时候，博鸡者对大家说：“这样做能不能够足以报答我们的父母官呢?”大家说：“你做得非常好，确实让大家感到痛快。然而父母官的冤情还没有弄明 白，他的官职还没有恢复，还是没有什么好处啊。”博鸡者说：“确实是呀!”就将几张纸粘贴在一起成为一张大纸，有两丈那么宽，写上一个“屈”字(恐怕是亘古未有的大“屈”字了)，用两根竹竿夹着举起来，到南京行御史台去走诉(与今日之“上访”完全相同，并且是越级上访)。不出所料，行台官员并不受理。博鸡者就与他的同伙整天举着那个大横幅在南京的街市上游行，影响自然不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行台官员感到不好意思，就接受了他们的诉状，恢复了袁州路总管的官职，把那个姓臧的给罢免。这件事自然也就算告一段落了，而这个博鸡者也就在东南区域闻名了。
值得注意的是，博鸡者“暴得大名”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义”。什么叫做“义”?这个词可没有现成的概念来回答，只可用较为通用的“合法性”“正当性”来稍作解答。本来，这只是统治者内部的一次倾轧，而与老百姓无关；但因为被罢免者是一个“好官”，对于当时当地的百姓来说，一个“好官”自然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让“好官”官复原职，自然也是他们的利益诉求。只不过这是一种集体的利益诉求，而非仅仅是个人的。这种“集体利益”，恐怕才是“义”之所在吧?还有，博鸡者身上所体现的“义”，只是由于“众”——群不明身份者的激发才显现出来，因此他只是充当了“义”的工具而已，并不值得过多赞扬。而“众”在此事件中代表了公众舆论，然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而只是依靠一个“素无赖、不事产业”且“任气好斗”的博鸡者想办法才达到目的，这才是值得思考的。而元朝政府最终也没有以后代常见的“挟制官府”之类的罪名将“博鸡者”治罪，大概也是怕这个“义”吧?从中也可见元朝政府并未将“官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对立起来，还不是那么“黑暗”的吧?
距离此次“群体事件”大致二十年的样子，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翰林院修《元史》的时候，听到同样也是史官的浙江天台人陶先生(不详其名，值得注意的是其籍贯——浙江天台。天台距离江西袁州有千里之遥，属于不同区域，但也闻知此事，可见其事传播区域之广)讲述了博鸡者的事迹，颇为感慨，就作了一篇《书博鸡者事》的文章，还在结尾发了一些议论，说“那个袁州路的总管虽然得到老百姓拥护，然而自己以之得意，轻视上级，其灾祸到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姓臧的肃政廉访使歪曲地使用法律，来报复一句话所产生的仇恨，固然是个狠毒暴戾的小人啊!但是那些作为上级的人不能明察这些情况，使得像博鸡者这样的匹夫卷起袖子，成群地起来伸张他们的愤恨，有见识的人自然就可以从中知道元朝政治紊乱，而变乱就从基层社会产生并且逐渐兴起了”。议论并不高明，并且与人们所接受的一般历史知识不一样。因为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实行的最著名的制度是“四等人制”，江西行省是“南人”聚居区，处于社会最底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然“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怎样反抗元朝政府的“黑暗、残暴、腐朽统治”自然应有体现。然而，这些在此文中都未显露，因为政府并未出动大批的“缇骑”拿着各种先进装备去“弹压”这场“群体事件”，事后也没有“秋后算账”(元朝政治之粗疏由此可见，以后各朝均有此种行为)。然而，在这次“群体事件”中，最为受伤的不是那个没有留下名的“太守”，也不是那个姓臧的“官二代”，而是元朝政府，因为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地方政府中矛盾重重，盘根错节，有与地方“豪民”勾结的，也有暗中放纵博鸡者在那里“闹事”而假装不知道的；而作为元朝在江南地区的最高监察机构“行御史台”，其表现则极为令人不满，开始时大摆官僚架子，不加理睬，致使事端进一步扩大，而影响更加恶劣之后，才极为被动地按群众的意愿草草了结，人们从中看到了元朝政治的粗疏与混乱，自可乘势而起。因为“至正”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使用的时间跨度较长，不知道这个“群体事件”所产生的具体时间是在其前期、中期还是末期，因此也就不知道这件事对于以后的政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了。倒是高启本人，作此文后没有几年(大致有五六年，正是明朝成立初期)，辞官回长洲(今江苏苏州)老家教书，为老朋友、时任苏州知府魏观在用张士诚(张士诚在元末起事较朱元璋为早，造宫室于苏州，号称吴王，最后为朱氏所灭)宫室旧址改建府衙作《上梁文》时，犯了一个与前文中的那位袁州路总管府总管一样的错误，将一个用得烂熟的词语“虎踞龙蟠”顺手用于文中，犯了新朝皇帝的忌讳，惨遭腰斩，时年三十九岁。
《书博鸡者事》这篇文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曾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其主要目的是显示“元朝政治的黑暗与腐败，体现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大意如此)，但到后来就逐渐不见了。现在因偶然机缘被翻出来，重读一遍，倒也有些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