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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活》的出版，军旅作家阎连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要采访和拜访他的记者、朋友络绎不绝。我和阎连科聊了两个小时，他很有耐心，对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跳跃性很强的问题毫不介意,尽量说得很慢，以便我做笔记。这是一次难忘的采访。
童年的记忆
1958年8月，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阎连科只对两方面印象深刻。
一是有关贫困的痛苦记忆。小时，阎连科兄妹四个人读书，学费加在一块要十几块钱。虽然只是十几块钱，但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不啻于一笔天文数字。阎连科在家是老小，他的学费大概要一块六毛钱。每学期交学费，父亲从老大开始排，老二、老三，一个个把学费交上，可每每轮到老小时就没钱了。没钱上学又渴望上学的阎连科，就总是在家里哭哭啼啼，想不出别的办法的母亲只好拿出一些自家产的农产品去集市卖掉换取学费。有一次母亲拿出一小篮子玉米，让阎连科自己到集市上去卖掉，以换取学费。自小就腼腆害羞的阎连科，觉得卖玉米特别丢人不愿意去，母亲恼火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就提着玉米走了，半个小时后母亲回来给了他一块六毛钱学费。之所以对这个经历记忆犹新，阎连科说大概就是母亲那一个耳光让小小年纪的他触动较大，一下子成熟了起来，知道了读书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此，他变得懂事了，热爱劳动了，星期天同父母一块儿下地挣工分。到了假期，跟着建筑队去搬砖、提灰做小工。
除了贫困的记忆，有关读书的记忆也给阎连科以深刻印象。阎连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的小学，那时候小学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都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年级升二年级能背诵15条语录就可以升级了，二年级升三年级要背诵30条才能升级，但如果要到升初中的话，就得会背诵全部的小红本毛主席语录了，还有“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这样读书，让阎连科感觉十分美好，因为这对记忆力极好的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书背完了，还有许多时间可以自己玩。
在贫困的环境中，阎连科考进了高中，天性敏感的他开始对学校、乡村和土地以及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每次想到读完高中之后（那时没有恢复高考），就将同父母亲一样，在黄土之上刨地与收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饿了就抬头看天，累了就坐在自己的一只鞋上默默无语时，心里就会生出许多失落和惆怅。就仿佛一个人被困在一处孤岛之上。离开孤岛走出去，成了阎连科少时最大的心事。
浸透农村血液的写作
现在的阎连科已经写作了30年。《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等的出版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也让他跻身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列。他的写作，在题材上主要涉及河南农村生活和部队生活两大块，在内容上都没脱离农村，让人感觉到农村生活的那种凝重及他对农村人劳苦命运的敬重。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投影，融深重的人性与哲学寓言于一体，再加上独特的小说结构和语言，让人耳目一新。
这一切显然和他二十岁前的农村生活有关。
“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从他最伤痛的地方开始的，这可能也是他小说创作最好的源泉。我的伤痛在农村。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农村，但精神状态还是农村的，写作时的感情主要是面对乡亲们的人性和命运。我要以我的感情来写乡村的丑陋、浅薄、甚至仇恨。我的乡土写作，不是一味地怀旧，一味地给予温情的抚慰。”
正是这种写作态度，写了这么多年，阎连科一直没敢“脱离农村”，没敢忘记“劳苦人”的命运。“我在河南农村出生成长，生活细节和人生经验长年累月地积累，逐渐形成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认识。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苦群体’，他们生活的绝境，非我们所想。而我们说到他们时，又总是说他们麻木。可我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麻木是他们对抗苦难生活的最好武器。我的《受活》对这种麻木状态有许多描述，我想读者会因此对《受活》更有一种自己的体会。”
“作为一个作家，什么样的小说我都可以写。但是，我能写好的小说，可能就是我现在的那些小说。母亲生你下来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家庭、你的地理环境、你的文化背景、你的家庭地位、经济状况，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
这就是热爱农村的写作。阎连科预言说他二十岁前的农村生活经历将左右他一生的写作。
这是一种坚定的写作信仰。
语文教育创造力至关重要
在采访中，我们聊起了另一个话题——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问题。
阎连科的孩子去年考到上海去读大学了，作为一个学生家长，他对当代的语文教育有着太多的认识和思考。
“我感觉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从严谨的教育模式中脱离出来，在我们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中，理科数理化教育是注重严谨的逻辑的，而现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也很注重这个，这对于思想正处于活跃期，还没有定型的学生来说是很不利的，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的。我认为语文教育应该是和数理化教育形成互补的教育，语文教育更应强调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开放活跃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教育才能形成全面的教育。”
说到这里，阎连科说一次他和北大学生举行的座谈就很能说明问题。北大的学生素质很高，从学生提出的问题，就能看出他们在小说理论问题上有一定的功底，但具体到小说细节的探讨上，就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想象力普遍很贫乏，这说明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在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是有欠缺的。
“现在的语文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孩子变得尊重了，我的孩子读中学时，一个是课外作业少了，有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一个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也少了，有了可喜的人性教育的一面。但这只是在城里，我去年回老家，发现乡下的中小学学校的教育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还是那种填鸭式教育，看课外书管得死死的，连《西游记》《三国演义》都不让看。还不如我那时候，我不清楚，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阎连科如是说。
童年的记忆
1958年8月，阎连科出生在河南嵩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阎连科只对两方面印象深刻。
一是有关贫困的痛苦记忆。小时，阎连科兄妹四个人读书，学费加在一块要十几块钱。虽然只是十几块钱，但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不啻于一笔天文数字。阎连科在家是老小，他的学费大概要一块六毛钱。每学期交学费，父亲从老大开始排，老二、老三，一个个把学费交上，可每每轮到老小时就没钱了。没钱上学又渴望上学的阎连科，就总是在家里哭哭啼啼，想不出别的办法的母亲只好拿出一些自家产的农产品去集市卖掉换取学费。有一次母亲拿出一小篮子玉米，让阎连科自己到集市上去卖掉，以换取学费。自小就腼腆害羞的阎连科，觉得卖玉米特别丢人不愿意去，母亲恼火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就提着玉米走了，半个小时后母亲回来给了他一块六毛钱学费。之所以对这个经历记忆犹新，阎连科说大概就是母亲那一个耳光让小小年纪的他触动较大，一下子成熟了起来，知道了读书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此，他变得懂事了，热爱劳动了，星期天同父母一块儿下地挣工分。到了假期，跟着建筑队去搬砖、提灰做小工。
除了贫困的记忆，有关读书的记忆也给阎连科以深刻印象。阎连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的小学，那时候小学一年级升二年级，二年级升三年级，都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年级升二年级能背诵15条语录就可以升级了，二年级升三年级要背诵30条才能升级，但如果要到升初中的话，就得会背诵全部的小红本毛主席语录了，还有“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这样读书，让阎连科感觉十分美好，因为这对记忆力极好的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书背完了，还有许多时间可以自己玩。
在贫困的环境中，阎连科考进了高中，天性敏感的他开始对学校、乡村和土地以及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每次想到读完高中之后（那时没有恢复高考），就将同父母亲一样，在黄土之上刨地与收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饿了就抬头看天，累了就坐在自己的一只鞋上默默无语时，心里就会生出许多失落和惆怅。就仿佛一个人被困在一处孤岛之上。离开孤岛走出去，成了阎连科少时最大的心事。
浸透农村血液的写作
现在的阎连科已经写作了30年。《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等的出版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也让他跻身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列。他的写作，在题材上主要涉及河南农村生活和部队生活两大块，在内容上都没脱离农村，让人感觉到农村生活的那种凝重及他对农村人劳苦命运的敬重。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投影，融深重的人性与哲学寓言于一体，再加上独特的小说结构和语言，让人耳目一新。
这一切显然和他二十岁前的农村生活有关。
“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从他最伤痛的地方开始的，这可能也是他小说创作最好的源泉。我的伤痛在农村。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农村，但精神状态还是农村的，写作时的感情主要是面对乡亲们的人性和命运。我要以我的感情来写乡村的丑陋、浅薄、甚至仇恨。我的乡土写作，不是一味地怀旧，一味地给予温情的抚慰。”
正是这种写作态度，写了这么多年，阎连科一直没敢“脱离农村”，没敢忘记“劳苦人”的命运。“我在河南农村出生成长，生活细节和人生经验长年累月地积累，逐渐形成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认识。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苦群体’，他们生活的绝境，非我们所想。而我们说到他们时，又总是说他们麻木。可我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麻木是他们对抗苦难生活的最好武器。我的《受活》对这种麻木状态有许多描述，我想读者会因此对《受活》更有一种自己的体会。”
“作为一个作家，什么样的小说我都可以写。但是，我能写好的小说，可能就是我现在的那些小说。母亲生你下来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家庭、你的地理环境、你的文化背景、你的家庭地位、经济状况，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
这就是热爱农村的写作。阎连科预言说他二十岁前的农村生活经历将左右他一生的写作。
这是一种坚定的写作信仰。
语文教育创造力至关重要
在采访中，我们聊起了另一个话题——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问题。
阎连科的孩子去年考到上海去读大学了，作为一个学生家长，他对当代的语文教育有着太多的认识和思考。
“我感觉我们的语文教育应该从严谨的教育模式中脱离出来，在我们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中，理科数理化教育是注重严谨的逻辑的，而现在我们的语文教育也很注重这个，这对于思想正处于活跃期，还没有定型的学生来说是很不利的，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的。我认为语文教育应该是和数理化教育形成互补的教育，语文教育更应强调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开放活跃的思想，只有这样，我们的基础教育才能形成全面的教育。”
说到这里，阎连科说一次他和北大学生举行的座谈就很能说明问题。北大的学生素质很高，从学生提出的问题，就能看出他们在小说理论问题上有一定的功底，但具体到小说细节的探讨上，就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想象力普遍很贫乏，这说明他们的中小学教育，在创造力和想象力方面，是有欠缺的。
“现在的语文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孩子变得尊重了，我的孩子读中学时，一个是课外作业少了，有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一个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也少了，有了可喜的人性教育的一面。但这只是在城里，我去年回老家，发现乡下的中小学学校的教育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还是那种填鸭式教育，看课外书管得死死的，连《西游记》《三国演义》都不让看。还不如我那时候，我不清楚，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阎连科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