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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吾友朱迪丝》、《对话》 和《到十九号房》中的主人公进行探讨， 旨在证明这三位主人公都是在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苦修者，是莱辛在灵魂探索道路上对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借鉴。莱辛认为，人类要获得终极的自由应该回归“圣愚”之路。
关键词： 苦修 圣愚 多丽丝·莱辛
一、引言
2009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多丽丝·莱辛一生撰写过92篇短篇小说，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她的短篇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某些评论仍停留在对她的长篇小说的探讨方面。实际上，莱辛对自己的短篇小说赞赏有加，她宣布自己将不断将短篇小说的写作进行下去，“就算他们不再能有一个家，只得栖身在私人的抽屉里”（莱辛，2008：4）。在她的短篇世界中，莱辛更将对全人类的关心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并努力寻找人类的出路。短篇小说《吾友朱迪丝》、《对话》 和《到十九号房》集中体现了莱辛在为寻求人类尤其是女性脱离现代困境的途径时，对俄罗斯文学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圣愚”文化的继承与改编。
莱辛从少年时代就辍学，她的教育几乎都是靠自学成才的，她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深受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在思想的影响，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为写作榜样。同时，作为混杂文化影响之下的莱辛的文学理念呈现出一种杂糅性：在南非的离散身份使得莱辛洞察边缘人群孤独无力，却孤傲不屈；初到英国本土时的经济困窘和单亲母亲的重重困难；及至作品发表引发轰动，却因为其中揭示种族问题而被自己的成长之家永远的限制入内……敏感而又才华出众的莱辛在俄罗斯文学中所传达的精髓中获取能够使自己乃至许多同样遭遇心灵困境的人走出困苦的力量。莱辛又受到传统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多种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是解构主义对边缘人群的异质性的解析使得莱辛获得进一步探究的逻辑基础，莱辛通过对东方圣愚的本质的吸收演绎西方疯癫之下的救赎。
二、圣愚文化与文学
“圣愚文化”是俄罗斯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基于东正教的影响之下逐渐进入俄罗斯的文化结构中，并制约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他各种文化表征的存在方式的文化。王志耕老师在《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中总结了圣愚文化独有的疯癫与虔诚的双重性特征。圣愚文化的双重性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双重性——否定与肯定。“所谓否定，则包括了外在否定和内在否定，或曰对现实理性及恶的自指性嘲讽；所谓肯定，则包括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追求，对舍弃肉体性自我的热情，及对人类终极目标的宏大叙事”（王志耕，2013：55）。与东方圣愚不同的是西方的疯癫者则多出于被动性：“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福柯）但是被动的疯癫如果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价值，并主动选择苦修，那么他们的行为则不应该是世俗意义上的逃避，而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救赎。莱辛为探索人类救赎的途径，曾经求助马克思主义，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苏联的集权政治使得莱辛转向个人的救赎之路。莱辛笔下的疯癫形象便有了自我救赎的西方“圣愚”的特征。莱辛承袭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创作方式，将小人物和边缘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演绎存在他们身上的“圣愚”精神。
三、现代社会的圣愚
圣愚现象源于疯癫的现象。疯癫行为源于基督教现实准则的自我贬义和舍弃世俗。圣愚通常是以与世俗意识相悖的形象出现的。传统中的圣愚经常为赤身裸体的苦修者，他们不管世俗的反应如何，始终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俄罗斯经过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过程，似乎在数量上圣愚有所减少，但是作为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圣愚精神已经转向一种隐藏的另类方式出现在文学文化中。莱辛在三篇小说《《吾友朱迪丝》、《对话》和《到十九号房》中，塑造了三位现代意义上的圣愚：他们努力保持者独立的个性；自愿地隔离自我远离他人；逃离感官享受，选择苦行僧行的隐修生活；最终以放弃肉体的方式获得终极的精神自由。
首先，三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社会中对世俗的诱惑进行坚决的抵制：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朱迪丝说：“人该保存个性，你们说是不是？”①（莱辛，1978：200）她坚信：“要是我不让人家管的话，没人能管我的闲事”（215）；《对话》的男主人公拒绝了女人的邀请，因为他是一个“坚守自己的意志”②的人（51）；《十九号房》中的苏珊乐于将一切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不管外界的风暴如何，她都保持“一切平安无事，井井有条，对，无半分差错”（91）。现代圣愚拒绝任何情感的羁绊，“他们没有亲情，不懂得接受亲情；他们没有家庭，也不能够进入家庭生活，一生漂泊；他们不仅是世俗伦常这种的放逐者，而且是精神上的自愿放逐者。因为只有切断世俗之根， 才是救赎的终极途径”（王志耕：77）。朱迪丝曾经在世俗的压力下与意大利男子卢格有过交往，但是她对这种关系极为不安，因为她停留在意大利的原因只是因为“那只猫”（214），她无法忍受人类违反猫的天性的行为。或者说她可以对动物的生命关注，但对于自己的作为人的属性则拒绝任何导致家庭亲情的束缚的可能性，她在他人的惊讶中迅速离开意大利，从而中断世俗为她铺就的走上所谓“正规的”道路；《对话》的男人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与世俗隔离的，他接受她的朝拜，他如同苦修的圣愚一般，在高高的阁楼上远离尘嚣，“我不会去虚伪的做做……我不懂感情”（46）。他不会走出自己的狭窄的精神的空间，对他而言，孤独的欣赏冰冷的天空更能使他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而已经进入了婚姻家庭生活的苏珊则能宁愿一遍又一遍地选择一个龌龊的旅馆也不愿回归家庭。他们一直行走在路上，在心灵的流浪中寻找上帝的福音。
不仅是拒绝情感的陪伴，现代圣愚也拒绝现代社会中泛滥的感官的快乐。二战之后的欧洲乃至世界掀起更疯狂的放纵热潮。法国在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也许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彻底改变，人们已经不再受基督教教义的约束，都寻求欢乐权、妇女获得解放、同性恋关系得到社会认同、黄色淫秽问题被一般性看待，“多元情爱、多头结合和多边忠贞”成为时尚。莱辛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复杂矛盾都可以从性中表现主来”（Doris Lessing 1973：154）。因此，对于感官的诱惑、对性爱的快乐的完全弃绝，转而主动选择一种严酷的存在方式成为现代圣愚们的特征之一。朱迪丝拒绝贪恋她身体的卢格，《对话》的男人拒绝深爱他的女人，苏珊自觉放弃那个曾给她安全与慰藉的男人的身体。不仅如此，圣愚着们在纷扰的世俗中保持或选择自己的苦修之处。朱迪丝身材完美，配上一件名牌裙子，“身上所产生的形象，除了古典的，当然不会有别的，或许是像女神戴安娜，刚打完猎回来，一身轻松？又或是像个知识水平较高的山林女神，选择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度过一个下午？”（200）然而在叙述者的惊叹中，朱迪丝又穿回她“脱下的灯芯绒旧裙子和毛料衬衫”里，脸上丝毫粉黛不施。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朱迪丝的“房子残旧，暖气设备恶劣，家具又旧又丑，破破烂烂，摇摇欲坠”。在世俗的眼里，这一切都是与她的身份格格不入的。《对话》的男人选择的居住地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因为永远挂着深蓝色窗帘而更加幽暗。紧挨着一个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旁边的窄窄的小床在散发着黄光的忽明忽暗的床头灯的笼罩下，让令人窒息”（54）。拥有豪华别墅的苏珊更是选择了那个丑极了的房间，“只有一个窗子，挂着薄薄锦织的绿色帘子，一张三英尺又三分之一的床，罩着一张廉价的绿色缎子床罩，旁边有个煤气热气炉，装上让客人自己放钱的咪表，此外还有一个柜子，一张绿色的柳条扶手椅”（112）。传统的苦修者或是在山林或是在沙漠远离尘世的地方苦修，莱辛的主人公选择的是现代社会的更艰难的苦修。这或许是真正的宗教意义上的苦修：模仿基督的虚己，自愿放弃一切，极端禁欲和谦卑。 四、心灵的救赎
多丽丝·莱辛的一生都在探寻人类真正心灵得到解放的途径。她的生活经历广泛，致使她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写作题材。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矛盾和种族歧视、20世纪国际社会的诸多政治焦点问题，如美苏冷战、原子战争、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科学危机和青少年暴力、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等都是她描写的空间。莱辛在写作期间始终关注的人类整体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问题。回归圣愚是莱辛在人类灵魂的归属问题上的一个建议，是对理性知识对人类精神摧残的一个控诉。在三篇小说中，莱辛的一个主题是：超越世俗知识、超越科技理性、回归人类的最高理性——痴愚。为增强主题的鲜明性，莱辛在塑造现代生育的同时，采用客观世俗的角度描写理性主义的牺牲品，从而证明现代圣愚作为人类未来的身份。
从表面看，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都是对现代科技知识的继承者：朱迪丝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在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话》男对女人的嘲笑：“你靠着祖先的残羹冷炙生存，也保守者他们的故纸堆中的观念。”说明他一定是有着“先进的”知识的人；而女人则是强忍住眼泪，因为“眼泪是被禁止的”（49-50），苏珊与马修的婚姻“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因而，“其实用不着使用那些夸张的字眼，什么‘不忠’、‘原谅’等。理智不准她使用这些字眼，理智也不准她吵架、闹别扭、发脾气、冷战、恶言相对、哭闹、尤其是不准她哭”（94）。他们明白，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现代理性的驱使下，物质和精神形成了一组对立关系：被现代人所推崇的知识理性和情感的发泄——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对立产生了古希腊的悲剧，现代社会中理性和情感的独立则必将导致个体人格的分裂。朱迪丝在与卢格的交往中感受到“一点都不是自己了”，情感上她渴望承袭原罪感——那是拯救的唯一希望，但理智要求她去除原罪只存有现代社会中的罪恶感。《对话》男极力否认情感的力量，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只在太阳底下嗡嗡叫的苍蝇”。《十九号房》开篇之初，莱辛就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理智发挥不了作用的故事”（88）。苏珊作为世俗社会中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力求将一切控制在自己的理性意识之下，但是一旦情感出现之时，她就立刻感觉到了自我的分裂，她的“灵魂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95）。在理性与情感的对抗中，情感就像是一个魔鬼，不断出现，惊扰着无能为力的苏珊，使她无法对抗，无处逃避。
分裂的自我在理智的指挥下选择逃避，但是理性地逃离到孤寂之中并不能使他们回归那个原来的自我，相反却将他们引向进一步的分裂及至最终的毁灭。“生命像沙漠，一切都无意义”（93）。朱迪丝身体垮掉了，她臃肿不堪，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对话》男很明显病入膏肓，精神上他无法期盼能够“回到旧的美好时代”。 苏珊更实践了Karl Menninger 所说的“自愿的自我剥夺就是一种慢性自杀”（ Menninger 1959：384）预言——她打开了煤气， “漂入黑暗的河流中”（124）。科技理性强制“错误的二元的对立”（Lessing 1994：24），尤其是将理性与情感对立开来的终极结果的就是人类人性的分裂。莱辛正是从世俗的层面再次证明理性的恶果。
现代社会发展后期，人的存在方式呈“碎片化”状态，时间不再连续，空间可以倒转，大历史消解，英雄不再，小人物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角。这为圣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圣愚能够“超越了思想与事物之间必须遵守的逻辑关系，对他来说，现实性是绝对的，思想也是物”（王志耕，2013：118）。“终极自由”是圣愚毕生的追求。正是世俗的享乐，肉体的羁绊阻碍了人的追求过程，因此，圣愚舍弃了身外之物，例如锦衣玉食（俄罗斯民族中的真正的圣愚很多出身于富贵之家，在他们舍弃了财富之后，才成了圣愚，参见王志耕老师的《圣愚之维》一书的附录）。对他们来说，只有每时每刻都尽全力生活，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意义。莱辛在三篇小说中通过对主人公的碎片化的记忆的书写，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否定世俗意义上的整体性。她以苏珊的最后的“疯狂”的自杀指明人类走向救赎的道路，即回归圣愚的自由，获得心灵的最终的救赎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注释：
①本文中的《吾友朱迪丝》和《到十九号房》的引文均来自于傅惟慈等译的《多丽丝·莱辛.另外那个女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78.括号内为引用页码。
②本文中《对话》的引文来自于Doris Lessing.The Temptation of Jack Orkney.London： Flamingo， 2002.中文为作者翻译，括号内为引用页码。
参考文献：
[1]Lessing，Doris.The Temptation of Jack Orkney[M].London： Flamingo， 2002.
[2]Lessing，Doris.A Small Personal Voice[M].London： Flamingo， 1994.
[3]Lessing，Doris.“A Conversation with Doris Lessing” by Florence How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 1973：154.
[4]Menninger，Karl.A psychiatrist World[M].New York：Viking，1959.
[5]多丽丝·莱辛.傅惟慈等译.另外那个女人[M].浙江文艺出版社，1978.
[6]多丽丝·莱辛.陈星，译.这是老酋长的国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米歇尔·福柯.刘北城，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
[8]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帕慕克与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CWW011。本论文为阶段性研究项目成果。
关键词： 苦修 圣愚 多丽丝·莱辛
一、引言
2009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多丽丝·莱辛一生撰写过92篇短篇小说，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她的短篇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某些评论仍停留在对她的长篇小说的探讨方面。实际上，莱辛对自己的短篇小说赞赏有加，她宣布自己将不断将短篇小说的写作进行下去，“就算他们不再能有一个家，只得栖身在私人的抽屉里”（莱辛，2008：4）。在她的短篇世界中，莱辛更将对全人类的关心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并努力寻找人类的出路。短篇小说《吾友朱迪丝》、《对话》 和《到十九号房》集中体现了莱辛在为寻求人类尤其是女性脱离现代困境的途径时，对俄罗斯文学世界的核心价值观——“圣愚”文化的继承与改编。
莱辛从少年时代就辍学，她的教育几乎都是靠自学成才的，她大量阅读俄罗斯文学，深受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在思想的影响，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为写作榜样。同时，作为混杂文化影响之下的莱辛的文学理念呈现出一种杂糅性：在南非的离散身份使得莱辛洞察边缘人群孤独无力，却孤傲不屈；初到英国本土时的经济困窘和单亲母亲的重重困难；及至作品发表引发轰动，却因为其中揭示种族问题而被自己的成长之家永远的限制入内……敏感而又才华出众的莱辛在俄罗斯文学中所传达的精髓中获取能够使自己乃至许多同样遭遇心灵困境的人走出困苦的力量。莱辛又受到传统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多种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是解构主义对边缘人群的异质性的解析使得莱辛获得进一步探究的逻辑基础，莱辛通过对东方圣愚的本质的吸收演绎西方疯癫之下的救赎。
二、圣愚文化与文学
“圣愚文化”是俄罗斯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基于东正教的影响之下逐渐进入俄罗斯的文化结构中，并制约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他各种文化表征的存在方式的文化。王志耕老师在《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中总结了圣愚文化独有的疯癫与虔诚的双重性特征。圣愚文化的双重性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双重性——否定与肯定。“所谓否定，则包括了外在否定和内在否定，或曰对现实理性及恶的自指性嘲讽；所谓肯定，则包括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追求，对舍弃肉体性自我的热情，及对人类终极目标的宏大叙事”（王志耕，2013：55）。与东方圣愚不同的是西方的疯癫者则多出于被动性：“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福柯）但是被动的疯癫如果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价值，并主动选择苦修，那么他们的行为则不应该是世俗意义上的逃避，而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救赎。莱辛为探索人类救赎的途径，曾经求助马克思主义，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苏联的集权政治使得莱辛转向个人的救赎之路。莱辛笔下的疯癫形象便有了自我救赎的西方“圣愚”的特征。莱辛承袭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创作方式，将小人物和边缘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演绎存在他们身上的“圣愚”精神。
三、现代社会的圣愚
圣愚现象源于疯癫的现象。疯癫行为源于基督教现实准则的自我贬义和舍弃世俗。圣愚通常是以与世俗意识相悖的形象出现的。传统中的圣愚经常为赤身裸体的苦修者，他们不管世俗的反应如何，始终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为。俄罗斯经过前苏联社会主义的过程，似乎在数量上圣愚有所减少，但是作为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圣愚精神已经转向一种隐藏的另类方式出现在文学文化中。莱辛在三篇小说《《吾友朱迪丝》、《对话》和《到十九号房》中，塑造了三位现代意义上的圣愚：他们努力保持者独立的个性；自愿地隔离自我远离他人；逃离感官享受，选择苦行僧行的隐修生活；最终以放弃肉体的方式获得终极的精神自由。
首先，三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社会中对世俗的诱惑进行坚决的抵制：不仅在行为上，而且在思想上。朱迪丝说：“人该保存个性，你们说是不是？”①（莱辛，1978：200）她坚信：“要是我不让人家管的话，没人能管我的闲事”（215）；《对话》的男主人公拒绝了女人的邀请，因为他是一个“坚守自己的意志”②的人（51）；《十九号房》中的苏珊乐于将一切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下，不管外界的风暴如何，她都保持“一切平安无事，井井有条，对，无半分差错”（91）。现代圣愚拒绝任何情感的羁绊，“他们没有亲情，不懂得接受亲情；他们没有家庭，也不能够进入家庭生活，一生漂泊；他们不仅是世俗伦常这种的放逐者，而且是精神上的自愿放逐者。因为只有切断世俗之根， 才是救赎的终极途径”（王志耕：77）。朱迪丝曾经在世俗的压力下与意大利男子卢格有过交往，但是她对这种关系极为不安，因为她停留在意大利的原因只是因为“那只猫”（214），她无法忍受人类违反猫的天性的行为。或者说她可以对动物的生命关注，但对于自己的作为人的属性则拒绝任何导致家庭亲情的束缚的可能性，她在他人的惊讶中迅速离开意大利，从而中断世俗为她铺就的走上所谓“正规的”道路；《对话》的男人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与世俗隔离的，他接受她的朝拜，他如同苦修的圣愚一般，在高高的阁楼上远离尘嚣，“我不会去虚伪的做做……我不懂感情”（46）。他不会走出自己的狭窄的精神的空间，对他而言，孤独的欣赏冰冷的天空更能使他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而已经进入了婚姻家庭生活的苏珊则能宁愿一遍又一遍地选择一个龌龊的旅馆也不愿回归家庭。他们一直行走在路上，在心灵的流浪中寻找上帝的福音。
不仅是拒绝情感的陪伴，现代圣愚也拒绝现代社会中泛滥的感官的快乐。二战之后的欧洲乃至世界掀起更疯狂的放纵热潮。法国在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也许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彻底改变，人们已经不再受基督教教义的约束，都寻求欢乐权、妇女获得解放、同性恋关系得到社会认同、黄色淫秽问题被一般性看待，“多元情爱、多头结合和多边忠贞”成为时尚。莱辛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复杂矛盾都可以从性中表现主来”（Doris Lessing 1973：154）。因此，对于感官的诱惑、对性爱的快乐的完全弃绝，转而主动选择一种严酷的存在方式成为现代圣愚们的特征之一。朱迪丝拒绝贪恋她身体的卢格，《对话》的男人拒绝深爱他的女人，苏珊自觉放弃那个曾给她安全与慰藉的男人的身体。不仅如此，圣愚着们在纷扰的世俗中保持或选择自己的苦修之处。朱迪丝身材完美，配上一件名牌裙子，“身上所产生的形象，除了古典的，当然不会有别的，或许是像女神戴安娜，刚打完猎回来，一身轻松？又或是像个知识水平较高的山林女神，选择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度过一个下午？”（200）然而在叙述者的惊叹中，朱迪丝又穿回她“脱下的灯芯绒旧裙子和毛料衬衫”里，脸上丝毫粉黛不施。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朱迪丝的“房子残旧，暖气设备恶劣，家具又旧又丑，破破烂烂，摇摇欲坠”。在世俗的眼里，这一切都是与她的身份格格不入的。《对话》的男人选择的居住地是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因为永远挂着深蓝色窗帘而更加幽暗。紧挨着一个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旁边的窄窄的小床在散发着黄光的忽明忽暗的床头灯的笼罩下，让令人窒息”（54）。拥有豪华别墅的苏珊更是选择了那个丑极了的房间，“只有一个窗子，挂着薄薄锦织的绿色帘子，一张三英尺又三分之一的床，罩着一张廉价的绿色缎子床罩，旁边有个煤气热气炉，装上让客人自己放钱的咪表，此外还有一个柜子，一张绿色的柳条扶手椅”（112）。传统的苦修者或是在山林或是在沙漠远离尘世的地方苦修，莱辛的主人公选择的是现代社会的更艰难的苦修。这或许是真正的宗教意义上的苦修：模仿基督的虚己，自愿放弃一切，极端禁欲和谦卑。 四、心灵的救赎
多丽丝·莱辛的一生都在探寻人类真正心灵得到解放的途径。她的生活经历广泛，致使她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写作题材。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矛盾和种族歧视、20世纪国际社会的诸多政治焦点问题，如美苏冷战、原子战争、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科学危机和青少年暴力、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等都是她描写的空间。莱辛在写作期间始终关注的人类整体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问题。回归圣愚是莱辛在人类灵魂的归属问题上的一个建议，是对理性知识对人类精神摧残的一个控诉。在三篇小说中，莱辛的一个主题是：超越世俗知识、超越科技理性、回归人类的最高理性——痴愚。为增强主题的鲜明性，莱辛在塑造现代生育的同时，采用客观世俗的角度描写理性主义的牺牲品，从而证明现代圣愚作为人类未来的身份。
从表面看，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都是对现代科技知识的继承者：朱迪丝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在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话》男对女人的嘲笑：“你靠着祖先的残羹冷炙生存，也保守者他们的故纸堆中的观念。”说明他一定是有着“先进的”知识的人；而女人则是强忍住眼泪，因为“眼泪是被禁止的”（49-50），苏珊与马修的婚姻“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因而，“其实用不着使用那些夸张的字眼，什么‘不忠’、‘原谅’等。理智不准她使用这些字眼，理智也不准她吵架、闹别扭、发脾气、冷战、恶言相对、哭闹、尤其是不准她哭”（94）。他们明白，一切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现代理性的驱使下，物质和精神形成了一组对立关系：被现代人所推崇的知识理性和情感的发泄——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的对立产生了古希腊的悲剧，现代社会中理性和情感的独立则必将导致个体人格的分裂。朱迪丝在与卢格的交往中感受到“一点都不是自己了”，情感上她渴望承袭原罪感——那是拯救的唯一希望，但理智要求她去除原罪只存有现代社会中的罪恶感。《对话》男极力否认情感的力量，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只在太阳底下嗡嗡叫的苍蝇”。《十九号房》开篇之初，莱辛就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理智发挥不了作用的故事”（88）。苏珊作为世俗社会中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力求将一切控制在自己的理性意识之下，但是一旦情感出现之时，她就立刻感觉到了自我的分裂，她的“灵魂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95）。在理性与情感的对抗中，情感就像是一个魔鬼，不断出现，惊扰着无能为力的苏珊，使她无法对抗，无处逃避。
分裂的自我在理智的指挥下选择逃避，但是理性地逃离到孤寂之中并不能使他们回归那个原来的自我，相反却将他们引向进一步的分裂及至最终的毁灭。“生命像沙漠，一切都无意义”（93）。朱迪丝身体垮掉了，她臃肿不堪，脸色苍白，一副病态。《对话》男很明显病入膏肓，精神上他无法期盼能够“回到旧的美好时代”。 苏珊更实践了Karl Menninger 所说的“自愿的自我剥夺就是一种慢性自杀”（ Menninger 1959：384）预言——她打开了煤气， “漂入黑暗的河流中”（124）。科技理性强制“错误的二元的对立”（Lessing 1994：24），尤其是将理性与情感对立开来的终极结果的就是人类人性的分裂。莱辛正是从世俗的层面再次证明理性的恶果。
现代社会发展后期，人的存在方式呈“碎片化”状态，时间不再连续，空间可以倒转，大历史消解，英雄不再，小人物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角。这为圣愚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圣愚能够“超越了思想与事物之间必须遵守的逻辑关系，对他来说，现实性是绝对的，思想也是物”（王志耕，2013：118）。“终极自由”是圣愚毕生的追求。正是世俗的享乐，肉体的羁绊阻碍了人的追求过程，因此，圣愚舍弃了身外之物，例如锦衣玉食（俄罗斯民族中的真正的圣愚很多出身于富贵之家，在他们舍弃了财富之后，才成了圣愚，参见王志耕老师的《圣愚之维》一书的附录）。对他们来说，只有每时每刻都尽全力生活，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意义。莱辛在三篇小说中通过对主人公的碎片化的记忆的书写，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否定世俗意义上的整体性。她以苏珊的最后的“疯狂”的自杀指明人类走向救赎的道路，即回归圣愚的自由，获得心灵的最终的救赎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注释：
①本文中的《吾友朱迪丝》和《到十九号房》的引文均来自于傅惟慈等译的《多丽丝·莱辛.另外那个女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78.括号内为引用页码。
②本文中《对话》的引文来自于Doris Lessing.The Temptation of Jack Orkney.London： Flamingo， 2002.中文为作者翻译，括号内为引用页码。
参考文献：
[1]Lessing，Doris.The Temptation of Jack Orkney[M].London： Flamingo， 2002.
[2]Lessing，Doris.A Small Personal Voice[M].London： Flamingo， 1994.
[3]Lessing，Doris.“A Conversation with Doris Lessing” by Florence How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J]， 1973：154.
[4]Menninger，Karl.A psychiatrist World[M].New York：Viking，1959.
[5]多丽丝·莱辛.傅惟慈等译.另外那个女人[M].浙江文艺出版社，1978.
[6]多丽丝·莱辛.陈星，译.这是老酋长的国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米歇尔·福柯.刘北城，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
[8]王志耕.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帕慕克与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CWW011。本论文为阶段性研究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