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全国“两会”上，医药卫生领域的代表、委员既有号贩子入刑、临终关怀等新鲜热点提案，也有数年如一日地与烟草立法、儿科医生短缺、中医药发展等“死磕”的老话题。本刊盘点了部分代表委员的建议和提案，供读者参考。
关于医疗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建议将号贩子入刑
2016年年底，北京市市属医院将实现非急诊全面预约，改善病患就医感受。同时，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问题，医卫管理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患者救命的事做交易，性质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号贩子在一些医院周围，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疗的权利，并加价转让牟利。在这种交易之中，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任何资源紧缺都有贩子存在，但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存在，破坏了基本民生领域，打乱了事关生命、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保障的机会。医卫管理相关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这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这种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
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的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还逃避了税收监管。在刑法修订之前，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加强百度推广等互联网医疗广告监管
百度公司将“血友病”贴吧卖给医院事件，折射出目前工商部门对整个互联网广告的监管不力。只有健康、规范、有序的互联网广告业的发展，才能促进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建议对《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做出修改并增加相应条款，同时提出重点整治目前民怨集中的竞价排名医疗广告，特别是对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处以重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全面铺开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显示，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4.8%，城市为41.9%，估计全国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人。心血管病的疾病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是导致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受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加强政府主导下的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加快建立塑化剂致限制标准、抗生素监控刻不容缓
抗生素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环境监测目标化合物的范围。现在大家的意识还没到这一步，意识中的污染主要还是重金属、农药残留等食品问题。然而，在农用及畜牧业的抗生素使用中，85%的抗生素都排放到水体里。对抗生素的监控与控制已经刻不容缓。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一一中国临终关怀事业需要顶层设计
政府应成立管理临终关怀的工作机构，隶属于相应的医疗卫生部门，其成员可以由民政、人事、卫生、财政等部门的专家兼任，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运作，并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供建议，使临终关怀的服务标准、团队建设、资金来源等各方而都步入到法制化轨道。
政府可将城乡居民的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纳入我国医疗保险之中。资金由三方筹措：单位或集体缴纳一部分；社会捐助（红十字会、福利彩票收入）承担一部分；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可以努力开发多种资金筹措渠道，鼓励合资、私营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模式，在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的税收、用房、收费方给予财政优惠。
加强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技能的培训，树立科学的死亡观，即尊重生命的神圣性，也不勉强延续生命，从而更好地为临终患者服务；亦应引导临终患者及家属正确地认识死亡并坦然地接受死亡；对在校医护学生，则可开设死亡教育、临终关怀等相关人文课程。
关于儿科医生短缺
全国政协委员、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放开对儿科医生的限制，让其自由开诊所
儿科纵然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竟然少有综合医院愿意开儿科，更少有医生愿意干儿科。这就导致儿科资源高度集中在儿科医院，儿科医生荒、患儿看病难愈演愈烈。除了提高待遇，也应该加快儿科医生的流动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
考虑到儿科医生在患者身上花费的时间、耐心和精力都要比成人多得多，建议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增加的部分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来弥补，同时制定针对儿童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的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白驹——建议刑法增设“非法组织胎儿性别鉴定罪”。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2013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60。性别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非法活动屡禁不止，鉴定方法从利用超声技术发展到孕妇血液性别DNA鉴定，并且逐渐组织化，形成境内外勾结的地下产业链。而有关法律对策不够完善，未能有效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不能让医生的工资与创收挂钩
儿科医生不足，儿科医生流失，是我们现在医改里一些错误的方向，以及公立医院医改出现错误的最重要的写照。公立医院的核心是解决它的租赁性，解决它的公益性。现在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主要还是靠创收。创收美其名曰是多劳多得，但什么叫劳？是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来自哪儿？不是来自医生的劳动，或者工作的难度，而是来自开的检查药物和项目，恰恰儿科这方面最缺少。儿科医生流动得这么厉害，它不是人才流动，而是人才流失。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免费新生儿筛查、救治，解二孩家庭后顾之忧
“全面二孩”放开后，预计高龄产妇将占60%，新生儿健康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我国新生儿缺陷率为5.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他建议，从备孕到产前保健再到新生儿出生的过程中，国家应建立免费制度，免费提供新生儿筛查、救治等项目，通过国家买单，消除公众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关于中医药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胡季强——调整中药注册政策，支持中药传承与创新
目前中药注册审评政策阻滞了中药的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科技创新、中药现代化，中成药品种已近万种，中成药产业在我国成品药市场中占近30%的份额，总规模近4000亿元。但是，有一组数据着实令人担忧：根据CFDA公布的年度药品注册评审报告，2012年以来的3年中药获生产批件数分别为37、27、24个，分别占当年全部生产批件数的6.0%、6.5%、4.7%，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获准产品创新程度不高，2014年1～4类为0个，5类1个，6类10个，8类2个，还有近一半为补充申请，只占中药目前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而六类中药新药又很难进入或调整进入全国及省医保目录。这表明未来可以上市的创新中药将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必将影响中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建议尽快调整中药注册监管政策，根据中药特点和现状，既大力支持已有中药产品提高标准、增加质量稳定性和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又支持中药创新和剂型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一一不应限制中成药等在医院使用比例
医院招标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将扼杀中药。中医药的发展为什么举步维艰？如今中医药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但是发展依然存在问题，比如招标，医院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变成扼杀中药的方法。所以，建议不要限制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等在医院的使用比例，让疗效主导医生的处方权而不是行政命令。一个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有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一棵树要有土壤，要吸收营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发挥中医药转化医学优势，提速中医药发展
中医药转化医学的发展首先需遵循中医药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从顶层设计开始，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和特色的教学、科研、新药审批机制，新药审批中注重理法方药的完整性，重视理论创新和组方原创，健全扶持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如重点支持以中医为主体，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支持符合转化医学方式的中医药科研项目与平台建设；借助优势学科，整合资源，实现产学研结合，让更多具有理论创新、组方原创、疗效提高的创新药物产业化，在医疗体制改革和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是提高临床疗效。要鼓励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在优势病种中的应用和推广，发挥中医药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不同层面“治未病”的疗效优势，同时重视创新理论指导下的原创研究，探讨与国际循证研究接轨并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疗效评价方法，不断提高临床疗效水平。
第三是加快新药研发，加大对确有疗效的创新中药研发的扶持力度，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对治疗重大疾病、疑难疾病的大品种、“孤儿药”审批。
全国人大代表方同华——应加强中药材质量监测和控制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与科学管理养护等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国家药政管理部门要制定更加严格规范的中药材质量标准，加大中药材种植培训，严格市场检查抽查等办法，有效解决中药材生产长期存在种植、加工技术不规范、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中药材质量低劣、抽查不合格率居高不下等问题。
应建立严格的中药材质量控制标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负责，依据《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重新修订出台《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明确中药材的播种、田间管理、采购、产地初加工、包装运输以及入库整个过程的标准控制体系，并将部分传统中药材鉴别方法上升到中药材质量控制标准，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建议大医生制度化下基层缓解群众看病难
基层没有好大夫，没有好设备，配备药品不齐全，患者当然不愿意去。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大医生请下去，并与制度挂钩。基层欢迎大医生接地气，但要从制度上保障大医院的大医生定期到基层巡诊、看诊，哪怕一个星期去一天也要鼓励。医院在做医师晋级考评的时候，可以硬性规定下基层时间，这样就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大医生顺利下基层。调研显示，大医生们都愿意下基层，关键是医院的院长不愿意。因为医生下到基层，“摇钱树”没有了，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效益。因此，把大医生请下去必须与制度挂钩。其次，要逐步解决基层药品太少的问题。目前基层医院药物太少，中西药一般只有500多种。建议条件许可的基层医院，应该把1000多种基本药物补充齐。再次，应尽快改善、充实县级医院的医疗检查设备，让大医生下到基层后能够开展检查工作，避免一窝蜂地都涌到大医院，造成“看病难、挂号难”现象。
关于医保
全国政协委员郭广昌——以“互联网医院”模式推进国内分级诊疗
在已有案例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加大对“互联网医院”模式的调研、支持和推广。这包括一方面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已有成功案例的经验，并针对如在线诊疗、在线处方等一系列困扰“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问题在政策上加以规范和指导；另一方面建议相关部门统筹安排，进一步在在线医保服务、在线医药服务（医保药品在线报销）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的尝试。
要彻底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还得从加大医疗服务供应人手，在体制机制上破题。具体有，政府提供针对性保障措施，保证综合医院儿科门急诊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提供儿科医疗服务；全面发挥互联网功能，高效发挥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综合功能，探索设立儿科互联网诊所，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肾移植应纳入大病医保体系
。肾移植是目前治疗肾功能衰竭最有效、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如果患者不做肾移植，一个星期就要做3次肾透析，维持透析19个月的费用约20万元，这样累计下来也要花很多钱，效果却不如肾移植好。所以将肾移植费用纳入医保，无论对于患者健康的恢复，还是国家相应支出的节省，都是最合算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戒烟服务纳入社区慢病管理模式和医保
将医保报销范围“前移”到戒烟治疗，可以降低慢性病发病和死亡风险。我国每年在治疗与烟草有关的疾病上耗费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医保资金。即使戒烟药不纳入医保，医保最终还是要为烟民吸烟买单，而且买单的费用远远多于“医保戒烟”的支出，只不过方式和名称不同，一个是为戒烟买单，一个是为治病买单。
全国人大代表任武贤——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要摒弃政府限价思维
2015年12月底，《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支付标准制定规则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出台，其总体要求之一，就是要调动定点医疗机构主动降低药品价格的积极性。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药品支付标准的制定、调整和使用均进行了规定。但是，还应该充分考虑现阶段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各个部门出台政策的联动、衔接；谨防政策导向异化了支付标准，使改革成为医院层面强制药品降价的工具。
关于医疗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建议将号贩子入刑
2016年年底，北京市市属医院将实现非急诊全面预约，改善病患就医感受。同时，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问题，医卫管理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患者救命的事做交易，性质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号贩子在一些医院周围，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疗的权利，并加价转让牟利。在这种交易之中，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任何资源紧缺都有贩子存在，但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存在，破坏了基本民生领域，打乱了事关生命、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保障的机会。医卫管理相关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这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这种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
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的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还逃避了税收监管。在刑法修订之前，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加强百度推广等互联网医疗广告监管
百度公司将“血友病”贴吧卖给医院事件，折射出目前工商部门对整个互联网广告的监管不力。只有健康、规范、有序的互联网广告业的发展，才能促进国家“互联网”战略的实施。建议对《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做出修改并增加相应条款，同时提出重点整治目前民怨集中的竞价排名医疗广告，特别是对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处以重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全面铺开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显示，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4.8%，城市为41.9%，估计全国有心血管病患者2.9亿人。心血管病的疾病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是导致我国居民预期寿命受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加强政府主导下的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加快建立塑化剂致限制标准、抗生素监控刻不容缓
抗生素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环境监测目标化合物的范围。现在大家的意识还没到这一步，意识中的污染主要还是重金属、农药残留等食品问题。然而，在农用及畜牧业的抗生素使用中，85%的抗生素都排放到水体里。对抗生素的监控与控制已经刻不容缓。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一一中国临终关怀事业需要顶层设计
政府应成立管理临终关怀的工作机构，隶属于相应的医疗卫生部门，其成员可以由民政、人事、卫生、财政等部门的专家兼任，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运作，并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供建议，使临终关怀的服务标准、团队建设、资金来源等各方而都步入到法制化轨道。
政府可将城乡居民的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纳入我国医疗保险之中。资金由三方筹措：单位或集体缴纳一部分；社会捐助（红十字会、福利彩票收入）承担一部分；不足部分由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可以努力开发多种资金筹措渠道，鼓励合资、私营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模式，在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的税收、用房、收费方给予财政优惠。
加强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技能的培训，树立科学的死亡观，即尊重生命的神圣性，也不勉强延续生命，从而更好地为临终患者服务；亦应引导临终患者及家属正确地认识死亡并坦然地接受死亡；对在校医护学生，则可开设死亡教育、临终关怀等相关人文课程。
关于儿科医生短缺
全国政协委员、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放开对儿科医生的限制，让其自由开诊所
儿科纵然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竟然少有综合医院愿意开儿科，更少有医生愿意干儿科。这就导致儿科资源高度集中在儿科医院，儿科医生荒、患儿看病难愈演愈烈。除了提高待遇，也应该加快儿科医生的流动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
考虑到儿科医生在患者身上花费的时间、耐心和精力都要比成人多得多，建议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增加的部分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来弥补，同时制定针对儿童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的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白驹——建议刑法增设“非法组织胎儿性别鉴定罪”。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调，2013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60。性别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实施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非法活动屡禁不止，鉴定方法从利用超声技术发展到孕妇血液性别DNA鉴定，并且逐渐组织化，形成境内外勾结的地下产业链。而有关法律对策不够完善，未能有效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不能让医生的工资与创收挂钩
儿科医生不足，儿科医生流失，是我们现在医改里一些错误的方向，以及公立医院医改出现错误的最重要的写照。公立医院的核心是解决它的租赁性，解决它的公益性。现在公立医院医生的收入主要还是靠创收。创收美其名曰是多劳多得，但什么叫劳？是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来自哪儿？不是来自医生的劳动，或者工作的难度，而是来自开的检查药物和项目，恰恰儿科这方面最缺少。儿科医生流动得这么厉害，它不是人才流动，而是人才流失。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免费新生儿筛查、救治，解二孩家庭后顾之忧
“全面二孩”放开后，预计高龄产妇将占60%，新生儿健康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我国新生儿缺陷率为5.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他建议，从备孕到产前保健再到新生儿出生的过程中，国家应建立免费制度，免费提供新生儿筛查、救治等项目，通过国家买单，消除公众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关于中医药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胡季强——调整中药注册政策，支持中药传承与创新
目前中药注册审评政策阻滞了中药的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科技创新、中药现代化，中成药品种已近万种，中成药产业在我国成品药市场中占近30%的份额，总规模近4000亿元。但是，有一组数据着实令人担忧：根据CFDA公布的年度药品注册评审报告，2012年以来的3年中药获生产批件数分别为37、27、24个，分别占当年全部生产批件数的6.0%、6.5%、4.7%，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获准产品创新程度不高，2014年1～4类为0个，5类1个，6类10个，8类2个，还有近一半为补充申请，只占中药目前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而六类中药新药又很难进入或调整进入全国及省医保目录。这表明未来可以上市的创新中药将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必将影响中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建议尽快调整中药注册监管政策，根据中药特点和现状，既大力支持已有中药产品提高标准、增加质量稳定性和产品安全性有效性，又支持中药创新和剂型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一一不应限制中成药等在医院使用比例
医院招标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将扼杀中药。中医药的发展为什么举步维艰？如今中医药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但是发展依然存在问题，比如招标，医院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变成扼杀中药的方法。所以，建议不要限制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等在医院的使用比例，让疗效主导医生的处方权而不是行政命令。一个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有市场，这个市场就是一棵树要有土壤，要吸收营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发挥中医药转化医学优势，提速中医药发展
中医药转化医学的发展首先需遵循中医药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从顶层设计开始，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和特色的教学、科研、新药审批机制，新药审批中注重理法方药的完整性，重视理论创新和组方原创，健全扶持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如重点支持以中医为主体，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模式，支持符合转化医学方式的中医药科研项目与平台建设；借助优势学科，整合资源，实现产学研结合，让更多具有理论创新、组方原创、疗效提高的创新药物产业化，在医疗体制改革和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是提高临床疗效。要鼓励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在优势病种中的应用和推广，发挥中医药在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不同层面“治未病”的疗效优势，同时重视创新理论指导下的原创研究，探讨与国际循证研究接轨并体现中医药特色的疗效评价方法，不断提高临床疗效水平。
第三是加快新药研发，加大对确有疗效的创新中药研发的扶持力度，简化审批程序，加快对治疗重大疾病、疑难疾病的大品种、“孤儿药”审批。
全国人大代表方同华——应加强中药材质量监测和控制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与科学管理养护等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国家药政管理部门要制定更加严格规范的中药材质量标准，加大中药材种植培训，严格市场检查抽查等办法，有效解决中药材生产长期存在种植、加工技术不规范、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中药材质量低劣、抽查不合格率居高不下等问题。
应建立严格的中药材质量控制标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负责，依据《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重新修订出台《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明确中药材的播种、田间管理、采购、产地初加工、包装运输以及入库整个过程的标准控制体系，并将部分传统中药材鉴别方法上升到中药材质量控制标准，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建议大医生制度化下基层缓解群众看病难
基层没有好大夫，没有好设备，配备药品不齐全，患者当然不愿意去。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大医生请下去，并与制度挂钩。基层欢迎大医生接地气，但要从制度上保障大医院的大医生定期到基层巡诊、看诊，哪怕一个星期去一天也要鼓励。医院在做医师晋级考评的时候，可以硬性规定下基层时间，这样就能一定程度上保证大医生顺利下基层。调研显示，大医生们都愿意下基层，关键是医院的院长不愿意。因为医生下到基层，“摇钱树”没有了，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效益。因此，把大医生请下去必须与制度挂钩。其次，要逐步解决基层药品太少的问题。目前基层医院药物太少，中西药一般只有500多种。建议条件许可的基层医院，应该把1000多种基本药物补充齐。再次，应尽快改善、充实县级医院的医疗检查设备，让大医生下到基层后能够开展检查工作，避免一窝蜂地都涌到大医院，造成“看病难、挂号难”现象。
关于医保
全国政协委员郭广昌——以“互联网医院”模式推进国内分级诊疗
在已有案例的基础上，相关部门加大对“互联网医院”模式的调研、支持和推广。这包括一方面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已有成功案例的经验，并针对如在线诊疗、在线处方等一系列困扰“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问题在政策上加以规范和指导；另一方面建议相关部门统筹安排，进一步在在线医保服务、在线医药服务（医保药品在线报销）等方面进行开拓性的尝试。
要彻底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还得从加大医疗服务供应人手，在体制机制上破题。具体有，政府提供针对性保障措施，保证综合医院儿科门急诊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提供儿科医疗服务；全面发挥互联网功能，高效发挥儿科医疗服务体系综合功能，探索设立儿科互联网诊所，医院。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肾移植应纳入大病医保体系
。肾移植是目前治疗肾功能衰竭最有效、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如果患者不做肾移植，一个星期就要做3次肾透析，维持透析19个月的费用约20万元，这样累计下来也要花很多钱，效果却不如肾移植好。所以将肾移植费用纳入医保，无论对于患者健康的恢复，还是国家相应支出的节省，都是最合算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戒烟服务纳入社区慢病管理模式和医保
将医保报销范围“前移”到戒烟治疗，可以降低慢性病发病和死亡风险。我国每年在治疗与烟草有关的疾病上耗费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医保资金。即使戒烟药不纳入医保，医保最终还是要为烟民吸烟买单，而且买单的费用远远多于“医保戒烟”的支出，只不过方式和名称不同，一个是为戒烟买单，一个是为治病买单。
全国人大代表任武贤——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要摒弃政府限价思维
2015年12月底，《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支付标准制定规则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出台，其总体要求之一，就是要调动定点医疗机构主动降低药品价格的积极性。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药品支付标准的制定、调整和使用均进行了规定。但是，还应该充分考虑现阶段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各个部门出台政策的联动、衔接；谨防政策导向异化了支付标准，使改革成为医院层面强制药品降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