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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民族传统的美好品德之一。勤俭不仅是每个人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明主治国所必须谨守的一条政治原则。从古至今，俭文化始终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中，并代代传承，不断发扬光大。如今，受俭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式消费观在东西方处处得到好评。所谓中国式消费观，就是在消费时往往考虑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未来的偿债水平以及各种保障水平，然后做出消费决策。而位于中国式消费观核心的俭文化，则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历览中国传统文化，俭文化始终被古人所称颂，所推崇。
孔子曾指出所谓君子之德即“温、良、恭、俭、让”，把俭作为一基本道德准则。荀子也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的观点，把节俭与国家贫富联系起来。《慎子》中曰：“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讲的是奢侈浪费的人虽然物质上富有，但精神上总是贫寒的，勤俭节约的人精神上总是富有的，从舆论上批评搞奢侈浪费的人，鼓励那些厉行节约的人。到了汉朝，司马谈在中《论六家要指》认为：“墨者俭而难尊，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即使是在富裕的唐朝，节俭也被人所重视，白居易的两句诗“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就是警示世人，要注意节俭，防止挥霍。宋代的大理学家邵雍说“侈不可极，奢不可穷，极则有祸，穷则有凶。”告诫人们穷奢极欲必然招致灾祸，意在规劝人们节俭杜奢。明末清初的大教育家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指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育人们勤俭治家，不能轻易浪费。
不仅如此，勤俭也一直与政治清明相联系。正所谓“居官首重惟清”，可以说清廉二字是为官者最为重要的品德。国家也一直奉行这“惟俭足以养廉”的原则，以求用节俭勤勉来实现促进廉政建设。
明代杨昱在《牧鉴·治本》中说：“居官须要淡薄，若欲美食美衣，则俸禄有限，必至于贪财。财唯富家所有，若一受之，则畏其言告，必委曲以顺其情，凡有催科、词讼相连，必至放富差贫，颠倒曲直，神怒人怨，必由于此。灾祸之至，其能免乎？”可以说，贪污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行贿者以钱行私，受贿罪以权谋私，而清廉者则往往被诬陷而蒙受不白之冤。如此恶性循环，政治便日益黑暗，社会风气也日渐堕落。受贿者以其一念之差，“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终至身败名裂，着实可叹可悲。所以说我们应该推崇的是“临财毋苟得，择善贵能从。”唯有这样，才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
汉唐盛世一直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两个时代，而汉唐的昌隆也与节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唐初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就特别重视地方官员的廉洁问题，因此他不断对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贞观二十年，刺史以下的官员中有千余人因政绩不佳受到惩处，7人因犯罪被处死。所以说唐太宗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实乃绝非偶然。当然，为官清廉的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明永乐年间，巡按吴纳巡察回京，当地官绅送来许多金银珠宝，吴纳便题诗严拒道：“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于碧波间。”因此百姓们都纷纷赠联以颂其廉：“淡如秋菊何妨瘦，清到梅花不畏寒。”又云：“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
俭文化传统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但节俭并不意味着一味省吃俭用，倘若我们简单地把节俭视为“抠门”，而把浪费视为“大方”，那也只是为自己的奢侈浪费行为找了一块“遮羞布”。所以真正的俭文化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要有理有节的消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这是唐朝的陆贽给皇帝上书中的话，旨在强调节俭的意义。但也明确指出了如何做到节俭，即要有计划的索取，有节制的消费，不能肆意挥霍，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不管从个人而言，还是从国家而言，有理有节的花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图一时舒适。《尚书》中就明确提出“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意思是说要保持节俭的德行，要有长远之计。宋朝有个宰相名叫张知白，他在做了宰相之后，吃穿用住仍一如从前，十分俭朴。于是就有人问他，你挣了那么多的俸禄，何必如此清苦呢？他说，我不可能总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过惯了铺张生活，一旦发生了变化，就不能适应了，还是简朴能持久啊！所以说要做好长远打算，“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受俭文化的影响，中国式消费观大体上是崇尚节约与未雨绸缪。当然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节俭的原因归纳为这样几点：其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储蓄习惯；其二是收入水平相对于物价水平偏低，人们用来消费的收入有限；其三是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超前消费的机会成本太大，出于一生的考虑，人们大多选择谨慎安排消费支出；其四是国家长久以来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宏观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去进行储蓄，虽然近些年转而强调拉动内需，但人们的消费行为毕竟有惯性，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起到效果。
俭文化与中国式消费观自然有积极作用，那就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储蓄转化为投资，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凡是有利即有弊，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氛围中。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来谈一下经济学中的节俭悖论。所谓节俭悖论就是说由于过度储蓄限制了消费，使得生产过剩，人们收入水平不会提高甚至下降，结果储蓄的作用被收入水平下降的作用抵消了。可见过度节俭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中国近年来一直提倡的扩大内需实质上就是鼓励中国人提高消费水平，不能一味储蓄。
因此，我们在坚守俭文化的同时，应该适度超前消费，同时做好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就需要时刻牢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唯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昌盛，我们的未来才会越来越光明。
编辑/徐展
孔子曾指出所谓君子之德即“温、良、恭、俭、让”，把俭作为一基本道德准则。荀子也曾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的观点，把节俭与国家贫富联系起来。《慎子》中曰：“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讲的是奢侈浪费的人虽然物质上富有，但精神上总是贫寒的，勤俭节约的人精神上总是富有的，从舆论上批评搞奢侈浪费的人，鼓励那些厉行节约的人。到了汉朝，司马谈在中《论六家要指》认为：“墨者俭而难尊，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即使是在富裕的唐朝，节俭也被人所重视，白居易的两句诗“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就是警示世人，要注意节俭，防止挥霍。宋代的大理学家邵雍说“侈不可极，奢不可穷，极则有祸，穷则有凶。”告诫人们穷奢极欲必然招致灾祸，意在规劝人们节俭杜奢。明末清初的大教育家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指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育人们勤俭治家，不能轻易浪费。
不仅如此，勤俭也一直与政治清明相联系。正所谓“居官首重惟清”，可以说清廉二字是为官者最为重要的品德。国家也一直奉行这“惟俭足以养廉”的原则，以求用节俭勤勉来实现促进廉政建设。
明代杨昱在《牧鉴·治本》中说：“居官须要淡薄，若欲美食美衣，则俸禄有限，必至于贪财。财唯富家所有，若一受之，则畏其言告，必委曲以顺其情，凡有催科、词讼相连，必至放富差贫，颠倒曲直，神怒人怨，必由于此。灾祸之至，其能免乎？”可以说，贪污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行贿者以钱行私，受贿罪以权谋私，而清廉者则往往被诬陷而蒙受不白之冤。如此恶性循环，政治便日益黑暗，社会风气也日渐堕落。受贿者以其一念之差，“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终至身败名裂，着实可叹可悲。所以说我们应该推崇的是“临财毋苟得，择善贵能从。”唯有这样，才能政治清明，社会和谐。
汉唐盛世一直是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两个时代，而汉唐的昌隆也与节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唐初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就特别重视地方官员的廉洁问题，因此他不断对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的考察。贞观二十年，刺史以下的官员中有千余人因政绩不佳受到惩处，7人因犯罪被处死。所以说唐太宗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实乃绝非偶然。当然，为官清廉的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明永乐年间，巡按吴纳巡察回京，当地官绅送来许多金银珠宝，吴纳便题诗严拒道：“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于碧波间。”因此百姓们都纷纷赠联以颂其廉：“淡如秋菊何妨瘦，清到梅花不畏寒。”又云：“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
俭文化传统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但节俭并不意味着一味省吃俭用，倘若我们简单地把节俭视为“抠门”，而把浪费视为“大方”，那也只是为自己的奢侈浪费行为找了一块“遮羞布”。所以真正的俭文化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要有理有节的消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这是唐朝的陆贽给皇帝上书中的话，旨在强调节俭的意义。但也明确指出了如何做到节俭，即要有计划的索取，有节制的消费，不能肆意挥霍，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不管从个人而言，还是从国家而言，有理有节的花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图一时舒适。《尚书》中就明确提出“慎乃俭德，惟怀永图”，意思是说要保持节俭的德行，要有长远之计。宋朝有个宰相名叫张知白，他在做了宰相之后，吃穿用住仍一如从前，十分俭朴。于是就有人问他，你挣了那么多的俸禄，何必如此清苦呢？他说，我不可能总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过惯了铺张生活，一旦发生了变化，就不能适应了，还是简朴能持久啊！所以说要做好长远打算，“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受俭文化的影响，中国式消费观大体上是崇尚节约与未雨绸缪。当然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节俭的原因归纳为这样几点：其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储蓄习惯；其二是收入水平相对于物价水平偏低，人们用来消费的收入有限；其三是中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超前消费的机会成本太大，出于一生的考虑，人们大多选择谨慎安排消费支出；其四是国家长久以来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宏观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人们去进行储蓄，虽然近些年转而强调拉动内需，但人们的消费行为毕竟有惯性，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起到效果。
俭文化与中国式消费观自然有积极作用，那就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储蓄转化为投资，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凡是有利即有弊，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氛围中。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来谈一下经济学中的节俭悖论。所谓节俭悖论就是说由于过度储蓄限制了消费，使得生产过剩，人们收入水平不会提高甚至下降，结果储蓄的作用被收入水平下降的作用抵消了。可见过度节俭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中国近年来一直提倡的扩大内需实质上就是鼓励中国人提高消费水平，不能一味储蓄。
因此，我们在坚守俭文化的同时，应该适度超前消费，同时做好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就需要时刻牢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唯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昌盛，我们的未来才会越来越光明。
编辑/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