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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运动中相互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领袖与群众的合力结出的丰硕果实。
关键词：改革开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043-06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出了一个十分精辟而完备的科学论断：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探讨得比较多，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也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应该说有了高度的共识。但是，究竟怎样认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并以此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轨迹：逻辑与历史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他的这段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现实过程，历史的东西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史；而逻辑则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对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反映，是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再现，逻辑的东西是摆脱了历史形式的偶然性的历史的东西。人类认识史表明，只有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具有丰富内容的运动和发展。为此，恩格斯又说：“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统一的鲜明表现。
1978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试验阶段。这一时期我们党面临着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从改革来说，首先是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进行城市改革的试验。从开放来说，这一期间首先是开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尔后中央又确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以吸取外资，引进技术、知识和管理办法，从此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一页。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重点突破的阶段。这个时期，从改革来看，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相继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党主要是着力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主要着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消除官僚主义。从对外开放来看，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此后，1988年海南建省并列为经济特区。1990年确定上海浦东开发和开放。1992年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从而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联动的对外开放的总格局。
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这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不断完善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从改革开放来看，整体推进、配套完善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党中央不但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大局和指导方针，而且特别强调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我们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道路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且在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经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十七大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范畴。
回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社会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伟大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不但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创造了一个当代的奇迹，而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进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加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对此，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中国、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策，是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延伸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并形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史进程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 和真实写照。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正确把握逻辑与历史统一的伟大实践者和理论创造者。他敏锐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努力创造反映新时代的科学逻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科学社会主义逻辑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关于这一点，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第2～3卷，就会一目了然。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系统地反映了1982年十二大到1992年十四大之前这十年间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十年，是我们排除一切干扰全力以赴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十年。也是我们根据实践经验在理论上进行最为积极、最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造的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就是对这十年历史的反思、经验的总结、理论的概括、逻辑的升华。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我们党积累的一系列基本经验，获得的一系列科学认识，形成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都在这一卷《邓小平文选》中得到了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可以说，《邓小平文选》第3卷反映了十二大至十四大之前的历史全过程。从开卷到终卷，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内容不断展开，思想不断深化。不仅遵循了十年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表现了逻辑上的前后连贯。而这种连贯性，正是逻辑与历史达到有机统一的一种显著特征，是我们党的理论思维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总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起点亦即逻辑开端出发，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二大这一新的历史开端，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起点出发，到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方位的概括和总结，并通过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科学地概括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写入党章；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入党章成为党的行动指南，到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界定。与这种逻辑的发展线索相呼应的，是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把握逻辑与历史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内在规律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
二、动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之所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如此惊人的重大成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中所以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正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奏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支响彻云霄的胜利凯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作用的党，也是一个最善于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党，这是我们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最活跃的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
在他们看来，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离开了社会实践，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成功。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思想世界里，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这样，理论创新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才能常创常新。
纵观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伴随着实践的每一步前行，我们的理论发展都有新的飞跃，我们在思想、理论上都有新的认识。邓小平理论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等等，无不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结果，无不闪烁着理论创新的光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思考，不懈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创造品格的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诸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的深入分析，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准确提炼，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论的系统阐释，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思想的精辟论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正确揭示等等，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概括，都无不渗透着立于实践基点之上的理论创新精神，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这些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紧跟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当我们去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诸多概念和范畴的形成过程时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充实、完善起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就没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论从邓小平的论著中，还是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论著中，我们都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们都是面对实际，回答或阐明社会主义实践中某些重大现实问题，或是为了探索解决各种新问题而寻求的答案。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中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根据实践提出的问题而提出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深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之中，才能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剔除附加到社会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充分估计到时代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化，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具有独创意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勇于理论创新的党， 而且是一个善于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的党，这也是我们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们党实践创新最有成果的时期。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段话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以往哲学不同的一个本质属性，那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既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又是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武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于这一点都有着最深刻的理解和最缜密的思考。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从理论转化到实践，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功能，才能把理论蕴涵的能量突显释放出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在他们的思想里，理论创新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新突破。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新揭示，但还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创新的理论要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必须转化为实践创新。江泽民同志2002年5月在四川考察工作时就这样说过：“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就是为了要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最终是为了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他的这段话不但说清了理论创新的目的，也道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真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实践创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中国的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工程，然而，改革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尽管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当我们提出改革的时候，在世界上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展了改革，但由于时代不同、性质不同、境况不同，不可能照搬现成的模式，何况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并不成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无论是改革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怎么办?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于是，在改革的方法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验中探索前进；在改革的步骤上，就是靠建立经济特区，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改革的措施上，就是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中最大的闪光点。正是这些实践创新成果，已经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称之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者统一得到越来越有效的实现；在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先进文化建设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在社会上，正在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在形成。
总之，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美丽的画卷：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指导着新的实践，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的展开，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事实表明，实践孕育理论，理论引领实践。实践创新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演奏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曲又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章。
三、主体：领袖与群众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从来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其革命领袖更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领袖与群众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共同推动而结出的丰硕果实。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广大中国人民都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一页。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作出了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潮流的科学判断，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振聋发聩的科学命题。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促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改革开放理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第一次不但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性质、目的、内容、方式和步骤，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还凭借他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反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必须一手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等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理论瑰宝。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经济领域中，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实践中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肯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在政治领域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照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法治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上的一大飞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提出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所有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 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等等。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中又跨进了一大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同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都是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此，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最为深刻的认识。他一贯把人民群众看作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从经济特区的开办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概括，都体现了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稳定民心、安定天下的战略产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的农业到底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架构?邓小平从1980年安徽、四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曙光。1985年4月，他说。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就这样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的科学认识，江泽民同志反复提出坚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不能动摇。在他看来，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既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根基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在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为此，江泽民同志说：“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胡锦涛同志更进一步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他们的这些话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主体，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都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人民群众中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一些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在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所发挥的主体作用。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些经济方面的学者就大胆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1982年前后，经济学界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尊重价值规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经济学界继续向前探索，进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应为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点。正是在吸纳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85年10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思维束缚。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问题，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十五大前后，围绕国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启发的论点。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包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改革开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043-06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出了一个十分精辟而完备的科学论断：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探讨得比较多，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也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应该说有了高度的共识。但是，究竟怎样认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两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出发，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并以此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轨迹：逻辑与历史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他的这段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那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现实过程，历史的东西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运动，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史；而逻辑则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对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的概括反映，是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和再现，逻辑的东西是摆脱了历史形式的偶然性的历史的东西。人类认识史表明，只有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具有丰富内容的运动和发展。为此，恩格斯又说：“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统一的鲜明表现。
1978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和试验阶段。这一时期我们党面临着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从改革来说，首先是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与此同时进行城市改革的试验。从开放来说，这一期间首先是开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尔后中央又确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以吸取外资，引进技术、知识和管理办法，从此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一页。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重点突破的阶段。这个时期，从改革来看，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相继展开。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党主要是着力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主要着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消除官僚主义。从对外开放来看，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此后，1988年海南建省并列为经济特区。1990年确定上海浦东开发和开放。1992年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从而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联动的对外开放的总格局。
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这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不断完善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从改革开放来看，整体推进、配套完善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党中央不但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大局和指导方针，而且特别强调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我们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大步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道路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且在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经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十七大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范畴。
回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社会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伟大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不但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创造了一个当代的奇迹，而且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进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加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对此，每一个中国人无不为之骄傲和自豪。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中国、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策，是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开始，延伸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并形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历史进程在理论思维中的浓缩 和真实写照。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位正确把握逻辑与历史统一的伟大实践者和理论创造者。他敏锐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努力创造反映新时代的科学逻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科学社会主义逻辑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关于这一点，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第2～3卷，就会一目了然。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系统地反映了1982年十二大到1992年十四大之前这十年间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十年，是我们排除一切干扰全力以赴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十年。也是我们根据实践经验在理论上进行最为积极、最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造的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就是对这十年历史的反思、经验的总结、理论的概括、逻辑的升华。毫无疑问，在这十年中，我们党积累的一系列基本经验，获得的一系列科学认识，形成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都在这一卷《邓小平文选》中得到了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可以说，《邓小平文选》第3卷反映了十二大至十四大之前的历史全过程。从开卷到终卷，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内容不断展开，思想不断深化。不仅遵循了十年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表现了逻辑上的前后连贯。而这种连贯性，正是逻辑与历史达到有机统一的一种显著特征，是我们党的理论思维达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总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起点亦即逻辑开端出发，到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二大这一新的历史开端，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起点出发，到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全方位的概括和总结，并通过党的十五大，把这一理论科学地概括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写入党章；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入党章成为党的行动指南，到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界定。与这种逻辑的发展线索相呼应的，是3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把握逻辑与历史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内在规律的过程中生动地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
二、动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之所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如此惊人的重大成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中所以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正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互动，奏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支响彻云霄的胜利凯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作用的党，也是一个最善于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党，这是我们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最活跃的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
在他们看来，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离开了社会实践，任何理论创新都难以成功。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思想世界里，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这样，理论创新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才能常创常新。
纵观3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伴随着实践的每一步前行，我们的理论发展都有新的飞跃，我们在思想、理论上都有新的认识。邓小平理论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观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观点等等，无不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理论总结和理论提升的结果，无不闪烁着理论创新的光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思考，不懈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创造品格的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诸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点的深入分析，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准确提炼，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论的系统阐释，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思想的精辟论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正确揭示等等，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概括，都无不渗透着立于实践基点之上的理论创新精神，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这些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紧跟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当我们去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诸多概念和范畴的形成过程时就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充实、完善起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就没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论从邓小平的论著中，还是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论著中，我们都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们都是面对实际，回答或阐明社会主义实践中某些重大现实问题，或是为了探索解决各种新问题而寻求的答案。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生长出来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中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根据实践提出的问题而提出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并对其进行总结概括，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深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之中，才能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剔除附加到社会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充分估计到时代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化，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具有独创意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勇于理论创新的党， 而且是一个善于把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的党，这也是我们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们党实践创新最有成果的时期。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段话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以往哲学不同的一个本质属性，那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既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又是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武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于这一点都有着最深刻的理解和最缜密的思考。他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从理论转化到实践，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功能，才能把理论蕴涵的能量突显释放出来，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在他们的思想里，理论创新是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新突破。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新揭示，但还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创新的理论要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必须转化为实践创新。江泽民同志2002年5月在四川考察工作时就这样说过：“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就是为了要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最终是为了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他的这段话不但说清了理论创新的目的，也道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真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实践创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中国的改革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工程，然而，改革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尽管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当我们提出改革的时候，在世界上也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展了改革，但由于时代不同、性质不同、境况不同，不可能照搬现成的模式，何况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并不成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无论是改革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怎么办?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于是，在改革的方法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试验中探索前进；在改革的步骤上，就是靠建立经济特区，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改革的措施上，就是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中最大的闪光点。正是这些实践创新成果，已经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称之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者统一得到越来越有效的实现；在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先进文化建设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在社会上，正在实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正在形成。
总之，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美丽的画卷：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指导着新的实践，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创新的展开，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事实表明，实践孕育理论，理论引领实践。实践创新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矛盾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演奏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曲又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章。
三、主体：领袖与群众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从来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其革命领袖更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领袖与群众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共同推动而结出的丰硕果实。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和广大中国人民都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一页。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作出了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潮流的科学判断，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振聋发聩的科学命题。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化。促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改革开放理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第一次不但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的性质、目的、内容、方式和步骤，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还凭借他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反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必须一手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等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理论瑰宝。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经济领域中，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实践中出现的实际经济问题，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肯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在政治领域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照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建设法治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上的一大飞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提出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所有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健全充 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等等。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中又跨进了一大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同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都是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此，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最为深刻的认识。他一贯把人民群众看作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从经济特区的开办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概括，都体现了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稳定民心、安定天下的战略产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的农业到底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架构?邓小平从1980年安徽、四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看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曙光。1985年4月，他说。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就这样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的科学认识，江泽民同志反复提出坚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不能动摇。在他看来，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既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根基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群众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在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为此，江泽民同志说：“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胡锦涛同志更进一步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他们的这些话向我们昭示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主体，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都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人民群众中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一些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在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所发挥的主体作用。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些经济方面的学者就大胆地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1982年前后，经济学界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尊重价值规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经济学界继续向前探索，进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应为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点。正是在吸纳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85年10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思维束缚。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问题，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十五大前后，围绕国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启发的论点。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包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