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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芭蕾舞剧《金瓶梅》的热衷早已脱离了对舞蹈本身的关注。
一番退票风波让芭蕾舞剧《金瓶梅》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原定于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之后开始全国巡演的芭蕾舞剧《金瓶梅》，最终还是没能如期上演。观众在剧场大堂的一纸公告上看到的是：“因故调整演出时间……为观众现场办理退票手续”。
在此之前，当人们听说这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禁书要被搬上高雅艺术的舞台，《金瓶梅》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波澜。指责质疑，甚至恶语相向，出言恶毒低俗的人不少。当提及此事的时候，舞剧《金瓶梅》的导演、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语气平静，似乎已经事不关己。“心里有什么就看到什么的。当一个人评论说，你演性爱是不对的，是低级的，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内心关注到这些了，那反而就让我看到了他内心的肮脏和闭塞，而不是我的。”
性的力量
一部名为《金瓶梅》的芭蕾舞剧，当然逃不脱“性”。
“如果没有了性的描写，就不是《金瓶梅》了。但是露骨的性描写只是小说中的一个层面，从这部书里面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王媛媛说。“《金瓶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禁书，使得很多人没有看过，对它更是好奇，也就产生了《金瓶梅》就是关于性的认知。”编剧柏邦妮则认为，“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天真的生的力量，一种死的力量，需要我们泰然地表达出来。”
我们都很好奇芭蕾舞剧《金瓶梅》到底是什么样子？编剧柏邦妮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形容她第一次看到装台后的舞台时的震撼：“巨幅春宫图挂在那里，银线绣的黑色纱幔，隐隐约约的小人在里面静卧，空气中那种很紧绷的张力，完全营造出来了剧本里写的‘颓靡的末世之风’。”
其实，《金瓶梅》在香港和海外得到了和内地截然不同的反馈。
芭蕾舞剧《金瓶梅》是第39届香港艺术节的邀约作品，这是亚洲最大的艺术盛会，每年三月都会邀请全世界最优秀的舞团、乐团和戏剧团来演出。而2008年成立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是中国第一个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嫒媛是中国第一个同时赢得四个国际芭蕾舞最高级别赛事最佳编舞奖的编导，她曾与张艺谋合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编舞，电影《夜宴》的舞蹈总监。那一次香港艺术节上，王媛媛她们的《金瓶梅》被安排在了著名舞蹈家皮娜·鲍什之后，《金瓶梅》首演结束，观众的掌声让幕布一再关了又开，演员一连谢了四五次幕。
中国式遮遮掩掩的性感
批评《金瓶梅》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舞剧，很多甚至连《金瓶梅》都没有读过。大家对芭蕾舞剧《金瓶梅》的热衷早已脱离了对舞蹈本身的关注。
很多人知道这是一部“色”字当头的禁书，却少有人知道它还是中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很多人记住了那对历史上著名的“奸夫淫妇”，却少有人记得毛泽东曾五评《金瓶梅》，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是《红楼梦》的祖宗：很多人好奇“此处略去”的究竟是哪几个字，却少有人想去探求作者到底是谁。几百年来，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真正读完过《金瓶梅》。
这一次，假如没有那一纸退票公告，观众将在芭蕾的舞台上，目睹古代的摇床、蒲团、缅铃，将听到女声的呢喃吟唱、钟声和铃声余音绕梁，时而妩媚挑逗，时而绝望缠绵。穿着肉色紧身衣的男女舞者，跳出各种暖昧与欲望，香艳与悲凉。
在王媛媛看来，东西方对身体和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一边是崇拜身体，觉得美，另一边是保守，遮遮掩掩。我在创作中也想找到这么一个点，比如春宫图，你看到那些人物做的动作很性感，与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是往回拉的，遮遮掩掩的，哪怕是一只鞋，一张手绢，哪怕是遮掩一部分。其实对身体的表现也是，要有给出去的，也要有拉回来的。这个结合就是：要看见西方油画质感的春宫图，让它既可以看到对身体的表现力，也可以看到中国式遮遮掩掩的性感。”
可即便是这样尽力地“欲说还羞”，也已经有很多中国观众难以接受了。如何把握好尺度，是王媛媛一直在摸索的，收多少才能让观众接受，放多少才能不失《金瓶梅》本身的魅力，在每天的排练当中都要反复地揣摩和磨合。
一部末世风光
刚开始打算创作《金瓶梅》时，王嫒媛和主创人员坐成一圈，说，这是一部“末世风光”。“你所看到的种种，在今天都看得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媛媛说。“经济的问题，人性的问题，道德缺失的问题，在今天更加泛滥。”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和挣扎，她们通过《金瓶梅》来诠释和表达。
潘金莲是芭蕾舞剧《金瓶梅》的线索。这个唤起了男人最原始欲望，又被男人唾弃的女人，在传统教育当中，一直都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罪孽的。王媛媛却把这归结为“她的命运”，“她有她的原因，她本身的命运让她如此。”
“我没想给潘金莲正名。”王媛媛说。“我把她放在舞台上，她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人。她的命运有她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评价。对于她自身不受束缚的心态我认为是最自然的状态，毫不掩盖自己要什么，她不要钱财，对西门庆的要求就是性，就是占有，不怕别人说什么，当然她所做的有关道德伤害的事情是不对的。潘金莲这样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存在，我不想也不应该给答案，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答案。”“当女人有占有欲的时候，就是怕失去。”她补充说道。
“情爱有错吗？大家为什么要掩饰，当性和道德水准产生关系的时候，才是错的，失去标准的，没有和道德产生关系，那性本身是美好的。”王媛媛不解。“
《金瓶梅》是一个里程点，从这开始，一个艺术家可以有更自由的态度和环境去创作，这比《金瓶梅》能不能上演重要得多。”“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准备好接受有争议作品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她在微博里如是说。
Q＆A
京华周刊：最开始想要编排《金瓶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竟然会面临如此大的争议和舆论压力?
王媛媛：之前有想象，但是和现在经历的都不一样，没想到会如此严重。我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很淡然，我可以在自己内心里面放平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平静没有用。越没有人说话，中国的文化就越会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面发展。艺术家需要表达的自由，我无话可说。
问：为什么一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的小说，放在当代中国的舞台上，依然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应?
王媛媛：我对此很无奈，但这就是当代中国。历史是很难被推翻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性束缚起来，性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没有任何值得禁锢的理由，我们应该控制的是道德标准，而不是性。我把《金瓶梅》呈现在舞台上，也想表达这个观点，道德是第一位的，性代表不了道德。当我们一味地去压抑性，实际上也禁锢了性以外更多人性的东西。
问：为什么说《金瓶梅》是通过两性关系看社会关系?你觉得正确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
王媛媛：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一起最初就是源于性，她在武大身上的不满足，对武松诱惑未成，导致她嫁入西门府之后的种种，这是社会关系下存在的两性关系。从潘金莲跟这些人物的关系，看到人性，看到两性关系，看到整个两性关系展现的社会关系。我觉得正确的两性关系应该在正确的道德标准下。我自己和这部作品有非常大的反差，我本身很保守，这样我觉得反而是更客观的态度。
问：你怎么看待性与爱的关系?潘金莲对西门庆是爱吗?
王媛媛：是需要，我认为，身体和各方面的需要。女人真爱一个人可以付出、忍耐、牺牲自己，大部分女人有爱才会有性，但男人和一部分女人不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同。
问：你有女权主义倾向吗?
王媛媛：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想给潘金莲翻案，觉得我是不是女权，但其实不是。我一点也不女权，我很女人。
一番退票风波让芭蕾舞剧《金瓶梅》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原定于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之后开始全国巡演的芭蕾舞剧《金瓶梅》，最终还是没能如期上演。观众在剧场大堂的一纸公告上看到的是：“因故调整演出时间……为观众现场办理退票手续”。
在此之前，当人们听说这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禁书要被搬上高雅艺术的舞台，《金瓶梅》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波澜。指责质疑，甚至恶语相向，出言恶毒低俗的人不少。当提及此事的时候，舞剧《金瓶梅》的导演、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语气平静，似乎已经事不关己。“心里有什么就看到什么的。当一个人评论说，你演性爱是不对的，是低级的，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内心关注到这些了，那反而就让我看到了他内心的肮脏和闭塞，而不是我的。”
性的力量
一部名为《金瓶梅》的芭蕾舞剧，当然逃不脱“性”。
“如果没有了性的描写，就不是《金瓶梅》了。但是露骨的性描写只是小说中的一个层面，从这部书里面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王媛媛说。“《金瓶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禁书，使得很多人没有看过，对它更是好奇，也就产生了《金瓶梅》就是关于性的认知。”编剧柏邦妮则认为，“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天真的生的力量，一种死的力量，需要我们泰然地表达出来。”
我们都很好奇芭蕾舞剧《金瓶梅》到底是什么样子？编剧柏邦妮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形容她第一次看到装台后的舞台时的震撼：“巨幅春宫图挂在那里，银线绣的黑色纱幔，隐隐约约的小人在里面静卧，空气中那种很紧绷的张力，完全营造出来了剧本里写的‘颓靡的末世之风’。”
其实，《金瓶梅》在香港和海外得到了和内地截然不同的反馈。
芭蕾舞剧《金瓶梅》是第39届香港艺术节的邀约作品，这是亚洲最大的艺术盛会，每年三月都会邀请全世界最优秀的舞团、乐团和戏剧团来演出。而2008年成立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是中国第一个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嫒媛是中国第一个同时赢得四个国际芭蕾舞最高级别赛事最佳编舞奖的编导，她曾与张艺谋合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编舞，电影《夜宴》的舞蹈总监。那一次香港艺术节上，王媛媛她们的《金瓶梅》被安排在了著名舞蹈家皮娜·鲍什之后，《金瓶梅》首演结束，观众的掌声让幕布一再关了又开，演员一连谢了四五次幕。
中国式遮遮掩掩的性感
批评《金瓶梅》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舞剧，很多甚至连《金瓶梅》都没有读过。大家对芭蕾舞剧《金瓶梅》的热衷早已脱离了对舞蹈本身的关注。
很多人知道这是一部“色”字当头的禁书，却少有人知道它还是中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很多人记住了那对历史上著名的“奸夫淫妇”，却少有人记得毛泽东曾五评《金瓶梅》，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是《红楼梦》的祖宗：很多人好奇“此处略去”的究竟是哪几个字，却少有人想去探求作者到底是谁。几百年来，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真正读完过《金瓶梅》。
这一次，假如没有那一纸退票公告，观众将在芭蕾的舞台上，目睹古代的摇床、蒲团、缅铃，将听到女声的呢喃吟唱、钟声和铃声余音绕梁，时而妩媚挑逗，时而绝望缠绵。穿着肉色紧身衣的男女舞者，跳出各种暖昧与欲望，香艳与悲凉。
在王媛媛看来，东西方对身体和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一边是崇拜身体，觉得美，另一边是保守，遮遮掩掩。我在创作中也想找到这么一个点，比如春宫图，你看到那些人物做的动作很性感，与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定要有什么东西是往回拉的，遮遮掩掩的，哪怕是一只鞋，一张手绢，哪怕是遮掩一部分。其实对身体的表现也是，要有给出去的，也要有拉回来的。这个结合就是：要看见西方油画质感的春宫图，让它既可以看到对身体的表现力，也可以看到中国式遮遮掩掩的性感。”
可即便是这样尽力地“欲说还羞”，也已经有很多中国观众难以接受了。如何把握好尺度，是王媛媛一直在摸索的，收多少才能让观众接受，放多少才能不失《金瓶梅》本身的魅力，在每天的排练当中都要反复地揣摩和磨合。
一部末世风光
刚开始打算创作《金瓶梅》时，王嫒媛和主创人员坐成一圈，说，这是一部“末世风光”。“你所看到的种种，在今天都看得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媛媛说。“经济的问题，人性的问题，道德缺失的问题，在今天更加泛滥。”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和挣扎，她们通过《金瓶梅》来诠释和表达。
潘金莲是芭蕾舞剧《金瓶梅》的线索。这个唤起了男人最原始欲望，又被男人唾弃的女人，在传统教育当中，一直都被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罪孽的。王媛媛却把这归结为“她的命运”，“她有她的原因，她本身的命运让她如此。”
“我没想给潘金莲正名。”王媛媛说。“我把她放在舞台上，她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人。她的命运有她的原因，不能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评价。对于她自身不受束缚的心态我认为是最自然的状态，毫不掩盖自己要什么，她不要钱财，对西门庆的要求就是性，就是占有，不怕别人说什么，当然她所做的有关道德伤害的事情是不对的。潘金莲这样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存在，我不想也不应该给答案，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答案。”“当女人有占有欲的时候，就是怕失去。”她补充说道。
“情爱有错吗？大家为什么要掩饰，当性和道德水准产生关系的时候，才是错的，失去标准的，没有和道德产生关系，那性本身是美好的。”王媛媛不解。“
《金瓶梅》是一个里程点，从这开始，一个艺术家可以有更自由的态度和环境去创作，这比《金瓶梅》能不能上演重要得多。”“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当中国准备好接受有争议作品的时候再和大家分享。”她在微博里如是说。
Q＆A
京华周刊：最开始想要编排《金瓶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竟然会面临如此大的争议和舆论压力?
王媛媛：之前有想象，但是和现在经历的都不一样，没想到会如此严重。我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得很淡然，我可以在自己内心里面放平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平静没有用。越没有人说话，中国的文化就越会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面发展。艺术家需要表达的自由，我无话可说。
问：为什么一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的小说，放在当代中国的舞台上，依然会引发如此大的反应?
王媛媛：我对此很无奈，但这就是当代中国。历史是很难被推翻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性束缚起来，性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没有任何值得禁锢的理由，我们应该控制的是道德标准，而不是性。我把《金瓶梅》呈现在舞台上，也想表达这个观点，道德是第一位的，性代表不了道德。当我们一味地去压抑性，实际上也禁锢了性以外更多人性的东西。
问：为什么说《金瓶梅》是通过两性关系看社会关系?你觉得正确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
王媛媛：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一起最初就是源于性，她在武大身上的不满足，对武松诱惑未成，导致她嫁入西门府之后的种种，这是社会关系下存在的两性关系。从潘金莲跟这些人物的关系，看到人性，看到两性关系，看到整个两性关系展现的社会关系。我觉得正确的两性关系应该在正确的道德标准下。我自己和这部作品有非常大的反差，我本身很保守，这样我觉得反而是更客观的态度。
问：你怎么看待性与爱的关系?潘金莲对西门庆是爱吗?
王媛媛：是需要，我认为，身体和各方面的需要。女人真爱一个人可以付出、忍耐、牺牲自己，大部分女人有爱才会有性，但男人和一部分女人不是。每个人的标准不同。
问：你有女权主义倾向吗?
王媛媛：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想给潘金莲翻案，觉得我是不是女权，但其实不是。我一点也不女权，我很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