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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开了自己，什么都会发生，每个人都是有才能的。”
中秋的北京迎来了一场文化盛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集结了四十位两岸三地最活跃的文化人，陈丹青在沙龙中谈到了自己倾心的民国时代，也谈到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陈丹青表示，他希望这样的场合越多越好：“现在大家对这种形式这么热衷，是因为年轻人没有地方去，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贡布里希《通俗艺术史》的第一句话称，没有艺术这件事情，只有艺术家。陈丹青认为，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话，说尽了整个艺术。“天才论是对也好、错也好，我们存而不论。但打个比方，200多年的京剧史，其实就是角的历史，不能想象没有谭鑫培、梅兰芳是什么样子。你听谁的，就说明出你的趣味来了。”
面对陈丹青，离得远时会感觉得到他的严肃，距离一近，才发觉那严肃的神情和语风都是外衣，对面的人只剩下“真”。他的愤怒、不屑与耐心都是真实的，看得出，他在努力剥开语言为真理铺设的重重障碍。陈丹青坦言，每个人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你有多少才能?你有多少性格?“艺术里是有这回事的，会有那么一个时期，因为一个人，他真的让整个艺术史忽然旧了，一个新的艺术出来了。”陈丹青比较强调观看，他曾指出，对印刷品的观看得到的是“伪经验”，但自己也是从伪经验里走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是因为我想看真东西。伪经验也谈不上好坏，比如我们小时候都吃过一些假的高粱、大米和牛奶，但总比没有米吃要好，只要有吃的就行。”
他年轻时没上过艺术学院，承认自己对中国的艺术教育经常说一些不恭敬的话，因为艺术教育本身让他不舒服。“最不舒服的就是回国这10年，现在越来越不舒服。我们的艺术教育，或者任何教育，充斥教条。”而现在的艺术创作环境也令人堪忧，“美术界其实很小，比手机还小的一个圈子。进入权力中心的人当了院长、副院长，他的画卖的就不一样。官员送礼要靠一大帮画家才能送出水平，春节卡都要刷爆了。求爷爷告奶奶地，你的山水画卖给我吧。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其实就是流寇，年轻人偶尔找我发泄一下。”
不乏有人夸陈丹青的书写得好，他却说：“我从头到尾不相信理论的词语，我有时候涉嫌在谈论理论，但是我非常不信任讲理论词语的人，我实际上还是一个画画的人，讲得漂亮一点，就是我搞创作的，不是搞理论的。”陈丹青向来对空泛的问题和词语十分不满，比如“价值观”、“创意”。至于为什么，竞还要追溯到做教师的时候填表，表上有一栏问，你作品的创意是什么？“这不是扯淡吗？我是创作者，我怎么可以说我的作品的创意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行政词语，可是又要跟艺术沾边，这是羞死人。没有一张英文表格要毕加索填个表，问您的创意是什么？而所有学术论文、所有的创作都一再要求，你们要拿出原创性的东西，你们要有创意。一个很高的要求放在你头上，吓坏人的事情。艺术是几千年的东西，没有几个人称得上是原创的。”
陈丹青认为，真正让人创新，让人做出跟前人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取决于自由。“但是自由这句话又被我们说坏掉了，一说自由我们会想到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啊、自由啊，反抗这些，我自己在写作几乎不用民主这个词，也很少用到自由这个词。为什么？我知道很多词在中国的语境当中都被用坏了，要不高度政治化，要不非政治化，我都不喜欢。”
Q＆A
京华周刊：今天沙龙的举办地点(前门23号天安时间)旁边就是百达翡丽的专卖店，很有意思，奢侈的西方时尚文化和中国当代艺术汇集一堂。陈丹青：中国的西化是非常奇怪的，明明是从欧美学来的一套，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比如你看当代艺术走得这么快，在中国一下子就进入了时尚。在西方这一块是很谨慎的，它不会一下子都交给时尚杂志去做。而中国艺术杂志就是一个官方又功利的集团，它比不过时尚王国有钱，于是就卖封面。艺术界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15万、20万上一个封面。艺术杂志现在完全烂掉了，什么人都可以出现在封面上，只要出钱就行。展览也是一样。所以说现在露脸十分容易，但已经没有第一流、第二流、权威的学术上的判断了。
问：沙龙也是西方来的东西，你年轻的时候经常参
加沙龙，那时是单纯的文化沙龙吗?
陈丹青：八十年代我们几乎天天都是沙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事情做，没有媒体，没有电视电话，就是三五好友天天在一起昏天黑地地聊，聊聊法国小说。那时候反而不谈政治，只谈艺术。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非政府化的。
问：你很怀念当时的沙龙风气?
陈丹青：八十年代有几个很重要的人，金冠超、李泽厚、杨小凯……他们是老大学生和老知青，这么一批人年龄在35到45之间，在一些类似沙龙的场合里说出了经济、人文领域的改革理念。这个时候很让人怀念。现在知识分子要么做官，要么出国，要么就蔫了没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公知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谁也不理你。
问：很多年轻人都专门来听你的演讲，喜欢你的“民国范”，你发现他们和你们当时有多大不同?
陈丹青：我希望你们帮我纠正一点，有人说“民国范”这个词是去年我发明的，这绝对不是我发明的，“范儿”这个词是北方话，我是上海人。通常只要是年轻人的活动，我安排得过来就会去，但现在也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一个原因是蛮花时间的，还有一个是，我发现大家其实并不真的在听我说话。每次我都会准备很多，尽量把问题讲得通俗，但是一沟通就发现，其实这真的是蛮散的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注一些问题，只是需要和你度过一个晚上，然后拍个照，告诉别人，我看见陈丹青了，这就完了。我的老师吴作人先生，我从来没和他拍过照，我们那个年代似乎不重视这样的东西。
问：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散”的情况下，现在的80、90后到了你这个年纪，你估计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陈丹青：恐怕和现在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当然我说得可能有点武断，因为至少还要过三十年。你看看过去的三十年变化真的很大，可现在有一种趋势是社会的格局和控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除非当中发生一些什么，我们也不希望有灾难。
问：《退步集》已经出了续编，再出书还要叫《退步集》吗，一直退步?可否原地踏步。
陈丹青：也有在筹划这个事情，新书是这两年文章的集结。《踏步集》？(笑)可以考虑。
问：最近自己在读什么书?
陈丹青：我今年到处跟人说我读的两本最好的书，第一本是《安持人物琐忆》，这是我看过关于民国细节最丰富的一本书，大家都应该看。还有一本是吴国桢的回忆录。他是二、三十年代的武汉市长，四十年代的重庆市长，和内战时期的上海市长。他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又当过台湾省省长。他是个海归派，比胡适更加进入权力中心。他有那一代的理想，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一些事情，虽然很多失败了，但他真的做了。
问：民国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渴望很热切。
陈丹青：李敖说过一句话，胡适、鲁迅是最后一代为政权奋斗的人，也就是说还想拥有它。最后一代了，以后就没有了。
问：你好像有点悲观？
陈丹青：我不悲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一些事情，现在会牛得一塌糊涂。我们和巴黎柏林是一样的，轮不到香港东京。
问：你对最近李双江儿子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没有怎么看，我能怎么看……
问：那你自己是怎么教育女儿的呢?
陈丹青：我没有教育她，她已经大了。小的时候我也不教育她，她不教育我就不错了。我不太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就是对她讲有男朋友带到家里来，别瞒着。
中秋的北京迎来了一场文化盛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举办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集结了四十位两岸三地最活跃的文化人，陈丹青在沙龙中谈到了自己倾心的民国时代，也谈到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陈丹青表示，他希望这样的场合越多越好：“现在大家对这种形式这么热衷，是因为年轻人没有地方去，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贡布里希《通俗艺术史》的第一句话称，没有艺术这件事情，只有艺术家。陈丹青认为，就是这么简单、直白的话，说尽了整个艺术。“天才论是对也好、错也好，我们存而不论。但打个比方，200多年的京剧史，其实就是角的历史，不能想象没有谭鑫培、梅兰芳是什么样子。你听谁的，就说明出你的趣味来了。”
面对陈丹青，离得远时会感觉得到他的严肃，距离一近，才发觉那严肃的神情和语风都是外衣，对面的人只剩下“真”。他的愤怒、不屑与耐心都是真实的，看得出，他在努力剥开语言为真理铺设的重重障碍。陈丹青坦言，每个人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你有多少才能?你有多少性格?“艺术里是有这回事的，会有那么一个时期，因为一个人，他真的让整个艺术史忽然旧了，一个新的艺术出来了。”陈丹青比较强调观看，他曾指出，对印刷品的观看得到的是“伪经验”，但自己也是从伪经验里走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是因为我想看真东西。伪经验也谈不上好坏，比如我们小时候都吃过一些假的高粱、大米和牛奶，但总比没有米吃要好，只要有吃的就行。”
他年轻时没上过艺术学院，承认自己对中国的艺术教育经常说一些不恭敬的话，因为艺术教育本身让他不舒服。“最不舒服的就是回国这10年，现在越来越不舒服。我们的艺术教育，或者任何教育，充斥教条。”而现在的艺术创作环境也令人堪忧，“美术界其实很小，比手机还小的一个圈子。进入权力中心的人当了院长、副院长，他的画卖的就不一样。官员送礼要靠一大帮画家才能送出水平，春节卡都要刷爆了。求爷爷告奶奶地，你的山水画卖给我吧。我也做不了什么，我其实就是流寇，年轻人偶尔找我发泄一下。”
不乏有人夸陈丹青的书写得好，他却说：“我从头到尾不相信理论的词语，我有时候涉嫌在谈论理论，但是我非常不信任讲理论词语的人，我实际上还是一个画画的人，讲得漂亮一点，就是我搞创作的，不是搞理论的。”陈丹青向来对空泛的问题和词语十分不满，比如“价值观”、“创意”。至于为什么，竞还要追溯到做教师的时候填表，表上有一栏问，你作品的创意是什么？“这不是扯淡吗？我是创作者，我怎么可以说我的作品的创意是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行政词语，可是又要跟艺术沾边，这是羞死人。没有一张英文表格要毕加索填个表，问您的创意是什么？而所有学术论文、所有的创作都一再要求，你们要拿出原创性的东西，你们要有创意。一个很高的要求放在你头上，吓坏人的事情。艺术是几千年的东西，没有几个人称得上是原创的。”
陈丹青认为，真正让人创新，让人做出跟前人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取决于自由。“但是自由这句话又被我们说坏掉了，一说自由我们会想到一个政治概念，民主啊、自由啊，反抗这些，我自己在写作几乎不用民主这个词，也很少用到自由这个词。为什么？我知道很多词在中国的语境当中都被用坏了，要不高度政治化，要不非政治化，我都不喜欢。”
Q＆A
京华周刊：今天沙龙的举办地点(前门23号天安时间)旁边就是百达翡丽的专卖店，很有意思，奢侈的西方时尚文化和中国当代艺术汇集一堂。陈丹青：中国的西化是非常奇怪的，明明是从欧美学来的一套，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比如你看当代艺术走得这么快，在中国一下子就进入了时尚。在西方这一块是很谨慎的，它不会一下子都交给时尚杂志去做。而中国艺术杂志就是一个官方又功利的集团，它比不过时尚王国有钱，于是就卖封面。艺术界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15万、20万上一个封面。艺术杂志现在完全烂掉了，什么人都可以出现在封面上，只要出钱就行。展览也是一样。所以说现在露脸十分容易，但已经没有第一流、第二流、权威的学术上的判断了。
问：沙龙也是西方来的东西，你年轻的时候经常参
加沙龙，那时是单纯的文化沙龙吗?
陈丹青：八十年代我们几乎天天都是沙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事情做，没有媒体，没有电视电话，就是三五好友天天在一起昏天黑地地聊，聊聊法国小说。那时候反而不谈政治，只谈艺术。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非政府化的。
问：你很怀念当时的沙龙风气?
陈丹青：八十年代有几个很重要的人，金冠超、李泽厚、杨小凯……他们是老大学生和老知青，这么一批人年龄在35到45之间，在一些类似沙龙的场合里说出了经济、人文领域的改革理念。这个时候很让人怀念。现在知识分子要么做官，要么出国，要么就蔫了没了。就是我们这种所谓公知在马路上走来走去的，谁也不理你。
问：很多年轻人都专门来听你的演讲，喜欢你的“民国范”，你发现他们和你们当时有多大不同?
陈丹青：我希望你们帮我纠正一点，有人说“民国范”这个词是去年我发明的，这绝对不是我发明的，“范儿”这个词是北方话，我是上海人。通常只要是年轻人的活动，我安排得过来就会去，但现在也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一个原因是蛮花时间的，还有一个是，我发现大家其实并不真的在听我说话。每次我都会准备很多，尽量把问题讲得通俗，但是一沟通就发现，其实这真的是蛮散的一个时代。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注一些问题，只是需要和你度过一个晚上，然后拍个照，告诉别人，我看见陈丹青了，这就完了。我的老师吴作人先生，我从来没和他拍过照，我们那个年代似乎不重视这样的东西。
问：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散”的情况下，现在的80、90后到了你这个年纪，你估计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陈丹青：恐怕和现在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当然我说得可能有点武断，因为至少还要过三十年。你看看过去的三十年变化真的很大，可现在有一种趋势是社会的格局和控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除非当中发生一些什么，我们也不希望有灾难。
问：《退步集》已经出了续编，再出书还要叫《退步集》吗，一直退步?可否原地踏步。
陈丹青：也有在筹划这个事情，新书是这两年文章的集结。《踏步集》？(笑)可以考虑。
问：最近自己在读什么书?
陈丹青：我今年到处跟人说我读的两本最好的书，第一本是《安持人物琐忆》，这是我看过关于民国细节最丰富的一本书，大家都应该看。还有一本是吴国桢的回忆录。他是二、三十年代的武汉市长，四十年代的重庆市长，和内战时期的上海市长。他经历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又当过台湾省省长。他是个海归派，比胡适更加进入权力中心。他有那一代的理想，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一些事情，虽然很多失败了，但他真的做了。
问：民国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渴望很热切。
陈丹青：李敖说过一句话，胡适、鲁迅是最后一代为政权奋斗的人，也就是说还想拥有它。最后一代了，以后就没有了。
问：你好像有点悲观？
陈丹青：我不悲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一些事情，现在会牛得一塌糊涂。我们和巴黎柏林是一样的，轮不到香港东京。
问：你对最近李双江儿子的事件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没有怎么看，我能怎么看……
问：那你自己是怎么教育女儿的呢?
陈丹青：我没有教育她，她已经大了。小的时候我也不教育她，她不教育我就不错了。我不太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就是对她讲有男朋友带到家里来，别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