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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的荒诞不同于干宝志怪小说《搜神记》的虚诞，它是将熟识的人世间挪移到一个错位的时空，以这种错位感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因此，它不是以志怪小说的思维模式描摹事件人物，而更像《庄子》，在形象化情节逻辑中隐喻对于人类存在的抽象思维。这种形象的情节逻辑与抽象思维的交错会产生一种美妙的审美境界。对于读者来说，透过形象的情节逻辑去揣度作者寄寓的抽象思维也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审美体验。
一、为什么会有一片桃花林
桃花源是陶渊明想象的乌托邦，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是梦游仙境，也不是笛福笔下船员海难后漂泊到的异域孤岛。因此，陶渊明首先要做的是以哪种方式让这个虚拟乌托邦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于是，一条桃花溪水让这个乌托邦与现实世界进行了连接。溪水之上突兀来了一条渔船，渔船上只有一个渔夫。不是荷锄的农夫，农夫走不远，田圃是他活动的界限;而渔夫则不同，他可驾一叶扁舟漂游江湖。注意“忘路之远近”这句话，大概渔夫凭借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走到了人力所能及的尽头。陶渊明没让这个突兀的渔夫直接走进他虚拟的乌托邦，而是“忽逢桃花林”。“忽”字用得很好，这片桃花林是随着溪水流转突兀呈现在渔夫眼前的，于是就叫人怀疑这片桃花林是客观的存在还是虚拟的幻影，产生了亦真亦幻的惊奇。
读到这里不禁要问：河边杨柳飘，既然柳树是五柳先生的喜好，为什么不呈现一片柳林？或者呈现他钟情的一片菊花呢？菊花的时令不适合，菊花的清冷高傲也不适合营造亦真亦幻的效果。那为什么不呈现一片柳林呢？诗文的意象沉淀着文化，文中意象的选择与主旨表达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柳树没有“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强烈视觉效果。此外，桃树是一种跟人类存在联系密切的植物，蕴含着人类美好的精神，寄托着丰衣足食、人丁兴旺等美好愿景。陶渊明那个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家傅玄写了一篇《桃赋》，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御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而济正兮，岂唯荣美之足言！”（《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也就是说，桃树还有“避凶邪”的意义。综合这两方面，对于渔夫来说，眼前突兀呈现的桃林会指向一个“宜室宜家”的乐园，指向一方吉祥平安的福地。
渔夫不是追随鱼群而来，而是被突兀呈现的桃花美“甚异之”，也就是说，以纯粹的功利目的是无缘与世外桃源相遇的，有缘世外桃源者必是有更高的追求且与美有机缘的人。一般说来，水的发源地具备这样的特点：山麓之下，人迹罕至，生态圣洁。这一片生态圣洁的区域就成了世外桃源与外部世界的缓冲区。概括来说，陶渊明在他的世外桃源外布下的这片桃花林，既是他的世外桃源美和善的靈光外显，也是沟通两个世界的缓冲，同时，也是检验来访者本质的智能化门禁。
二、熟悉又陌生的福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读到这里，有经验的阅读者会联想到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柏拉图的怪异洞穴不接人间烟火，不讲究生活的真实和美，只是作为哲学思辨的隐喻工具，里面的人物也只是哲学家的实验标本，是为诠释他的虚幻理念而虚构的物象。陶渊明则不同，他努力把这个山口之内的世界营造出让人信以为真的感觉。从这个狭窄的山口进入的不是得道高土的洞天仙府，也不是优雅土大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僻山林，而是熟悉的乡村景象。“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陶渊明归园田居是做一名“有思想的农夫”，“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他的自由不是超越生存艰难的超然，而是躬耕陇亩，在艰难的物质生存条件下求取精神自适。所以，他勾画的世外桃源非但没有丝毫的仙气，反而洋溢着浓厚亲切的乡土气息。
他考虑的首先是作为自然人的宜居。于是，他勾画的世外桃源是“土地平旷”的宜耕天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丰饶的土地物产，有“屋舍俨然”的平稳有序的生活，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阜盛人烟，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自由和乐。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很显然不是突出怪异，而是强调熟识感。像纪录片一样，先是远镜头“土地平旷”的全貌展现，接着镜头慢慢拉近，一幕幕展示“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接着，鸡犬之声划破镜头的宁静，出现劳作的农夫和桑树下和乐的“黄发垂髫”。这段纪录片从物质丰饶、生活有序、人烟阜盛展示到最后，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最本质的内涵——生存的自由和乐。这种自由和乐如同庄子素朴的“至德世界”，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种“至德世界”不是道德教化、有序治理的结果，而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人们顺应天意，与万物和谐相依，自由生存。
可以看出，陶渊明是按照道家素朴的“至德之世”理念来勾画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的。这里的物质构成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甚至“男女衣着”也“悉如外人”。陶渊明追求的不是《搜神记》中所描绘的生存方式的怪异，而是以人们最熟悉的形式来表达最切近人灵魂的诉求;不是超脱了“六道轮回”从人变成了佛，而是为什么相同的生活形式却幸福与苦难迥异。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物产、同样的房舍、同样的黎民百姓却构成了性质完全相反的世界，根本原因是控制两个世界的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顺其天意的自由，一个是扭曲乃至摧残人性的霸凌。于是，一界之隔，就产生了丰饶有序与战乱频仍、生计凋敝的分别，怡然自乐、充满生机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分别。其实，陶渊明在这里寄寓的不仅仅是对物质生存方式的向往，字里行间隐喻的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大自由、大自在。没有强权，没有霸凌，不用折腰扭曲，顺应天性生存。
三、只是虚幻的心象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交代了桃花源中人的来历：“秦王暴政乱纲纪，贤士纷纷远躲避。四皓隐居在商山，有人隐匿来此地。”《桃花源记》也交代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商山四皓”有据可考，以此为据，陶渊明似乎在为自己勾画的这个世外桃源寻找历史的渊源，进一步证实这种自由生存的模式是可行的。《礼记·礼运》篇描绘了一幅人类“大同社会”的画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但这个“大同世界”成立的前提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明君贤臣如星拱月的朗朗乾坤。看看历史，这朗朗乾坤几时出现过？尤其对于生逢乱世、朝不保夕、惶惶如惊弓之鸟的陶渊明，早已对所谓的“仁政”“德政”彻底绝望。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作于陶渊明晚年，约为南朝宋永初三年。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血淋淋的政治恐怖、残忍决绝的人性险恶，让陶渊明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厌恶和绝望，无力也不敢干预现实，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避。然而，他即便回归田园，躬耕陇亩，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但仍像一条小鱼游啊游，最终也游不出体制的汪洋。于是就有了阮籍的穷途之哭。不同于阮籍，陶渊明像一只老庄的燕子翩飞到田园，“心远地自偏”，小心翼翼地栖居在人生的边上。可是田园真能让他“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吗？那为什么面对夕阳下宁静渺远的深山还有“欲辨已忘言”的感慨呢？所以田园虽乐，却荒秽无奈，真正的逃避只存在于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绝的“绝境”。“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忘记标志着帝王年号的时间，“绝圣弃智”，“见素抱朴”，以生命自由的状态乐享天年。阮籍走到了穷途，陶渊明却在自己的心里走进了一个世外桃源。
那么，世間是否真有这样的“绝境”？《桃花源记》妙就妙在亦真亦幻。“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足”一词既是谦词，更包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渔人恰恰背弃了源中人的信任，在归路“处处志之”，并且忙不迭“诣太守，说如此”，向“组织”邀功请赏。而结局“遂迷，不复得路”，陶渊明似乎在暗示这样一种理念：体制之内、乱世之中的人到达自由彼岸的知性已经迷失，德性已经沦丧，注定是与世外桃源无缘的。这个乌托邦的故事似乎暗喻着尘世中的众生是不可能超脱的，片刻的超脱也只是南柯一梦、昙花一现。篇末对南阳刘子骥的补述，似是画蛇添足，实则是陶渊明作出的决绝的宣言。请注意对刘子骥身份的介绍：“高尚士也。”然而，尘世中的高尚道德和深厚修行对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却是雾霾和浊气。再一次宣示两个水土相似的世界却有着格格不入的价值准则和生存法则。
柏拉图试图借洞穴隐喻诘问世人：我们到底应该走出洞穴，还是回到洞穴呢？陶渊明就是一只挣脱束缚的“羁鸟”，他看透了现实世界的丑恶，义无反顾地飞向了凡人难以企及的理想乐土。虽是南柯一梦，却是他生命全部的安慰，也是他在艰难时世中赖以达观生存的动力源。
波德莱尔曾说：“所有美丽和高尚的东西都是理性和思维的结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简单的故事情节背后有着深沉细密的理性思维。在最绝望的环境中以超凡脱俗的心性勾画了一个世外桃源，在黑暗中找寻缥缈的希望，在绝望中执著于自己的梦想。笔者不敢奢望这是对《桃花源记》的正解，但引领学生换一种对文本的读法，尝试走进作者的心灵，做作者的知音，也许会收获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为什么会有一片桃花林
桃花源是陶渊明想象的乌托邦，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是梦游仙境，也不是笛福笔下船员海难后漂泊到的异域孤岛。因此，陶渊明首先要做的是以哪种方式让这个虚拟乌托邦与现实世界建立联系。于是，一条桃花溪水让这个乌托邦与现实世界进行了连接。溪水之上突兀来了一条渔船，渔船上只有一个渔夫。不是荷锄的农夫，农夫走不远，田圃是他活动的界限;而渔夫则不同，他可驾一叶扁舟漂游江湖。注意“忘路之远近”这句话，大概渔夫凭借那个时代的交通工具走到了人力所能及的尽头。陶渊明没让这个突兀的渔夫直接走进他虚拟的乌托邦，而是“忽逢桃花林”。“忽”字用得很好，这片桃花林是随着溪水流转突兀呈现在渔夫眼前的，于是就叫人怀疑这片桃花林是客观的存在还是虚拟的幻影，产生了亦真亦幻的惊奇。
读到这里不禁要问：河边杨柳飘，既然柳树是五柳先生的喜好，为什么不呈现一片柳林？或者呈现他钟情的一片菊花呢？菊花的时令不适合，菊花的清冷高傲也不适合营造亦真亦幻的效果。那为什么不呈现一片柳林呢？诗文的意象沉淀着文化，文中意象的选择与主旨表达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柳树没有“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强烈视觉效果。此外，桃树是一种跟人类存在联系密切的植物，蕴含着人类美好的精神，寄托着丰衣足食、人丁兴旺等美好愿景。陶渊明那个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家傅玄写了一篇《桃赋》，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御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而济正兮，岂唯荣美之足言！”（《艺文类聚》八十八，《初学记》二十八）也就是说，桃树还有“避凶邪”的意义。综合这两方面，对于渔夫来说，眼前突兀呈现的桃林会指向一个“宜室宜家”的乐园，指向一方吉祥平安的福地。
渔夫不是追随鱼群而来，而是被突兀呈现的桃花美“甚异之”，也就是说，以纯粹的功利目的是无缘与世外桃源相遇的，有缘世外桃源者必是有更高的追求且与美有机缘的人。一般说来，水的发源地具备这样的特点：山麓之下，人迹罕至，生态圣洁。这一片生态圣洁的区域就成了世外桃源与外部世界的缓冲区。概括来说，陶渊明在他的世外桃源外布下的这片桃花林，既是他的世外桃源美和善的靈光外显，也是沟通两个世界的缓冲，同时，也是检验来访者本质的智能化门禁。
二、熟悉又陌生的福地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读到这里，有经验的阅读者会联想到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隐喻。柏拉图的怪异洞穴不接人间烟火，不讲究生活的真实和美，只是作为哲学思辨的隐喻工具，里面的人物也只是哲学家的实验标本，是为诠释他的虚幻理念而虚构的物象。陶渊明则不同，他努力把这个山口之内的世界营造出让人信以为真的感觉。从这个狭窄的山口进入的不是得道高土的洞天仙府，也不是优雅土大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僻山林，而是熟悉的乡村景象。“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陶渊明归园田居是做一名“有思想的农夫”，“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他的自由不是超越生存艰难的超然，而是躬耕陇亩，在艰难的物质生存条件下求取精神自适。所以，他勾画的世外桃源非但没有丝毫的仙气，反而洋溢着浓厚亲切的乡土气息。
他考虑的首先是作为自然人的宜居。于是，他勾画的世外桃源是“土地平旷”的宜耕天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丰饶的土地物产，有“屋舍俨然”的平稳有序的生活，有“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阜盛人烟，有“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自由和乐。而“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很显然不是突出怪异，而是强调熟识感。像纪录片一样，先是远镜头“土地平旷”的全貌展现，接着镜头慢慢拉近，一幕幕展示“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接着，鸡犬之声划破镜头的宁静，出现劳作的农夫和桑树下和乐的“黄发垂髫”。这段纪录片从物质丰饶、生活有序、人烟阜盛展示到最后，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最本质的内涵——生存的自由和乐。这种自由和乐如同庄子素朴的“至德世界”，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种“至德世界”不是道德教化、有序治理的结果，而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人们顺应天意，与万物和谐相依，自由生存。
可以看出，陶渊明是按照道家素朴的“至德之世”理念来勾画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的。这里的物质构成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两样，甚至“男女衣着”也“悉如外人”。陶渊明追求的不是《搜神记》中所描绘的生存方式的怪异，而是以人们最熟悉的形式来表达最切近人灵魂的诉求;不是超脱了“六道轮回”从人变成了佛，而是为什么相同的生活形式却幸福与苦难迥异。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物产、同样的房舍、同样的黎民百姓却构成了性质完全相反的世界，根本原因是控制两个世界的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顺其天意的自由，一个是扭曲乃至摧残人性的霸凌。于是，一界之隔，就产生了丰饶有序与战乱频仍、生计凋敝的分别，怡然自乐、充满生机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分别。其实，陶渊明在这里寄寓的不仅仅是对物质生存方式的向往，字里行间隐喻的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大自由、大自在。没有强权，没有霸凌，不用折腰扭曲，顺应天性生存。
三、只是虚幻的心象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交代了桃花源中人的来历：“秦王暴政乱纲纪，贤士纷纷远躲避。四皓隐居在商山，有人隐匿来此地。”《桃花源记》也交代说：“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商山四皓”有据可考，以此为据，陶渊明似乎在为自己勾画的这个世外桃源寻找历史的渊源，进一步证实这种自由生存的模式是可行的。《礼记·礼运》篇描绘了一幅人类“大同社会”的画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但这个“大同世界”成立的前提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明君贤臣如星拱月的朗朗乾坤。看看历史，这朗朗乾坤几时出现过？尤其对于生逢乱世、朝不保夕、惶惶如惊弓之鸟的陶渊明，早已对所谓的“仁政”“德政”彻底绝望。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作于陶渊明晚年，约为南朝宋永初三年。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血淋淋的政治恐怖、残忍决绝的人性险恶，让陶渊明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厌恶和绝望，无力也不敢干预现实，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避。然而，他即便回归田园，躬耕陇亩，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但仍像一条小鱼游啊游，最终也游不出体制的汪洋。于是就有了阮籍的穷途之哭。不同于阮籍，陶渊明像一只老庄的燕子翩飞到田园，“心远地自偏”，小心翼翼地栖居在人生的边上。可是田园真能让他“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吗？那为什么面对夕阳下宁静渺远的深山还有“欲辨已忘言”的感慨呢？所以田园虽乐，却荒秽无奈，真正的逃避只存在于与这个世界彻底隔绝的“绝境”。“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忘记标志着帝王年号的时间，“绝圣弃智”，“见素抱朴”，以生命自由的状态乐享天年。阮籍走到了穷途，陶渊明却在自己的心里走进了一个世外桃源。
那么，世間是否真有这样的“绝境”？《桃花源记》妙就妙在亦真亦幻。“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足”一词既是谦词，更包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恐惧。而渔人恰恰背弃了源中人的信任，在归路“处处志之”，并且忙不迭“诣太守，说如此”，向“组织”邀功请赏。而结局“遂迷，不复得路”，陶渊明似乎在暗示这样一种理念：体制之内、乱世之中的人到达自由彼岸的知性已经迷失，德性已经沦丧，注定是与世外桃源无缘的。这个乌托邦的故事似乎暗喻着尘世中的众生是不可能超脱的，片刻的超脱也只是南柯一梦、昙花一现。篇末对南阳刘子骥的补述，似是画蛇添足，实则是陶渊明作出的决绝的宣言。请注意对刘子骥身份的介绍：“高尚士也。”然而，尘世中的高尚道德和深厚修行对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却是雾霾和浊气。再一次宣示两个水土相似的世界却有着格格不入的价值准则和生存法则。
柏拉图试图借洞穴隐喻诘问世人：我们到底应该走出洞穴，还是回到洞穴呢？陶渊明就是一只挣脱束缚的“羁鸟”，他看透了现实世界的丑恶，义无反顾地飞向了凡人难以企及的理想乐土。虽是南柯一梦，却是他生命全部的安慰，也是他在艰难时世中赖以达观生存的动力源。
波德莱尔曾说：“所有美丽和高尚的东西都是理性和思维的结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简单的故事情节背后有着深沉细密的理性思维。在最绝望的环境中以超凡脱俗的心性勾画了一个世外桃源，在黑暗中找寻缥缈的希望，在绝望中执著于自己的梦想。笔者不敢奢望这是对《桃花源记》的正解，但引领学生换一种对文本的读法，尝试走进作者的心灵，做作者的知音，也许会收获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