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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频繁，经济全球化与跨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让电影这一艺术载体可以承担中国走向世界的任务，让世界了解中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让中国更多的电影作品走向海外院线，进入海外观众的视线。不过，有研究表明，我国每年输出海外“电影数量仅在几十部徘徊，占年产电影的平均比例不到10%”[1]。也有早期研究指出：“虽然中国电影对外传播面临极大障碍，但是在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一政策支持下，以及全球一体化这个大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还是有着巨大的可能性”[2]，这个“可能性”在近四五年得到了一些海外电影市场的积极回响，马来西亚正是其中一个。马来西亚是独特的多元民族移民国家，具有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的特色，与中国电影产业、中文电影发展的历史渊源颇深，第一部诞生于此的电影《新客》便是一部中文电影。当下的马来西亚电影院线总是提供给观众不同国度、不同语言、不同类型的电影，不同族群的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观影习惯，他们对于中国电影的认知、口碑与消费行为也不尽相同。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可深入探讨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之一，“有着精神、思想领域亲缘性的基础，显现出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3]，这便决定了自电影艺术进入到这片土地以来，就体现出了强大的包容力。马来西亚人口主要由巫（马来人）、华（华人）、印（印度人）三大族群构成，在“1946年1月22日，英国政府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了‘马来亚联邦’计划，赋予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三个种族同等的公民地位及参与政治的权利”[4]。这样的族群结构勾勒出马来西亚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的社会面貌。从电影生产到消费，这便决定并形成了一种“分段式”（segmentation）样貌，简单而言，电影生产几乎为单一族群服务。不过，马来西亚本土电影生产、发行史中一直都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大量来自香港的中文电影引进马来西亚，每年引进的数量都在两百部左右，同一时期，厦语电影也陆续被引进到马来西亚，从“1953年上映11部”增加到“1959年放映100部”[5]。“从1959年开始，马来亚联邦对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外国电影征收营业税，而本地制作的影片则免”[6]，但这并没有影响从海外引进电影的数量，因可观的观影需求，1960年的引进电影数量达到了892部，从香港引进电影的数量依旧超过200部[7]。这些历史数据呈现出马来西亚引进中国电影的情况，说明了历史积累起来的院线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
一、2017-2020年马来西亚引进中国电影的情况
电影一直是中马两国文化交流的场域，这让马来西亚拥有一定规模的跨区域中文电影社群，相应的活动也在不断刷新大家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在一系列的展映与电影节活动上可见一斑。2020年1月16至19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主办、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委员会承办“2020中国电影周”（China Film Week 2020），在首都吉隆坡的金屏影院（GSC Cinema）放映了7部中国电影（见表1），这些作品出品于2015至2018年间，题材丰富，涵盖了历史、文化、体育、自然、社会等多个领域，一些作品在中国上映时即获得了较好的口碑。“2020中国电影周”是近些年来，促进中马两国影视文化交流的活动之一，向马来西亚电影观众展示了近些年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官方举办的电影节，更好发挥了电影让马来西亚观众接触与了解中国文化的媒介功能，展示了非语言行为的文化情景，拓展了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知视野，加强了马来西亚观众对中国概况的了解。
马来西亚引进中国电影的公司大体可以分為两类，一类是院线公司，另一类是影视发行公司。作为马来西亚院线的龙头品牌，金屏影院集团引进中国电影的数量不多，在过去的四年内仅仅上映了四部电影（见表2），这些作品都是在《战狼2》于马来西亚上映后才推向院线的，但是这些金屏影院引进的作品都有着较好的票房收入，如古装奇幻喜剧《神探蒲松龄》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卖座的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为126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2060万元）。金屏影院没有在引进数量上去拼市场，而是让每部引进的中国电影获得最大范围观众的认可，产生观影行为。
目前有引进中国电影业务的马来西亚影视发行公司并不多，以巨影电影发行公司（Mega Films Distribution Sdn Bhn）与MM2娱乐影视制作（马来西亚）有限公司（MM2 Entertainment）的引进业务最为突出，这两家公司分别位于马来西亚的槟州与雪兰莪州。笔者与这两家公司相关负责人交流时发现，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院线的前景势必会越来越好，这种乐观的市场判断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第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精良制作的影视作品;第二，随着中国综艺节目在马来西亚的流行，提升了中国明星在马的知名度。被选择引进的中国电影，主要面向马来西亚的华裔人群，符合华裔观众的价值观与消费心理。在中国具有良好话题点与关注度的作品，也往往在马来西亚华裔族群中容易引发关注与消费行为。
2015年巨影电影发行公司开始引进发行中国电影，这一年引进了电影《解救吾先生》《剩者为王》，票房分别是14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229万元）、99.4万马币（约合人民币162万元），2017年该公司引进的电影《战狼2》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成功，拿下了41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670万元）的票房收入，标志着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创下高票房的记录。马来西亚《中国报》刊文报道了《战狼2》在马来西亚的上映情况：“电影上映过三周后，观众反应持续热烈，上映影院从原本的85家增加至88家，足见电影在大马同样受落”[8]。同年12月4日，《战狼2》于中国-东盟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这一电影节在马来西亚举办，由中国东盟协会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主办，中国和东盟十国的29部影片参与展映，11部电影参加最后的评奖。《战狼2》的导演、主演吴京接受奖项时表示：“各国电影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国家文化，也希望能在未来和东盟各国电影人一起拍出更优秀的影片，展现各自的文化，体现共同的友谊”[9]。影片呈现的民族强盛、保护同胞、大国担当、孤单英雄等内容创造出“合国欢”[10]诉求，符合马来西亚观众对该类型片的观影习惯，枪战、坦克大战、军舰、导弹等军事元素及中国的动作元素制作了大量的视觉奇观。《战狼2》在马来西亚院线树立的良好口碑，带来了积极的品牌效应，也增强了巨影电影发行公司之后更多引进中国电影作品的信心，此后每年该公司引进的中国电影也有不错的院线收入（见表3），同时，让更多马来西亚的观众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到中国电影，拓宽了其它马来西亚电影公司引进中国电影的思路。 MM2娱乐影视制作（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开始引进中国电影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10年，比巨影电影发行公司引进中国电影的时间早了5年，李连杰、文章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是该公司引进的第一部中国电影，之后每年都有不断增加引进中国电影数量。MM2娱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在北京、上海、香港的分公司更是为其引进中国电影提供了第一手的市场机遇与信息。从引进数量来看（见表4），MM2娱乐影视制作（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是目前马来西亚影视发行公司中发行上映中国电影最多的，2017年以来每年都引进5部以上中国电影在马发行上映，包括了在中国票房过30亿元的电影《我和我祖国》《唐人街探案2》等。
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没有权威机构收集进口中国电影的票房情况，故而没有官方渠道发布在马发行中国电影的票房信息，这些数据往往只是影视发行公司各自持有。尽管马来西亚人口数量不大，但院线年收入每年呈现出积极的攀升态势，2017年以来，每年的院线总收入均在10亿马币（约合人民币16亿元）以上，其中，引进的英文电影最为卖座，占全年票房总收入的七成左右。引进中文电影的票房收入总额占全马全年票房收入比率最高的是2017年，为9.1%[11]。在采访巨影电影发行公司执行总监谢俊江时，他认为当下马来西亚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还是相对有限，在引进中国电影时会比较谨慎，一方面要考虑到作品在中国院线市场的票房情况及宣传热度;另一方面就是马来西亚市场对某些类型电影的“消化”程度。同时，影视发行公司也会充分考虑引进的中国电影是否获许在马同步上映，这是因为对互联网电影平台依旧存在着一定的顾虑，担心流失院线观众。
二、马来西亚受众对引进的中国电影的认知现状与消费行为
马来西亚电影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上述院线数据的走向，这个具有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特征的国度，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电影生产发行、电影消费的分析因素，而马来西亚受众提供的相关认知现状与消费行为模式，更为中国电影走向更多国家与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固然，在艺术本土化的大背景之下，要传播中国电影文化，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受众认识中国电影，观赏中国电影，解开其中所存在的文化交流桎梏，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关键因素。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人口构成，形成了族群划分的结构内对中国电影认知与消费行为的“分段式”样貌。前面提到的中国-东盟国际电影节、“2020中国电影周”，立足于电影文化传播，也使中国电影处于双重互动中，构建对外话语分层机制，增强在马的影视文化感召力，这与我国综合国力、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地位有着一定联系。
马来西亚拥有3180万人口，其中土著人口（含马来族、原住民等）约1971万，占全马总人口数的62%，华裔人口约655万，占全马总人口数的20.6%，印度裔人口约197万，占6.2%。[12]这三大族群使用的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异，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经历了数个阶段性演变，从英语至上过渡到独尊国语——马来语，再到英语、马来语双语并重，此外，华裔、印裔在马都有各自母语的教育体系，让中文、泰米尔语普及度在相应族群内都极高。在马来西亚，族群含义与建构同近现代历史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与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两個要素紧密相关，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巫、华、印三大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各自的文化身份认同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马来语电影作为国族电影的地位”[13]无法撼动，华、印两个族群在电影中获得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一方面来自于有限产量的本土制作，另一方面，正是原生国电影。
调查马来西亚受众时，上述人口因素与各族群受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与消费环节上体现出了一系列的交叉关系。根据克瑞西（R.V.Krejcie）与摩根（D.W.Morgan）提出之计算方式[14]，笔者随机抽样完成问卷调查387份，其中华裔受访人占比最大，达81.91%，其次是马来人，占9.3%，印度裔占4.13%，其他族群（含混血、原住民）占4.65%。根据族群分布，马来西亚华裔、马来人观看过中国电影的人比率较高，印度裔则是比率最低的（见图1）。调查发现，看过中国电影的马来人与华裔远远多过各自族群中“未看过”的人群，但是印裔族群中，未看过中国电影的人则高出“看过的”人很多。92.43%华裔受访者表示在2017年到现在曾看过中国电影，其次是88.89%的其他族群受访者，这些其他族群包括沙巴、沙捞越原住民、混血等，有80.56%马来人受访者看过中国电影，仅有37.5%的印度裔观众曾看过中国电影。马来西亚华裔体现出明显的“后华人性”（post-Chineseness），他们不受到中国性的疆域束缚，又依然受制于在地国及因此而衍生的公民身份，后华人性的特征则展现在其回归文化母体的欲望，中国电影供给了这一身份共享的概念、仪式、价值等，因此马来西亚华裔几乎都看过中国电影。
类似的关联关系，也体现在受众所掌握及使用的语言这一因素上。调查数据（见图2）显示，讲马来语、普通话、中国方言（如粤语、福建方言）、英语的马来西亚受众都普遍有观看过中国电影的经历，但是讲泰米尔语的马来西亚受众则较少有观看中国电影的经历。马来西亚多民族的社会构成，殖民地语言习惯等原因，造成马来西亚民众使用语言的多样性特征。调查也发现，语言的确是影响马来西亚受众选择观看中国电影的重要因素，共计11.11%的人从未看过中国电影，其中46.51%的受访者是因为语言的考量而不选择观看中国电影，语言与制作品质成为这些从未看过中国电影的马来西亚观众激发其观影行为的两大因素，甚至有受访者表示希望中国可以生产英语电影进入国际电影市场。马来西亚在民族政策与族群关系上，遵从了“沙拉拼盘”（salad bowl）文化格局，在多元文化主义话语下，承认一个政治社会中存在若干文化群体的同时，坚持共同的文化，维护核心文化，所有文化群体的成员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马来语、英语的社会地位便决定着文化产品消费的倾向特征。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中可深入探讨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之一，“有着精神、思想领域亲缘性的基础，显现出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3]，这便决定了自电影艺术进入到这片土地以来，就体现出了强大的包容力。马来西亚人口主要由巫（马来人）、华（华人）、印（印度人）三大族群构成，在“1946年1月22日，英国政府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了‘马来亚联邦’计划，赋予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三个种族同等的公民地位及参与政治的权利”[4]。这样的族群结构勾勒出马来西亚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的社会面貌。从电影生产到消费，这便决定并形成了一种“分段式”（segmentation）样貌，简单而言，电影生产几乎为单一族群服务。不过，马来西亚本土电影生产、发行史中一直都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大量来自香港的中文电影引进马来西亚，每年引进的数量都在两百部左右，同一时期，厦语电影也陆续被引进到马来西亚，从“1953年上映11部”增加到“1959年放映100部”[5]。“从1959年开始，马来亚联邦对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外国电影征收营业税，而本地制作的影片则免”[6]，但这并没有影响从海外引进电影的数量，因可观的观影需求，1960年的引进电影数量达到了892部，从香港引进电影的数量依旧超过200部[7]。这些历史数据呈现出马来西亚引进中国电影的情况，说明了历史积累起来的院线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
一、2017-2020年马来西亚引进中国电影的情况
电影一直是中马两国文化交流的场域，这让马来西亚拥有一定规模的跨区域中文电影社群，相应的活动也在不断刷新大家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在一系列的展映与电影节活动上可见一斑。2020年1月16至19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主办、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委员会承办“2020中国电影周”（China Film Week 2020），在首都吉隆坡的金屏影院（GSC Cinema）放映了7部中国电影（见表1），这些作品出品于2015至2018年间，题材丰富，涵盖了历史、文化、体育、自然、社会等多个领域，一些作品在中国上映时即获得了较好的口碑。“2020中国电影周”是近些年来，促进中马两国影视文化交流的活动之一，向马来西亚电影观众展示了近些年中国优秀的影视作品。官方举办的电影节，更好发挥了电影让马来西亚观众接触与了解中国文化的媒介功能，展示了非语言行为的文化情景，拓展了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知视野，加强了马来西亚观众对中国概况的了解。
马来西亚引进中国电影的公司大体可以分為两类，一类是院线公司，另一类是影视发行公司。作为马来西亚院线的龙头品牌，金屏影院集团引进中国电影的数量不多，在过去的四年内仅仅上映了四部电影（见表2），这些作品都是在《战狼2》于马来西亚上映后才推向院线的，但是这些金屏影院引进的作品都有着较好的票房收入，如古装奇幻喜剧《神探蒲松龄》是目前马来西亚最卖座的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为126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2060万元）。金屏影院没有在引进数量上去拼市场，而是让每部引进的中国电影获得最大范围观众的认可，产生观影行为。
目前有引进中国电影业务的马来西亚影视发行公司并不多，以巨影电影发行公司（Mega Films Distribution Sdn Bhn）与MM2娱乐影视制作（马来西亚）有限公司（MM2 Entertainment）的引进业务最为突出，这两家公司分别位于马来西亚的槟州与雪兰莪州。笔者与这两家公司相关负责人交流时发现，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院线的前景势必会越来越好，这种乐观的市场判断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第一，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精良制作的影视作品;第二，随着中国综艺节目在马来西亚的流行，提升了中国明星在马的知名度。被选择引进的中国电影，主要面向马来西亚的华裔人群，符合华裔观众的价值观与消费心理。在中国具有良好话题点与关注度的作品，也往往在马来西亚华裔族群中容易引发关注与消费行为。
2015年巨影电影发行公司开始引进发行中国电影，这一年引进了电影《解救吾先生》《剩者为王》，票房分别是14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229万元）、99.4万马币（约合人民币162万元），2017年该公司引进的电影《战狼2》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成功，拿下了410万马币（约合人民币670万元）的票房收入，标志着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创下高票房的记录。马来西亚《中国报》刊文报道了《战狼2》在马来西亚的上映情况：“电影上映过三周后，观众反应持续热烈，上映影院从原本的85家增加至88家，足见电影在大马同样受落”[8]。同年12月4日，《战狼2》于中国-东盟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奖，这一电影节在马来西亚举办，由中国东盟协会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主办，中国和东盟十国的29部影片参与展映，11部电影参加最后的评奖。《战狼2》的导演、主演吴京接受奖项时表示：“各国电影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传递国家文化，也希望能在未来和东盟各国电影人一起拍出更优秀的影片，展现各自的文化，体现共同的友谊”[9]。影片呈现的民族强盛、保护同胞、大国担当、孤单英雄等内容创造出“合国欢”[10]诉求，符合马来西亚观众对该类型片的观影习惯，枪战、坦克大战、军舰、导弹等军事元素及中国的动作元素制作了大量的视觉奇观。《战狼2》在马来西亚院线树立的良好口碑，带来了积极的品牌效应，也增强了巨影电影发行公司之后更多引进中国电影作品的信心，此后每年该公司引进的中国电影也有不错的院线收入（见表3），同时，让更多马来西亚的观众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到中国电影，拓宽了其它马来西亚电影公司引进中国电影的思路。 MM2娱乐影视制作（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开始引进中国电影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10年，比巨影电影发行公司引进中国电影的时间早了5年，李连杰、文章主演的电影《海洋天堂》是该公司引进的第一部中国电影，之后每年都有不断增加引进中国电影数量。MM2娱乐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在北京、上海、香港的分公司更是为其引进中国电影提供了第一手的市场机遇与信息。从引进数量来看（见表4），MM2娱乐影视制作（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是目前马来西亚影视发行公司中发行上映中国电影最多的，2017年以来每年都引进5部以上中国电影在马发行上映，包括了在中国票房过30亿元的电影《我和我祖国》《唐人街探案2》等。
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没有权威机构收集进口中国电影的票房情况，故而没有官方渠道发布在马发行中国电影的票房信息，这些数据往往只是影视发行公司各自持有。尽管马来西亚人口数量不大，但院线年收入每年呈现出积极的攀升态势，2017年以来，每年的院线总收入均在10亿马币（约合人民币16亿元）以上，其中，引进的英文电影最为卖座，占全年票房总收入的七成左右。引进中文电影的票房收入总额占全马全年票房收入比率最高的是2017年，为9.1%[11]。在采访巨影电影发行公司执行总监谢俊江时，他认为当下马来西亚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还是相对有限，在引进中国电影时会比较谨慎，一方面要考虑到作品在中国院线市场的票房情况及宣传热度;另一方面就是马来西亚市场对某些类型电影的“消化”程度。同时，影视发行公司也会充分考虑引进的中国电影是否获许在马同步上映，这是因为对互联网电影平台依旧存在着一定的顾虑，担心流失院线观众。
二、马来西亚受众对引进的中国电影的认知现状与消费行为
马来西亚电影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上述院线数据的走向，这个具有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特征的国度，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电影生产发行、电影消费的分析因素，而马来西亚受众提供的相关认知现状与消费行为模式，更为中国电影走向更多国家与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固然，在艺术本土化的大背景之下，要传播中国电影文化，让更多的马来西亚受众认识中国电影，观赏中国电影，解开其中所存在的文化交流桎梏，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关键因素。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人口构成，形成了族群划分的结构内对中国电影认知与消费行为的“分段式”样貌。前面提到的中国-东盟国际电影节、“2020中国电影周”，立足于电影文化传播，也使中国电影处于双重互动中，构建对外话语分层机制，增强在马的影视文化感召力，这与我国综合国力、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地位有着一定联系。
马来西亚拥有3180万人口，其中土著人口（含马来族、原住民等）约1971万，占全马总人口数的62%，华裔人口约655万，占全马总人口数的20.6%，印度裔人口约197万，占6.2%。[12]这三大族群使用的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异，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经历了数个阶段性演变，从英语至上过渡到独尊国语——马来语，再到英语、马来语双语并重，此外，华裔、印裔在马都有各自母语的教育体系，让中文、泰米尔语普及度在相应族群内都极高。在马来西亚，族群含义与建构同近现代历史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与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两個要素紧密相关，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巫、华、印三大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各自的文化身份认同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马来语电影作为国族电影的地位”[13]无法撼动，华、印两个族群在电影中获得的身份意识与文化认同，一方面来自于有限产量的本土制作，另一方面，正是原生国电影。
调查马来西亚受众时，上述人口因素与各族群受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与消费环节上体现出了一系列的交叉关系。根据克瑞西（R.V.Krejcie）与摩根（D.W.Morgan）提出之计算方式[14]，笔者随机抽样完成问卷调查387份，其中华裔受访人占比最大，达81.91%，其次是马来人，占9.3%，印度裔占4.13%，其他族群（含混血、原住民）占4.65%。根据族群分布，马来西亚华裔、马来人观看过中国电影的人比率较高，印度裔则是比率最低的（见图1）。调查发现，看过中国电影的马来人与华裔远远多过各自族群中“未看过”的人群，但是印裔族群中，未看过中国电影的人则高出“看过的”人很多。92.43%华裔受访者表示在2017年到现在曾看过中国电影，其次是88.89%的其他族群受访者，这些其他族群包括沙巴、沙捞越原住民、混血等，有80.56%马来人受访者看过中国电影，仅有37.5%的印度裔观众曾看过中国电影。马来西亚华裔体现出明显的“后华人性”（post-Chineseness），他们不受到中国性的疆域束缚，又依然受制于在地国及因此而衍生的公民身份，后华人性的特征则展现在其回归文化母体的欲望，中国电影供给了这一身份共享的概念、仪式、价值等，因此马来西亚华裔几乎都看过中国电影。
类似的关联关系，也体现在受众所掌握及使用的语言这一因素上。调查数据（见图2）显示，讲马来语、普通话、中国方言（如粤语、福建方言）、英语的马来西亚受众都普遍有观看过中国电影的经历，但是讲泰米尔语的马来西亚受众则较少有观看中国电影的经历。马来西亚多民族的社会构成，殖民地语言习惯等原因，造成马来西亚民众使用语言的多样性特征。调查也发现，语言的确是影响马来西亚受众选择观看中国电影的重要因素，共计11.11%的人从未看过中国电影，其中46.51%的受访者是因为语言的考量而不选择观看中国电影，语言与制作品质成为这些从未看过中国电影的马来西亚观众激发其观影行为的两大因素，甚至有受访者表示希望中国可以生产英语电影进入国际电影市场。马来西亚在民族政策与族群关系上，遵从了“沙拉拼盘”（salad bowl）文化格局，在多元文化主义话语下，承认一个政治社会中存在若干文化群体的同时，坚持共同的文化，维护核心文化，所有文化群体的成员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马来语、英语的社会地位便决定着文化产品消费的倾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