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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首先需要的是资料的梳理，具体语境的把握，然后才可能进行理论的概括和升华。按理说，时至今日，有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史料已经非常繁浩，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叙述了许多次，但是，因为对史料和语境问题的忽略所导致的偏颇，仍然时有发生，因而造成不应该有的缺憾。
就以毛泽东对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评价而言，通常的说法都是：毛泽东扬李抑杜，推重李白而排斥杜甫。这样说，当然有相当的根据。毛泽东的浪漫豪放的诗性，天马行空的气概，睥睨一切的目光，都和李白的精神气质有某种暗合。但是，毛泽东的性格并非那么单一，他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还有着非常务实、非常深入生活的一面，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到担任最高领袖日理万机的岁月，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和以身作则，都是有很多例证的。毛泽东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随时间地点环境而变化的观点，用来考察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若干命题，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同一文艺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语境下，毛泽东做出的评价也各自不同。细考毛泽东对唐代诗人的评价，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在毛泽东那里都是存在的。这从有关毛泽东论中国古代文学和诗歌的多次论述中可以看出。譬如说，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立场”。①这是就两位诗人不同的社会立场而言，他非常关注他们的特定身份和气质。在别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把杜甫的诗称作“政治诗”，又说过“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不甚喜爱”。②这话是讲给陪同他游览杜甫草堂的几位省委书记听的，在那样的场合，讲政治是顺理成章的。在1958年，毛泽东明确地说：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③这和当年的大跃进狂热情绪相一致，将艺术上的幻想和浪漫精神混淆于现实中的狂思乱想，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云云，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诸多褒贬，有语境的不同，有参照物的不同。与李白相比，毛泽东批评杜甫；与秦始皇相比，毛泽东则会批评李白。毛泽东对李白的批评，是为秦始皇打抱不平，语气非常尖锐：“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④
毛泽东评价李白，还有自相矛盾的情形。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取舍了。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评点《蜀道难》说：“此篇有些意思，为李隆基而作，非为章仇兼琼也。”⑤对《蜀道难》的解释，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毛泽东这里认可的为李隆基而作，就是其中之一，是说李白写作《蜀道难》，用意是以蜀道的艰险劝止唐明皇逃亡四川，留在陕西境内组织对安禄山叛军的有效抵抗。这里当然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到毛泽东晚年，他对给他读书的芦荻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⑥毛泽东的后一论断，显然更合乎我们的阅读感受，诗歌特有的单纯明丽，更让我们感到惊叹。这也更合乎历史真实——唐代殷的《河岳英灵集》编定于安史之乱之前，收入该书的《蜀道难》也不可能有安史之乱的背景。晚年的毛泽东，其心境渐渐澄明，可以不被古人欺，直指问题的核心，不但对《蜀道难》做出准确的评价，对另一位他喜爱的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也作出精到的阐释。毛泽东同芦荻谈到李商隐的《锦瑟》，芦荻说，对这首诗，历来解说甚多：有说是写锦瑟之为乐器的乐音特点的，有说是写对女子的爱恋的，有说是悼亡的，有说是自况、自伤的，还有说是诗人总结自己创作体验的，等等，请教主席怎么看。毛泽东说：“不要作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惆怅。”⑦此前，毛泽东曾经否认过“诗无达诂”的说法，这其中或许表明言者当年的心高气盛，中原之鹿可逐，九州之鼎可问，何况区区一两首古诗乎？到得人生晚景，去而复返，难得糊涂，这样的心态，对于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诗歌的解读，应该是更为适宜吧。
说到杜甫，毛泽东有贬有褒。毛泽东觉得《兵车行》过于悲苦，说杜诗缺少浪漫气；可是，毛泽东也有明确称赞杜甫的时候。他夸奖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张旭观舞剑而草书大进，因为触类旁通而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气象，“不是至理名言吗？”毛泽东于春雨中游览杜甫草堂，信口诵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毛泽东称赞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功。”⑧毛泽东引用杜甫的《前出塞诗》，阐述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意义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毛泽东手书的古典诗词中，也有杜甫的《登岳阳楼》等一些篇什。
但是，这些不同场合下的即兴之言，是否就能代表毛泽东的唐诗观呢？
毛泽东对杜甫的赞赏，有一个明证。在现在能够看到的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作，写于1966年夏天的《七律·有所思》中，就化用了杜甫的诗句，并且作为诗题。
杜甫的原作是《秋兴·其四》：“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旧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毛泽东的《七律·有所思》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无法证实，毛泽东写自己的《有所思》时，杜甫的这首诗是否就放在他的案头。但是，这一推测是具有很大可能性的。从两者的情思来讲，诗人都是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写自己的诗作，都是在动荡的时代里，远离政治中心，而又牵挂着京城的风云涌荡的。客居蜀中的杜甫，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京城长安的政治动向，关心着尚在进行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进程，比较先前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和眼前的战乱如麻，世事转蓬，新贵登场，旧恨未平，鱼龙寂寞，秋意阑珊，乃有“不胜悲”之叹息。毛泽东呢，刚刚做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修订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工作座谈会纪要》，掀起了旨在打倒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批判“三家村”的浪潮，授意并遥控着在北京召开的清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神都有事”，此之谓也。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毛泽东此时所在的杭州，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浪潮，所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正是毛泽东上街看到满街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和红色旗帜的感叹。然而，这一史无前例的狂潮，将向何处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都未必心中有数，都要及时反应和作出调整。即便是10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展现了它的全部过程和重大后果，毛泽东仍然无法断定，应该如何评价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席卷全国、为时甚久的政治运动之成败得失，何况是在狂澜初起之际呢？杜甫诗云，“故国平居有所思”，虽然自己的生活现状有所安定和寄托，但是，这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诗人却思虑不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毛泽东的“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依照上下文，本来应该是毛泽东自己凭阑静听夜雨潇潇，有所思虑，思虑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及其走向，在这里，“故国人民有所思”，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倒装句，仿照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思故国，思人民吧。如上所言，毛泽东论李杜论唐诗，时有所言，各有不同语境，各有不同评价。那么，这是否就形成一种相对主义呢？恐怕还不能这样说。毛泽东也有全面而郑重地评说李杜的时候。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记载了毛泽东赴苏期间在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上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讨论中国文学的谈话。行程漫漫，对话从容，毛泽东的论述也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显得慎重和严谨：
杜甫……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的文学遗产。李白，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⑨
应该说，这是超出个人性格喜好之外，从文学史角度对李杜作出的高度评价，也是最慎重最全面的评价。在这样严正而热烈的评价被披露之后，毛泽东那些评说李杜的只言片语，恐怕就要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以考察了吧。
其实，毛泽东自己说得明明白白，一切都要看具体的时间环境而变化，依照阅读欣赏者的心境而变化，“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候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⑩明乎此，对于毛泽东的唐诗观和所谓的扬李抑杜说，就会有新的理解。
注释：
①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3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②同上，第105页。
③同上，第128—129页。
④曲一曰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第188页。
⑤同上，第182页。
⑥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28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⑦同上，第285—286页。
⑧参见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⑨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周爱绮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79—80页。
⑩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123—12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责编 肖黎)
就以毛泽东对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评价而言，通常的说法都是：毛泽东扬李抑杜，推重李白而排斥杜甫。这样说，当然有相当的根据。毛泽东的浪漫豪放的诗性，天马行空的气概，睥睨一切的目光，都和李白的精神气质有某种暗合。但是，毛泽东的性格并非那么单一，他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还有着非常务实、非常深入生活的一面，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到担任最高领袖日理万机的岁月，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和以身作则，都是有很多例证的。毛泽东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随时间地点环境而变化的观点，用来考察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若干命题，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同一文艺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语境下，毛泽东做出的评价也各自不同。细考毛泽东对唐代诗人的评价，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在毛泽东那里都是存在的。这从有关毛泽东论中国古代文学和诗歌的多次论述中可以看出。譬如说，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立场”。①这是就两位诗人不同的社会立场而言，他非常关注他们的特定身份和气质。在别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把杜甫的诗称作“政治诗”，又说过“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不甚喜爱”。②这话是讲给陪同他游览杜甫草堂的几位省委书记听的，在那样的场合，讲政治是顺理成章的。在1958年，毛泽东明确地说：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③这和当年的大跃进狂热情绪相一致，将艺术上的幻想和浪漫精神混淆于现实中的狂思乱想，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云云，不足为训。
毛泽东的诸多褒贬，有语境的不同，有参照物的不同。与李白相比，毛泽东批评杜甫；与秦始皇相比，毛泽东则会批评李白。毛泽东对李白的批评，是为秦始皇打抱不平，语气非常尖锐：“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④
毛泽东评价李白，还有自相矛盾的情形。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取舍了。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评点《蜀道难》说：“此篇有些意思，为李隆基而作，非为章仇兼琼也。”⑤对《蜀道难》的解释，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毛泽东这里认可的为李隆基而作，就是其中之一，是说李白写作《蜀道难》，用意是以蜀道的艰险劝止唐明皇逃亡四川，留在陕西境内组织对安禄山叛军的有效抵抗。这里当然有着很深的政治情结。到毛泽东晚年，他对给他读书的芦荻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⑥毛泽东的后一论断，显然更合乎我们的阅读感受，诗歌特有的单纯明丽，更让我们感到惊叹。这也更合乎历史真实——唐代殷的《河岳英灵集》编定于安史之乱之前，收入该书的《蜀道难》也不可能有安史之乱的背景。晚年的毛泽东，其心境渐渐澄明，可以不被古人欺，直指问题的核心，不但对《蜀道难》做出准确的评价，对另一位他喜爱的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也作出精到的阐释。毛泽东同芦荻谈到李商隐的《锦瑟》，芦荻说，对这首诗，历来解说甚多：有说是写锦瑟之为乐器的乐音特点的，有说是写对女子的爱恋的，有说是悼亡的，有说是自况、自伤的，还有说是诗人总结自己创作体验的，等等，请教主席怎么看。毛泽东说：“不要作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惆怅。”⑦此前，毛泽东曾经否认过“诗无达诂”的说法，这其中或许表明言者当年的心高气盛，中原之鹿可逐，九州之鼎可问，何况区区一两首古诗乎？到得人生晚景，去而复返，难得糊涂，这样的心态，对于具有相当模糊性的诗歌的解读，应该是更为适宜吧。
说到杜甫，毛泽东有贬有褒。毛泽东觉得《兵车行》过于悲苦，说杜诗缺少浪漫气；可是，毛泽东也有明确称赞杜甫的时候。他夸奖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张旭观舞剑而草书大进，因为触类旁通而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气象，“不是至理名言吗？”毛泽东于春雨中游览杜甫草堂，信口诵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毛泽东称赞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功。”⑧毛泽东引用杜甫的《前出塞诗》，阐述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意义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毛泽东手书的古典诗词中，也有杜甫的《登岳阳楼》等一些篇什。
但是，这些不同场合下的即兴之言，是否就能代表毛泽东的唐诗观呢？
毛泽东对杜甫的赞赏，有一个明证。在现在能够看到的毛泽东的最后一首诗作，写于1966年夏天的《七律·有所思》中，就化用了杜甫的诗句，并且作为诗题。
杜甫的原作是《秋兴·其四》：“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旧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毛泽东的《七律·有所思》诗云：“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无法证实，毛泽东写自己的《有所思》时，杜甫的这首诗是否就放在他的案头。但是，这一推测是具有很大可能性的。从两者的情思来讲，诗人都是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写自己的诗作，都是在动荡的时代里，远离政治中心，而又牵挂着京城的风云涌荡的。客居蜀中的杜甫，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京城长安的政治动向，关心着尚在进行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进程，比较先前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和眼前的战乱如麻，世事转蓬，新贵登场，旧恨未平，鱼龙寂寞，秋意阑珊，乃有“不胜悲”之叹息。毛泽东呢，刚刚做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修订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工作座谈会纪要》，掀起了旨在打倒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批判“三家村”的浪潮，授意并遥控着在北京召开的清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神都有事”，此之谓也。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毛泽东此时所在的杭州，也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浪潮，所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正是毛泽东上街看到满街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和红色旗帜的感叹。然而，这一史无前例的狂潮，将向何处去，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都未必心中有数，都要及时反应和作出调整。即便是10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展现了它的全部过程和重大后果，毛泽东仍然无法断定，应该如何评价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席卷全国、为时甚久的政治运动之成败得失，何况是在狂澜初起之际呢？杜甫诗云，“故国平居有所思”，虽然自己的生活现状有所安定和寄托，但是，这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诗人却思虑不已，“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毛泽东的“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依照上下文，本来应该是毛泽东自己凭阑静听夜雨潇潇，有所思虑，思虑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及其走向，在这里，“故国人民有所思”，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倒装句，仿照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思故国，思人民吧。如上所言，毛泽东论李杜论唐诗，时有所言，各有不同语境，各有不同评价。那么，这是否就形成一种相对主义呢？恐怕还不能这样说。毛泽东也有全面而郑重地评说李杜的时候。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记载了毛泽东赴苏期间在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上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讨论中国文学的谈话。行程漫漫，对话从容，毛泽东的论述也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显得慎重和严谨：
杜甫……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代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的文学遗产。李白，唐代杰出诗人。他像天才诗人普希金对俄国人民的贡献那样，为中国人民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诗篇。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中国至今没有人能超过李白、杜甫的诗才。⑨
应该说，这是超出个人性格喜好之外，从文学史角度对李杜作出的高度评价，也是最慎重最全面的评价。在这样严正而热烈的评价被披露之后，毛泽东那些评说李杜的只言片语，恐怕就要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以考察了吧。
其实，毛泽东自己说得明明白白，一切都要看具体的时间环境而变化，依照阅读欣赏者的心境而变化，“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候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⑩明乎此，对于毛泽东的唐诗观和所谓的扬李抑杜说，就会有新的理解。
注释：
①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3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②同上，第105页。
③同上，第128—129页。
④曲一曰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第188页。
⑤同上，第182页。
⑥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285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⑦同上，第285—286页。
⑧参见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⑨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周爱绮译，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79—80页。
⑩刘汉民编著《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第123—12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