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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日益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工的流动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以平阳坝村为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农民工转移的途径选择,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包括再建构的途径、作用等,并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社会网络 农民工 转移 关系再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6-0023-03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相互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瓦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农民工”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农民工”的称谓和身份界定,学术界的看法一致。周大鸣教授在《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一书中将农民工定义为“农民工,又称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通常简称农民工。”①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农民工”称谓与身份界定;流动原因、模式与障碍;农民工就业市场、途径与模式;农民工的婚恋与家庭;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益保障;农民工的教育与管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心理障碍。关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学术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动力、条件、障碍、对策、前景等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讨。本文试图以平阳坝村为例,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采取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农民工外出就业的途径选择、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利用以及社会网络对进城农民工家庭、婚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的维护措施。
平阳坝村是溪丘湾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巴东县长江北岸,在著名风景区神龙溪的源头,巴巫省道横贯其中,村委所在集镇距溪丘湾乡政府9公里。全村有8个村民小组,村民2732人,国土面积5.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000亩。村内土地肥沃,溪河交错,大棚蔬菜基地,高效柑橘园已具规模。据调查统计,平阳坝村平均每年约有350人远离家乡进城务工,40岁以上的男劳动力主要是流向了河南、山西和陕西省的部分煤矿地区从事着挖煤业。而40岁以上的女劳动力则很少对外输出,主要在家从事耕种,或者在就近区域打零工。20岁～40岁之间的男劳动力主要流向广东、福建、浙江、深圳、江苏等地从事重工业产品制造业、水产养殖业或者其他体力活,而该年龄阶段的女性则倾向于流向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从事服装制造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等行业。那么,形成这种跨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行政村来说,劳动力转移的信息究竟来源于何处?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这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城农民工是如何进行关系再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进城农民工的生活会有哪些影响?这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
一、农民工转移的途径选择
因为社会互动是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的,而且社会网络由个人之间复杂的社会联系网所组成,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在解释农民工转移问题方面有独到之处。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1988)认识到社会网络理论在解释移民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指出:移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移民以及在移民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都与社会网络有关。②而这种社会网络主要是由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组成,通过对平阳坝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起着提供就业信息和社会支持的作用。
(一)社会网络视野下的农民工转移途径选择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曾经提出著名的“嵌入”论,他认为经济生活深深“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社会资源。农村劳动力对外转移并非完全是无序的,相反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支持了整个转移过程。对于平阳坝村劳动力转移的信息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共统计的68人中,有35人选择信息来源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所占人数的52%;19人选择来源于自己的老乡,占28.5%;信息来源于招工队(主要是建筑行业和煤矿业)的有7人,占9.7%,从报纸、广播电视和招聘广告获取信息的有4人,占5.9%;也有3人选择是单人闯天下的,占统计数据的3.9%。
显然,平阳坝村的农民工转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外出流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外出流动主要依赖现有的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通过亲戚、同乡、朋友等的帮助外出打工。这是一种自发组织的外出流动,与通过各种机构介绍与组织的有组织的流动及单人闯天下的无组织流动截然不同。
而且,这种外出方式具有“滚雪球”似的特征。一旦有人外出打工,他就会把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也带出去打工。而其他人又依次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带出去打工,这样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其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在规模较大的“雪球”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起核心纽带作用的“流动领袖”。包工头、企业的招工人以及流动中自然形成的流动带头人都属于此类领袖。自然形成的流动领袖往往经验丰富,社会联系较多,办事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某个地方首先外出的人可能成为领袖。
个案J某,男,初中文化水平,1996年开始外出打工,由老乡介绍,到了福建一家运动鞋厂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事,他跟其中来自湖北襄樊的同事关系最为要好。二人工作非常努力,到了1997年下半年,鞋厂老板以其妻子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服装制造厂。1998年春节过后,J某返厂上班时从自己家族中带出了6名劳动力,4女2男。正式上班后这6名劳动力都以J某为核心,后来又陆续有老乡以及老乡的朋友入厂工作。至1998年9月,J某已升为该厂某部门经理,同时也成为了这些亲戚和老乡的核心领袖。
(二)农民工进城初期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网络的功能包括:提供个人发展的机会,解决日常生活困境,支持个人决策。③社会网络正如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圆心的同心圆,亲属网络为半径最小的圆,向外由朋友、同乡、同事等网络圆依次扩大,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结构。而在这个社会网络关系中,又存在着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中的亲密感要比弱关系强,但弱关系又可以使自己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工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是农民工在生存阶段初步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朋友、家人、亲戚、老乡、打工的同事等同质群体是进城农民工社会交往中的首要群体和强关系,老板、城里人、当地政府干部等异质群体或者制度内关系是他们社会交往中的次要群体和弱关系。不同群体的交往对象及其关系脉络按照关系强弱的差序格局构筑出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强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社会支持网。
关于平阳坝村的农民工进城初期的社会支持网络,笔者主要以“您进城初期需要帮助时怎么做”为主要问题展开调查,在被调查的68人中,29人选择找带自己出来打工的亲戚寻求帮助。占调查总人数的42.2%;18人选择找和自己一起出来的老乡或朋友寻求帮助,占26.5%;9人选择找新认识的同事寻求帮助,占13.1%;7人选择找工作单位的老板寻求帮助,占10.3%;给自己家里的人打电话寻求帮助的有2人,占3.4%;也有3人选择不告诉别人,自己一个人挺过去,这类人在总人数中占4.5%。
由此可看出:农民工在进城初期遇到困难时,主要会向自己的初级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寻求帮助,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支援体系(研究者称提供帮助者为“保护人”)。当然,这种支援体系不仅仅只是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才起作用,相反它的作用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为初次外出打工者提供食宿,有时还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第二,帮助刚来打工的人尽快适应新环境,并提供种种生活上的支援,如解决购票、坐车等问题;第三,向打工者传授有关的经验、技能,有时甚至提供一些资金,以帮助打工者更好地发展;第四,在各种以外事件与安全方面,社会关系网络也会为其成员提供保护,如同乡之间在生病时互相照顾,在受外人欺负时团结对敌等等。
二、进城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众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转移之前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入城之后主要是在初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这种再建构主要是指通过“情感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获取并支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情感性行动遵循同类互动的原则,主要与农民工原有的社会网相联系,其目的是保持已有的有价值的资源,互动的对象主要为原有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网络或城市中再建构社会网中的与自身同质性较高的社会成员;工具性行动则与此不同,在城市的农民工为了获得另外的或新的资源,应该发出指向不同的或更好的资源拥有者的工具理性行动,它遵循的是异类互动原则。工具性行动将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建立起与自身异质性较高的再建构社会网,这一再建构社会网将使农民工获取更多的资源。④
(一)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途径
进城前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进城前,农民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关系社会网络,以强关系、初级关系、同质性为特点;进城后,农民工在移植、复制乡土社会网络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网络的范围,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向以弱关系、次级关系、异质性为特点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转化。
调查发现,平阳坝村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同样首先会移植、复制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网络,这可能与民工进城的链式迁移有关。当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无法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社会资源时,农民工就会迫切需要再建构城市的社会网。
个案S某,女,2007年高中毕业后经过个体户姐姐的帮忙,到了深圳维也纳酒店做服务员。由于孤身一人前往深圳,人生地不熟,因而住在其姐姐的同学Z家里。但是,同学Z工作繁忙之余还要照顾家庭所以无暇顾及S某。在酒店工作半年后,由于工作比较辛苦而且工资不高,于是她通过工作期间结识的客房部主任余大姐,调到了北京市太平庄花园路维也纳分店。在北京,她又结交了更多的朋友,现在正准备跟朋友合伙创业。
可见,随着外出流动者阅历的增加、社会交往的扩展,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当流动者最初开始其打工生涯时,他主要依赖于流出的亲戚、朋友、熟人、老乡等,但当打工者打工已有一段时间后,就将认识到新的朋友、同事等,这样,他将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在这一网络中工作与生活。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外出流动者在外面干了一段时间后,将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获得新的机会,而这将大大增加其流动性。⑤在初次流动中,地缘及亲缘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最主要的作用,而在再次流动中,新的业缘关系网络成为实现再流动的重要组织纽带。由于外出者在外出打工生活中结成了新的业缘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系统,一些企业打工者的“跳槽”往往具有连锁性,只要其中的一个人先到了一个新单位,往往就会把原来的同事一个个都介绍过去。⑥
(二)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与作用
通过调查发现,性别差异、年龄差异都会直接影响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未婚流动人口中,男女流动农民工具有不相上下的交往规模,但是对于已婚人口来说,男性的社会网络规模比女性的大而且有更强的实用性,年轻人往往比年长者更容易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在被调查的68个外出务工人员中,20岁至40岁之间的劳动力有41个,约占60.3%,这个被调查的群体在外出务工时结交的朋友明显多于40岁以上的农民工,而且“跳槽”现象在这个群体中更加突出。同时,如果以某个农民工为中心进行社会关系网的再建构,网络内资源的量与社会网的规模是成正比的,规模越大,获取的资源就会越多。
很明显,再建构社会网络的作用是很大的。农民工在城市再建构社会网的过程,就是与他人不断互动的过程,也是积累在城市的资源的过程。农民工这种再建构的社会网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适应城市生活有重大的意义。不进行社会关系网再建构的农民工,只会长期处于原有的初级关系网中,难以整合到城市中去,即使长期呆在城市里,却始终摆脱不了“都市里的村民”的身份。有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的收益往往会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另外农民工在城市再建构社会关系网有利于减弱城乡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结语
通过这项调查,笔者认为,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社会网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依靠的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就业信息和社会支持,在获得稳定的工作后,又会以初级关系为核心扩充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即进行社会网络再建构。同时社会网络会对农民工个人、家庭、婚姻等方面产生影响。在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网络都积极地维护和投入。社会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需要不断地维护、投入才得以继续、加强和创造。农民工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地维护和投入的过程也就是他们不断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因此政府和农民工自身都应该加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政府或者相关组织要提供给农民工良好的转移途径和就业渠道,同时,农民工自身还应加强农民工社区之间以及与本地居民区的交流,促使农民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丰富化。
注释:
①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国大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北京].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③朱力.西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④朱国宏.经济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
⑤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青年研究,2003年,第11期.
⑥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The Flow and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Social Network View
——A Case of PingYang village
Song Xiubo
(Guangxi Unicersity For Nationgnalities, Naning530006, China)
Abstact: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the hot off the press in academic world.Scholars analyse the m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though different anglesThis paper use the social network’s viewing angles,let PingYang village(a place in BaDong County. HuBei province)as an instance,to analyse this issue.Three major aspects of the hot topic have been analyzed, the routes of metastasis of migrant workers,the effects for the rebuild of the social network.At the same time ,give some recommend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to build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social network;migrant workers;flow;constructionofrelations
[关键词]社会网络 农民工 转移 关系再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6-0023-03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相互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瓦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农民工”也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农民工”的称谓和身份界定,学术界的看法一致。周大鸣教授在《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一书中将农民工定义为“农民工,又称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通常简称农民工。”①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农民工”称谓与身份界定;流动原因、模式与障碍;农民工就业市场、途径与模式;农民工的婚恋与家庭;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益保障;农民工的教育与管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心理障碍。关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学术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动力、条件、障碍、对策、前景等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讨。本文试图以平阳坝村为例,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采取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农民工外出就业的途径选择、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利用以及社会网络对进城农民工家庭、婚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农民工社会网络关系的维护措施。
平阳坝村是溪丘湾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巴东县长江北岸,在著名风景区神龙溪的源头,巴巫省道横贯其中,村委所在集镇距溪丘湾乡政府9公里。全村有8个村民小组,村民2732人,国土面积5.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000亩。村内土地肥沃,溪河交错,大棚蔬菜基地,高效柑橘园已具规模。据调查统计,平阳坝村平均每年约有350人远离家乡进城务工,40岁以上的男劳动力主要是流向了河南、山西和陕西省的部分煤矿地区从事着挖煤业。而40岁以上的女劳动力则很少对外输出,主要在家从事耕种,或者在就近区域打零工。20岁～40岁之间的男劳动力主要流向广东、福建、浙江、深圳、江苏等地从事重工业产品制造业、水产养殖业或者其他体力活,而该年龄阶段的女性则倾向于流向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从事服装制造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等行业。那么,形成这种跨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究竟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行政村来说,劳动力转移的信息究竟来源于何处?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这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城农民工是如何进行关系再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进城农民工的生活会有哪些影响?这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
一、农民工转移的途径选择
因为社会互动是通过社会网络进行的,而且社会网络由个人之间复杂的社会联系网所组成,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在解释农民工转移问题方面有独到之处。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1988)认识到社会网络理论在解释移民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指出:移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移民以及在移民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生活都与社会网络有关。②而这种社会网络主要是由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组成,通过对平阳坝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进行调查,得出结论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起着提供就业信息和社会支持的作用。
(一)社会网络视野下的农民工转移途径选择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曾经提出著名的“嵌入”论,他认为经济生活深深“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社会资源。农村劳动力对外转移并非完全是无序的,相反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支持了整个转移过程。对于平阳坝村劳动力转移的信息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共统计的68人中,有35人选择信息来源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所占人数的52%;19人选择来源于自己的老乡,占28.5%;信息来源于招工队(主要是建筑行业和煤矿业)的有7人,占9.7%,从报纸、广播电视和招聘广告获取信息的有4人,占5.9%;也有3人选择是单人闯天下的,占统计数据的3.9%。
显然,平阳坝村的农民工转移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说明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外出流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外出流动主要依赖现有的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通过亲戚、同乡、朋友等的帮助外出打工。这是一种自发组织的外出流动,与通过各种机构介绍与组织的有组织的流动及单人闯天下的无组织流动截然不同。
而且,这种外出方式具有“滚雪球”似的特征。一旦有人外出打工,他就会把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也带出去打工。而其他人又依次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带出去打工,这样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其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在规模较大的“雪球”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起核心纽带作用的“流动领袖”。包工头、企业的招工人以及流动中自然形成的流动带头人都属于此类领袖。自然形成的流动领袖往往经验丰富,社会联系较多,办事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某个地方首先外出的人可能成为领袖。
个案J某,男,初中文化水平,1996年开始外出打工,由老乡介绍,到了福建一家运动鞋厂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事,他跟其中来自湖北襄樊的同事关系最为要好。二人工作非常努力,到了1997年下半年,鞋厂老板以其妻子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服装制造厂。1998年春节过后,J某返厂上班时从自己家族中带出了6名劳动力,4女2男。正式上班后这6名劳动力都以J某为核心,后来又陆续有老乡以及老乡的朋友入厂工作。至1998年9月,J某已升为该厂某部门经理,同时也成为了这些亲戚和老乡的核心领袖。
(二)农民工进城初期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网络的功能包括:提供个人发展的机会,解决日常生活困境,支持个人决策。③社会网络正如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圆心的同心圆,亲属网络为半径最小的圆,向外由朋友、同乡、同事等网络圆依次扩大,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结构。而在这个社会网络关系中,又存在着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中的亲密感要比弱关系强,但弱关系又可以使自己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工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是农民工在生存阶段初步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朋友、家人、亲戚、老乡、打工的同事等同质群体是进城农民工社会交往中的首要群体和强关系,老板、城里人、当地政府干部等异质群体或者制度内关系是他们社会交往中的次要群体和弱关系。不同群体的交往对象及其关系脉络按照关系强弱的差序格局构筑出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其中强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社会支持网。
关于平阳坝村的农民工进城初期的社会支持网络,笔者主要以“您进城初期需要帮助时怎么做”为主要问题展开调查,在被调查的68人中,29人选择找带自己出来打工的亲戚寻求帮助。占调查总人数的42.2%;18人选择找和自己一起出来的老乡或朋友寻求帮助,占26.5%;9人选择找新认识的同事寻求帮助,占13.1%;7人选择找工作单位的老板寻求帮助,占10.3%;给自己家里的人打电话寻求帮助的有2人,占3.4%;也有3人选择不告诉别人,自己一个人挺过去,这类人在总人数中占4.5%。
由此可看出:农民工在进城初期遇到困难时,主要会向自己的初级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寻求帮助,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为外出打工者提供了一个支援体系(研究者称提供帮助者为“保护人”)。当然,这种支援体系不仅仅只是在农民工遇到困难时才起作用,相反它的作用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为初次外出打工者提供食宿,有时还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第二,帮助刚来打工的人尽快适应新环境,并提供种种生活上的支援,如解决购票、坐车等问题;第三,向打工者传授有关的经验、技能,有时甚至提供一些资金,以帮助打工者更好地发展;第四,在各种以外事件与安全方面,社会关系网络也会为其成员提供保护,如同乡之间在生病时互相照顾,在受外人欺负时团结对敌等等。
二、进城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众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转移之前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入城之后主要是在初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这种再建构主要是指通过“情感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获取并支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情感性行动遵循同类互动的原则,主要与农民工原有的社会网相联系,其目的是保持已有的有价值的资源,互动的对象主要为原有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网络或城市中再建构社会网中的与自身同质性较高的社会成员;工具性行动则与此不同,在城市的农民工为了获得另外的或新的资源,应该发出指向不同的或更好的资源拥有者的工具理性行动,它遵循的是异类互动原则。工具性行动将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建立起与自身异质性较高的再建构社会网,这一再建构社会网将使农民工获取更多的资源。④
(一)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再建构途径
进城前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进城前,农民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主要表现为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关系社会网络,以强关系、初级关系、同质性为特点;进城后,农民工在移植、复制乡土社会网络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网络的范围,再构了社会关系网络,向以弱关系、次级关系、异质性为特点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转化。
调查发现,平阳坝村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同样首先会移植、复制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网络,这可能与民工进城的链式迁移有关。当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无法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社会资源时,农民工就会迫切需要再建构城市的社会网。
个案S某,女,2007年高中毕业后经过个体户姐姐的帮忙,到了深圳维也纳酒店做服务员。由于孤身一人前往深圳,人生地不熟,因而住在其姐姐的同学Z家里。但是,同学Z工作繁忙之余还要照顾家庭所以无暇顾及S某。在酒店工作半年后,由于工作比较辛苦而且工资不高,于是她通过工作期间结识的客房部主任余大姐,调到了北京市太平庄花园路维也纳分店。在北京,她又结交了更多的朋友,现在正准备跟朋友合伙创业。
可见,随着外出流动者阅历的增加、社会交往的扩展,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当流动者最初开始其打工生涯时,他主要依赖于流出的亲戚、朋友、熟人、老乡等,但当打工者打工已有一段时间后,就将认识到新的朋友、同事等,这样,他将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在这一网络中工作与生活。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外出流动者在外面干了一段时间后,将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并获得新的机会,而这将大大增加其流动性。⑤在初次流动中,地缘及亲缘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最主要的作用,而在再次流动中,新的业缘关系网络成为实现再流动的重要组织纽带。由于外出者在外出打工生活中结成了新的业缘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系统,一些企业打工者的“跳槽”往往具有连锁性,只要其中的一个人先到了一个新单位,往往就会把原来的同事一个个都介绍过去。⑥
(二)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与作用
通过调查发现,性别差异、年龄差异都会直接影响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未婚流动人口中,男女流动农民工具有不相上下的交往规模,但是对于已婚人口来说,男性的社会网络规模比女性的大而且有更强的实用性,年轻人往往比年长者更容易扩大社会关系网络。在被调查的68个外出务工人员中,20岁至40岁之间的劳动力有41个,约占60.3%,这个被调查的群体在外出务工时结交的朋友明显多于40岁以上的农民工,而且“跳槽”现象在这个群体中更加突出。同时,如果以某个农民工为中心进行社会关系网的再建构,网络内资源的量与社会网的规模是成正比的,规模越大,获取的资源就会越多。
很明显,再建构社会网络的作用是很大的。农民工在城市再建构社会网的过程,就是与他人不断互动的过程,也是积累在城市的资源的过程。农民工这种再建构的社会网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适应城市生活有重大的意义。不进行社会关系网再建构的农民工,只会长期处于原有的初级关系网中,难以整合到城市中去,即使长期呆在城市里,却始终摆脱不了“都市里的村民”的身份。有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的收益往往会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的农民工。另外农民工在城市再建构社会关系网有利于减弱城乡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结语
通过这项调查,笔者认为,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社会网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依靠的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就业信息和社会支持,在获得稳定的工作后,又会以初级关系为核心扩充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即进行社会网络再建构。同时社会网络会对农民工个人、家庭、婚姻等方面产生影响。在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网络都积极地维护和投入。社会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需要不断地维护、投入才得以继续、加强和创造。农民工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地维护和投入的过程也就是他们不断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因此政府和农民工自身都应该加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政府或者相关组织要提供给农民工良好的转移途径和就业渠道,同时,农民工自身还应加强农民工社区之间以及与本地居民区的交流,促使农民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丰富化。
注释:
①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国大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北京].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③朱力.西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④朱国宏.经济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
⑤罗忆源.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青年研究,2003年,第11期.
⑥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The Flow and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Social Network View
——A Case of PingYang village
Song Xiubo
(Guangxi Unicersity For Nationgnalities, Naning530006, China)
Abstact: Migrant workers have been the hot off the press in academic world.Scholars analyse the movement of migrant workers though different anglesThis paper use the social network’s viewing angles,let PingYang village(a place in BaDong County. HuBei province)as an instance,to analyse this issue.Three major aspects of the hot topic have been analyzed, the routes of metastasis of migrant workers,the effects for the rebuild of the social network.At the same time ,give some recommend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to build social networks.
Key Words:social network;migrant workers;flow;constructionof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