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章太炎)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1905年的8277所。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59117所:学生从不足26万人增长到1639641人。
进入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30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21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就在中国新旧更替之际,在东西文化争锋呼应的年代,一大批诞生于私塾、经学教育背景下的学子们,开始了疾风骤雨般的西学之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诞生了一大批学用卓著的近代国学文化大师,他们的名字将更深远的影响着中国文化:王国维、章太炎、康有为、陈寅恪、顾撷刚、鲁迅、郭沫若、胡适、翦伯赞、张君励、熊十力、梁漱溟、赵元任、刘师培、梁启超、林语堂、辜鸿铭、钱穆、冯友兰、马一浮、钱钟书、黄侃、孙诒让、金岳霖、蔡元培、范文澜、唐君毅、张岱年、蒙文通、傅斯年、辜鸿铭、张舜徽、白寿彝、柳诒徵、陈中凡、胡小石、汪辟疆、吴梅、蒋廷黻、余嘉锡、钱基博、陈垣、夏承焘、钱仲联、汤用彤、牟宗三、季羡林、南怀瑾、饶宗颐等,他们用自己微薄而恒定的文化力量,向国人播撒文化希望的种子,中国文化迎来了又一次春秋战国时代。抚今追昔,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一百年时间里,华人世界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大师。当代,大师已去,今无来者。当我们今天呼唤大师的来临时,是否应该认真思考我们的教育土壤,尤其我们的社会环境能否孕育真正的名士、大师、高人呢?是否具有高于生命的学问理想?是否拥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呢?!
1906年9月2日。光绪帝颁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1905年的8277所。迅猛增长到1909年的59117所:学生从不足26万人增长到1639641人。
进入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年1月19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30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社。开始学习日文;21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就在中国新旧更替之际,在东西文化争锋呼应的年代,一大批诞生于私塾、经学教育背景下的学子们,开始了疾风骤雨般的西学之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诞生了一大批学用卓著的近代国学文化大师,他们的名字将更深远的影响着中国文化:王国维、章太炎、康有为、陈寅恪、顾撷刚、鲁迅、郭沫若、胡适、翦伯赞、张君励、熊十力、梁漱溟、赵元任、刘师培、梁启超、林语堂、辜鸿铭、钱穆、冯友兰、马一浮、钱钟书、黄侃、孙诒让、金岳霖、蔡元培、范文澜、唐君毅、张岱年、蒙文通、傅斯年、辜鸿铭、张舜徽、白寿彝、柳诒徵、陈中凡、胡小石、汪辟疆、吴梅、蒋廷黻、余嘉锡、钱基博、陈垣、夏承焘、钱仲联、汤用彤、牟宗三、季羡林、南怀瑾、饶宗颐等,他们用自己微薄而恒定的文化力量,向国人播撒文化希望的种子,中国文化迎来了又一次春秋战国时代。抚今追昔,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一百年时间里,华人世界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大师。当代,大师已去,今无来者。当我们今天呼唤大师的来临时,是否应该认真思考我们的教育土壤,尤其我们的社会环境能否孕育真正的名士、大师、高人呢?是否具有高于生命的学问理想?是否拥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呢?!